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跳回忆4攻略文章列表:

• 1、生前预嘱深圳入法，我的生命我做主
• 2、毛主席逝世后，江青扑在主席遗体上痛哭：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
• 3、一位渐冻症校长的难题
• 4、3种运动被称为长寿运动，每天坚持这个时长死亡率最低！还不赶紧试试
• 5、阳康后不适，有这几种药方！当前疫情最新热点十问十答

生前预嘱深圳入法，我的生命我做主

深圳市市民签署“生前预嘱”。图片来源：深圳市卫健委网站截图

6月23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其第七十八条提及的“生前预嘱”制度备受关注。“生前预嘱”是人们事先，也就是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

按照“生前预嘱”制度规定，如果病人立下预嘱“不要做无谓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余生。

这是我国首个将“生前预嘱”以立法形式确立的条款，将于202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深圳也将由此成为我国首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

2006年，罗点点、周大力等人成立“不插管俱乐部”，2013年成立了北京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在民间多次试水后，直到此次深圳实现“生前预嘱”入法。

“条例正式施行后，当个人的意愿与亲属的意愿相矛盾时，法律将会保护个人的意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表示。

“从立法到具体落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李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相关法律细则还没有出来，所以需尽快制定细则规范相关标准和流程。

“就比如最简单的，‘生前预嘱’在哪儿填、填完了存在哪儿?如何让接诊的医院知道填没填?谁来保障?谁来执行?”北京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副会长周大力说。

自己决定生命末期的治疗方式

三个月前，黄灵(化名)签署了“生前预嘱”，今年不到四十岁的她，开始思考自己生命末期的事情。至今，黄灵还没有将这个决定告诉身边的好友家人，“如果没有经历过生死，其实很难去理解，很难去接纳。”

黄灵坦承，因癌症病逝的好友张晶晶(化名)的经历是促使她签署“生前预嘱”的催化剂，“我会想她都经历了什么，我不要再经历她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六年前，张晶晶确诊得了癌症。黄灵回忆，在张晶晶最后的日子里，发给她的信息都是关于“痛苦”。在离世的前一年，张晶晶打电话给她，“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在电话里，张晶晶讲述了她在吃一款新的靶向药，舌头上大概有十几个溃疡，吃不了东西，只能把各种菜都打成糊糊，“像汁一样喝进去”，完全吃不出什么味道。她现在已经对所有治疗的药物产生了抗药，她想放弃了。

黄灵安慰好友，“还没到那个时候”，“当时我查资料了解到还有一些进入临床阶段的特效药，觉得她还能试试。”但挂了电话之后，黄灵又后悔了，“当我安静下来，站在她的角度去想她的处境，她现在遭的罪，我反问自己，我愿意这么遭罪吗?”

在黄灵的印象中，张晶晶是一个吃点甲硝唑都嫌苦，要含着糖睡觉的人。但是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她因为吃靶向药、做化疗，身体极度虚弱，也有很多并发症，她得了甲沟炎，医生建议拿钳子把趾甲拔下来。黄灵是学医的，知道“这个地方对麻药不敏感”，她不建议张晶晶拔趾甲，但张晶晶还是听了医生的话“拔完以后抱着脚在那号叫。”

黄灵试着帮张晶晶找解决她痛苦的方法，但一直到去年年底，张晶晶去世，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张晶晶去世后，黄灵听她的亲人说，张晶晶在离世前曾经表示，她拒绝插管等治疗方式，如果她陷入到完全不能自理、没有意识的状态，那就不要再抢救她了，“类似是她的‘生前预嘱’”。

在张晶晶生命的末期，家属接受了她的想法，带她回家接受治疗，“在她临走前，她还是很体面的，还能在家人的搀扶下去上厕所，这对她来讲已经是极限了。”

黄灵说，张晶晶去世时，她竟然没有难过的感觉，就像突然松了一口气，“她终于不用去遭罪了”。

今年4月，当黄灵了解到“生前预嘱”后，她决定要自己决定在生命末期的治疗方式。她联系了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刚好我做手术的深圳市人民医院可以做‘生前预嘱’。”一个简单的流程，深圳市人民医院的两名医生作为见证人，黄灵签署了“我的五个愿望”，并读了出来，录了像，仪式算是完成了。之后，两份“生前预嘱”由她自己保存，录像由医院保存。

2023年1月1日起，在深圳，个人的愿望将得到法律的保护。今年6月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规定，收到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提供的患者“生前预嘱”的，医疗机构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实施医疗措施，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意思表示。

条例中对“生前预嘱”的限制条件包括，有采取或者不采取插管、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疗等的明确意思表示。此外还对公证情况和记录方式作了相关的规定。

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外科大楼22楼老年医学科的电梯间，张贴着“生前预嘱”的推广信息。新京报记者 陈亚杰 摄

选择与尊严

业内人士普遍的共识是，“生前预嘱”在国内的推广要追溯到2006年。北京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副会长周大力回忆，当时好友罗点点组织了一次聚会，会议上他们提出“生前预嘱”“不插管治疗”等新名词，几个好友一拍即合，成立了一个“不插管俱乐部”， “当时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事，一个人进入生命末期之后，自己能不能有权选择不遭罪的离世。”

1951年出生的罗点点曾经从医多年，她在多个场合讲述过影响她做“生前预嘱”推广的经历：罗点点的婆婆因为糖尿病住院，翻身的时候突然被一口痰堵住，心跳呼吸骤停，医生第一时间用上了呼吸机，虽然心脏还在跳动，可是没有自主呼吸，而且完全丧失了神志。

罗点点记得，婆婆曾经说过，要是病重，不希望被切开喉咙，插上管子。最后罗点点和家人一起作出了停用呼吸机的决定。但之后的一段时间，罗点点陷入到崩溃中，她问自己，我们凭什么决定他人生死，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吗?

后来，在整理老人遗物的时候，家人发现了老人夹在日记本里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她对在自己生命尽头时不进行过度抢救的要求。看到婆婆留下的纸条，罗点点才安心。

但当时身为医生的罗点点仍然感到后怕，如果没有这张纸条，或者纸条写着另外的意思，那怎么办?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件事不像猜谜语，不再让逝者生者两不安?

直到有一天，罗点点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的时刻，通过“生前预嘱”来选择自己在生命末期要或不要接受哪种医疗照顾的方式。

“不插管俱乐部”成立没多久，他们建立了“选择与尊严”网站，人们在意识清醒的时候，在网站上签署“生前预嘱”。根据美国人使用的“五个愿望”文本，他们邀请中国法律、临床、心理专家参与修订，最终确定了中国版本的“我的五个愿望”：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来帮助我。

2013年，经过北京市民政局审查批准，正式成立了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

北京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在进行缓和医疗培训师培训工作。受访者供图

但推广起来并非易事，罗点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回忆，在一年春节时，她把自己所著的新书《我的死亡谁做主》作为礼物送给所有的亲友。大家都说“真有你的，大过年的，说什么死不死的”。可看过书的朋友，又打电话对她说：这是一份文明的礼物。

周大力回忆，有一次，她和罗点点开新书发布会，一位年轻人听了后说，自己是外婆带大的，“凭什么最后让我姥姥做这种选择?我姥姥也说自己到最后一口气也要让我们管着她。” “当时罗点点就回复说，我们网站的名字是选择与尊严，人到最后的时候，有这个权利来做选择。”进ICU是一种选择，不插管也是一种选择。

“选择与尊严”网站注册人数并不多，罗点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笑言“不好意思说”已签署“生前预嘱”的总人数，“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目前还一直在5万多人的水平上徘徊。”

签署之后怎么执行也是一个问题，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采取个人线上注册的方式，他们无法了解到具体的使用情况。周大力自己身边的案例，遇到过孩子尊重老人意愿的;但当老人意愿与孩子的想法相冲突时，医院往往会站在孩子那边。

周大力曾经向自己的老师推广“生前预嘱”，等老师真正进入到生命的末期，已经有些糊涂了，不记得将写好的“生前预嘱”放在哪里了。在有医生参加的家庭会议上，老人邀请周大力代替他讲述他的“生前预嘱”，表达他希望不过度抢救的意愿。但是到了最后家属签字环节，家属拒绝签字。

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王瑛在与医生的交流中了解到，医生不愿去推广“生前预嘱”，最大的麻烦是如果他们按照签署人的意愿执行了，一旦有一个子女不同意，就会给医院带来医疗纠纷，医院往往为了避免“麻烦”，尊重子女的意愿，而不是患者最初写下的“五个愿望”。

