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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门捷列夫会成为元素周期表故事中的主角？

《元素的盛宴：元素周期表中的化学探险史与真实故事》，[美]山姆·基恩 著，杨蓓 阳曦 译，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7月版

本生使得元素周期表的

构建工作大大加速

或许可以说，元素周期表的历史就是构建它的众多人物的历史。我们先从历史书中摘出几个名字，比如吉约丹医生，比如查尔斯·庞兹，又或者朱尔斯·莱奥塔尔、艾蒂安·德·希维特。你微笑起来，想着他们会不会真的听见你的呼唤。在元素周期表的先驱中，有一位值得我们奉上特殊的敬意，因为以他命名的灯使得无数异想天开的尝试得以实现，它的意义比实验室里其他任何设备都大。不过有点扫兴的是，严格来说，本生灯并不是德国化学家罗伯特·本生发明的，他只是在19世纪中期改良了设计并推广了它的使用。不过，就算撇开本生灯不谈，罗伯特·本生一辈子打过交道的危险品也够多了。

砷是本生的初恋。虽然33号元素自古以来就声名赫赫（罗马时期就有刺客把砷涂在无花果上），不过在本生之前，几乎没有哪个遵纪守法的化学家对这玩意儿有太深的了解。本生最开始研究的是二甲砷基，这种化学品的名字来源于希腊语的“恶臭”。本生表示，二甲砷基的确很难闻，会让他产生幻觉，“手脚会产生突然的刺痛，甚至会导致眩晕、失去知觉”。他的舌头上“覆盖了一层黑色的舌苔”。或许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不久后他发明了迄今为止对付砷中毒最好的解毒剂，这种化学品是氧化铁的水合物，和铁锈有点关系。它会抓住血液里的砷，将它拽出人体。不过，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一次实验中，装着砷的烧杯不慎发生了爆炸，差点儿把本生的右眼珠子给炸出来，这次爆炸让他后半辈子60年中都只能依靠一只眼睛看东西。

罗伯特·本生（《元素的盛宴：元素周期表中的化学探险史与真实故事》内页插图）

事故之后，本生把砷搁到一边，他的热情转移到了自然界的爆炸上。本生热爱一切从地下喷出来的东西，他花了好几年时间调查研究间歇泉和火山，亲手搜集冒出来的蒸汽和沸腾的液体。他甚至在实验室里造出了老忠实泉的仿品，并由此发现了间歇泉内部的压力如何逐渐增加，最终喷发出来。

19世纪50年代，本生在海德堡大学重回化学领域，不久后就为自己赢得了科学界不朽的声名。他发明了光谱仪，从此以后科学家们就能利用光线来研究元素了。周期表中的每种元素受热时都会产生狭窄锐利的彩色光带，比如说，氢受热后会产生一条红色、一条黄绿色、一条浅蓝色和一条靛蓝色的光带。如果加热某种未知物质，它产生了这样的特定光线，那你就能肯定该物质中含有氢。这是个重大突破，不必煮沸或用酸溶解，就能看清不明化合物的成分，这在科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为了制造第一台光谱仪，本生和一位学生一起，将一片棱镜放进空雪茄盒来分离光线，又从望远镜上取下两个目镜装在盒子上，以便观察盒子内部，就像万花筒一样。当时，限制光谱仪的唯一因素是怎么找到温度够高的火焰来激发元素。所以本生及时地发明了一种设备，正是这种设备让他成了所有曾经熔化过尺子或是点燃过铅笔的人的英雄。他以本地一位技术人员制造的燃气灯为原型，在上面加装了一个阀门来调节氧气流（如果你还记得本生灯底部给你拨来拨去的小旋钮，那就是它了）。改良后，灯的火焰从低效噼啪作响的橘色变成了纯净咝咝作响的蓝色，就像今天你在一个好炉子里能看到的那样。

本生的工作使得元素周期表的构建工作大大加速了。虽然他反对以光谱来归类元素，不过总有比他大胆的科学家。在光谱仪的帮助下，立刻就有新元素被发现了。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光谱仪能够拨开迷雾，发现藏在未知物质中的已知元素。可靠的鉴别手段让化学家们朝着终极目标迈出了一大步，从更深的层面上了解了物质。不过，科学家们不光是要找到新元素，还得把它们编进家谱里。

这里我们就要谈到本生为周期表做出的另一个杰出贡献了——他帮助创建了海德堡的科学王朝。他的学生中，有不少人为周期律的早期工作做出了贡献，其中就有我们要谈到的第二位主角——德米特里·门捷列夫，人们公认是他创造了元素周期表。

门捷列夫成为元素周期表

故事中的主角有许多原因

实话实说，就像本生和本生灯一样，元素周期表也并不是门捷列夫单枪匹马发明的。有6个人分别独立地制出了周期表，而且他们的工作全都基于前辈化学家提到过的“化学亲和力”。门捷列夫最初的想法很粗糙，他试图找到一种方法，将元素分成有相似性的小组，并找到某种科学规律，将这些小组纳入一个周期体系，有点像是荷马将毫无联系的希腊神话串到一起，写出了《奥德赛》。和其他领域一样，科学界也需要英雄，门捷列夫成为元素周期表故事中的主角，有许多原因。

德米特里·门捷列夫

比如说，他的一生中充满悲剧。门捷列夫生于西伯利亚，家中共有14个孩子，他是最小的一个。1847年，门捷列夫13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了。为了生计，他的母亲接过了本地的玻璃工厂，管着手下的男人干活，这在当时可是十分大胆的。后来工厂因火灾而烧毁，母亲的希望就全落到了头脑敏锐的小儿子身上。她带着门捷列夫，乘坐马车，翻过白雪皑皑的乌拉尔山脉，穿越荒原峭壁，匆匆赶到了1200英里（约1931千米）外的莫斯科，希望把孩子送进一所精英大学——可是这所大学拒绝了门捷列夫，因为他不是本地人。这位顽强的母亲带着儿子又坐上了马车，跑了400英里（约644千米），匆匆赶到了圣彼得堡，这里有门捷列夫亡父的母校。门捷列夫刚刚登记入学，母亲就去世了。

事实证明，门捷列夫是个才华横溢的学生。毕业后，他在巴黎和海德堡继续学习，在海德堡，他短暂地得到过名宿本生的指导（他们俩关系不太好，部分是因为门捷列夫脾气古怪，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本生臭名昭著的实验室里嘈杂且充满难闻的烟雾。）19世纪60年代，门捷列夫回到圣彼得堡，得到了一个教授的职位，他开始思考元素的本质，这样的思考最终促成了1869年元素周期表的诞生。

1869 年，门捷列夫首次发表的元素周期表（左）及其手稿，他将元素按原子量排列，揭示了元素的周期表规律（《元素的盛宴：元素周期表中的化学探险史与真实故事》内页插图）

当时，许多人都在冥思苦想如何归类、组织元素，甚至已经有人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还不完善，他们使用的方法和门捷列夫一样。1865年，英国一位30岁左右的化学家向化学学会介绍了自己的周期表雏形，他的名字叫约翰·纽兰兹。不过一个修辞上的失误毁了他。当时人们还不知道高贵气体（从氦到氡的那列），所以纽兰兹的周期表最上面几行每行只有7种元素，他异想天开地把这7列比作音阶中的“哆、来、咪、发、嗦、啦、西”。不幸的是，伦敦化学学会不够异想天开，所以他们把纽兰兹的“点唱机化学”奚落了一番。

为赶上教科书出版商的交稿期

匆匆拼出第一份周期表

另一位竞争者给门捷列夫带来的威胁就大得多了。尤利乌斯·洛塔尔·迈耶尔是德国人，长着一脸粗犷的白胡子，黑发油光水滑。迈耶尔也曾在海德堡师从本生，手里有正经的专业证书。此外，他还曾发现过血液中的红细胞会将氧气捆绑在血红蛋白上来运输。实际上，迈耶尔与门捷列夫公布周期表的时间几乎相同。1882年，他们两人因共同发现“周期律”而分享了戴维奖，这个奖很有含金量，几乎相当于后来的诺贝尔奖。（戴维奖是英国的，不过英国人纽兰兹却被这个奖项拒之门外，直到1887年他才争取到了自己的戴维奖章。）

此后，迈耶尔又做出了很大贡献，声名蒸蒸日上——在他的帮助下，不少当初不被认可的激进理论，后来得以被大众接受——而门捷列夫却越发古怪，他居然拒绝相信原子的存在。（要是他活得更久一些，肯定也会拒绝相信其他看不见的东西，比如电子和辐射。）如果在1880年左右把这两个人拿出来比较，看看谁是更伟大的理论化学家，你很可能会选择迈耶尔。那么，是什么让门捷列夫从同样发现了元素周期表的6位化学家中脱颖而出，获得了更高的历史地位呢？

首先，门捷列夫对元素本质特性的理解更为深刻，同时代的许多化学家甚至根本没有这个意识。许多人认为某种化合物，比如氧化汞（一种橘色固体）里“包含”着气态的氧和液态金属汞，而门捷列夫却不这么想。恰恰相反，他认为只是组成氧化汞的两种元素的单体形式恰好是气体和金属而已。不变的是每种元素的原子量，门捷列夫认为这是元素的本质特征，这和现代的观点非常接近。

其次，有许多人浅尝辄止地尝试过把元素排成行列，但门捷列夫却在实验室里花费了整整一生，元素摸起来、闻起来是什么样，会如何反应，他的了解比别人深刻得多。尤其是金属，这些元素性质模糊，很难放到周期表中合适的位置上。有了这样深刻的了解，门捷列夫才能把已知的全部62种元素都编进他的行行列列里。他还着魔般地修订周期表，甚至曾经把元素名字写在卡片上，在自己办公室里玩某种化学单人纸牌游戏。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门捷列夫和迈耶尔的周期表中都留有空白，因为没有哪种已知元素填得进去。

不过门捷列夫可没有迈耶尔那么保守，他大胆预测会出现新的元素。“使劲儿找啊，你们这些化学家、地质学家。”他像是在嘲讽，“一定会找到的。”分析每一列最下方的已知元素的特性，门捷列夫甚至预测过隐藏元素的密度和原子量，预言实现时，全世界都为他倾倒。此外，19世纪9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了高贵气体，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通过了这次决定性的考验，它只增加了一列，就轻而易举地将这些元素纳入了系统。（最初门捷列夫否认高贵气体的存在，不过那时候周期表已经不光是他一个人的了。）

然后就是门捷列夫鲜明的个性了。和同时代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为了还赌债，他3周内就写出了一整本小说《赌徒》——门捷列夫也曾为了赶上教科书出版商的交稿期，匆匆拼出了第一份周期表。当时，他已经写完了整本教科书的第一卷，那是一本厚达500页的巨著，可是他才讲了8种元素。拖延了6个星期以后，门捷列夫突发奇想，觉得要介绍元素的信息，最简约的方法是画一张表格。他激动地推掉了给当地奶酪工厂做化学顾问的兼职，着手编写这份表格。教科书出版时，门捷列夫不但预测硅和硼的下方会出现性质相似的新元素来填充表里的空白，他还给这些新元素起了临时的名字。虽然他找了一种神秘的外语来为新元素命名，不过这并未损害他的名誉（一切还不确定的时候，人们总喜欢相信权威），他用借用一个梵文词（eka）来表示“超越”之意，分别把这些元素叫作类硅（eka-silicon）、类硼（eka-boron）等。

几年后，门捷列夫已经非常出名了，他和妻子离了婚，又想再娶一个。虽然保守的本地教堂告诉他必须得等7年，不过他贿赂了一位牧师，顺利举行了婚礼。从技术上说，他犯了重婚罪，可没人敢逮捕他。当地有个官员向沙皇抱怨此案中的双重标准——为门捷列夫主持婚礼的牧师被剥夺了圣职，沙皇一本正经地回答：“我允许门捷列夫拥有两位妻子，因为我只有一个门捷列夫。”不过，沙皇的忍耐也是有限的。1890年，因为同情主张暴力的左倾学生组织，自居无政府主义者的门捷列夫被剥夺职位赶出了大学。

继本生灯之后

镓成了化学界恶作剧的重要道具

很容易看出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为什么会倾慕门捷列夫的传奇人生。当然，如果他当时没有制出元素周期表，今天的人们就不会记得他的生平。总的来说，门捷列夫的工作就像是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他们都不是一个人做完了全部工作，但他们却做出了最大的贡献，而且比其他人做得更为精美。他们洞见了自己研究方向的前景，并以大量证据夯实了自己的发现。和达尔文一样，门捷列夫也因研究工作得罪了不少人。为自己没见过的元素命名的确有点独断专横，这激怒了罗伯特·本生的嫡传弟子——他发现了“类铝”，所以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荣誉和命名权都该属于自己，而不是那个偏激的俄国佬。

类铝（现在叫镓）的发现带来了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推动了科学的进步——理论带给人们观察世界的框架，但最简单的实验也可能推翻最优美的理论。发现镓的实验化学家与理论化学家门捷列夫舌战一番后，找到了自己的答案。1838年，保罗·埃米尔·弗朗索瓦·勒科克·德·布瓦博德兰出生在法国干邑地区的一个酿酒之家。他长得英俊潇洒，一头鬈发，胡须卷曲，喜欢戴时髦的领结。成年后，他搬到巴黎，操作本生的光谱仪。后来，他成了世界上最棒的光谱仪大师。

