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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李泽厚 最后的访谈 | 封面人物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我从来都不信神。命运是自己决定的，不是神决定的。只能自己反思自己。靠神是靠不住的……总之在这里，我最后要向读者说的一句话就是：谢谢！这算是告别吧”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北京

编辑 | 雨僧 rwyzz@126.com

全文约20809字，细读约需42分钟

本文福利：送三套《人类学历史本体论》

2020

2020年的春天，理性的李泽厚，在某个时刻，陷入了感性的情境。“春风三月，凭窗远眺，但见白雪罩顶的洛基山脉，再也看不到那满山红艳的杜鹃花和金黄色的遍野油菜花了。怅何如之。”这是他为一本选集的序言写下的一段文字。他身处博尔德——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镇。他已在此地居住多年。在洛基山脚下，他想到了故乡湖南。

博尔德已经有七十多人因新冠肺炎去世，对于只有几万人的小镇来说，比例太高。2月的时候，李泽厚在家做平衡运动，摔伤了腰椎。很快，疫情蔓延了整个美国。他年事已高，担心去医院治疗时感染病毒，“我这个年龄，要是感染了，肯定没命了。”

他一直待在家中，看着窗外，从冬天到春天，再从春天到夏天。这样的感觉并不好。他在几年前安装了心脏起搏器，眼睛也越来越差，身体还有一些别的毛病，这多少会影响心情。他说话有些吃力。在越洋电话中，我们聊了多次，才完成了此次访谈。他的头脑惊人地清晰，但时间不长，就能听到电话那头逐渐急促的呼吸声。这时，我们会停下来，第二天再谈。我提出两次访谈之间能否间隔几天，好能够让他没有这么疲惫。他否定了这个提议。他说拖得太久，会让他一直有心理压力。他是急性子的人。

北京时间临近中午，博尔德时间正是晚上。谈及的话题在千年间穿越，也跨越了大半个地球。好几次，在第二天访谈的时候，他会说，昨晚聊完之后，精神太兴奋，要吃双倍的安眠药才能入睡。他一直靠安眠药生活，家里有十几种安眠药，视失眠程度而使用。有的安眠药药性很强，几乎可以说是麻醉药。他早上起得晚，有时一天吃两顿饭。晚餐时间大多在7点。晚上则要在床上躺两三个小时才能睡着。前段时间，因为腰伤，他整天躺在床上。现在，他行走仍不方便，努力让自己坐着，担心像许多老人那样，躺久了便再也起不来了。

他并不忌讳谈及生死，他觉得他和许多人一样，在2020年的上半年，都在践行着他的哲学理念——人首先要活着。

2011年，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小镇博尔德家中 图/本刊记者 卫毅

中西马

李泽厚在6月13日度过了自己的九十岁生日。他收到了许多祝福。他从不大办生日，只是和自己的太太和儿子在家里吃一顿饭，喝几杯上好洋酒。几十年来，都是如此。

即使见面，李泽厚也并不喜欢闲聊，他总是在思考问题。我在2011年初拜访过他在美国的家。他带着我在每一层楼都转了转，到客厅一坐下，马上进入他正在思考的问题。历史与哲学，是打开他精神世界的两扇门。而情与理，是门里的两条交叉路径。

刘悦笛是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美学室研究员。2003年，他进研究所的时候，李泽厚已经退休多年。李泽厚50年代到研究所工作时，工作证是“哲字〇一号”。那时候哲学所没几个人。

这3年，身体不好，李泽厚没有回国。以往每年，他都会在国内住一段时间，会在饭桌上和哲学所的一些在职的和退休的同事们聊天。70后刘悦笛是其中的小辈。他们聊得投缘，有时候单独见面会把一整瓶酒给喝了。李泽厚酒量大。

“他是我遇到的在学术对话上最平等的人。”刘悦笛说，“和他聊天的时候，他是这样一种心态：你放马过来，你来批我啊。但是他非常固执，他对自己的观点非常坚定。”刘悦笛认为跟李泽厚聊天有一种思想的快乐。

2013年，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刘悦笛到纽约大学访学一年。2014年元旦，他和朋友开车横穿好几个州，来到李泽厚位于博尔德的家。他记得李泽厚的夫人做的特别好吃的以色列风味饭菜，还有李泽厚家屋后的四棵松。“其实是三棵半松，有一棵松是断的。”刘悦笛说，“冯友兰有三松堂，我就说，你这应该叫三松半堂。”

那几天，他们都在聊天。哲学家是他们聊天的重要内容，尤其是那些被视作李泽厚对手的哲学家，比如牟宗三。“牟宗三是他一个主要的对手。再往前，他的很多观点是针对王阳明的。500年来，心性学说主导中国传统思想界。李泽厚一直反对这样的状况。当然，有人说李泽厚是当代王阳明，这个说法会让他高兴。”