在这样的前提下，“生前预嘱”入法的呼声日益强烈。王瑛说，“生前预嘱”虽已在民间推广多年，但一直缺乏法律保障，“入法的话，医院会有更大的底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医疗纠纷。”

北京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王瑛(左二)副会长周大力(左三)接受记者采访。新京报记者 陈亚杰 摄

入法

周大力回忆，在“不插管俱乐部”成立之初，他们参考了美国、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地的经验，“当时我们已经认识到，‘生前预嘱’需要入法，个人意愿应该得到法律的保障。”

从2010年到2016年，全国政协委员胡定旭、凌峰、陶思亮、顾晋等与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展开交流，他们连续数年提案，建议在中国的法律环境下推广“生前预嘱”和建立政府指导下的“生前预嘱”注册中心，并在现有医疗制度中提供现代安宁缓和医疗服务。

2016年4月，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受邀参加了全国政协第49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推进安宁疗护工作”建言献策。周大力记得，在那次会议上，罗点点提出了“一个是‘生前预嘱’，一个是在中国以安宁疗护为介入点来推广缓和医疗”。

2021年1月，国家卫健委曾在《关于实施生前预嘱，推进落实舒缓医疗的提案》中答复，在民法典起草过程中，国家卫健委曾就临终关怀、尊严死亡、生前预嘱相关问题开展专门课题研究，召开专家研讨会，听取意见，研究形成课题报告和具体意见并报有关部门。相关部门综合考虑各方意见、现实条件、技术标准等因素，认为目前立法条件尚不成熟。因此，上述内容未能在民法典中予以体现。“生前预嘱”及成立“生前预嘱注册中心”等做法有待进一步探索研究。

据报道，2019年，江苏省老年病医院就曾试行“生前预嘱”，但在2021年，推行已基本搁置。江苏省老年病医院血液肿瘤科主任樊卫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生前预嘱”本身出自患者意愿，在当时的情况下，它不具备法律效力，具体的治疗措施，医生还是要和患者家属沟通，却常常实行困难。“短期内推广开来很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与北京、江苏等地的试水相比，深圳则实现了弯道超车。2020年，在深圳市卫健委的支持下，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医生李瑛任首任会长。

李瑛记得，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之初，卫健委给他们定了两个任务，第一个是推广，把“生前预嘱”、安宁疗护的理念推广到深圳市的千家万户，人人知晓;第二个就是把它推向立法，让法律来保障签署人的意愿得到执行，同时也能保障医疗从业人员的安全问题。

刚好2021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更新的一年，由深圳市卫健委法规处牵头，联合深圳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专家一起，将“生前预嘱”写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草案提交到市人大。2022年6月23日，在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后，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生前预嘱”第一次被写进了条例中。

6月23日下午，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生前预嘱”第一次被写进了条例中。图片来源：深圳市卫健委网站截图

是“尊严死”，不是“安乐死”

“生前预嘱”入法，旋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家媒体发起的有两万多人参与的网上投票中，有2.1万人选择“理解，如可能也会签署”。

李瑛说，在老年科的病房里住着一位叫张中林的患者，今年九十岁。2013年，张中林的母亲以103岁的高龄在他们医院病逝，“当时老人的血压下来了，心跳下来了，呼吸快要平了，这个时候医生提出如果要抢救的话，就要插管，按压。”但是张中林拒绝了，“103岁的老人让她安详的走吧”。但是母亲离开后，很多人谴责张中林，说这是个不孝的儿子，自己的妈妈在最后的时候也不去抢救。“但是他说只有我自己清楚，这是为了我妈妈好。”

这次，张中林生病入院，在开住院证明时，李瑛向他介绍了“生前预嘱”。立法通过后，张中林就找到李瑛，表示自己愿意签署。

但相关的质疑声也存在。“生前预嘱”会不会导致病人过早放弃治疗?是否会因此错过抢救时机?如何确保“生前预嘱”是患者的真实意愿?“生前预嘱”会不会被恶意利用?是不是安乐死?

黄灵签署“生前预嘱”时，她还有很多“模糊点”，她是在深圳市人民医院两位医生的见证下签署的“生前预嘱”，她不确定万一她出现紧急情况，深圳市其他医院的医生能否看到她的“生前预嘱”，谁来执行预嘱中的“要求”，又由谁来保障。

黄灵签署“生前预嘱”后，将这个消息发到了病友群，“当时有好多人来劝我，说你不能有这种想法，就好像我签署了之后就是要放弃治疗，不想活了。”

李瑛曾向新京报记者解释，签署“生前预嘱”不等于“放弃治疗”，“我们要求至少要有两类的职业医生去判断，只有在患者经历了所有现在可及的医疗手段以后，都已经明确患者的疾病是不可逆转的，必定会朝着死亡的方向发展的，才可以启动“生前预嘱”。如果是急性医疗，比如说一个人突然大面积的心梗，或者是遭遇重大的自然灾害导致一个人生命垂危，这不属于生命末期，不会启动‘生前预嘱’。”“生前预嘱”可以根据病人意愿，随时改变，以尊重患者的选择为前提。

7月5日下午，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举行法规解读会上，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林正茂回应说，关于患者是否处于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期，是由医疗机构作出医学判断，并非由患者个人或家属判定。

关于患者“生前预嘱”意愿的真实性，深圳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对生前预嘱的形式和方式，都作出了明确要求：内容上，必须要有真实的意思表示;形式上，要求有公证或者经两名以上见证人见证，见证人不能是参与治疗的医疗卫生人员;其次，要求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的方式，有患者签名以及注明时间等，来确保患者意愿的真实性。

对于“生前预嘱”就是“安乐死”的质疑，李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生前预嘱”带来的是“尊严死”，它不同于安乐死。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放弃抢救和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让死亡既不提前，也不拖后，而是自然来临。在这个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尊重本人意愿，“尊严死”不把挽救生命作为首选，而是将无痛、无惧、无憾地离世作为目标，让“生死两相憾”变成“生死两相安”。

王瑛(右三)与李瑛(右四)在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办公室合影。受访者供图

“生前预嘱”可助力安宁疗护

与“生前预嘱”相伴随的，是安宁疗护。

安宁疗护，是指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控制痛苦和不适症状，帮助患者有尊严地离世。

李瑛在临床中发现，在没有“生前预嘱”这个概念之前，很多患者在经历反复治疗的痛苦后，也表达过不要去抢救，不要进ICU，“但是如果不进ICU的话，患者只能选择回家。”

前不久，李瑛在网上看到一位广州患者家属发布消息说，家中一位肿瘤晚期的老人不愿进ICU，但是也不想“在家等死”，他不知道自己的家人能去哪。李瑛看到后，想办法帮他联系到了广州的一家社区安宁疗护病房。

“‘生前预嘱’是个人医疗选择的方式，安宁疗护是一种医疗行为。”李瑛介绍，通过签署“生前预嘱”，人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医疗方式，其中包括ICU，也包括安宁疗护。

“随着‘生前预嘱’的推广，对安宁疗护的需求已经产生了，我们协会致力于‘生前预嘱’的推广，但是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能够呼吁、发展安宁疗护。”在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王瑛看来，“生前预嘱”不应该是孤零零的一棵树，它要与安宁疗护、生命教育一起，构成一个森林，这棵树才能存活。

安宁疗护在国内的发展还处于试点阶段。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提到按照患者“充分知情、自愿选择”的原则开展安宁疗护服务。目前，我国陆续在76个市(区)开展国家安宁疗护试点工作。

2019年，深圳成为国家第二批安宁疗护试点城市。

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在深圳开展安宁疗护人才培养工作。受访者供图

《深圳特区报》在2021年关于安宁疗护的报道中指出，“目前安宁疗护社会接受程度仍然不高，而社会对安宁疗护需求又很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机制也影响安宁疗护病房的建设，“终末期患者不做昂贵的检查、不开高价药物，安宁疗护服务以护理为主。受绩效考核影响，舒缓病区医护人员拿到的工资仅有其他科室的三分之一到一半。”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肿瘤科曾设置专门的舒缓治疗病区，但综合权衡下，2020年将原有的舒缓病区撤离，患者被分散到肿瘤亚专科。报道中介绍，“人才不足，是安宁疗护的另一大痛点。”

李瑛所在的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在2021年开设安宁病房。但目前只能收治症状比较轻的患者，“比较重的患者还是将他们放在了老病房，现在主要问题是缺少配套的医护人员，重病患者管不过来。”

《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将会在2023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从立法到具体落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李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相关法律细则还没有出来，所以需尽快制定细则规范相关标准和流程。

周大力也认为，“现在还有很多细则需要去研究、完善，就比如最简单的，上哪填、填完了存在哪?如何让接诊的医院知道填没填?谁来保障?谁来执行?”