1875年，勒科克·德·布瓦博德兰从矿物中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色带，凭着丰富的经验，他立刻准确地推断这是一种新元素。他将这种元素命名为镓（gallium），这个名字来自拉丁语，意思是法国（高卢，Gallia）。（阴谋论者指责他其实是偷偷地用自己的名字给元素命名，因为勒科克的意思是公鸡，在拉丁语中拼作gallus。）勒科克想抓住这份荣耀好好品味，所以他着手提纯一份镓样品。

花了好几年时间，1878年，这位法国人终于得到了一块又好又纯的镓。镓在室温下呈固态，但它的熔点还不到30℃，这意味着如果你把它握在掌心里（人类体温约为36.7℃），它就会熔化成厚厚的糊状液体，就像水银一样。像这样能让你摸到却不会把手指头烧焦的液态金属可不多。所以，继本生灯之后，镓成了化学界恶作剧的重要道具。其中一个流行的恶作剧是用镓来做汤勺，因为它看起来很像铝，却又很容易化掉。把镓勺和茶一起送到客人桌上，然后你就可以好好看戏了，客人看见格雷伯爵茶“吃掉”了茶具，一定会吓一跳。

勒科克在科学期刊上公布了自己的发现，理所当然地为自己发现了这种多变的金属而自豪。1869年门捷列夫制出元素周期表以来，这是人们发现的第一种新元素。理论化学家门捷列夫读到了勒科克的发现，就企图横插一脚，他宣称勒科克之所以能发现镓，是因为他先预言了类铝。勒科克干脆利落地回答：“不，我做的才是实际的工作。”门捷列夫表示反对，德国佬和俄国佬在科学期刊上唇枪舌剑，就像连载小说里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章节中各自独白。勒科克被门捷列夫的喋喋不休激怒了，他宣称有一位法国无名氏早在门捷列夫之前就制出了元素周期表，俄国佬不过是剽窃了别人的创造——这在科学界是很重的罪名，仅次于伪造数据。（门捷列夫从来不乐意分享荣誉，相比之下，19世纪70年代，迈耶尔却在自己的作品中引用过门捷列夫的周期表，在后世的人们眼中看来，就像迈耶尔不过是步了门捷列夫的后尘。）

门捷列夫仔细检查了勒科克关于镓的数据，然后毫无根据地告诉那位实验化学家，他的测量一定有问题，因为镓的密度和质量与门捷列夫的预测不一样。这样的傲慢简直让人目瞪口呆，不过正如科学界的哲人兼历史学家埃里克·思科瑞（Eric Scerri）所说，门捷列夫总是“企图扭曲事物的本性，使之适合自己伟大的哲学框架”。不过门捷列夫也不光会搞破坏，在这件事上他是正确的：不久后勒科克收回了原来的数据，重新发表的实验结果与门捷列夫的预测吻合。

还是思科瑞说的，“科学界震惊地发现，理论化学家门捷列夫竟然比亲手发现新元素的化学家更了解这种元素的特性”。一位文学老师曾教过我什么能成就一个好故事——元素周期表的制定就是一个好故事——故事的高潮“出人意料但合情合理”。我猜测，门捷列夫发现周期表的伟大框架时一定非常震惊——但同时也相信它一定是正确的，因为这张表格如此简洁优美。难怪他有时候会因自己感受到的力量而有点忘乎所以。

先放下门捷列夫在科学上的“霸气”不提，这场争辩真正的核心是理论和实验谁主谁从。是理论为勒科克带来了灵感，让他发现了新东西，还是说实验提供的是切实的证据，门捷列夫的理论不过恰好吻合了实验数据？在勒科克为周期表中的镓找到证据之前，门捷列夫还不如预言火星上有奶酪。那么法国佬就得再次撤回数据，重新发布吻合门捷列夫预言的新结果。尽管勒科克宣称自己从未见过门捷列夫的表格，但他仍可能从别人那里听说过周期表的内容，又或者是整个科学界都在谈论周期表，间接启发了科学家留意新的元素。正如天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所说，“理论决定了我们能观察到什么”。

伯特格尔和契恩豪斯发现了

中国瓷器的秘密

归根结底，要厘清理论和实验谁先谁后，谁为推动科学发展做出的贡献更大，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考虑到门捷列夫也作出过不少错误的预测。他真该庆幸是勒科克这样优秀的科学家先发现了类铝。如果有人揪住了他的小辫子——门捷列夫说过氢之前还有许多元素，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日晕中有一种叫作“coronium”的特殊元素——那俄国佬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不过正如人们原谅古代占星家那些错误甚至自相矛盾的观测，只记得他们准确预测到了一颗闪亮的彗星，大众也倾向于只记住门捷列夫成功的预测。

此外，将历史化繁为简的过程中，人们总倾向于给门捷列夫和迈耶尔这样的人物过高的评价。他们的确搭建了元素周期表的初步框架，使元素得以各居其位，但截止到1869年，所有元素中只有三分之二被发现了，而且接下来的许多年里，就算是最好的周期表里也有某些元素被放在错误的位置上。

工作的重担压在门捷列夫肩上，他根本无法写出一本现代的教科书来，尤其是考虑到那堆乱七八糟的镧系元素（现在我们把这些元素单独放在周期表下方）。镧系元素从57号元素镧开始，它们到底应该放在周期表里的哪个位置，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仍深深折磨着化学家。埋藏起来的电子使得镧系元素喜欢挤到一块儿，这给研究者带来了额外的困难，要把它们分离开来，简直就像是解开野葛或常春藤纠缠的藤蔓一样。在镧系元素面前，光谱分析也不太好使，因为哪怕科学家探测到了几十种新色带，他们也不知道这到底代表着多少种新元素。就连最敢于预测的门捷列夫也觉得镧系元素太麻烦了，难以揣摩。

1869年，人们知道的就只有镧系元素中的老二——铈。不过门捷列夫并没有预测“类铈”什么的，而是老实承认了自己的无奈。在他的表格里，铈后面只留下了一行行丧气的空白。后来在将新的镧系元素填进周期表的时候，他经常搞错这些元素的位置，部分是因为许多“新”元素其实是几种已知元素的混合物。似乎铈就是门捷列夫所知的世界的边界，就像直布罗陀是古代水手的边界一样，一旦越过这条界限，他们就得冒着掉进漩涡或是从地球边缘冲下去的风险。

事实上，门捷列夫只需从圣彼得堡往西走上几百英里，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个村子在瑞典，离铈的发现地很近，村名很滑稽，叫于特比（Ytterby）。如果门捷列夫来到这里，就会和一种难以归类的制瓷矿物不期而遇。

1701年，一个名叫约翰·弗莱德里奇·伯特格尔（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的年轻人骗来了一群人，在他们面前欣喜若狂地掏出两枚银币，准备给他们变个魔术。他手舞足蹈，给银币施了点儿化学巫术，银币“消失了”，一枚金币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当地人从没见过比这更有说服力的炼金术，伯特格尔觉得自己一定会声名鹊起——不幸的是，他的确声名鹊起了。

关于伯特格尔的流言终于传到了波兰国王、号称“强力王”的奥古斯特二世的耳朵里。国王逮捕了这位年轻的炼金术士，把他关进了城堡里，让他替王国生产金子，听起来有点像是童话里的故事。显而易见，伯特格尔没法满足国王的要求，几次徒劳无功后，这位人畜无害的小骗子发现自己快要被送上绞刑架了。为了挽救自己可怜的脖子，伯特格尔恳求国王宽恕自己。他表示，虽然他不会炼金，却懂得如何制造瓷器。

在当时，这样的宣言简直是天方夜谭。自从13世纪末期马可·波罗从中国回来以后，欧洲贵族就迷上了洁白的中国瓷器，它们如此坚固，指甲刮蹭都不会留下划痕，可是与此同时，它又呈现半透明的奇妙光泽，就像蛋壳一样。帝国的兴衰竟能从他们所用的茶具来判断，还有不少关于瓷器拥有神奇力量的传言。有传言说，用瓷质的杯子喝水就不可能中毒；还有传言说，中国的瓷器多得吓人，中国人用瓷器砌成了一座9层的高塔（这个传言是真的）。几个世纪以来，实力雄厚的欧洲人一直在资助瓷器研究，比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可最终他们只做出了低劣的仿制品。

伯特格尔很走运，奥古斯特国王手下有个瓷器高手，他的名字叫埃伦弗里德·瓦尔特·冯·契恩豪斯（Ehrenfried Walter von Tschirnhaus）。契恩豪斯此前的工作是对全波兰的土壤进行取样，寻找合适的地点挖掘宝石矿，为王室提供宝石，他刚刚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炉子，能够达到约1648℃的高温。利用这个炉子，他能将瓷器熔化，分析它的成分。

国王把聪明的伯特格尔派给了契恩豪斯当助手，研究工作从此一日千里。这对搭档发现，中国瓷器的秘诀是一种名叫高岭土的白色黏土和一种长石，在高温下，二者会熔合成玻璃质。他们还发现了同样重要的另一件事情：和大多数陶器不同，瓷器的釉面和黏土必须同时烧制，而不是分步进行。高温下釉质和黏土互相熔合，正是这个步骤赋予了瓷器透亮的外表和坚韧的内在。两人完善了整个工序，然后放心地回到宫廷向国王汇报。奥古斯特慷慨地赏赐了这对搭档，他梦想着瓷器会让他立刻成为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君主，至少在社交上最有影响力。既然取得了这么大的突破，伯特格尔觉得自己一定会得回自由。可不幸的是，国王觉得他现在太有价值了，不能放走，所以反倒把他看得更紧了。

在于特比发现了门捷列夫表格里

空缺的镧系元素

不可避免地，瓷器的秘密泄露了出去，伯特格尔和契恩豪斯的秘方传遍了整个欧洲。既然有了基础的化学理论，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手工匠人即兴发挥，又对工序进行了改良。不久后，人们一旦发现长石马上就地开采，哪怕冰天雪地的斯堪的纳维亚也不例外。在这里，人们更喜欢用瓷质的炉子，因为比起铁炉来，瓷质的炉子能达到更高的温度，保温时间也更长。为了满足欧洲蓬勃发展的制瓷业的需求，1780年，在离斯德哥尔摩十多英里外的于特比岛上，一个长石矿动工了。

伯特格尔和契恩豪斯方法烧制的瓷器，约1720 年（《元素的盛宴：元素周期表中的化学探险史与真实故事》内页插图）

于特比的意思是“偏僻的村落”，它看起来就是个典型的瑞典海滨村庄，水面上矗立着红顶的房屋，屋子都有大大的白色百叶窗，宽阔的院子里种着许多枞树。人们乘着渡船在群岛间往返，街道都以矿物和元素的名字命名。

于特比矿场位于岛屿东南角，就像是用勺子把山顶挖去了一块，这里为制瓷业和其他产业提供了优质的矿石。对于科学家来说更有趣的是，这里的矿石能制出富有异国情调的颜料，还能用来给瓷器上釉。

今天，我们知道明亮的色彩是镧系元素的馈赠，由于某些地质原因，于特比的矿脉里富含镧系元素。地壳中的稀土元素原本是均匀分布的，就像是有人把整个调料架上的佐料倒进一个碗里，又搅拌了一番。不过金属元素喜欢成群结队地行动，镧系元素尤其如此，所以随着地壳内部熔化的泥土的搅动，它们聚到了一块儿。最后，镧系元素矿脉恰好出现在瑞典附近——当然实际上是地底。斯堪的纳维亚附近有一条断层，在遥远的过去，板块运动将富含镧系元素的岩石从地底深处刨了出来，这个过程中本生钟爱的热液喷发也帮了一把手。最后一次冰河期中，广袤的斯堪的纳维亚冰川刮去了大陆表层，最终使于特比附近富含镧系元素的岩石暴露出来，人们轻而易举就能开采。

就算合适的经济条件使得在于特比采矿有利可图，优越的地理条件也使采矿在科学上颇有价值，不过要真正发掘出这个地方的财富，还需要合适的社会环境。17世纪晚期，斯堪的纳维亚刚刚走出维京时代，当地的大学甚至还大规模举行猎巫活动，跟他们相比，塞勒姆审巫案 简直不值一提。不过到了18世纪，瑞典从政治上征服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瑞典启蒙运动又从文化上侵入了这片土地，斯堪的纳维亚人投入了理性主义的怀抱，伟大的科学家开始纷纷涌现。相对于这里的人口基数而言，比例简直高得吓人。其中一位就是生于1760年的化学家约翰·加多林（Johan Gadolin），他的家族中有好几位富有科学头脑的学者（约翰·加多林的父亲是一位物理学兼神学教授，他的祖父更加不可思议，老爷子居然身兼物理教授和主教二职）。

年轻时代，加多林走遍了欧洲大陆——也包括英国，在英国，他参观了瓷器制造商约书亚·韦奇伍德的黏土矿，还为他们提供过帮助——后来他在图尔库定居下来。图尔库这个地方现在属于芬兰，毗邻波罗的海，与斯德哥尔摩隔海相望。在图尔库，加多林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地球化学家。业余的地质学家开始从于特比寄给他一些不同寻常的岩石，征求他的意见。加多林发表的文章渐渐引起了科学界的重视，人们开始注意到于特比这个小小的采石场。