在李泽厚看来，心性学说只是一部分儒者的追求，不能代表中国整体的智慧。他的思想不是建立在少数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上，他愿意面对更广阔的生活。刘悦笛认为李泽厚能代表20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的一个倾向。“儒学传统、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在他这里都有体现。”这是中国哲学界的一个说法——打通中西马。

“有人觉得怎么能把中西马都结合在一起，这是吹破天下牛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李泽厚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刘悦笛说，“这是我对他的思想定位。”

李泽厚少年时的小楷作业

读者

与许多人一样，刘悦笛是在高中读了《美的历程》。读大二的时候，老师推荐他读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是我的哲学入门书，也是理解李泽厚哲学的关键。”

李泽厚接触马克思主义很早，读中学时，看了周建人编译的《新哲学手册》（大用图书公司，1948年版）。手册选取了英国人朋斯(Emile Burns)编的《马克思主义手册》中的“马恩哲学精义”部分，命名为“新哲学”。他受影响最深刻的是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费尔巴哈章”，它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此章晦涩难读，李泽厚说自己是硬着头皮啃下来（以后也多次研读过），并完全接受了其中的观点，至今没多少根本上的改变。他觉得比较起来，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起点较高。从一开始，自己的实践论与唯物史观便不可分割。直到现在，他仍坚持认为制造—使用工具的群体实践活动是人类起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而，这也就是认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制造工具、科技、生产力和经济是自古至今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基础。他认为这就是唯物史观的硬核（hard core)，是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50年代参与到美学论争中时，他的美学观点被称为“实践美学”。

李泽厚在思想上早熟。苏州一中的教师杨斌发给我几张李泽厚中学作文手稿复印件，大多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写就。其中一篇是《反东坡晁错论》。16岁的李泽厚在作文中写道：“魏征有言：‘非独君择臣，臣亦择其君。’鲁人不用孔子，孔子行；故大丈夫行事，宜再三择之而后可，非聪明睿智之主，则不能舒我才，而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何复倦倦于此哉？”这样的文字出自中学生之手，令人惊叹。李泽厚的母亲曾拿他的作文给别人看，别人以为这是大学生所写。

正在修订《李泽厚学术年谱》的杨斌，很多年前只是李泽厚的一位读者。他在苏北灌南中学的阅览室里读到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时，被其文字所吸引，“非常喜欢这样的文字风格。”杨斌开始想方设法找李泽厚的书来看。后来，已调到苏州一中的他看到了李泽厚和陈明的对谈录《浮生论学》，里面谈及许多个人经历，让他对李泽厚越发感兴趣。他产生了和陈明联系、了解李泽厚的想法。陈明当时是《原道》杂志主编，杂志上有编辑部电话，杨斌照着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正好是周末在办公室加班的陈明。陈明很忙，说，我把电话给你，你直接跟他讲吧。

杨斌不敢拨这个电话。“我跟他距离太远，也不了解他，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跟我这么一个普通读者对话。”

电话在杨斌手上一放就是五年。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大概是“有段时间嗓子不好，没有上课，比较无聊”，他鬼使神差地拿出那个放了五年的号码，拨了出去，那是他第一次打越洋电话。李泽厚在电话里问他，你是谁？杨斌说，听李先生的声音很年轻啊，跟年龄不相称。“他一听这句话就很高兴，笑了。他说，你觉得我的声音很年轻吗？我说是，真的超出了我的预料之外。他这么一说，我就很放松，距离就拉近了，没有那种隔膜感。就像熟悉的人一样，聊起来了。”

李泽厚2009年回国的时候，杨斌正好去天津出差，办完公事，到北京见了李泽厚。李泽厚带杨斌进书房，让他挑一本书，他挑了一本《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这是他没有的书。那次始于下午3点的聊天，李泽厚原本打算聊一个小时，结果聊了3个小时。这让杨斌感到意外。

我几乎有同样的经历。第一次采访李泽厚也是在2009年某个下午，同样是3点开始，原本计划聊一个小时，结果一直聊到晚上8点半，大家都完全忘记了吃饭。李泽厚看重年轻人和学界以外的读者。

聊天的地点是社科院宿舍。在80年代，李泽厚工作的社科院哲学所有三百多人。“那是社科院最鼎盛的时候。”刘悦笛说。如今社科院哲学所一百多人，李泽厚的学生赵汀阳还在那儿工作，已是学部委员。

李泽厚并不要求学生读自己的书，他们的观点也并不完全一致。比如，李泽厚并不赞同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赵汀阳在《天下体系》导论中表达了对李泽厚“西体中用”的不同看法。这在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中并不多见。这次采访李泽厚，他说，不必再采访他的学生，学生们对他的了解大多停留在过去，未必知道他有哪些新想法。