深圳“生前预嘱”入法之后，给了黄灵更多的希望，她期待相关的条例可以不断完善，“我认为至少要先联网，这样我在深圳任何一家医院就诊时，他们都能看到我的‘生前预嘱’。”

部分资料参考：罗点点著《我的死亡谁做主》

新京报记者 陈亚杰 实习生 王亦心

编辑 胡杰 校对吴兴发

毛主席逝世后，江青扑在主席遗体上痛哭：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病逝，举国上下悲痛欲绝。

去世的前一天上午，毛泽东的思维依旧很清晰，还关心着日本大选的消息。

当时的毛泽东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几个微弱含糊的音节，却又说不出一句话，便握着铅笔在纸上划了几下，似乎这几个简单动作都将他的体力耗费殆尽。

他写不动了，手静静放着，纸上是三道歪歪扭扭的线。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抬起握着笔的手，在床头轻轻敲了三下。

工作人员想起日本内阁大臣三木武夫此时正在参加竞选，便询问主席是不是想了解三木的竞选情况。

毛泽东微微点了点头。

后来，毛泽东就进入了弥留状态。

血压已经降到维持不住了，没多久，毛泽东的瞳孔放大，与此同时，一旁仪器上的心电图突然拉成一条水平线，慌神的众人迅速对主席实施紧急抢救。

他们用尽了一切办法，打强心针、人工呼吸等等，但这一次，毛泽东的生命终于走至终点了。

上一次的奇迹没有重现，毛泽东并没有从休克状态中苏醒，微微笑着说一句，自己仿佛又睡了很长一觉。

他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巨星终究是陨落了。

毛泽东去世后江青的表现

毛泽东去世了，距离最近的江青一收到消息，就立马冲了过来。

她头发凌乱，满面惊恐地奔进门，看到毛泽东的遗体就立时从嗓子里发出一声哭嚎，扑到遗体上嚎啕痛哭起来，边哭边绝望呼唤：“医生！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啊！为什么不救救他呀？”

她哭得撕心裂肺，悲痛至极，声音都嘶哑了。

很多年后，在现场目睹这一幕的姚文元回忆起当时所见，依旧唏嘘不已。

毛泽东去世后，工作人员翻出了他去世前几天的护理记录资料，惊讶地发现9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在看书看文件上花了近3个小时，多达11次。

无人不被其坚强毅力所震撼。

毛泽东最后一次现身人民大会堂是在1973年的夏天，他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党的十大开幕式。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大会结束，按照以往惯例，领导人都是在代表们热烈的掌声中离场。

台下的代表们热烈鼓着掌，准备欢送主席等人离开，但他们很快发现，主席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过了会儿，毛泽东用吃力而迟缓的语气，说了一句话。

“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

一旁的周恩来总理随即向代表们宣布，这一次，毛主席会目送各位代表们离场。

于是代表们第一次先行退了场，有人走时也带着满心疑惑，这次不同以往惯例的真实情况及原因，都被毛泽东的随身护士长吴旭君都看在眼里。

后来吴旭君回忆起自己当时看到的场景。

毛泽东宣布散会后，她看到主席的两只手撑在椅子的把手上，像是在发力，使劲往下压好支撑着自己站起身来。

看主席一副极其吃力的样子，吴旭君心里着急，马上叫人过去搀主席一把，帮他站稳身子。

这时，坐在一旁的周恩来突然注意到毛泽东的腿在不停发抖，于是马上让主席先坐下。

于是毛泽东好似如释重负，脱力般重重坐回了椅子上，不再努力尝试站起身了。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10分钟，期间有人坐着，有人正往外走，也有人走到门外又折返回来回到座位上，更多人依旧毫不知情地热烈鼓着掌。

周恩来不断打着手势，示意大家赶快先退场。

但主席不走，大家也都不肯先离去，但眼下这种情况，主席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光站起身就已经十足困难了，又如何被全程目送着离场？

不能让代表们知道主席的身体状况已经衰弱到如此地步了。

于是吴旭君灵机一动，对周恩来提了个建议。

周恩来采纳了她的建议，随即当场宣布，毛主席将目送各位代表退场。

这一招果然奏效，众人虽然依依不舍，但还是相继离场了。

等到代表们都接二连三退席后，毛泽东才缓缓起身，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离场。

在后来的十大新闻纪录片中，人们也没有看到毛泽东入场和离场的镜头。

从此，任何大会上再也没有看到主席的身影，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党的代表大会。

因为随着毛泽东的病情愈发严重，他再也没有精力参加大会了，而这样的退场经历有过一次，不能再出现第二次了。

病重期间的毛泽东

毛泽东健康状况的转折点大约是1971年。

这一年是毛泽东最心力交瘁的一年，他从身到心都极度劳累。

第二年的1月份，陈毅去世，从情感上又给予心情本就郁结的毛泽东一重重打击。

离追悼会举办还有几个小时，毛泽东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只披了件大衣就匆忙赶去了追悼会现场，主席的意外现身，令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不已。

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准备乘车离开，在场部分人看到了令他们无比揪心的一幕。

毛泽东在上车时，几次颤巍巍抬腿都未能成功蹬上汽车，最终还是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爬上了车。

昔日意气风发的毛主席终究也无法背离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

回来后毛泽东就因着凉感冒，引发肺炎，再加上心情沉重，很久都没有休息好。

因患有肺心病，心律失齐的情况下会严重缺氧，一个月后，睡梦中的毛泽东突然陷入休克，脸因缺氧而憋得青紫，心脏几度停止搏动，呼吸微不可闻。

幸亏医疗人员及时发现不对劲，连忙进行抢救，足足抢救了20分钟，终于把毛泽东从生死一线抢了回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闻讯赶来的周恩来下车时腿都软了，几乎迈不开步子。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健康问题高度重视，这次惊险过后，他亲自为毛泽东组建了第一次医疗组。

毛泽东的身体也更差了，根本离不了人和吸氧机，大多数时间都静静阖目躺在床上，一言不发，这些情况，外界是一概不知情的，虽然也发现了主席的行踪愈发神秘，但都以为其背后是有着重要的部署安排。

毛泽东被抢救回来后第9天，尼克松访华，这是一次对改善中美关系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见，尽管毛泽东此时身体虚弱无比，但还是执意要跟尼克松亲自见面。

毛泽东的双脚浮肿得很严重，原本的鞋一双能穿的都没有，还是工作人员特地去订做了两双肥肥大大的布鞋给毛泽东穿。

原定与尼克松的会谈时间只有短短的15分钟，因为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实在撑不了。

本以为只要见过面，对外宾的礼节到位就够了，但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实际会谈时间从15分钟延长到了一个多小时。

会谈过程中的毛泽东看上去依旧从容自若，反应机敏，甚至让对面的尼克松都误以为其病情并没有太过严重，在日后的回忆录中表示，觉得只是简单的中风。

但他不知的是，他眼前的毛泽东，几乎是用尽了全部意志力量才支撑着自己没有倒下。

他们交谈时，医护人员正在隔壁房间随时准备待命。

书房屏风后也放满了抢救的医疗措施，强心剂早就被抽进了针管，一旦出事直接就能用。

这一切就是为了以防不测，因为毛泽东随时都有可能倒下。

吴旭君将那时的场景形容为分秒必争的“备战状态”。

毛泽东的病情实际上要严重得多，以致于此次会谈耗费了他过多精力，会谈结束后，疲累到床都来不及去，在就近的沙发上静坐了半小时才缓过来。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后来毛泽东身体渐渐恢复了些，觉得没必要那么多医疗人员都围着自己打转，只留了最基本的护理人员，其他专家医生又都各自回了原本的岗位。

从在周恩来的重视下组建，再到解散，医疗组总共也就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1974年冬，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王新德突然接到一通电话，被告知有一项特殊任务。

当得知此次任务是去给毛主席看病后，王新德惊呆了。

接着就是无尽的紧张，毕竟这不同于他以往的所有病人，对方是伟大的国家领袖毛主席，这让王新德心中十分敬畏。

但等真正见到毛泽东后，王新德彻底扭转了对主席的印象。

过去王新德想象中的毛主席是很严肃的形象，会将马列主义和国家大事时时挂在口头边，但实际上的毛泽东非常亲切，言谈举止很风趣幽默。

王新德第一次见毛泽东不怎么紧张。

因为主席实在太随和了，见人就习惯问人的姓氏年龄和籍贯，王新德说自己姓王，毛泽东就笑着点头说姓王挺好，还问是不是琅琊王的王。

还有一点，跟王新德以往认知也不一样了。

过去王新德都是通过电视看到毛泽东的身影，电视上的毛主席似乎总是红光满面、意气风发的。

当进入中南海后，看到那个静静躺在床上的老人，王新德还是忍不住涌上心酸，风烛残年的毛泽东是如此的苍老憔悴。

毛泽东：谁封了我4个官？

大约从1974年初，毛泽东的视力就急剧下降，几乎看不清东西，后来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