7 种元素发现地——于特比（《元素的盛宴：元素周期表中的化学探险史与真实故事》内页插图）

虽然加多林手中没有合适的化学工具（也没有相应理论）来把14种镧系元素全部鉴别出来，但他仍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把寻找新元素当成一种消遣，甚至可以算是种嗜好。等到门捷列夫已近迟暮，那时的化学家们有了更好的工具。他们回头去重温加多林对于特比岩石的研究，新元素就像硬币一样哗啦啦掉了出来。

为了纪念这些元素的故乡，加多林把即将出现的新元素命名为“yttria”。在他的带领下，化学家们开始在周期表上为于特比树起丰碑。包括镱（ytterbium）、钇（yttrium）、铽（terbium）、铒（erbium）共有7种元素可以追根溯源到于特比（Ytterby），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多。趁着字母表里的字母还没用完（rbium这种名字感觉可不怎么对劲），化学家们也给另外3种新元素找到了名字：钬（holmium），采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的后半部分音节；铥（thulium），神话里斯堪的纳维亚的名字；在勒科克的坚持下，加多林（Gadolin）的名字也登上了周期表，属于他的元素是钆（gadolinium）。

总体来说，在于特比发现的7种元素中，有6种是门捷列夫表格里空缺的镧系元素。如果门捷列夫再往西走一小步，穿过芬兰湾与波罗的海，来到这座元素周期表上的科隆群岛，那么他也许就能亲手修订元素周期表，补充铈后面的所有空白，我们看到的历史也就大大不同了。

本文节选自《元素的盛宴：元素周期表中的化学探险史与真实故事》，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美]山姆·基恩

摘编/安也

编辑/何安安

校对/赵琳

小鸟看看Pico Neo 2 VR一体机评测：买了，就不会吃灰的VR产品

早在今年年初的CES 2020会展上，小鸟看看公司正式发布了Pico Neo 2 VR一体机，这是小鸟看看公司2020年度的旗舰级VR一体机，该产品发布之后曾获得众多海外媒体的高度认可，还荣获了CES 2020创新产品奖。

在国内市场，Pico Neo 2 VR一体机已经于3 月 16 号开启了预售，到手价4299元，送VR《半条命》游戏等礼包。

IT之家已经拿到了这款产品，现在为大家带来一手的评测体验。

Pico Neo 2具体参数如下

计算平台：高通骁龙845移动平台

屏幕：4K，3840*2160，刷新率75Hz

PPI：818，5.5 inch * 1 VR TFT屏幕

FOV: 101°

存储：128GB ROM/ 4GB RAM，最大可扩展256GB

PC兼容性：无线串流，兼容Steam生态

重量：340g（不含绑带）

电池容量：4500mAh, 可支持2.5 - 3小时的游戏/视频体验

交互：第三代inside-out 6DoF头部追踪 保护系统；双手360°无盲区手柄追踪

第一部分：外观设计和佩戴体验

Pico Neo 2 VR一体机的包装盒硕大，随机附送的配件包括一分二Type-C数据线、普通 Type-C数据线、两枚电源适配器、眼镜布、说明书、两个体感手柄。

在造型设计上，Pico Neo 2 VR一体机整体和前代相比变化不大，依旧是简约的设计语言，配色多以白、灰为主。

机身正前面，拥有两枚环境摄像头，借助于这两枚鱼眼摄像头，当用户刚开始佩戴的时候，会及时显示真实环境，产生一种类似MR的效果，可根据房间地面的实际情况自定义安全区。

机身顶部位置，有一枚电源键，电源键的右侧则是电量指示灯和Type-C的充电接口，当然，你也可以借助这枚Type-C接口，实现和电脑之间的数据传输等。

机身正面上中央位置，是长条状散热孔。

机身底部，从左到右依次是电源加减键、SD卡槽、3.5mm耳机孔。

机身右侧，还有三枚物理按键，从上到下分别是返回键、确认键和Home键。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手感上区分三枚按键，Pico Neo 2还为这三枚按键做了不同的纹理效果，每一个按键的按压手感都是不同的，方便用户在佩戴Pico Neo 2的时候进行操作。

在产品两侧绑带的内侧，还有两枚扬声器，当你佩戴Pico Neo 2 的时候，两枚扬声器正好在你的太阳穴附近，即使是开启小音量也会产生不错的沉浸效果。

Pico Neo 2的整机重量为340g（不含绑带），重量控制还不错，相当于现如今1.5台5G智能手机的重量。得益于采用了前置HMD和后置电池的力学分担设计，同时借助于头顶的弹性绑带，佩戴Pico Neo 2的时候前后重量更合理，面部也不会有太大的压迫感。

Pico Neo 2头顶的弹性绑带支持三段可调，两侧的侧绑带可实现90°旋转，方便佩戴眼镜的用户体验。Pico Neo 2的尾部区域是电池盒（内置4500mAh电池），最后面是旋转按钮，有趣的是，当你通过旋转按钮调节松紧的时候，会产生机械感十足的咯吱咯吱声音，非常有意思。

补充一句，Pico Neo 2的电池仓还有一个3.5mm供电接口，支持最高10W充电。

另外，Pico Neo 2的后头垫、贴脸泡棉、顶部绑带都是可更换的，这一点在设计上非常贴心。

在体验Pico Neo 2 VR之前，笔者也曾体验过其他品牌的VR设备，这些VR给笔者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对戴眼镜的人士太不友好了，有些VR产品眼罩太小，佩戴VR必须要摘掉眼镜，可是摘掉眼镜又看不清VR里显示的内容。要不就是VR的眼罩紧紧压着眼镜，眼眶始终有种压迫感，佩戴一会就难受的要命。

举一个生动的例子——就像是戴着眼镜然后去3D影院看电影，近视镜外面还套着一层3D镜片，你需要透过两块重叠的镜片，观看荧幕上的内容，视觉观感上始终不舒适，并且耳朵和鼻梁位置也是非常的不舒适。

Pico Neo 2 的佩戴体验出乎笔者的意料，首先，Pico Neo 2与脸接触的区域，采用了可拆卸可清洗的超纤布质泡棉，手感柔软舒适，材质也是非常的透气，笔者体验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直接接触到泡棉的眼眶位置也没有出现汗渍。

其次，Pico Neo 2眼罩的内部空间非常宽阔，会把你的眼镜完整套住，而不会出现眼镜卡在眼罩上的尴尬问题，佩戴也面部无压迫。

当然，笔者认为，作为一款旗舰产品，Pico Neo 2不支持物理近视调节多少有些遗憾，希望下一代能加入物理近视调节功能，让体验者直接摘掉眼镜，获得更自由和无负担的佩戴体验。

Pico Neo 2配备了菲涅尔、101°视场角的光学镜片，搭载了屏幕分辨率为4K（3840x2160），818PPI、拥有75Hz快速响应的LCD显示屏。

高分辨率意味着更清晰和细腻的画质，在实际体验中，仔细观察的话还是能感受到丁点的像素颗粒感，不过相较于2K分辨率的VR设备而言，Pico Neo 2的表现已经非常出色。

在核心配置方面，Pico Neo 2搭载了骁龙845处理器，4G 128G内存，支持Micro SD卡最大256G扩展。在市面上所有的VR一体机产品中，Pico Neo 2的配置属于第一梯队。对于VR产品而言，在日常体验中，骁龙845的性能也是足够使用。

Pico Neo 2的体感手柄也经过全新设计，由上代的触控板设计改为了遥感设计，支持 X/Y 键和 A/B 键，内置1.2G 振动量的线性马达，当你玩一些VR游戏的时候，手柄会同步震动，或许是习惯了Xbox手柄的震感，Pico Neo 2手柄的震动频率很快，但震感偏弱，跟手机搭载的线性马达震感接近一些。

Pico Neo 2的体感手柄的按键也是更丰富了，包括返回键、Home键、扳机键、侧按键等等。不过需要吐槽一点，或许是为了避免误触，手柄的侧按键采用了硅胶材质，按压的段落感并不是特别明显。IT之家向Pico官方反馈得知，IT之家收到的手柄是早期工程机手柄，这一问题已经在后期量产机中进行了改善。

手柄2600mAh 电池容量，官方表示充电 2 小时工作 8 小时，同时底部带有TYPE-C 充电接口。

第二部分：佩戴以及内容体验

首次佩戴Pico Neo 2的时候，你需要设定安全边界，官方给出了两种选择，包括原地使用安全边界和自定义安全边界。

你可以通过手柄贴合地面并点击扳机键创建安全边界。当你走出设定的安全边界时，广角摄像头会被系统激活，这时候你的VR头显会切换至现实画面，提醒玩家周围的安全情况。

当你离开安全边界后，系统会给与提醒。

需要注意两点，VR内显示的现实画面是黑白的，其次，画面有一定的延迟，因此玩家如果想从房间A走到房间B，还是摘掉头显吧！

绿色光圈内，即安全界限。

Pico Neo 2搭载了Pico UI4.0 系统，该系统基于Android 8.1 深度定制，系统界面和交互逻辑非常简单明了，进入主界面之后，映入你眼前的有应用商店、游戏串流助手、文件管理、视频应用合集、预装VR应用等等。

主界面的背景则是充满未来科技感的房间内部，底下的是木质地板，远处的则是蓝天和高山，又或者是一望无际的太空，在屏幕的最左侧，还有一棵长了白色叶子的树。

屏幕的右侧则是漂浮在空中的壁纸，通过手柄，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壁纸，更换主界面的背景图。

当你把手柄放到眼前，屏幕上也会出现虚拟的手柄，并且标示着每一枚按键的名称和功能。

Pico Neo 2最大亮点，是采用了Inside-Out 6DoF头部及双手柄定位追踪技术，支持双手360°无盲区手柄追踪。从3DoF升级到6DoF，在体验上这是质的飞跃。

当你使用3Dof的VR设备时，你能做的仅仅是通过转动头部去看、去观察你眼前的虚拟场景，换句话说，此时此刻移动的是场景，并不是你本身，而你更像是一个旁观者。

升级到6DoF之后，你更像是场景中真实存在的、可以移动的人，可以实现与虚拟场景的交互，比如躲避子弹、跳跃障碍，又或者是在虚拟电影院里走动等等，从而达到一个更好的沉浸效果。

Pico Neo 2加入了inside-out 头&手 6DoF追踪，可以说是弥补了国内同类产品在6DoF领域的空白。

按照官方的说法，Pico应用商店中将会有20款左右来自国内外的高品质6DoF VR游戏供玩家挑选，并且未来会保持每月4-6款优质6DoF VR游戏的上新速度。

这些优秀的6DoF VR游戏包括《Oh shape》、《愤怒的小鸟》VR版、《Bait！》、《Drunkn Bar Fight》、《STUMPER》等等。

游戏有收费的也有免费的，收费的价格大多在十几元到几十元左右，可通过支付宝或者是P币支付。

这里主要以免费游戏体验为主。

《愤怒的小鸟》VR版（正确名称为《Angry Birds VR: Isle of Pigs》）玩法与手机版一致，都是通过弹弓弹射小鸟来撞击猪搭建的建筑物。

不同的是，在手机版的《愤怒的小鸟》游戏中，玩家是以上帝视角体验，简单的理解就是平面的。而在《愤怒的小鸟》VR版中，你则化身成了弹射弹弓的人，角色和建筑都变成了3D立体，在游戏中你可以戴着VR一体机在游戏中迈开脚步四处观察，通过左右手柄扣下trigger键拉动弹弓带，松手进行射击。

Neo 2的手柄采用了电磁技术，无盲区定位，不怕遮挡，有着非常高的精准性与稳定度，在IT之家10分钟左右的游戏体验中，没有出现过任何错位、又或者是手柄失灵的问题。

《Drunkn Bar Fight》也是一款非常有趣的打斗类游戏，在游戏内，你可以通过手柄控制器模拟拳击动作随意攻击周围的其他人，手柄的震感反馈迅速而及时，同时挥动拳头的声音和受害者被击打的声音非常饱满，不过受限于VR一体机本身的性能及定位，《Drunkn Bar Fight》游戏内的人物建模多少有点复古的味道。

《Bait！》是一款模拟垂钓类游戏，在游戏内手柄将化身成鱼竿，你可以尽情的钓鱼，还可以选择不同的垂钓地点等等。

《STUMPER》是一款节奏音游类游戏，玩家需要在两个光盾的帮助下根据节奏打击向你飞来的对应颜色的水晶。当飞来的水晶不断击打到光盾的时候，手柄会产生连续的震感。

此外还有诸如《Sairento VR : Untethered》、《Ninja Legends》等优秀游戏，因为时间原因，IT之家这里就不一一体验了。

总而言之，得益于6DoF的加持，Pico Neo 2具备了更高的耐玩性，让VR眼镜的使用体验从被动，升级到了主动，玩家也有了更多施展拳脚的空间，比如——通过SteamVR串流玩 PC级的VR游戏大作。

简单理解的话，SteamVR串流有点类似“云游戏”的理念，将Steam的VR游戏，以串流的方式同步到Pico Neo 2一体机内，实现游玩PCVR级别的游戏。

比如Steam平台刚刚上架的V 社（Valve） VR 新作《半条命：Alyx》，就可以通过SteamVR串流实现在Pico Neo 2上游玩。

不过需要注意一点，SteamVR串流对Pico Neo 2的性能要求不高，但前提是你必须要有一台高性能的台式机和稳定的5G WiFi，Pico官方的建议配置为GTX980Ti显卡，VR一体机和电脑必须处于同一5G WiFi网络下。

除了SteamVR串流，Pico Neo 2还支持手机、电脑投屏以及VR的反向投屏功能，比如将手机的适配投影到VR内，或者是VR显示的内容实时同步到电视上等等，时间原因，这一部分就不细细体验了。

要吐槽一点，或许是工程机的原因，Pico Neo 2的系统优化还不到位，在IT之家的VR体验中，特别是当打开部分应用、或者是切换至主页的时候，系统经常会出现“Loading”响应等待。

等待时间不长，大多在1-2秒钟左右，让笔者想起了WP8时代的“正在恢复”，这并不算大问题，但非常令人抓狂，确实给整个流畅的体验严重拖了后腿，希望官方后期通过版本更新修复这个问题。

Pico Neo 2内置了4500mAh的电池，纯游戏续航大约在2.5小时左右，与其他6DoF设备相比，这个表现属于中高水平。如果期间你有频繁的录屏或者是截图，续航时间还会略微缩减一些。

实际上对于VR产品来说，长续航并不算太大的需求点，毕竟绝大部分玩家佩戴VR玩游戏的时间都不会太长，反正笔者佩戴大约30分钟左右就会摘下来休息一会，长时间处于VR环境中，多少会产生点眩晕感。

Pico Neo 2内置的视频应用，包括爱奇艺VR、腾讯视频、斗鱼直播、抖音短视频、哔哩哔哩、电视家等等。

在VR眼镜内体验这些应用，就好像是你置身于漆黑的电影院内，而你面前硕大的曲面荧幕正在播放这些内容，沉浸感非常强。

不过需要注意一点，因为抖音短视频等应用的视频源本身分辨率参差不齐，因此特别是当你观看某些分辨率不高、低画质的抖音短片时，可以说是满眼的马赛克感，不过无论如何，在VR里看抖音，沉浸感还是非常强烈的。

抖音▲

腾讯视频▲

在VR眼镜里的B站应用看IT之家视频▲

笔者在这里更推荐去看一些2K、4K影视视频，强烈推荐通过腾讯视频和bilibili应用观看高品质的视频，可以模拟影院IMAX级别的巨幕画幅。（有多美妙你们自己去体会吧~）

更多4K VR视频/应用截图：

VR版协奏

VR版凤凰传奇演唱会

VR观看舞蹈

VR看切尔诺贝利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诸如“在线影院”等VR应用内置的4K VR视频源（注意是4K VR视频），时间大多都在10分钟以内，均以尝鲜或者是体验为主，这些4K VR视频在眼镜内观赏的时候，清晰度大约在平时手机上720p到1080p之间，观感和手机上的4K视频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毕竟前者的4K画面贴近眼睛只有几厘米的距离。

当然，市面上是有不少高品质的VR视频的，动手能力强的小伙伴可下载后本地播放，体验要比在线4K VR视频强不少。

总结：

通过体验综合来看，Pico Neo 2 VR一体机绝对是目前为止、国产VR设备中的佼佼者，佩戴舒适、操控灵敏、内容丰富，还支持SteamVR串流等等特性，Pico Neo 2是非常优秀的6DoF VR 一体机，并且绝对不会买了就吃灰。

最后，笔者也是由衷的期待诸如Pico等优秀品牌，在引领整个VR行业上升的同时，推动更多的优秀VR内容的建设，让消费者体愈发充实和满足。

谢辰生走了：他用一个世纪的生命，阻止文物古迹的湮灭

据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等多方消息，被文博界尊称为“谢老”的谢辰生老先生于5月2日逝世，享年100岁。

谢辰生是国内文物保护首屈一指的文物学家，为文物保护奔走呼号。他曾担任郑振铎的秘书，协助郑振铎编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等。1961年，他主持起草《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82年，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并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他还推动设立“文化遗产日”，并倡导创办景德镇古陶瓷制作博物馆等多个博物馆，主持复制了随县编钟和古代珍贵纺织品。

谢辰生，1922年7月-2022年5月2日。

对大多数人来说，谢辰生这个名字，就像树荫下潺潺的溪流，安静而缓缓地流动着，流向夕阳余晖洒满金色的山谷——不需要太多人知道他的名字，也不需要太多人知道他的事迹。毕竟，对今天脚步匆匆奔向未来的新一代人来说，他却转过头去，面向过去，面向那些正在衰朽、消逝的事物——那些古老的文物，锈色斑驳的鼎彝、胎薄轻脆的瓷器、暗尘古色的书画、字画漫漶的碑铭、屹立千载的石窟、梁栋承尘的古建……在岁月的剥蚀中，它们不可避免地走向湮灭的命运，就像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的生命，也会最终迈向死亡一样。而他毕生的事业，正是尽其所能阻止这种湮灭的进程。这让他有些像时代洪流中的磐石，张开双臂去护住那些被无情岁月冲刷而下的古老文明的遗迹：

“我一辈子都在从事文物工作，可以说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

这便是他给自己一生的概括，或许也再找不出比这更恰当的概括了。

本文内容为记者李夏恩撰写的纪念文章。

印象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拜访他，是在2017年。在见面前，我对他的了解，并不比这句话——“我一辈子都在从事文物工作，可以说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多多少。他的生平履历自然可以在网上轻而易举地检索到：他是郑振铎的秘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主持起草者，如今常用的“文物”一词的定义，便是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的前言中撰述的。他是国家文物局的元老耆宿，是文物领域绝对的权威。

从24岁协助郑振铎编纂《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开始，到我见到他的那一年，他已经九十五岁。七十一年的光阴，全部倾尽在文物事业之中，而且，毫无疑问，只要自己的生命继续延续，他的文物事业也会行之不辍——随着那些与他并肩工作的老一代文物工作者渐次凋零，我清晰地知道，即将要去拜访的，是中国文物界仅存的百年硕果。

谢辰生参与编纂的《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图为中西书局2012年重新出版的一部分。

这多少让我有些忐忑不安。但不是因为他的名望与地位，而是出于三个现在回忆起来很自私但在当时却觉得很现实的原因。

首先，他已经年过九旬，我担心他的记忆力和表达能力能否正常的沟通交流和回答问题。其次，此前，不止一位文博圈子里的朋友提醒我说，谢老爷子是文物保护的“死硬分子”，是“活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古董”，这让我不由得担心他会一板一眼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向我宣讲规章政策中的官样辞令——那样，我还不如直接去抄红头文件。最后，也是我个人最担心的一点，像他这样年岁和级别的高级退休干部，自然是住有楼，行有车，身边还有秘书和保健人员随侍在侧，想到自己通过一整套繁文缛节去拜见的，是一位被积年荣誉光环团团包裹的文物界吉祥物，我就感到头皮发麻——我会因为一个人的年岁和与之相配的德行发自真心地恭敬致礼，但实在难以假装对地位和荣耀的组合貌恭心服。

前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徐苹芳致谢辰生信，称赞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年逾耄耋，犹奋力抢救，吾愿忝列其后，以尽公民之责”。

我就这样一路胡思乱想着出了地铁，按照地址来到了他居住的安贞里居民小区。那是一月的暮冬时节，万物萧索，我环顾着苍白天空下灰色鸽子棚一样的老旧楼群，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约定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半，我早到了半个多小时，因为自己本就有路盲的前科，所以特意又在周围转了转，最后确定，就是眼前的这幢灰沉沉的老楼，于是迈进了像没牙鳄鱼一样的黑魆魆的楼道里。

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回到了小时候住的那幢筒子楼，灰色的墙壁、灰色的水泥地面、灰色的铁栏杆，透过楼梯间窗户的阳光也被这团团的灰色黯淡了几个色调：“他真的会住在这种地方吗？”我心底嘀咕着，敲了敲门。

开门的正是他本人。见到他的第一面瞬间撞碎了我先前所有的担心和想象。我的眼前是个面色黄白的枯瘦老头，白色的头发像枯瘠龟裂的土地上胡乱滋生的枯草，沟壑纵横的脸像晒干的老萝卜。他伛偻着身子，穿着一身老北京人称之为“耗子皮”颜色的旧西装，是工地上中年打工人常穿的那种款式，里面套着一件土黄色的毛线坎肩，扣子却都没有系好。膝盖似乎犯了关节炎，总是弯着的，趿拉着拖鞋，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响。

这不像一个年轻记者拜访文物界年高德劭的权威泰斗，倒像是社区志愿者给生活拮据的老人送温暖。我所有准备好的问候和寒暄，连同脸上摆好的尴尬微笑，都瞬间咽了回去。倒是他笑着，伸出枯瘦的手拉住我的胳膊：“外面冷，快进来。”

2000年，谢辰生在云南丽江考察攀登玉龙雪山，这一年谢辰生78岁。

“比起那些安坐在充斥着琳琅满目古物奇珍阔绰豪宅里的收藏家们，这位曾主持起草1982年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并且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定义的文物界元老，有的只是一间逼仄的小屋子。任何一位来访者都会对他屋子里的书留下深刻的印象：门口灰暗狭窄的过道被摞得高高低低的各类专著占领了一半，在他唯一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里，书就像藤蔓一样从地板上生长到写字台上，再蔓延到整个墙壁上。一张写字台就是他的书房，一张床就是他的起居室，一张沙发就是他的客厅，这三件家具就这样漂浮在卷帙浩繁的书海之中，每一位来访者不得不从齐膝的书海中跋涉而过，才能找到一个坐着的地方。”

这是我之后在采访中对他居住环境的描述，直到今天，这一切依然历历在目。但我没有写到的是，那时是下午两点半，正是阳光充足的时候，但迎门的那条过道却黑魆魆的，倚墙高高摞起的那些书只是被光微微勾勒出几线轮廓，就像是灰黑色的页岩垒砌的悬崖一样；我也没有写到自己从那儿穿过去时竟有一种闪避峡谷落石的滑稽的冒险感；我更没有写到的是，当我看清其中几部书的书封和裸脊上的书名时，以我粗浅的藏书常识就可以推断出来，只消这座书崖消失哪怕不到三分之一，他就足以住上他这个级别的退休干部享有的敞亮公寓。但在这间逼仄的房子里，这些书的唯一价值，就是被翻看、查阅、占据着这里本就不宽余的空间。

我被引到他的书房里。这间书房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除了几无插脚之地的书外，就是那个书柜。土黄色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办公室里的那种文件柜的样式。但没有柜门，只拉了一块布用来遮挡尘土。

“你年轻，可以坐床上，不拘束。”

我听话坐下。在这间被书海填满的窄小房间里，一老一少像两块礁石一样相对而坐，我身下木板拼合的床板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故事

有的故事适合从头讲起，有的故事适合从中间开始讲起，而有的故事，则从任何地方讲起都趣味横生。谢辰生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可以随时拈出一段滔滔讲起的故事，每一个都起承转合、有来道去。

《谢辰生口述》，谢辰生口述，姚远撰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4月。

谢辰生为《新中国捐献文物精品全集》题写七律。

如果从头讲起，他的出身武进谢氏家族乃是江南名门望族，父祖一辈，与袁世凯、徐世昌这样近代席风卷云的人物都相识熟稔，他的父亲谢宗陶，则是徐世昌总统府中的秘书，后在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视为有能力统一全国的儒将军阀吴佩孚麾下担任参议，后又在天津先后做河北省两任主席于学忠和商震的秘书。如果细细勾连，这大可以串联起一部私人视角的近代史。他的长兄，历史学家谢国桢，至今仍是明清史学一座难以逾越的巅峰。“他比我大二十多岁，来往的都是像唐兰、容庚这样的名流，还有像梁启超的弟子刘盼遂、甲骨文专家孙海波等人”。如果将谢家当年往来的人物与他们的交谈对话记录下来，难保不是一部厚重的近世学案。

生长于这般家世，濡染于这般环境，那么身上带有世家子弟的清贵气与名流学人的清雅气，本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在谢辰生身上，却全然看不出这两种气息一丝一毫的痕迹。多年后，当他的年纪随着时序迈入新的世纪，我见到他时，留在他身上惟一旧日世家的痕迹，似乎就只有他在北京住过的那个四合院，直到暮年，他还清晰地记得地址“白塔寺锦什邡街小水车胡同1号”：

“小水车胡同的房子是样式雷家的，特别好，可惜后来都拆光了，地方用来盖金融大楼了。一进门是一个院子，绕过去又是一个院子，然后是垂花门，又有一个院子。前后三进，东西两个跨院，有厨房，厕所，总共三十几间房。院里有丁香、藤萝架，住着真舒服。”

谢家兄弟姐妹合影，从右至左依次为谢国祥（十弟）、谢辰生（八弟）、谢絮清（四姐）、谢国振（七哥）、谢国捷（六哥）。

“我要是留恋旧社会，可有的留恋的，但是我还是向往革命”，当暮年的谢辰生谈起旧日庭院时，与其说是追怀韶年清光，倒毋宁说是对今日文物古建保护工作的慨叹。他提起美术馆后街22号四合院，那是赵紫宸、赵萝蕤两位学者的旧宅，罕见的象眼砖雕犹能看出明代的风致。“我去现场看了，院子漂亮极了，我是坚决反对拆！”但经历了两年的拉锯战，这座年岁比当年谢家旧宅还要久长的古老四合院，还是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化作钢筋水泥大厦下的劫灰。