长达600多个日夜，毛泽东承受着几近彻底失明的痛苦，只能靠工作人员把书籍报纸和工作文件念给他听。

一位一生手不释卷的人，如今连字都看不清了，没有人能切身体会到毛泽东内心的煎熬。

但毛泽东一切如常，总是默默聆听，从来没有流露出一丝烦躁郁闷的情绪。

痛苦、烦躁、阴沉、悲观，这些表情，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从来没在毛泽东的脸上看见过。

他比旁人都表现得更轻松，甚至还反过来宽慰忧虑紧张的他人，仿佛身患重病的人不是他自己一样。

只有了解毛泽东的人才知道，毛泽东并不是真正的轻松，他只是在尽全力不让自己的痛苦叫旁人得知罢了。

忍耐，是毛泽东对抗病魔的最主要方式。

那段时间，毛泽东疯狂地看书，几乎每位工作人员都帮他举过书，毛泽东则自己拿着放大镜看。

工作人员都明白，主席这是在转移注意力，尽量摆脱病痛的苦恼。

只有病重到无法忍受了，毛泽东才会无可奈何地对医生和药物妥协。

比起多愁善感的旁人，毛泽东态度则豁达得多，不是说他毫不关心自己的病情，只是他对于自己的生死实在看得很淡，

医学上比较讲究保护病人的心态，一般不会如实告知重病患者他自己的真实情况。

但毛泽东却对医护人员说，希望你们如是对我讲，我的病重到什么程度，你们都不要怕。

他还幽默道，人都是要生老病死的，如果孔夫子那一代的人现如今都活着，地球怕是都装不下了。

作为功勋卓著、被无数人敬仰的开国领袖，国家需要他，人民需要他，人们往往难以用多么丰富的词藻表达对毛泽东的留恋和不舍，有时会用“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这种口号去欢呼。

但毛泽东对于此类呼声的态度却非常理智冷静。

1967年的一天，毛泽东在读报时，突然手一顿，眉头蹙了起来。

他抬头望向在场其他人，问道：“谁封了我4个官啊？”

对于毛泽东的突然发问，在场人都一头雾水，不明白主席说的封官是什么意思。

看着面面相觑的众人，毛泽东哗的将报纸一翻，面向他们，用手指着上面一段话。

大家凑上去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了，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连四个“伟大”，再加上赫然醒目加重语气的感叹号，让大家终于反应过来了，想起毛泽东刚才那句调侃意味十足的话，都露出一副想笑又不敢笑的表情。

毛泽东则看上去不太高兴，似乎对那段话嗤之以鼻，他说，扯什么万万岁，难道还有人长生不死吗。

“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毛泽东严肃道。

70年代那会儿，大家都流行戴起了毛泽东像章，捧着毛主席语录，医护人员也不例外。

结果叫毛泽东看见了。

“快摘下来！”毛泽东不悦道，“在我身边怎么还兴这一出？万岁万岁，哪有人真能活到一万岁？”

毛泽东不愧是一生尊崇辩证唯物主义的人，以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的乐观精神去慨然面对生死。

毛泽东去世后，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中央选择将其遗体永久保存起来，以供世人瞻仰。

毛主席到底是因何病因去世的，以及去世时的一些细节，向来为世人所关心，其生前医疗人员也是记者追问不断的对象。

但对于外界的任何探寻，大家都坚持职业原则，守口如瓶，该说的不该说的一句也不会透露。

王新德对此表示，中央不说的，他们这些工作人员为什么要去说，不是没有同行向自己打听过，但自己从来不跟任何人讲。

“中央不讲，我也不讲。”王新德说道。

毛主席病重时，总是担心身边医护人员会收到无端苛责，因此常为他们说话，生活上也时时关心，令医护人员都很感动。

所以在主席逝后，这也是他们所能为主席做到的最后保护了。

主席在世时常谈的辩证法生死观也被许多工作人员接受并学习，想必主席看到如此，也会含笑九泉。

一位渐冻症校长的难题

王绍军出院后，回到基地生活。受访者供图

在渐冻症完全侵占身体之前，一场突发的爆炸事故将王绍军困在了床上。

全身无法移动，他不停摇头，用枕巾摩擦发痒的头皮，吃饭喝水都需要护工帮助，但比起身体，更让他发愁的是“要是基地没了，孩子们能去哪呢?”

2015年，46岁的王绍军拿出1000多万积蓄，创办河南省残友创业就业孵化基地，那时他已确诊渐冻症29年，终日与轮椅相伴。他想将基地打造成残疾人的“桃花源”，那里院子宽敞明亮，无障碍设施随处可见。

最初只是想为残疾人做点事情，情感与羁绊却在不经意间滋生。在基地，失去双臂的少年第一次走出家门，拉扯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有了稳定收入，曾想过自杀的男孩遇到了人生伴侣。

8年间，4700名残疾学生先后在基地免费吃住、接受培训，获得了工作机会，和一份“存在于世”的勇气。

直到2020年初，电动轮椅的意外爆炸使王绍军全身烧伤，卧床难起。生死门外徘徊归来，资金短缺的“桃花源”该如何延续，成了他日夜揪心的难题。

2022年元旦，王绍军与基地优秀学员合影。受访者供图

病床、小院、平房

王绍军的床前有一面大大的窗户，玻璃擦得明亮，午间阳光洒进来，晒得地面发烫。他很少拉上窗帘，透过窗户他能看见亲手设计的小院和平房。

院子里水泥地面平整干净，路边野草被春天召唤，一簇簇钻出头来，树木还是光秃秃的，枝丫直挺挺地伸向天空，鸟儿在上面轻轻落下，要再过些日子，树枝才能冒出绿芽。

对面的平房有深绿色屋顶，浅褐色砖头钩织出花纹墙面，门口是一段带扶手的小斜坡，经常有学生摇着轮椅从斜坡滑下，王绍军侧头看着他们发呆。

他住在位于中牟县的河南省残友创业就业孵化基地，已经两年没有下床，偶尔坐轮椅见客，需要三四个人抱着他挪下来，浑身都是深深浅浅的伤口，即便极力忍耐，每次下床还是疼得他“哎哟”声不断。

两年前，电动轮椅突然爆炸时，王绍军正坐在上面办公，渐冻症使他困在轮椅上无法逃离，最终造成全身60%严重烧伤。ICU里住了8个月，才勉强保住性命。

但烧伤和脑梗使他彻底不能动了，两条胳膊缩在被子里，瘦骨嶙峋的小腿被烧得焦黑，暗红色的还未愈合的伤口爬满了身体。枕巾是粗糙的毛线材质，用来植皮的头皮取了再长，长好了再取，取了11次。新长出的头皮发痒，他总忍不住蹭来蹭去。

生活因此寂静了许多，手机用支架固定在床前，他用语音控制接打电话，除此之外便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被一名聋哑员工捏在手里，熟练地送到嘴边。妻子于淑娟为此生过几次气，他说：“在想基地以后怎么办，愁，没办法。”

自2015年基地创办以来，除了残联补助和社会捐赠，每月七八万开销几乎全靠他的积蓄维持，如今账户里的资金已经消耗殆尽。

坐落于郑州市中牟县官渡镇的残友基地。新京报记者 马延君 摄

平房里，下午的课程刚刚开始，没有双臂的裴奔康坐在讲台前，双脚操控着鼠标和键盘，他身体清瘦，看起来还像个高中男生。

黑板位置被投影屏幕取代，显示着“网购平台客服操作流程”，裴奔康弓着身子靠近话筒，讲解“如何处理退货问题”，声音温和流畅。

台下是一群二三十岁的学生，许多人是坐轮椅的。上课前，学生将轮椅整齐地摆在门外，互相搀扶着走进教室。上课时，他们脑袋凑在电脑前紧盯屏幕，不会打字的人用两根食指缓慢地戳着键盘，不时有人左右摇晃身体，坐久了，无法活动的下半身会肿胀发麻。

30岁的裴奔康曾是学生中的一员，在王绍军创办的河南省残友创业就业孵化基地，残疾人可以免费吃住，免费参加为期两个月的客服培训，通过考核即可从事网购平台客服工作，为自己赚得一份收入。