儒雅、谦和这些形容旧日文士的辞藻用在谢辰生的身上是完全不相宜的，反倒是热情、率直，这些形容退休工人的词语用在他身上却再恰当不过。如果不是他自己吐露，你是想象不到他年轻时也是写过“红叶红叶，寄来纸儿上贴，遥忆旧院清秋，千里飘零客愁。愁客愁客，两地相思系着”这样清酸婉约的小令的。

1942年冬，谢辰生在西安所作《调笑令》即文中所录“红叶红叶”。

这首小令，写于他羁旅西安的少年时代。他20岁那一年，身处沦没日寇铁蹄下的北平，心心念念着当时年轻人私下流传的“革命圣地”延安。少年谢辰生投奔延安的故事，如果让另一个更善于修辞鼓噪的人讲述，一定会是一部辗转于家国战火之间的冒险传奇。然而谢辰生讲述的故事却坦诚得令人忍俊不禁——他与弟弟谢国权和大哥谢国桢的女儿谢莹，把学费凑起来，又卖了自己的自行车，凑上了去延安的路费。他并未避讳这趟少年朝圣之旅的起点乃是年轻人的一场热情的冲动：“我们走的时候家里都不知道。那时候走，并没有跟中共地下党有什么联系，完全是瞎撞，也不知道国共关系怎么样。我们就想，先到西安，到了陕西，不就能到延安了吗？那时候我们中学还都没毕业，脑子想得简单。”在先送走了谢国权和谢莹后，家里的反应是“闹翻天了”：“这什么意思？他们去哪儿了？你们成天在一块儿，你肯定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我没法子，只好说实话了，说我们打算去延安，他们先走，我后走。结果怎么着？我家里说：‘你走吧，走吧！得了，我们给你钱，你走吧！’”

这样一场本应是秘密前往延安的朝圣冒险之旅，在谢辰生的口述回忆中，就以这样一种直白谐趣的方式铺开了。

而这个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是直到抗战胜利，谢辰生也没有去成延安：“在西安，我不认识地下党，光有对延安的向往也没有办法，只好想到回去。但是不敢回北平，你跑了日本人知道啊！”之后，他与两位同行者去了安阳，想从安阳翻阅太行山前往延安。但兵荒马乱，同行者被拉回北平，前路受阻，自己成了光杆司令，只好先在安阳当地一家平价商店做小伙计，再到安阳县立一小当小学老师。胜利光复后，他的大哥谢国桢路过安阳，把他接到上海，为中共领导的北方大学购买图书——这才算是他第一次与心系所念的延安产生了隔空的联系。

1948年12月，郑振铎在上海书房中。

这已经是1946年春夏之交，而他也是在这时见到了郑振铎，成为他的助手，帮助他编纂《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谢辰生文物事业的起点，也由此开始。而这个起点，在他的口述中，同样是坦率的三言两语。那是他随长兄谢国桢到上海的第三天，金石学家徐森玉请谢国桢和他吃饭，郑振铎作陪。在席间，郑振铎提及自己忙于接收敌伪文物的工作，又在创办《民主》杂志，亟需人来帮忙，于是徐森玉顺着他的话题推荐了谢辰生：

“徐森玉说：‘谢辰生刚到，他一个年轻人什么事儿也没有，又是刚主（谢国桢的字）的弟弟。这个年轻人给你帮帮忙不是正好吗？’我说：‘那太好了，我太赞成了，那不等于给您当学生吗？’郑振铎说：‘那好啊，就这样吧。’”

谢辰生的终身大事就在这三句对话中敲定下来了。而他在1949年进入国家文物局，同样也是与郑振铎的几句对话中最终替他做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前，郑振铎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准备去哪儿干。他说：‘我把你带过来，是准备让你到文物局去的，但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愿意搞什么？’因为我家里头都是搞学问的人，我也觉得应该搞学问，做研究。所以他把我调到文物局之前，我就讲了我的想法。我说：‘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您是大学者，我也想当个学者，也想搞点学问，跟您学习。您不是搞学问嘛，是不是我可以到研究所去？文学研究所我也可以去，考古研究所也可以，都可以啊。’他说：‘你哪儿都别去，你就在文物局。’我问：‘怎么啦？’他说：‘现在文物局里完全懂行的人还不多，你就在这儿搞。’”

1952年冬，文物局人员在团城承光殿前合影，最后一排右九为谢辰生。

“文物的保护是第一位的，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你搞文物的保护也是个重要的事，就在这儿干着吧，现在也缺人。文物保护很重要，你不要认为这不是学问。”郑振铎的这句话，对谢辰生来说，成了他笃定终生的至理名言，也可以说成为了他毕生的执着。从某种程度上说，或许也只有像他这样坦率、耿直及至暮年都热情不减的人，才能将这句话当成不渝的信条坚守下去。当我告诉他，那年冬天山西介休源神庙门口的琉璃壁心居然被人整块盗走的消息时，他重重地靠在椅子上，愤怒地用手拍着桌子：“我就知道会这样，一直都这样。”

介休警方追回被盗明代文物介休源神庙“二龙戏珠琉璃壁心” 。（图自介休市公安局）

他的手如此枯瘦，但拍击桌子时，暗蓝色的血管隔着粗糙的皮肤显露出来，仍然让人感到一种钻心的刺痛。

主张

坦率有时并不总是令人愉悦的，时常也会使人感到刺痛。那些对谢辰生固执、保守、“死硬分子”的讥评，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的坦直，总是将自己所想毫无掩饰地倾吐而出，并不在意他人的辞色好恶。他有些看似惊世骇俗的观点，不乏激愤之辞，但却并非故作高论，而是发自肺腑。

如果从一位文物保护者最炽热的真诚之心去理解的话，就会理解他的苦心。他有一个常被引用的所谓“暴论”，即“文革”后文物被破坏和流失的情况比“破四旧”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但事实上，这只是断章取义的摘引，谢辰生真正表达的含义，反而被这些零碎割取的情绪化“暴论”所掩盖了。在那次拜访时，我特意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回答道：

“我在很多场合提出一个说法，近20多年来文物破坏的程度不亚于‘文革’时期。我这样说是有原因的。从1950年代初，一直到‘文革’后期，除‘文革’初一段时间外，所有颁布的这些保护文物的办法条例都是得到严格执行的，国家文物局的权力非常大，周恩来总理亲自抓文物工作，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可以直接给周总理打报告，很多文物保护的方案政策都是国务院特批的。‘文革’初期“破四旧”浪潮中，很多文物遭到破坏。1967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要求全国各地保护文物（按，这一文件指《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颁布于1967年5月14日），很快疯狂破坏文物的行为就受到遏制，一些重要的文物部门甚至派部队去驻守。这以后对文物保护的规章制度可以说做到了令行禁止。

但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文物市场的开放，一方面对金钱利益的追逐使一些人打着‘死人该替活人做贡献’、‘要想富、先盗墓，一夜变成万元户’这些旗号进行文物犯罪。另一方面就是法虽然立起来了，但是如何执法，怎样执法却成了难题。很多白纸黑字的保护法律条例写得清清楚楚，但是地方政府和部门机关不去执行，又该怎么办呢？在以前，国家文物局是直属国务院的，而现在，成为了部委下属的一个机构，权力也缩小了。当地方上文物被破坏时，文物部门与地方政府进行交涉，往往最终不得不屈服于地方政府。法律很严格，但执行不下去，拨款不到位，保护不得力。仅仅靠严打时抓几个犯罪分子，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如果不将他当初的说话语境与前后全文摘引出来，恐怕许多人仍然会被那几句零割碎取的只言片语蒙在鼓里。他在讲述过去的人和事的时候，也同样以一种坦率无余的态度表达自己的见闻与好恶。他并不会因讲述的对象地位尊显或声望卓著，就对其讳饰隐恶，假以辞色。在他的口述回忆中，他曾细述1956年北京朝阳门拆除过程。在谈及拆除缘起时，他说道：

“1956年，北京市决定拆朝阳门。吴晗是主张拆的，还有北京市秘书长薛子正。北京城墙的拆除有一个过程，最先拆的是城门楼子，然后才是城墙。当时社会各界对拆城墙有很多争论，许多专家坚决反对拆，文物局的很多人，包括很多群众，都是要求保护城墙的。像梁思成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文物局也不同意这么干，郑振铎坚决反对拆。”

“我跟今天什么人写信都一样，这一点我坦荡得很，我对事不对人，这人好不好是你的评价，但如果这件事情是事实，该怎么评价，就怎么评价。我这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就是谢辰生敢于直言无隐的原因，他洞观自己的内心，深信自己的坦率与真诚。然而，对于他自己在文物保护上的功绩，他却总是轻易带过，除非这些事迹能够与他毕生笃定的信条“文物的保护是第一位的，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相联系，他才愿意加以陈说，但也总是保持着一种痛切的忧虑，也只有在这时，他看起来才像是一位传统时代的士大夫，执笏立于阶陛之下，随时准备以“以首碎柱”的气势上书切谏。

书画鉴定组成员合影，自左至右为谢辰生、刘九庵、杨仁恺、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和傅熹年。

在口述回忆中，他鲜少提及自己是1983年成立的全国书画鉴定组的七名成员之一，与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傅熹年、刘九庵举世闻名的书画收藏大家比肩而立。他在谈及这件绝对颇具荣耀的事情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是文物局派来负责协调工作的，几乎只字不提自己在书画鉴定方面的造诣。反而总是一再重复自己当初只拿了高中文凭，而且“中学还没有毕业”。但关于他的真正学养水平，老故宫博物院院长、也是举世闻名的收藏大家和金石学家马衡先生有一个简短却剀切的评论，写在1950年2月1日的日记中：

“谢辰生来谈，彼为刚主之从弟，对旧学颇有根底。嘱开示甲骨、金文书目。”

这一年，谢辰生只有28岁。

谢辰生与收藏大家之间交谊匪浅，早在1946年，他作为郑振铎的助手，就协助编辑出版了收藏大家张珩蒐集汇编的《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和《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1983年与他一起走遍全国踏访书画的书画鉴定组成员，也都早已是他的至交。然而，当我探访他简陋的家中时，环顾四周，除了有关文物、历史和考古的书籍之外，却几乎找不到任何一件文物：“这是文物局从一开始成立时就定下的规矩，从事文物工作的人，都不要去购买和收藏文物。”

这一条，后来被他亲自写进了1981年国家文物局颁布的《文物工作人员守则》中：“文物工作者严禁利用职权，为自己收购文物，禁止买卖文物从中得利”——当他和我念叨这些事时，或许没有注意到我竭力克制的一丝苦笑，我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几幢宽敞豁亮的房间，玻璃柜、多宝阁上摆放着各个朝代的器皿瓶罐，以它们主人在专业领域的造诣，我毫不怀疑这些藏品绝对是货真价实。

谢辰生也有自己的藏品，除了那些当年廉价购置、如今已经价格不菲的文物考古资料和图录之外，那些旧年至交们的珍贵记忆，也是他的宝藏。1983年8月，全国书画鉴定组鉴定工作第一天会议，在东交民巷15号国宾馆举行。众人汇聚一堂，谢辰生作为文物局顾问首先发言。在众人的目光中，他郑重地取出一听香烟：

“这是二十多年前，张珩去世前送给我的，他去世后，我一直封闭着不抽，后来又经历了那十年浩劫，好容易保存到今天，就为了等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

他打开那听香烟，一根根递给在场的每一个人。

余下的话

往事如烟。这个譬喻或许太过陈俗，以至于在许多人眼中，它已经成了一句俗语故而失去了内中所蕴含的意象。但在得知他去世的中午，看着照在书桌上的那束阳光中悬起的尘埃，时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时而飞出光的所在，倏然隐遁在幽暗中，纵然伸手，也无法接住其中的一颗。我只能看着它们在我的眼前浮现，又消逝。

我想起，在那次拜访之后，我曾经给他打过电话，跟他聊起当时民间古建保护的一些困境和自己与朋友们的无能为力。他说：

“小李呀，你不要怕他们，你们做的是好事，对的事，应该让他们怕你们才对呀！”

可是……我知道百岁高龄，寿终正寝，理应不必那么难过。或许，还应该安慰，他以如此高寿谢世，多少证明这世上善行会有善报，他竭尽一生为那些文物古迹延续生命，上天也回报他以绵鸿遐龄。

刘拓与王天祥在福建考察民居古建，他们在2018年共同参与保护了福州连江古城，如今那里已经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街区。

然而，当我写下这篇文字时，还是忍不住泪下，哽咽得几度握不住笔。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先后失去了两位年轻的朋友，刘拓和王天祥，他们同样执着、笃定，以自己的诚挚和热情去保护、记录那些终将消逝、甚至即将消失的古建。有的，譬如福州连江，他们成功地保护住了，而有的，譬如江西九江的明清老宅，譬如辽阳古寺的壁画，却只能看着它们在时空中永不复焉。终于，他们也离开了。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一个世界，他们会在那里相聚，那些被侵蚀、被衰朽、被消失的文物古迹，也会在那里完好无损地屹立着。我只知道，那些真诚、那些执着、那些笃定、那些曾经炽烈的热情，那些尚未完成的理想，如今都不在了。