正式工作后，裴奔康选择留在基地义务担任培训教师，这里生活简单得一目了然，平房左侧是工作区，十几位常住基地的人正在办公，右侧是教学区，近百台电脑排列整齐。

课堂总是很安静，只有敲击键盘的“哒哒”声响个不停，裴奔康有时用脚趾解锁手机回复消息，身体两侧耷拉着空荡荡的袖管，没人对他投去异样眼光。

两个小时教学结束，裴奔康回到工作区，在桌子下用力揉搓双脚，屋里有些阴凉，为了方便打字，他只能光脚穿拖鞋，一双脚被冻得干燥发白。

3月4日，基地组织学生们共同观看冬残奥会开幕式。受访者供图

为了那些“和我一样的人”

决定创办基地时，王绍军确诊渐冻症已经29年。

噩梦开始于17岁，王绍军突然发现小腿肌肉失去弹性，他一向热衷运动，一夕之间跑跳都变得吃力。

确诊过程并不漫长，因为他的二姐已经得了同样的病，紧接着父亲也因儿女患病思虑过重，脑梗猝然离世。

回忆起过去的生活，他只记得自己独自坐在窗前，望着操场上肆意奔跑的同学，茫然不知所措。

大专毕业后，王绍军留在家乡郑州工作，他坚信自己和常人没什么不同，“只是上下楼梯不方便，所以我会比别人早到晚走一会儿”，直到病情发展使他不得不坐上轮椅。

与此同时，命运向他展露了仁慈的一面。2003年，受非典影响，郑州市中牟县的大蒜滞销，王绍军瞄准商机，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大蒜交易中心，免费向农民和经销商提供大蒜供需信息，同时凭借准确的市场信息做起了大蒜生意。

勤勉与聪慧使他在十几年间赚得2000万资产，拥有了一个美满家庭，他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人们对他的称呼变为“王总”。

但王绍军始终觉得愧疚，“2014年我被评为全国自强模范，可我还没为残疾人群体做点什么”。

他总会想起2004年儿子出生的夜晚，早产的儿子被放进保温箱，小小的身体扭来扭去，妻子耗尽体力躺在床上，他看着病房里的妻儿，想回家为他们做顿晚饭，却发现自己很难够到灶台。

他关掉灯，靠在墙壁旁沉思许久，“将来儿子会如何回忆我呢?难道只记得父亲是个残疾人吗?”

他想起自己的父亲，那是他一生中最崇拜的人，父亲生前乐善好施，帮许多素不相识的人渡过难关，下葬那天，送别的人挤满街道，蜿蜒了好几公里。王绍军下定决心“要为那些和我一样的人做点事”。

一次外出交流，听说某网购平台计划招募大量残疾人客服，但需要一个培训基地，他立刻决定把任务接过来。

在郑州市残联的支持下，他将基地选定在中牟县官渡镇，那是一个幽静整洁的小镇，他租下108亩土地，运来几十株树苗，亲手画出了设计图。

为方便学生进出，基地要建成平房，门口不设台阶，卫生间只用门帘，教室和宿舍要有明亮的窗户，充足的电脑设备，四周种树种花，再建一个池塘。

他按照理想中的“桃花源”布置着基地，为此付出了1000多万积蓄，妻子于淑娟对此毫无异议，她见过丈夫受歧视的样子，出门打车，司机看到轮椅不愿停下，丈夫满脸落寞无助，“我懂那种感觉，建基地能帮助更多人，是件好事”。

3月10日下午，王绍军和于淑娟正在聊天。新京报记者 马延君 摄

让一切从头来过

2015年春天，通过河南省各市县残联招募，基地迎来了第一批学生。看到学生下车，王绍军心头一紧，“十几个人，就像刚打了败仗的兵，个个垂头丧气”。

由于身体原因，他们大多早早辍学在家，常年不与外界接触，来到陌生环境，每个人的眼神都是怯怯的，行李放在脚边，谁也不敢往前迈一步。

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培训，王绍军没有设置报名门槛，学生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多岁不等，有人没见过电脑，有人不会拼音，还有人依赖家人照顾，学习开关机、打字、独立生活，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白天学生上课，王绍军坐在旁边，多年经商经验让他“一眼就能看出谁在想什么”，他将轮椅摇到每个人身边，鼓励不敢尝试的人“电脑弄坏了也没事”，安慰进度缓慢的学生“两个月学不完就学四个月”。

晚上他带着学生开联欢会，一个个拉着他们上台讲述自己的故事，刚开始每个人都红着脸，声音和手一起抖个不停，窘迫得像是要哭出来，几周之后逐渐熟悉的学生们每晚唱着歌，嬉笑声一片。

32岁的冯政凯当初是瞒着家人来到基地的，母亲不放心他出远门，他半拖着身子，带着几件衣服溜出来，坐上车才敢通知家里。

因患小儿麻痹导致双腿萎缩，他念完高中便呆在家里，直到25岁还没有工作。一次他向母亲要五元钱买烟，母亲突然发火，“哪个孩子像你一样，等我跟你爸死了，谁来管你?”

说完，母亲的眼泪落了下来，看到母亲哭了，冯政凯心里紧缩着疼。

“不能这样混下去了”，他一遍遍拨打求职电话，又一遍遍失败，听说基地和他一样的人都找到了工作，他动了闯一闯的念头。

刚见到王绍军，“也没觉得他是有钱人，穿着打扮都很朴素”，周围人称呼他“王校长”，冯政凯依着性子喊他“老大”，王绍军只是笑着说：“别在人多的时候喊，搞得像黑社会一样”。

冯政凯得到了一辆手摇轮椅，双手操纵把杆，小车便“嗖嗖”向前，他兴奋地给轮椅起名“宝马”，那是他第一次行动自如，小时候他不得不爬着上学，被同学骑在身上取笑。

过往的痛苦记忆被抛在身后，他迅速融入基地，成了专业客服，又做了培训老师，因为最早进入基地，又为人热心，他被后来的学生称为“大师兄”。

每到春末，冯政凯会开着“宝马”小心翼翼地挪进池塘，拔掉池底干枯的芦苇，夏天一到，池里会放满水和锦鲤，四周繁花开放。

2017年，25岁的裴奔康刚到基地，几次想过逃跑。自从儿时因触碰变压器被截去双臂，他再没离开家所在的村庄，他想过赚钱自立，去学习电脑技术，本以为学成后可以得到工作，但老师只轻飘飘丢下一句“自己去找吧”。

那是他无法完成的任务，他知道自己不被接纳，走在街上会被人来回打量，上车动作慢一点会被人嘲笑，一次独自在外上厕所，他请求旁边的人帮忙系下裤子，对方看他一眼“不方便还出来干什么”，嫌弃地走开了。

他又退回了家中，父母忙着打工赚钱，家里静得能听见心跳声，他每天看电视，打游戏，没人说话，唯一的户外活动是走到村口看看农田。

家人将他送到基地，他不知道“再学一次又有什么用”，没有家人照顾，洗脸、吃饭都要人帮忙，一位哥哥每天帮他准备洗脚水，他感激却又为麻烦别人难堪，给家人打电话时躲在被子里哭了出来。

他跑到基地门口，看着路边车辆疾驰而过，不知道该往哪走。王绍军了解情况后，将他拉回教室，“能用脚打游戏，就能用脚打字工作，你试过了再说不行，我送你走”。

裴奔康抱着“来都来了”的想法留了下来，为了达到每分钟四十字的考核标准，脚趾在键盘上磨出了一层薄茧，总是打错字，他学着使用快捷键发送常用语，桌下灯光昏暗，键盘字母也被磨花了，他买来一个新的发光键盘放在脚下。

日子一天天过去，三个月后，他考核通过成为专业客服，看到银行卡里转来的第一笔工资，裴奔康发现，新的人生好像就这么开始了。

3月10日，课程结束，裴奔康开始工作。新京报记者 马延君 摄

改变正在发生

提起丈夫，于淑娟总是笑着，当初她看中王绍军的聪明踏实，不顾家人反对嫁给了他，自从他们相识，王绍军一直是一副温和模样，仅有的几次矛盾，也是她指责丈夫不注意身体，而王绍军只是在一旁默默听着，从不争辩。

但在两年前，她目睹基地里爆发了一场争吵，一位不想上课的学生用吃不饱饭的理由叫来了家长。家长站在院子里大吵大闹，王绍军摇着轮椅冲出人群，大声喊道：“你叫老师，叫其他学生来问问，有谁在这儿吃不饱吗?”