我想起那天临走前，给谢辰生拍照时的情景。他特意把毛线坎肩系好了扣子，又抚了抚西装上的褶皱，他的白发本来是乱蓬蓬的，也用手理了理。坐端正了，对我说：

“拍笑着些，让那些人看到，谢辰生还活着，活得好着呢！”

谢辰生和他的书房。（本文作者摄于2017年）

作者 | 李夏恩

编辑 | 挪冬 青青子

校对 | 王心

寻访曾经的中医少年班 超7成毕业生已成优秀中医人才

寻访曾经的中医少年班(人民眼·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

87级少年班同学与老师在运动会后合影。资料照片

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名声在外。很少有人知道，山东中医药大学也曾经办过少年班，专攻中医。

“少年学医在泉城，书声琅琅震寰中。”

看似寻常的诗句，诉说的就是这段佳话。

“那是30多年前的事了。”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刘更生说起往事，依然难掩兴奋。“1985年至1987年招了3届，一共147名学生。”

当年为什么办这个少年班？曾经的中医少年们，现在过得好吗？

“大学里办中医少年班，当时在全国是独一份。”刘更生说，这些学生毕业后大都从事中医药相关领域工作，其中很多已是名医、学科带头人、领军人物、单位骨干。

老校区教学楼前，87级少年班学生曲夷伫立良久，眼前仿佛浮现一张张意气风发的青春面孔，耳畔依稀传来少男少女的琅琅书声。“预科3年的老教学楼，已经拆了；本科5年，我们就在这座楼上的301教室上课。”现在，曲夷是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

由于种种原因，少年班后来停招。“令人欣慰的是，学校之后又陆续开办了传统中医班、扁鹊班等，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探索和创新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山东中医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郭栋说。

岁末年初，记者历时一月，寻访中医少年们的过往与现在。不只是找寻那些人、那些事，更是在追寻中医人才培养的探索之路。几十年来，中医药事业发展一度举步维艰，中医人才培养也走过弯路。如何遵循中医人才成长规律，培养出一批名医大师，是中医高等教育不容回避的问题。山东中医药大学的不懈尝试，正是对这一问题的不断求解和回答。

中医少年班使用的校编教材。资料照片

练好“童子功”

从娃娃抓起的中医少年班

潍坊市高新区新城东路上，有个中医门诊百寿堂，一楼药铺，二楼诊室。一位身形高大的老翁端坐桌前，正为患者把脉开方。

“了解少年班，你必须见见张奇文老先生，他当时任山东中医学院(山东中医药大学前身)党委书记。”刘更生说，中医少年班就是张奇文一手创办的。

年轻的助手悄悄告诉记者，张老已83岁高龄，退休后回到老家潍坊开了百寿堂，“沉潜社区，问病乡里”，远近闻名。前段时间老人感冒，这几天刚恢复出诊。虽然有意给他少挂几个号，但给病人看完，已是中午12点。

得知记者来意，张奇文有些意外，也有些激动。“一老一少”，是他平生最欣慰的两件事。当然，没有前者，可能也就没有后者。

“一老”，即主编了《名老中医之路》一书。

1980年起，《山东中医学院学报》推出《名老中医之路》专栏，邀请全国著名中医学者撰文，回忆其从医道路和治学经验。

之后，张奇文与周凤梧、丛林合作，主编《名老中医之路》一书，由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2005年这本书再版后，12年里12次印刷，一书难求。

张奇文从书架上抽出厚厚的《名老中医之路》精装本，97位专家的名字赫然在列。国医大师邓铁涛称该书是一部20世纪当代名医的“成才史”，是一部世界独有的中医教育史，也是一本20世纪中医传奇文学。

“整理他们的成才经验时，发现绝大多数名老中医都是少年就开始涉足中医。我认识到，中医培养要从少年抓起，这样可以从根本上扭转中医后继乏人和从业人员素质下降的局面。”张奇文10岁学医，背书切药，深知练好“童子功”的道理。

由此，张奇文萌生了“一少”的念头，即开办少年班。

开办之前，个别人也有疑问：“预科3年其实就是高中，大学里办高中，合适吗？”

张奇文说，类似说法没有动摇他的决心，“我们征求各方意见，进行充分论证，从山东省委到学校，一致表示支持。省里不少老领导都在我这儿看过病，都说这是创举，一定要搞成功。”

少年班招生紧锣密鼓。学校派出数十名老师，分赴省内各地市重点中学进行宣讲和面试，在14岁至16岁之间、成绩优秀的应届初中毕业生中择优录取。中医世家、骨干的孩子，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录取。

当时，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名噪一时。中医少年班也自带光环，引来众多少男少女竞相参与选拔。自1985年起连续3年，每年秋天都会有一批少年走进山东中医学院校园。

入校报到完毕，父亲要离开了，曲夷在女生宿舍楼前哭着拉住父亲。父亲拍着曲夷的肩膀，迟疑了一会儿，试探着问：“要不咱不上这个少年班了？你回去继续上高中，3年后肯定也能考个好大学。”

好强的曲夷愣了一会儿，摇摇头，放开了父亲。

在学校图书馆，记者找到一卷泛黄的1985年的《山东中医学院学报》合订本。当年第三期开设了《关于举办中医专业少年班的讨论》专栏，张奇文的《术业有专攻》被作为开篇；第四期刊出的，是关于少年班教学计划的征求意见稿。一石激起千层浪，众多中医名家纷纷回信，争相建言献策。

“举办中医专业少年班，是振兴中医、发展我国传统医药、培养具有较高水平的中医药专业人才所急需的。”时任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研究员的王伯岳，曾在媒体呼吁开设中医少年班，没想到山东中医学院“把大家的愿望变为现实，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中医专业少年班，为中医教育事业谱写了新篇章”。

他写去2000多字的一封信，提出建议：“前期课程中，是否应有四部中医古籍的概略介绍”“我认为计划中的参考读物太多了，学生难以承受”……

“中医学院已经办了快30年，都是一个模式：既缺乏中医特色，又不具备社会竞争力。”江西中医学院黄海龙、万兰清来信夸赞，“中医少年班的举办，打破了这种沉闷的空气，是中医药教育改革的一枝迎春花。”

不灭的中医梦

少年班停办30年后回头看

山东中医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郭栋，至今记得32年前的那次面试。他所在的淄博一中，冯玲、韩宁等4位同学顺利入选少年班，自己却未能成为幸运儿。

与4位同学再聚首，已是3年后。郭栋通过高考成为山东中医学院89级的一名本科生。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一个梦，那个不灭的中医梦。

上世纪80年代，人们喜欢称呼大学生为“天之骄子”，用到少年班学生身上，恰如其分：就餐有专门食堂，早晨6点跑操，晚上统一自习，大声背诵中医经典，构成了少年班学生的特色生活。

“这些孩子都是各学校选拔来的尖子生，思维活跃，表现突出，在学校里特别引人注目。”时任85级少年班辅导员、现任山东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党总支书记的唐迎雪说，学校运动会的前三名有少年班学生，各种文艺演出表现活跃的也不乏少年班学生。

曲夷说，少年班学制8年，预科3年学习高中全部文化课，加上中医经典串讲，背诵《汤头歌诀》《药性赋》《濒湖脉学》等，强调要学好古汉语和一门外国语。本科5年与普通班相比，更加强化中医经典课程学习，延长临床实习期，增加专科定向实习。

少年班培养重点和目标主要是：“精医理”，即精通中医理论，掌握中医理论精髓和中医思维方式方法；“懂文理、哲理”，即加强古汉语和中国古代哲学、传统文化教学；“早接触临床”，采取临床带教导师制，实施专业定向培养。

“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张奇文强调知行合一、重在实践，“少年班的实习问题，一定要预为之谋。可以考虑采用以师带徒的办法，一位老师带几个人，不宜过多。”

少年班学生培养效果究竟如何？

少年班停办10年后，该校5位教师做了一项详细调研：少年班学生的专业思想和专业基础牢固，成绩普遍好于普通班学生；毕业后这些学生的综合业务水平、中医理论水平、外语水平、工作态度、动手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等，也明显强于普通班学生。

参与了这项调研的郭栋说：“少年班人才培养模式，吸收了传统中医教育的成功经验，弥补了普通中医本科教育的不足，培养了一批具有独特知识和能力结构的中医人才，为中医教育改革进行了富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积极探索。”

2016年秋，张奇文去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85级少年班学生丁霞招呼3个年级在京的学生，一时聚了20多人来看他。看着这些当年睡觉还蹬被子的孩子，如今成了北京各大医院、高校、研究机构的骨干、负责人、带头人，张奇文十分欣慰，不禁多喝了几杯。

丁霞一口气读到博士毕业，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她与87级少年班学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副院长赵琰向张老表示感谢：“没有您当年的努力，就没有我们这些人的今天。”老人止不住眼圈红了。

朱世杰，87级少年班学生，刚从中日友好医院调任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主任，戴一副眼镜，上学时就爱笑，现在对病人也常带微笑。

“张老，您还记得吗？您说背书是学医的基础。”朱世杰端着酒杯说，“您当年说，少年背书如以凿刻石，永生不忘；中年背书如以刀刻木，记忆不深；老年背书如以锥锥水，旋背旋忘。我到现在都记得呢！”

曲夷的同窗张荣利，来自山东泗水，开朗、有主见，写得一手好字，自少年班毕业后又先后攻读中医内科、药理，从清华大学博士后出站后，进入北京大学从事心血管生理学与药理学研究工作。

“现在的工作与中医无关，但家中常备常用的中药饮片，家人用药，都是我来开方。”张荣利说，即使出国工作，仍坚持带上《伤寒论》，“经典之作常读常新，每览古训，必有所得。”

天南，地北，海外，少年班学生如今遍布世界，在国外的就有20多人，大都还是从事医学工作。学校对三级少年班进行追踪调查表明，有70%以上的毕业生成为优秀的中医人才。

“中医少年班，开创了中医高等教育长学制的先河，原先5年，我们8年，同时也是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的有机结合。”山东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高树中说。

传统中医班再续前缘

传承中医“原始基因”

曲夷博士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2006年，她接到了一项教学任务——为新开的传统中医班担任学业导师，讲授《伤寒论选读》。

尽管中医少年班停办，山东中医药大学探索的脚步却没有停止。停办少年班10年后酝酿设立的传统中医班，根据学习成绩、加试成绩，从刚升入大二、本硕连读七年制学生里，选拔出可以进入传统中医班的人选。中医少年班的办学理念、培养模式、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经验教训等，都是有益的借鉴。曲夷，这位昔日的少年班学生，接过上一辈老师的接力棒，加入传统中医班学生的教学培养行列。

“传统中医班与普通班的最大区别，就是增加传统文化课，减少西医课程，把中医西医课程比例调整为5∶1；淡化英语、计算机课程；增加实训实践和技能，采取传统师带徒形式。”2006级传统中医班班主任、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张庆祥说。

作为传统中医班的“设计师”，时任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王新陆说，开设传统中医班，就是要传承中医的“原始基因”，培养中医思维，孵育“原汁原味的中医”。

传统中医班，从培养方案到课程设置，特色鲜明，一以贯之。

重素质，厚文理。

传统文化学习和中医思维养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出强调。参与传统中医班设计和教学的刘更生介绍，《〈四书〉概要》《〈周易〉概论》《考古发现与中医学》《〈说文解字〉解读》《红楼医事》等15门传统文化课程，成为必修课。

“中医是从远古到农耕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成长起来的，是从田野里走出来的，是从地里‘种’出来的。西医是工业文明之后，从工厂里制造出来的，和中医个体的经验模式差别很大，必须区别对待，探索符合各自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王新陆说。

重传承，通经典。

“四部经典”自不必说，《难经》《中医文献学》等也成必修课，中医经典背诵课程更成为一大特色。刘更生认为：“中医经典是中医学术和中医思维的载体，只有烂熟于心，才能领悟中医的精妙。”

背诵中医经典，成了传统中医班学生的家常便饭。教室里，大树下，小路边，石凳旁，都有学生诵读的身影。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副院长朱姝说，有一年华东六省一市中医知识竞赛，学校派出5人参赛，其中4人来自传统中医班，一举捧回个二等奖。

背什么，背多少，如何背，让不少初学者困惑。刘更生、郭栋与其他几位老师，历时7年，主编《中医必背红宝书》《中医必背蓝宝书》，手掌大小，便于携带。一开始只在校内印行，后来交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刘更生心里没底，担心出版社赔钱，没想到出版后三个月就脱销了。

重实践，早临床。

传统中医班配备了学业导师、临床导师和技能导师。从第二学年开始，每周至少有两个半天到医院实践，每年两次集中见习，毕业实习延长至两年半。

张庆祥介绍，针对“医不识药”问题，每届学生都要到安徽亳州全国最大的中药批发市场识药实习。山东省内的昆嵛山、蒙山，是学生的天然采药课堂。年轻人每采到一种新药，都兴高采烈。学校在校园里专门辟出5亩地，命名“百草园”，种有中草药数百种，是离学生最近的识药园地。

传统中医班连续招生6届，学业成绩、专业思想、临证能力等，均优于普通中医学七年制班。2006级学生丁晓已是山东省中医院坐诊大夫，业余在电视台举办健康知识讲座；2007级学生鲁兴隆回家开设自己的诊所，有模有样。

“学生相互试脉、开药方，在实训室给其他院系运动扭伤的同学按摩治疗，回家给家人看小病开小药，都不在话下。”朱姝说。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人多次来校，到教室听学生背诵经典，到实训室看学生“练兵”，给予肯定，“这种传统中医方向教育模式，是在中医药教育方面一种十分有意义的尝试。”

扁鹊班能否出“扁鹊”？

矢志探索中医人才培养模式

中医少年班，如今仍留存在中医药界一代人的赞叹和记忆里。

除了少年班和传统中医班，山东中医药大学还办过中医文献班，旨在让学生扎实掌握中医文献和经典；全科中医方面有2009年开设的鹊华班，秉承“更全科、更中医”的理念，培养既传统又现代的医学人才。

当下，更让师生们振奋的，是2017年开设的扁鹊班。上一年的新生中有150多人报名，经两轮筛选留下40人，编为预科班，2017年下半年再精选出20名。

郭栋介绍，预科班学生早上晨练，或者练习太极拳等传统体育保健课目，诵读经典，识药采药，习练外治方法，着力培养学生对中医的兴趣和感悟，目的是从中选出矢志投身中医药事业的同学。在借鉴中医少年班和传统中医班的经验基础上，扁鹊班的培养方案也将更加完善合理。

作为评委，曲夷参加了80进40环节的筛选面试，题目是与中医相关的热点话题讨论，现场抽题打分。她明显感到，这一代学生，知识面、语言表达、组织能力明显提高。

年轻人一旦产生了兴趣，热情挡都挡不住。预科班学生自编了一份内部刊物《扁鹊言医》，主编于燕楠每期都要带着初稿找刘更生审定。刘更生大加鼓励：“好好做下去，别把自己走过的路都忘了。”

中医人才培养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扁鹊班如何才能办得更好？郭栋前几年参与了有关部门一项关于建立中医师承教育制度的研究项目，对此有着深入思考。他总结为32个字：注重经典，根底扎实；志趣为先，习在临证；言传身教，教学相长；一脉相承，流派纷呈。

郭栋直言，多年来中医教育存在“两个弱化”问题：“一个是中医思维能力的弱化，没有经典这个根底，中医学生毕业后，很快就被西医西化了；另一个是临床能力的弱化，五年制的中医本科生，很多竟开不出个像样的方子来，技术上没有一手，这恐怕是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

“通过高等教育大规模培养中医，是中医培养的进步，这一点不能否认。”刘更生说，“问题在于，我们的中医教育，受现代西方教育体系、方法、评价标准的影响太重，而忽略了中医人才成长的规律，没根据这个规律量身定做适合的培养体系。用西医的统一标准来要求中医教育，这是不公平的，也是有问题的。”

刘更生说，西医是靠科学技术支撑成长进步的，今天一个普通的西医大夫，可能比100年前的一个名医专家强出不知多少倍；中医不一样，主要靠自身积累和悟性，当代中医发展水平不一定比以前高，今天的大夫也不一定就比古代强。中医教育必须从个体培养上下大功夫，做大文章。“认准的东西，稳步推进，一步步推，一点点改，就一定有改变、有收获。”

对中医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问题，副校长高树中同样深有体会：重医轻药，学医的只懂医，不懂药，不识药；重内治，轻外治；重院校教育，不重视师承教育；重学院派，不注重民间；重理论，轻临床。“诸如这些问题，不解决不行。”高树中说，山东中医药大学就是要通过开设扁鹊班，打造中医教育特区。

外部环境的限制，给中医教育造成了一些障碍。

不少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仍把英语四六级、西医水平作为考量的必要指标，无形中限制了中医毕业生的就业出路。张庆祥介绍，在中医院普遍西化的大环境下，年轻的中医毕业生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前大多在病房工作，不少中医院的诊治也多以西医西药为主，传统中医人才缺乏成长环境。

王新陆坦言，中医药发展的大环境变好了，但中医教育的制约因素仍然不少。对于改革效果的评价不宜单一化、短期化，而应不断完善、修正，并坚定信心坚持下去。

“中医很多观点和认识都是古人在观察天地自然时得来的，医者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做一个好大夫，不仅要学识渊博，还要懂天气、接地气、通人气，不是坐在高楼大厦里就可以做到的。”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武继彪说，学校这些年不断进行中医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和试点，久久为功，“人才培养的模式越丰富、越科学，出名医、出大师的可能性就越大，不是吗？”

姜大卫：没有人可以永远当男主角丨人物

姜大卫早已是华语影史上的传奇。

他出身于演艺世家，4岁起就在片场当小演员，二十出头时从“性命相搏”（张彻语）的武师（武打演员替身）做起，很快成为一代武侠电影大师张彻钟爱的弟子、香港第一位亚太影展最佳男主角奖得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红遍了全球华人社会的电影明星。

以武侠片出名的姜大卫，做过演员、当过导演，在很多人眼里他就是华语影史上的传奇。《演员请就位》节目组供图

但以出演武侠片成名的姜大卫，却在事业巅峰期转行做了导演，将视角对准社会底层。其执导的电影算不上卖座，却颇具现实意义，也能成就演员。萧芳芳首次获得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电影《不是冤家不聚头》、刘青云的电影处女作《听不到的说话》均出自其手。对于因移民加拿大而中断了导演生涯，他是有遗憾的，15年后想继续做导演才发现想法和手法已经跟年轻一代脱节。“我是有点儿后悔的，当然也没有后悔药了。”

他决定不再做导演，专注做演员，演主角、配角都一丝不苟。他身上并没有“传奇明星”的神秘感和距离感，无论是电影，还是TVB电视剧，影迷只要耐心守候，准能等到他的出现。他视“演员”为不设退休时间的终生职业，能够坦然接受位次的变化。“除非不做这行，否则这是必经之路，没有谁可以永远做男一号。有很多的因素，年纪也是其中之一。”

古龙书里写过：“纵然到江湖去赶上了春，也不必留住它。因为这就是人生，有些事留也留不住。你一定要先学会忍受它的无情，才会懂得享受它的温柔。”回过头去看，这倒很合适用来形容他心目中的男主角姜大卫。时代的潮水来了又去，他已经看透了涨落。

关键词·退休

有太多新东西要学，怎能退休？

今年年初在埋堆堆APP上直播的TVB“万千星辉颁奖典礼”上，姜大卫从哥哥秦沛手上接过了“万千星辉演艺大奖”（终身成就奖）。他说，自己从影70年来拍过电影、拍过电视剧，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也做过导演，但现在时代变化很快，他发现还有很多新东西需要学习。“之前有人问我什么时候退休。我说，我还没学会所有东西，怎么能退休？演员没有‘退休’二字。大脑和身体还没告诉我几时需要退休，所以我现在不会退休。”

他甚至没有让自己休息太久，今年春节前后拍了两部电影。业内都知道他是武师出身，演动作戏从来不用替身。即便现在七十多岁，剧组有替身演员，但电影里的动作戏除了需要摔和翻的，他都亲自完成。“这也是我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吧，知道什么动作能做，什么不能做。当然，拍动作戏前我会好好热身，平时也会保持运动。”

聊起最近拍的两部作品，让他感觉到电影的拍摄手法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即便和一两年前相比，这种变化也很明显，拍戏氛围也不一样了。比如摄影师助手不用站在摄影机后面盯着了，而是在较远的地方遥控对焦，灯光师也可以在远处遥控操作。“我那天拍完动作戏，他们都说：‘不错、很好，不信你来看看！’原来他们边拍边完成了整场戏的粗剪。这些对我来说都蛮新奇的，我相信下部电影和电视剧还会有改变。你说，我是不是还有很多新东西要学习？”

在电影《诛仙》中，姜大卫饰演道玄。

因为疫情，姜大卫已经有两年没来内地了，上一次还是2020年到浙江象山拍摄微电影。再往前一年，他在北京怀柔拍摄程小东执导的电影《诛仙》（饰道玄）时，也感受到了内地影视制作跟香港的不同。在香港演古装戏他通常是自己粘胡子，二三十分钟搞定。但出演道玄时，他的胡子和眉毛是化妆师一根一根粘上去的，每天化妆需要两个小时，做完感觉很不一样。他希望有机会回内地拍戏，了解新的变化。“不过得有人请我呀，也要看时间、角色等各方面的因素。”

关键词·演员

没人能永远做男一号，包括我

姜大卫成名很早，23岁时（1970年）他就凭借主演张彻执导的影片《报仇》斩获第十六届亚太影展最佳男主角，成为香港历史上第一位获此荣誉的演员。

二十出头的姜大卫凭借主演张彻执导的影片《报仇》获得亚太影展最佳男主角。

年轻时，他外形瘦削、相貌清秀，不经意间流露出忧郁的气质，是当时影坛别具一格的美男子。亦舒曾这样描写姜大卫：“他独有美丽的沉默，用一只卡蒂埃打火机点总督牌香烟，非常出世的样子。”当年他有多红呢？尔冬升接受陈鲁豫采访时说，姜大卫比他和另一位哥哥秦沛的成就要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加、英、荷、澳、韩、泰……全世界的华人社会里他都“很红很红”。

传奇大明星通常自带神秘感和距离感，但姜大卫没有。近三十年来他出演过数十部影视剧，偶尔演男一号，多数时间都甘当配角。从万众瞩目的男主角到影视剧里的“资深绿叶”，这样的落差并没有给他带来心理上的困惑，只因从影多年看到过太多类似的情形，轮到自己经历时已经能够坦然接受。“当年路上碰到粉丝，都找别人（别的当红明星）拍照，过了段时间，很多人来找我拍照，不找他拍照。给人的感觉是我的戏很多人喜欢看，他的戏没有人看。到后来我的戏没人看，其他人的戏有人看……”

1970年，姜大卫成为首位拿到亚太影展（原名亚洲影展）最佳男主角的中国香港演员，并在华人社会中走红。

这样的事情看得多了，他也慢慢明白，除非不做演员这一行，否则人气由盛转衰就是必经之路。“没有谁可以永远做男一号，没有人可以永远站在巅峰的位置。有很多的因素，甚至于年纪也是因素之一。”身为演员能做的，唯有继续用心去演戏，保持作品的水准。就算演配角、就算只有一场戏，心里也要当自己是男一号去演。“这样就可以平衡自己的心态了。”

关键词·师父

张彻导演是我师父，一辈子都是

姜大卫演员生涯的开端和高光时刻，都和武侠电影大师张彻密切相关。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张彻的创作高峰，他执导的《独臂刀》《报仇》《刺马》等影片大受欢迎，所开创的阳刚风格和暴力美学影响至今。徐克曾公开表示自己受张彻影响很深，“至今看任何一部武侠电影，都有《独臂刀》的影子。”张彻一手发掘培养了多位电影明星和导演人才，包括姜大卫、狄龙、王羽、李修贤，以及导演吴宇森。其中，姜大卫是张彻最钟爱的男主角之一，他两度获得亚太影展表演奖的《报仇》《叛逆》，都是张彻执导的。

作为导演的张彻（中）发掘了很多优秀的演员，包括狄龙（左一）、傅声（左二）、陈观泰（右二）、姜大卫（右一）。

虽然4岁就开始演戏，成年后姜大卫却是作为武师（武打演员替身）入行的。是张彻劝说他离开当时收入更高的武师行当，签约邵氏做了演员，甚至连合约都是张彻帮他跟公司谈的。“张彻是我师父嘛，一辈子都是。我们这种‘古装人’一定要听师父的。那时他问我：‘做演员怎么样？要做演员我帮你谈。’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去帮我谈的，等于现在的经纪人一样。”张彻平时也对弟子很好，拍完戏常常领着一班弟子去吃饭。“都是他请，他是导演，钱多嘛，我们做演员的钱少。他就把我们当儿子一样。”

与姜大卫相识的经过，张彻在杂志（《香港影画》）上写过。他拍《金燕子》时注意到给演员井淼担任动作戏替身的青年，别人告诉他那是女演员红薇的儿子。一问叫“姜大卫”，他就明白这是严化（原名姜克琪）的遗孤。张彻写的第一个剧本就是由严化和顾兰君担任男女主角的。“当时我心一动，有些恻然之感。本来武师目前是很吃香、收入很多的行业，但总有点儿‘性命相搏’之感。故人之子，在这样年纪就以此维生，心里多少有点儿不舒服。”

因此拍摄《死角》（1969年）时，张彻找到姜大卫签约做演员，从配角演起。几部戏后，《游侠儿》找他演了主角，大获成功。大家逐渐发现，演员才是最适合展现姜大卫才华的职业——“身手矫健、打斗出色，表演自然生动，学开车、学骑马，不仅一学就会，而且一会就好……每个角色都演出了不同的味道。他的型也别具一格，与国片中别的‘小生’不同。”

上世纪70年代，姜大卫在年轻男演员中是个特别的存在。

关键词·武侠

论表演，最中意的还是武侠片

《倾国倾城》（1975年）是姜大卫入行后，第一次离开张彻去拍别的导演（李翰祥）执导的作品。其实他家里跟李翰祥导演很熟，早年促成李翰祥加盟邵氏电影公司的正是尔冬升的父亲尔光。七八岁时，姜大卫就跟妈妈（红薇）、哥哥（秦沛）、妹妹（严慧）一起出演过李翰祥执导的《马路小天使》（1955年）。