于淑娟吓了一跳，她从没见过丈夫如此激动，涨红了脸，全身都跟着颤抖。

她理解丈夫的失控，基地建立后，王绍军放弃大蒜生意，每天守在这里，甚至很少回家，学生越来越多，几百人的事情压在心里，王绍军很少向她倾诉。

本来只是想为残疾人就业做点事情，但越来越多的牵挂让王绍军放不下。他记得一次吃饭，一个学生只是夹些青菜，他以为学生不好意思，让她多吃些肉，学生摇摇头说“我吃不惯”。

那是一位拉扯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来基地前靠拉三轮为生，收入微薄，已经很久没有吃肉。

躺在病床上提起这件事，王绍军眼圈一红，眼泪顺着侧脸滑下，他没法伸手去擦。“后来她做了客服，收入稳定了，现在生活也好了很多”。

让他揪心的还有那个被父母遗弃的女孩，她被陌生爷爷捡来养大，爷爷生病后，其他家人嫌她是个累赘，不肯让她留下，她收拾行李离开，只留下一句话，“只要你们照顾好爷爷，我去街上讨饭也不会回来”。

红十字会志愿者将她送到基地，王绍军了解情况后对她说：“欢迎来到这个温暖的家，在这里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吧。”女孩的床铺被安排在宿舍最里面，上面放满了娃娃。

王绍军设计的学生宿舍，上面挂着“幸福家园”。新京报记者 马延君 摄

基地确实越来越像一个家了，这里办过两次集体婚礼，几十对在这里建立感情的新人一起走上红毯，和家人吵架的学生想回来住几天，王绍军也像对待闹脾气的小孩儿一样，张罗着“回来吧，待几天，散散心”。

小小的院落里到处散落着故事，改变也在一点点发生，除了一份安稳工作，王绍军更想给学生们提供一份走出来的勇气和独立生活的希望。

来到基地之前，李小龙开过三轮，经营过小店，收入都不稳定，因为拄着双拐，总被人叫做“瘸子”，他不止一次想过自杀，安眠片在手里攒了小小一把。

看到基地里只有两根手指的人还在努力工作，他逐渐放弃了轻生念头，做平台客服每月七八千元的收入，让他觉得“我好像也不比别人差”，他在基地遇到了同为学员的女朋友，第一次有了成家立业的展望。

2019年，平房后面建起一座三层新楼，王绍军计划扩大招生规模，“河南省有700多万残疾人，基地这几年才帮助了3000多人，你想想还有多少人只能呆在家里?”

新的楼房拥有两部电梯，还有长长的无障碍坡道，一层是教室，二三层是宿舍，楼房建好后将能容纳600人同时上课与生活。

新的桌椅运来了，电脑设备也在置办中，王绍军每天忙得团团转，他到处谈合作，想为学生们多开展些就业渠道，还想探索残疾人养老服务，一切都在快速前进，直到2020年初，一场意外发生。

3月10日，上课前学生们会将轮椅放在教室外。新京报记者 马延君 摄

“桃花源”外的现实困境

“砰，砰，砰”三声，轮椅的电瓶爆炸了，王绍军眼睁睁看着火蹿上身，却无力逃跑，儿子拉不动他，他倒在地上，失去了意识。

ICU里的时光是混沌的，他半睡半醒，又突发脑梗，几次险些撑不过去。翻身时喘不过气，医生掀开纱布换药，伤口刚结好的痂被猛地撕开，疼得他只想“死了算了”。

病房外，于淑娟被吓晕了两次，醒来又赶紧四处找专家诊治，冯政凯赶到医院前一直告诉自己不能哭，看到老大的样子，只能无助地掉眼泪。

ICU费用高昂，“前后花了几百万吧，顾不上算了”，家里积蓄花光了，亲友发起募捐，连70多岁的中学老师都在打电话，挨个找同学为他筹款。

最艰难时，于淑娟几次想关掉基地，但一想到每天十分钟的探视，王绍军都在问她“大家怎么样?还有吃的吗?”又没法作出决定，“如果真关了，他走了都不能安心”。

8个月后，王绍军转入普通病房，开始漫长的康复训练，他被放在只有两根钢管的床上按压身体，不敢想还要经受多少煎熬时光。

得知康复还需上百万费用，王绍军思前想后，决定出院，“把钱省给基地用吧”，妻子拗不过他，“他心里装了太多东西，放不下”。

回到基地，王绍军怕学生们看见他担心，很少出门，每天都在思索“怎样给基地找到造血方式”，不想向学生收费，给平台培训客服也是免费，他不知道基地还能支撑多久。

他曾尝试引进农产品加工项目，可做出的粉条成本太高，无法打开销路，他也带领学生做过工艺品，扇子、泥塑做得精美，但市场需求有限，无法形成产业链，“以前谈合作都难，现在我床都下不来，谁能放心跟我合作呢?”

那是“桃花源”外另一层现实困境，朋友曾问裴奔康，“要是不做客服了，我还能做什么呢?”两人想来想去，似乎没有更多出路。

2022年初，河南省残联就业服务中心、郑州市残联的工作人员先后来到基地探望，见到王绍军的伤势，每个人都忍不住落泪叹气。

他们和王绍军相识已久，帮助他建立基地，招募学员，维持基地运营，又为他遭遇意外无可奈何。

食用油、鸡蛋、大米，一箱箱物资被运到仓库，一行人探讨起基地未来的规划，“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我希望有团队一起做好这件事”，王绍军说着。

联合爱心企业做带货直播，引进更多适合残疾人就业的项目，大家共同出谋划策，商量了许久。

新的楼房还没来得及装修，建筑材料都堆放在一楼，王绍军偶尔会让人推着床去看看空旷的教室，风从四周窗洞灌进来，他环顾一周，点点头，示意离开。

3月11日那天，正碰见刚回基地的冯政凯，李小龙和在基地认识的女朋友结婚了，冯政凯早早赶到乡下参加好哥们儿的婚宴，又赶着回基地处理工作。

3月11日，冯政凯与同事前去参加李小龙婚礼。新京报记者 马延君 摄

王绍军和冯政凯在院子里晒着太阳，聊起琐事，院子里的条幅需要换了，池塘里的芦苇需要拔了，新的招生季到了，仓库里的被子也该拿出来晒晒了。

家里琐事太多，两人一直聊到太阳落山，夜风渐起，食堂阿姨端着一大盆热气腾腾的汤菜走进平房，米饭香味飘过来，木头餐桌支起来，一天工作结束，裴奔康将键盘“嗖”地一推，转身走进宿舍招呼同伴，“出来吧，开饭了”。

学生们也陆续走进平房，看见他们王绍军心里踏实不少，“也许会有办法吧”，他点点头，示意回到房间，床被拉到转弯处，路边一束迎春花，擦肩而过。

新京报记者 马延君 编辑 胡杰 校对 赵琳

3种运动被称为长寿运动，每天坚持这个时长死亡率最低！还不赶紧试试

运动带来的健康好处不胜枚举，能“续命”也并非新鲜事儿。

北京大学研究学者在调查了50万中国人后发现，在30岁时，如果遵循5个健康生活方式，包括从不吸烟或戒烟（不是因为患病而戒）、不过度饮酒（不饮酒或轻中度饮酒）、积极进行身体活动、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保持健康的体型，就能延长寿命8-9年！

而这5点中，很重要的一个习惯便是“积极进行身体活动”。

运动能长寿，但究竟哪种运动的“续命”效果更好？运动多长时间更有效呢？接下来就为大家揭晓~

01

11万人调查结果

这个运动时长最佳

据WHO最新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周应至少进行150-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至少75-150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或两种强度的同等组合。

但进行以上程度的运动，只不过是刚刚达到“健康底线”。要想实现健康益处的更大化和持续性，到底要进行多久的运动最为“续命”呢？哈佛大学的一项新研究可以告诉你答案……

从剧烈体力活动（VPA）来看

与不运动的人相比，只要每周运动量能达到WHO推荐的75-150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及非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将分别降低19%、31%和15%。

而当运动时长增加到2-4倍，即每周进行150-299分钟的VPA，参与者的死亡率会进一步降低！具体来说，全因死亡率将降低21-23%，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27-33%，非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19%。

不过，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加运动量，每周超过300min的VPA时，则无法进一步降低死亡率了。

从中等体力活动（MPA）来看

与长期没有进行中等强度运动的参与者相比，每周能够保持150-30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的参与者，全因死亡率降低了20-21%，心血管疾病死亡率下降22-25%，非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将下降19-20%。

将运动时长增加到WHO推荐的2-4倍时，即每周能够保持300-600分钟MPA时，全因死亡率将降低26-31%，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28-38%，非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25-27%。

不过，当运动时长超过600min时，健康益处并不会继续增加了。

总结：并非运动越久就越健康，如果能一直坚持每周进行300-600分钟的中等体力活动，或150-300分钟的剧烈体力活动，与最低的死亡风险有关。

此外，高强度运动在整体运动量中的占比也并非越多越好，根据研究数据，高强度运动占比超过25%后，死亡风险未进一步降低。

区分中等强度和高强度

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的心率=最大心率×（60%-70%），每个人的最大心率一般用“220-年龄”这一公式来推算。

一旦超过，则属于高强度运动。

02

多项研究证实

3种运动性价比高

运动的种类繁多，跑步、游泳、羽毛球、骑行……那么哪一种的性价比更高呢？

1、挥拍类运动

《JAMA Network Open》上的一项研究涉及了27万多人，分析了慢跑或跑步、骑行、游泳、其他有氧运动、球拍运动、高尔夫球、步行7种不同的运动类型之后发现：

①每周进行7.5-15MET小时的网球、壁球等球拍运动的人与不运动的人相比，全因死亡风险可以降低16%，而对女性而言，全因死亡率可降低21%。另外，还能最大程度地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

②跑步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5%，走路锻炼降低9%，其他有氧运动、高尔夫、游泳和骑行分别降低7%、7%、5%和3%，均为显著性差异。

小提示：MET值是代谢当量，值越大代表运动强度越大。

总的来说，球拍运动或是“黄金运动”，所以日常不妨将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纳入运动计划中。

2、步行

《柳叶刀》上一项研究对5万参与者进行了分析后发现：只要多走路，就有助于长寿。

具体来说，研究人群根据每天平均步数的多少，将参与者分为4组，结果发现：与每天走路最少（中位数3533步）的一组相比，每天走5801步、7842步的人死亡风险分别降低40%和45%，每天走路最多（10901步）的一组死亡风险降低53%。

当然，运动需要量力而行，不同人群的走路步数也有“上限”要求：

①≥60岁的人，每天走6000~8000步就够了，超过这个步数，预防死亡的好处就不会额外增加了；

②＜60岁的成人，每天走8000~10000步，获益基本达到“上限”。

3、跳舞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在针对绝经后女性的研究中发现，坚持每周3次、每次90分钟舞蹈练习16周后，人体会发生这些变化：

①甘油三酯从平均156.5毫克/分升降到131.5毫克/分升；好胆固醇从平均55.4毫克/分升提高到60毫克/分升；

②身体协调性、敏捷性、平衡性及步态、肌肉力量等均得到改善，帮助降低跌倒风险；

③因生理状态改善，其自尊心也得到提高。

另外西班牙《阿贝赛报》今年6月发文称，只要坚持跳舞6个月，大脑功能就会得到改善，具体表现为有效增强大脑感知能力、空间记忆能力，提高记忆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抑制干扰信息的能力。

总之，希望大家将各种运动融入生活，另外还需要注意：

注意事项

①运动最佳运动时间为上午9~10点和下午4点，饭前饭后1小时内不适宜运动；

②穿的衣服要宽松透气，鞋子最好是防滑的；

③运动前热身，运动后拉伸；

④若运动后有呕吐、失眠、持续性酸痛现象，则说明运动过度，需调整运动量；

⑤运动时应量力而行，循序渐进，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养生大国医）

阳康后不适，有这几种药方！当前疫情最新热点十问十答

今天（1月9日）15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十版诊疗方案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国家中医药局医政司负责同志，有关医疗机构负责同志及专家将出席发布会，并回答媒体提问。

“阳康”后不适第十版诊疗方案提出三种治疗方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介绍，每一位患者都十分关注“阳康”后的不适，第十版方案根据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临床特征提出了三个状态的治疗方案：

一是针对乏力伴有脾胃功能虚弱，提供了经典名方六君子汤治疗；

二是针对乏力伴易出汗，心慌胸闷等不适，推荐了沙参麦门冬汤、竹叶石膏汤等经典名方；

三是针对目前最常见的咳嗽痰少等不适，方案推荐了射干麻黄汤。

第十版方案非常关注核酸、抗原转阴后的诸多不适，尤其是更加适用于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转阴后的康复治疗。

第十版诊疗方案取消医学观察期的中医治疗

第十版诊疗方案取消了医学观察期的中医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介绍，这是适应国家防控政策做出的重要调整。医学观察期的提出有两个原因：

一是针对核酸筛查，能及时发现核酸阳性人群并进行隔离观察，从中医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群体已经有了证候的改变，但并没有达到确诊的范围，开展中医药的干预能够阻断疾病的发生，减少确诊病人，也是践行中医治未病理论。

二是发热多见于感冒、流感和新冠等，出现了发热但没有明确诊断的人群，在疾病流行期间，同样需要隔离观察，进一步明确诊断，此时运用中医治疗外感疾病的方法进行临床治疗，既能够达到隔离防传染的目的，又能够达到治疗的目标。可以说当时设立医学观察期对无症状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干预，为阻断疾病的发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政策的调整，实行“乙类乙管”后，已经不存在“无症状感染者和密接人群”，医学观察期已经完成了它的作用，在第十版方案中取消了这一部分。

第十版诊疗方案在分型中取消普通型

增加中型更符合临床实际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介绍，第十版诊疗方案在分型中取消了普通型，增加了中型。

从疾病的临床表现来看，普通型代表了疾病最常见的典型表现，在新冠病毒早期的致病力比较强，相当数量的感染者是出现了典型的病毒性肺炎的表现，因此当时在临床分型过程当中，国家卫健委采用了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分类的方式。随着病毒的不断变异，特别是目前流行的奥密克戎变异株以来，它的病毒的致病力在逐步减弱，而且疾病临床的特点也发生了比较大明显的变化，大多数的感染者是上呼吸道感染，发生肺炎的比例大幅度降低，因此为了更体现疾病的特点，第十版诊疗方案当中对临床分型进行了调整，取消了普通型，增加了中型。

第十版诊疗方案的调整是根据感染者病情严重程度分为轻型、中型、重型、危重型，更加符合临床的实际，临床分型调整以后，也更加有利于临床医务人员对患者的疾病进行综合研判，并根据病情给予综合的治疗措施。它是根据整个病毒的变化和临床特征的改变，对原有的分型进行了完善。

医疗救治是当前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当务之急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绍，当前，医疗救治是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当务之急，做好诊疗关口前移和重症患者救治是重要着力点。

要推进医疗资源升级扩容，保障好设备设施和药品配备，做好人力资源配置和人员培训。摸清重点人群底数和情况，加强健康监测和早期干预。充分发挥医联体作用，畅通群众看病就医和转诊通道，保障重症风险患者能够及时发现和转运收治。坚持中西医结合，发挥好中医药作用，严格按照第十版诊疗方案，科学、规范开展诊疗工作，提高治愈率，降低重症率、病亡率。

第十版新冠病毒感染诊疗方案有哪些调整？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介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试行第十版）》核心理念就是对新冠病毒感染按照常规的乙类乙管传染疾病进行管理和救治。新版诊疗方案主要对以下内容进行了调整：

一是在收治措施方面，不再要求病例“集中隔离收治”。按照“乙类乙管”相关措施要求，新冠病毒感染者可根据病情救治需要，选择居家治疗或到医疗机构就诊，各类医疗机构均可收治新冠病毒感染者。为此，十版方案因时因势调整收治措施，不再要求将感染者转至定点医院或亚定点医院进行集中隔离收治。

二是在出院标准方面，不再对核酸检测结果提出要求。“乙类乙管”措施实行后，由于不再强化感染者的隔离管理，临床医生更多考虑的是患者病情本身的情况。为此，十版方案不再对感染者出院时核酸检测结果提出要求，而是由临床医生根据患者疾病诊治要求，患者新冠病毒感染、基础疾病或临床症状等对其治疗效果进行综合研判，来决定是否出院。但是在这里也需要强调的是，从感染者的角度，即便是不做核酸，出院以后也要做好个人防护，居家的健康观察，也是以不参加社会面活动为妥，所以这一点上要综合把握。

此外，新版诊疗方案进一步丰富了诊断和治疗手段。在诊断标准方面：将新冠病毒抗原检测阳性纳入其中。主要考虑，抗原检测对于病毒载量较高的感染者具有较好的检测灵敏性，随着抗原检测技术的不断优化成熟，新冠病毒感染者特别是传染性较强的感染者，能够通过抗原检测得到及时诊断。同时抗原检测操作简便，方便感染者特别是居家治疗的感染者进行快速自我检测。在临床救治方面：国家卫健委充分借鉴三年来取得的宝贵经验，一是加强关口前移；二是进一步规范重症救治；三是坚持中西医结合；四是进一步强化新冠病毒感染与基础疾病共治理念。