《倾国倾城》是姜大卫成为演员后，第一次离开张彻拍摄其他导演的作品。

20年后，李翰祥找他演电影《倾国倾城》，他第一件事就是先征得张彻的同意。“大的公司都有不同的山头嘛。如果张彻导演不让我们去，我们绝对不会去拍。但他不是这样的人，反而会给我们各种机会和各方面的支持。他说：‘你们应该出去试试看’。”

多年后，他与TVB结缘也和张彻间接有关。上世纪90年代初，姜大卫全家移民去了加拿大，但张彻叫他帮忙拍电视剧版《刺马》（1992年），他义不容辞飞了回来。拍完《刺马》，TVB制片人潘嘉德邀他出演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之九阴真经》（1993年），这也是他与TVB正式合作的开始。

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之九阴真经》后，姜大卫开始与TVB正式合作。

该剧的导演李仁港是电影美术出身，拍摄时采用了很多电影技法，再加上剧本对原著改动很大，最后呈现出来的风格与当时的武侠剧大不相同。姜大卫饰演的黄药师若干年后仍令很多内地剧迷为之倾倒——“看这部戏之前，觉得黄药师怎么能是这个样子？看过之后，又觉得，黄药师怎能是别的样子！”

谈及该剧的成功，姜大卫将之归功于导演。“我只是了解了剧本里‘东邪’的性格，用平常心去演，并没有说要怎样特别的设计。李仁港导演的拍法跟其他人不一样，这部戏拍得不错是他的功劳。”

这次合作后，他推荐李仁港担任了电影《94独臂刀之情》的导演，那是李仁港的电影处女作。身为张彻、姜大卫的影迷，能以《94独臂刀之情》开启电影导演事业，李仁港是幸运的。10年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李仁港还回忆起曾到张彻家中陪他一起看《94独臂刀之情》，张彻写了“成功不必自我”送给他，让他铭记至今。

至今演了近200部影视作品，姜大卫个人最中意的还是武侠片。“我师兄王羽有一部《金燕子》，我很喜欢。我自己的戏也有几部到现在都还蛮喜欢的，比如《新独臂刀》《保镖》《报仇》，《刺马》那个戏也很好。”从影70年，古装戏和时装戏他都演过不少，之所以更喜欢演古装武侠片，也是因为有文化情结在。“这是我们中国文化里的东西，其他人拍不出来的。”

姜大卫至今仍很喜欢张彻导演的电影《新独臂刀》。

关键词·导演

偏爱现实题材，后悔中断导演生涯

1973年凭借电影《叛逆》在亚太影展再度获奖后，姜大卫开始当起了电影导演。一个还不到30岁正当红的电影明星，当时为什么想要做导演？他笑着说：“哎，每个自以为好的演员都希望做导演嘛，都觉得自己有好多想法，要通过做导演来表达。我也不例外。”跟着张彻导演拍了这么多年的电影，他自认是懂得如何做好导演的，也有一些要表达的想法。“于是张彻导演帮我们跟公司谈，公司同意让我们试试。结果做了导演后，失败的比成功的多。”

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是狄龙、王钟、李司棋、秦沛主演的电影《吸毒者》（1974年），导演生涯中断前的最后一部电影是张曼玉、张学友主演的电影《黑雪》（1991年）。一头一尾两部戏，主角都是“吸毒者”。近20年里，他陆续执导电影十余部，多数是现实题材，他常常把镜头对准香港底层社会的边缘人群。无论取材还是风格，他导演的电影都跟张彻完全不同，和电影市场的流行也不一样。彼时的华语电影市场，流行的仍是武侠片、动作片，成龙、洪金宝都是票房的宠儿。

《吸毒者》开机现场，导演姜大卫（左一）与男女主角狄龙（右一）、李司棋（中）合影。

姜大卫说，他做导演就是想尝试拍摄不一样的电影。首先想拍跟张彻导演不一样的，因为拍武侠片永远拍不过师父。其次，他小的时候整个社会大环境不好，家里虽然是做演员的，也穷过，在屋子里翻半天也翻不出几块钱的苦日子也过过。他家附近就生活着很多社会底层的人，吸毒的、赌钱的，什么都有。“说得伟大些，我想把这些拍出来给观众看，希望大家能够从中看到社会问题所在。但观众接不接受就不一定了。”

有意思的是，导演姜大卫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在他之前的演艺生涯里也能寻到“伏笔”。早在成为张彻电影男主角之前，十多岁的姜大卫第一次担纲男一号，演的就是一部现实题材的黑白片——岳枫导演的《街童》（1960年）。这部由姜大卫、罗慧珠（严慧）、胡蝶领衔主演的电影，讲述了流浪街头的孤儿兄妹（大明、小红）失散又重聚的故事。该片也是胡蝶加盟邵氏电影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她与贺宾在片中饰演收养小红的中年夫妇。

虽然姜大卫较少执导古装题材作品，但由他执导的古装片《猫头鹰》和《独臂双雄》都各有特别之处。《猫头鹰》（1981年）集齐了他家三兄弟，姜大卫自导自演，秦沛担任制片兼主演，尔冬升写剧本署名“尔小宝”。该片恶搞了众多武侠片和外国电影，后来被称作香港影史上无厘头的鼻祖。影片的创作缘起是三兄弟和曾志伟一起聊到要拍什么戏，因为都是拍武侠片出身的，就决定拿武侠片来开玩笑。

姜大卫执导的电影《猫头鹰》恶搞了当年最流行的武侠片（左起：曾志伟、姜大卫、卫子云）。

“大家构思出了这个《猫头鹰》，把很多外国电影、武侠电影，古龙的、金庸的，都拿来改，开个大玩笑，拍了个无厘头的东西出来。不过票房不好，可能那时候观众还没接受吧。”以现在的视角来看，《猫头鹰》的表现手法超前，当时的观众不接受也在情理之中，但像古龙这样的创作者是能理解的，他并不介意自己的小说被恶搞。姜大卫说：“我记得我跟他（古龙）说过。有段时间我们走得很近，每天在一起喝酒。”

古龙曾说过，他作品里的男主角得由姜大卫、狄龙来演，但实际上姜大卫演古龙笔下男主角的机会并不多。《独臂双雄》（1977年）算是其中之一。“这部片子是我和王羽做的，古龙是编剧。我和王羽是师兄弟，都演过‘独臂刀’。这部戏我们两个都是导演，我拍我的那段，王羽拍他的那段，大家戏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师兄，他做导演。”

姜大卫与师兄王羽合作电影《独臂双雄》。

虽然姜大卫执导的电影未必卖座，但颇能成就演员。萧芳芳凭借电影《不是冤家不聚头》首次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听不到的说话》（1986年）是刘青云第一次出演电影主角，几年后他就大放异彩，提名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聊起当年是如何找到还不算有名的刘青云来主演，姜大卫称：“当时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年轻人（刘青云），虽然不漂亮，但戏和气质都很不错。我想拍不一样的东西嘛，就想着找他来试试。结果我看对了，他后来真的非常成功。但那也不是我的关系，是他自己努力。”

萧芳芳凭借电影《不是冤家不聚头》首次获得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黑雪》（1991年）之后姜大卫就没有执导过电影了。他告诉新京报记者，并非因为票房不好才不做导演，而是当时女儿要到加拿大上大学，全家移民去了温哥华，他手头的两个项目只能推掉。可第二年他就被师父张彻叫回来拍电视剧。为了兼顾工作与家庭，做了15年“空中飞人”，直到2007年举家返港。“这15年里，我一拍完戏就飞过去，根本没时间做导演。等后来再想做导演时，发现我的手法、想法都跟现在的年轻一代脱节了。”

如果这些年全家都在香港，他相信各方面的发展都会不一样。“我是有点儿后悔（移民）的，当然也没有后悔药了。”虽然不再做导演，但这些年他出演的影视作品不少，能近距离观察并感受到这个行业观念和技术的变化。“我的感觉是，现在拍戏我可以提建议，但不能拿主意。提建议是凭借我的经验，但接不接受最终需要导演从各方面考虑后决定。”如果想再从事电影幕后创作，他认为自己和年轻导演合作担任监制，是更可行的方式。

关键词·家族

做个开明父亲，不想给晚辈压力

姜大卫1947年出生于上海，从小随家族南迁香港，在此落地生根。他的父亲严化是上世纪40年代活跃于上海的电影演员；母亲红薇是祖籍北京的满族人，在很多香港电影里演过配角、担任过国语配音，因此他们兄弟姐妹都能说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同父同母的哥哥秦沛比他大两岁，同母异父的弟弟尔冬升比他小十岁，三兄弟都成了华语影坛响当当的人物。

年少时的姜大卫。

1966年，还不满20岁的姜大卫经秦沛介绍，参与20世纪福斯影业出品的电影《圣保罗炮艇》的拍摄，由此入行武师。两年后他在片场被导演张彻发掘转做演员，开启了辉煌的演艺生涯。秦沛早年间曾跟媒体聊起姜大卫，形容弟弟什么事情都不求人，一切自己料理。“从小不肯跟人解释误会，即使跟父母、跟老师，他也一直是‘你怎么想就怎么想，我仍然是我’。”

尔冬升曾在专栏里专门写过姜大卫的“酷”。姜大卫带着小时候的尔冬升去片场玩，全程只说了四句话，有两句还是语气词。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哥哥的影迷。许鞍华1992年拍过一档电视节目《数风流人物》，其中一期的主角是尔冬升。他跟许鞍华说起从小每逢有哥哥的新片上映，都排队买票去看午夜场。有一晚看片结束后，邵氏电影公司的方逸华女士注意到他，就通过姜大卫邀请他出演电影。很快他就凭借其主演的电影《三少爷的剑》一举成名。

三兄弟都是做演员出身，演艺事业的轨迹却各不相同。秦沛一直都在做演员；姜大卫做过一段时间的电影导演，中年以后回归演员本职；尔冬升一开始就更喜欢做编剧和导演，1996年客串演完姜大卫监制的《情人的眼泪》后彻底告别演员生涯，专注于幕后导演工作。

姜大卫和尔冬升作为电影导演都对现实题材感兴趣，两人分别执导的《听不到的说话》和《癫佬正传》在同一年（1986年）上映，都聚焦了社会底层的边缘群体。对于两兄弟是不是商量好的？姜大卫说：“没有没有，大概是不约而同吧，都对这方面有一定的关注，所以都拍了这一类的电影。”

虽然都在华语影坛，但三兄弟齐聚的机会很少，甚至在电视上“同框”也极其罕见。2020年底《演员请就位》的收官之夜，姜大卫和秦沛赶去给节目里担任导师的弟弟尔冬升捧场，三人联袂走上舞台，风姿卓绝，令影迷们惊喜不已。

2020年腾讯视频出品的《演员请就位》收官之夜，三兄弟同台（左起：秦沛、尔冬升、姜大卫）。节目组供图

“别说你们难看到，我自己也很难得看到，哈哈。”姜大卫透露，当时他正好去宁波工作，已在上海结束隔离，赶上节目录制。“我们平时各自有工作忙，很多时候就算都在内地，去的地方也不一样，不见得能碰上。但每年我们总会聚几趟，尤其过年过节。大部分时候都在我家，或者在尔冬升家。”

目前他们家族有二三十人都是影视从业者，其中包括姜大卫的女儿姜依兰及女婿曹永廉、儿子姜卓文，以及秦沛的女儿姜丽文等。年初的“万千星辉颁奖典礼”上，姜丽文也凭借电视剧《爱回家之开心速递》获得了“飞跃进步女艺员”奖，她在获奖感言里提到，自己已是姜家的第三代演员。

的确，姜大卫三兄弟的父母都是知名电影人，从小就在片场演李翰祥、岳枫导演的戏，与胡蝶、林黛、乐蒂等大明星合作。但姜大卫坦言，他们当年完全没有感受到来自父辈的压力。“我们出来做演员的时候太小，不懂什么叫压力，做到现在已经习惯了。”

但他也能理解，作为“姜大卫的儿子”“秦沛的女儿”所承受的压力，尤其儿子姜卓文现在也进入了演艺圈。“我常常跟儿子说，不要有压力。进这一行你其实可以看到，失败的永远要比成功的多。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做好自己，不要做‘姜大卫第二’。别人除非不知道你是谁的儿子，不然一定会对比，说你做得虽然不错，可还不如你爸爸、妈妈那么好。但你自己不要这么想。”

姜大卫和儿子姜卓文。受访者供图

姜大卫的太太李琳琳在姜卓文小的时候就问过他喜不喜欢做演员，他当时表示不喜欢。姜卓文大学读的是平面设计专业，毕业后觉得很彷徨。刚好有朋友问他有没有兴趣演戏，他一试之下做起了演员。在姜大卫看来，有什么爱好、选择做什么职业是子女的自由。“他也喜欢唱歌、跳舞、练拳……我不反对他做任何事，只要是好的，我们都会支持。”他也自认是个开明的父亲，“也可以认为是我不会教（小孩）。”

两父子曾一起接受过访谈、上过节目，互动轻松，甚至可以聊怎么追女孩。沟通相处方式不像中国传统的父子，更像是忘年交。“我们家有事都是大家一起商量。因为我的想法是老一辈的了，年轻一辈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只能说积累了一些经验，可以给年轻人建议，但他们也不见得一定要接受，对不对？”姜大卫传授给儿子的经验是：认定了喜欢什么就做什么，要全心全意去做。

新京报资深记者 杨莲洁

首席编辑 吴冬妮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