XBB系列变异株会引发大规模流行吗？

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如何保障？

抗病毒药物、球蛋白有必要囤吗？

……

针对当前公众关切的诸多疫情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专家进行解答。

一问：XBB系列变异株会引发大规模流行吗？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所长许文波表示，近三个月以来，我国已监测到BF.7、BQ.1、XBB传入，但BQ.1和XBB在我国尚未形成优势传播。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信息显示，我国目前本土流行的新冠病毒绝对优势毒株是BA.5.2和BF.7，个体在感染后产生的中和抗体，在短期内（3个月）会维持相对较高水平，预期对其他奥密克戎变异株分支（包括XBB）有较好的交叉保护作用。我国短期内由XBB系列变异株引发大规模流行的可能性低。

针对网传XBB毒株会引发呕吐和腹泻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呼吸与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李侗曾表示，一些新冠病毒感染者确实有呕吐和腹泻症状，通常1至3天可以自行缓解，没有发现XBB毒株更容易侵犯心脑血管系统和消化系统。

专家建议，在防护方面，和预防其他奥密克戎亚型病毒感染一样，个人还是要做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坚持规律作息，经常开窗通风，保障健康饮食，提高机体免疫力，做好自我健康监测，适量储备家庭常用药。

二问：感染后还有没有必要接种新冠疫苗？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说，目前来看，单纯感染产生的免疫保护力，不如感染加上接种疫苗产生的混合免疫力保护作用强，所以后期如果需要接种疫苗的话，建议还是要接种疫苗。

按照目前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规定，如果感染了新冠病毒，感染时间和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时间应间隔6个月以上。

王华庆说，研究表明，通过接种加强针，可以唤起机体的免疫记忆细胞，也会提升抗体水平，进一步巩固对重症和死亡的预防作用。所以，没有完成加强免疫的人群，只要符合接种条件，应尽快按照免疫程序的规定完成加强免疫，以起到更好的保护效果。

三问：布洛芬等药物如何科学使用？

一些人在治疗新冠病毒感染过程中，因用药不当导致损伤。安全科学用药事关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主任张波介绍，解热镇痛类药物，比如常用的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是对症治疗的药物。一般来讲，患者用1至2天就能退热，加上患者身体疼痛控制住后，就可以停药了，不需要长期服用。

一般而言，选择一种解热镇痛药就可以。很多解热镇痛药含有的成分相同或类似，如果选择多种解热镇痛药联用，可能会导致药物过量。患者在使用前一定要认真阅读说明书。

张波介绍，通常讲的抗生素一般指抗菌药物，是只针对细菌引起感染的治疗药物，对于治疗病毒引起的感染是无效的。在临床中，有些患者合并一些细菌感染，或者是新冠病毒感染后引起继发性细菌感染；这种情况下，可以合理选择抗生素，但要经过血常规检查等严格评估。

四问：抗病毒药物、球蛋白有必要囤吗？

近来，一些用于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抗病毒药物被冠以“特效药”之名，引发不少网民关注和抢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说，目前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的特效药。一些抗病毒药物能够抑制、干扰新冠病毒复制，但在使用时存在很多注意事项，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使用，不建议公众囤药并自行在家使用。

童朝晖介绍，对于重型、危重型高危人群，如高龄有基础疾病的人群，这些抗病毒药物可以有效降低重症率，但在青壮年等没有高危因素的人群身上使用是无效的。而且这些药物需要在病程早期使用，发病5天内特别是48小时内使用效果更好。

针对网民求购的另一种药物静脉用丙种球蛋白，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介绍，静脉用丙种球蛋白能够减少炎症反应，但只建议在治疗重症病人时使用，而且要在出现炎症因子风暴等特定情况下使用才有效果，不适合在家里使用，也没有预防新冠感染的作用，同样不建议在家里储备。

五问：如何科学做好血氧监测？

王贵强说，老年人、有基础病人群等高危人群要特别注意血氧指标，建议有这类人群的家庭配备指夹式脉搏血氧仪，如果监测数值低于93%，要及时就医检查。在居家环境中，如果血氧饱和度降低，有条件的可以在家里吸氧，避免低氧诱发一系列基础病的加重。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徐凯峰提醒，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应特别注意观察血氧饱和度是否明显下降；尤其是降到90%以下时，可能已出现严重肺部受损，一定要及时就诊。

目前，多地正组织为老年人等高风险人群发放指夹式脉搏血氧仪，指导居家自测血氧饱和度。

针对价格相对昂贵的制氧机等氧疗设备，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1月3日印发《关于做好新冠重点人群动态服务和“关口前移”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要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机构配备数量适宜的氧气袋、氧气瓶以及制氧机等设备，确保能够及时为门诊患者、居家治疗患者及养老机构老年人提供氧疗或氧气灌装服务。

六问：为什么一些感染者康复后会“复阳”？

“复阳”是指感染者在同一感染周期中两次出现阳性结果，与二次感染不同。

王贵强介绍，“复阳”应该叫再检出，实际上病毒核酸还持续存在，只是因为检测方法和采样方法及排毒的间歇性，导致“时阳时阴”的情况，是否“复阳”应该用核酸检测作为标准。

王贵强说，从传染性来看，既往大量研究并没有在“复阳”的病人体内分离到病毒，也没有发现其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从危害性来看，“复阳”的人群基本没有症状，只是核酸阳性，个别患者会出现咳嗽等残留症状。

七问：转阴后久咳不止如何缓解？

“近期，大多数感染者表现为发热、咽痛、咳嗽等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很多人转阴后咳嗽仍会迁延较长时间。我们一般认为，超过三周以上的就是亚急性咳嗽，其中，最常见的是感染后咳嗽。”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副主任林江涛说。

林江涛介绍，感染后咳嗽的成因，是上呼吸道感染时造成支气管黏膜的损伤或感觉神经裸露，从而对外界各种刺激的敏感性增高。因此，气温的降低、吸烟的烟雾、厨房油烟等物理和化学性刺激都有可能引起剧烈咳嗽。

“转阴后的咳嗽敏感性增高并不是感染，这个时候既不需要抗病毒，也不需要抗菌药物治疗，可以自行恢复。”林江涛说，感染后咳嗽的患者要避免各种对呼吸道的刺激性因素。如果症状重，影响到工作、学习和休息，可以到医院就诊，医生一般会对症采用止咳药物进行治疗，一些中成药的效果也非常理想。

八问：康复期有哪些注意事项？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介绍，新冠病毒感染者进入康复期或者康复末期，要保持平和心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的为主；同时，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睡眠。

北京安贞医院常务副院长周玉杰表示，更好度过康复期，不能突然剧烈运动。有氧运动会导致心率加快，耗氧量增加，过度的无氧运动也会造成乳酸堆积。同时，也要“动静结合”，不能躺着一点也不动，防止出现血栓等栓塞性疾病。可以将运动标准下降到低于原体能的1/3。

与此同时，要避免熬夜，戒烟戒酒，做好生活方式管理。

九问：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如何保障？

农村地区群众用药和就医保障问题牵动人心。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加强当前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要求各地重点抓好农村地区防疫体系运转、药品供应、重症治疗、老人儿童防护等方面工作，加强日常健康服务，突出重点人群管理，有序疏导诊疗需求，提供分级分类医疗卫生服务，最大程度保护农村居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聂春雷介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物资保障组建立了日调度制度，坚持全国一盘棋，每天统筹调度药品和其他重点医疗物资。根据疫情的发展，现阶段优先保障农村地区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用药。

“相关部门制定了很多政策，支持有关企业扩大产能，加班加点生产相关药品。同时，加强供需对接，鼓励地方政府集中采购，加快药品配送；坚持中西医结合，发挥农村地区特色，充分利用中药，减轻基层就医压力。”聂春雷说。

十问：春节人员流动高峰会否导致疫情大规模传播？

“当前，‘小地方’的疫情传播不像大城市这么迅猛，但传播的持续时间比较长。随着春节人员的返流，可能会在当地引起一波输入性高峰。”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说。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副司长毛德智说，返乡人员在路途中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回乡后，刚开始几天跟老人、孩子接触时，一定要戴好口罩，同时要勤洗手，尽量少聚集、少聚餐。要随时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出现感染症状时，要及时到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就医或咨询，如果症状比较重或有高烧等情况，千万不要硬扛，一定要及时就医。

“广大父老乡亲、农民朋友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基础上，还要积极参与村里的防疫工作，尽最大努力把基层的防疫网络建好建强。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如果有富余的药品或者医疗物资，可以及时向邻里乡亲们提供帮助。”毛德智说。

综合 央视新闻、新华视点

来源： 锦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