广东江门的马群林是近年与李泽厚交往最多的人。李泽厚的字写得潦草，许多人认不出来，马群林是少数能辨清李泽厚笔迹的人。马群林说，李泽厚总是一个人埋头于自己的写作，在外人看来完全可以请家人帮的小忙，如用手机拍照，他也拒绝，都是一个人单干。

李泽厚的国内稿费由马群林保管。马群林曾帮助李泽厚编辑青岛版《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十几万的版税，李泽厚要赠予他，他坚决不要。近几年，李泽厚已从稿费中送给别人好几万。“我年纪大了，这些钱对我已毫无意义。”

1979年上大学的马群林说自己是“新三届”，李泽厚对他们那几批大学生影响太大。80年代，如何兆武所说，李泽厚“几乎是独领风骚，风靡了神州大陆”。

马群林近年编选了几部李泽厚论著，全程参与了李泽厚近年一些著作的出版，但他们从未谋面，只打过几次电话，平时主要是通过邮件、微信联系。

在马群林看来，李泽厚不拘小节，乐于助人，友善真诚。“你提的意见、建议只要好，他都会重视、采纳，不管你是教授学者还是普通读者。”但马群林又说，李泽厚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让步的，他不会迁就和讨好谁，讨厌虚伪和不诚实，直道而行，极具个性（有人说是“特异”性格）。

李泽厚不愿谈自己的经历，马群林偶尔问及，“他就用几个字回你，或者默不作声。”

杨斌在为李泽厚编撰年谱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序言由谁来写？杨斌根据平时和李泽厚的交谈和理解，认为请李泽厚的朋友和学生写都不太合适，因为他们只能说好话，而在编撰年谱时，李泽厚多次表示不要引用学生对他的评价，那样不合适。杨斌最后用了学者贾晋华的文章作为代序。贾晋华序言的部分文字来自于她的《<哥伦比亚二十世纪哲学指南>中的李泽厚》。《哥伦比亚二十世纪哲学指南》的中国哲学论文由汉学家安乐哲撰写。他在论文中介绍了九位中国哲学家。李泽厚的篇幅是其中最长的。

邓德隆是一位职业经理人，也是李泽厚的“粉丝”，被李泽厚认为聪明绝顶。他能大段背诵李泽厚书中文字。杨斌和他一起编写了《李泽厚话语》。邓德隆在给安乐哲的一封通信中写道：“学界谈儒家哲学或思想，学者们往往将之等同于古代。实则儒学一直处于消化吸纳外来思想后不断前行的动态之中。汉儒消化吸纳道法、阴阳家，宋明理学消化吸纳了佛家，李泽厚先生吸纳了康德、马克思、后现代、杜威等外来思想后，开出了第四期儒学，从而使儒学在全球化、大生产的时代，再获新的生命力——为人类的普遍性注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在李泽厚浩如烟海的话语中，邓德隆特别看重“中国的山水画有如西方的十字架”这句话。他认为这句话消化吸纳了基督教两个世界的传统，以永恒的宇宙（中国人的“天”，自然山水为其代表符号）代替永恒的上帝，从而将一个世界观的中国文化注入了在西方只有另一个超验世界才有的神圣性。

邓德隆在对李泽厚的评价里提到了杜威。刘悦笛在和安乐哲的交流中也认为李泽厚像“中国的杜威”。李泽厚并不认为自己像杜威。“杜威讲实用主义，有用就是真理。我的看法并不相同，我讲的实用理性反对的是西方的先验理性。”

多年前，在北京的一次“李泽厚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与会者讨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李泽厚像谁？”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角度来说，有人认为他像卢卡奇；从对80年代的广泛影响来看，有人认为他像萨特；以“思想黯淡时期寥落孤星”作比，有人认为他像阿伯拉尔……如此等等。有意思的是，当李泽厚的思想进入《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评选的时候，他经历了和法国社会理论家布尔迪厄的一次“PK”。一位西方评委认为，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和布尔迪厄近似。

推荐人之一顾明栋认为布尔迪厄“主要用的是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审美的阶级性、社会性和意识形态的作用”，而李泽厚“主要用的是人类学和历史心理学的方法，探讨‘人类如何可能’和‘人的审美意识如何可能’等问题，得出的是文化积淀的理论”。

最后的结果是，布尔迪厄的文章落选，李泽厚《美学四讲》第八章“形式层与原始积淀”入选这部最权威的文论选集，李泽厚的名字与两千五百年间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内的148个名字放在了一起，他是其中惟一的中国学者。

1985年，钱学森（中）与李泽厚夫妇在北京和平里九区1号

知行

刘悦笛觉得自己在许多方面与李泽厚一致。李泽厚奉行知识人古老的准则——知行合一。“他最赞同的是梁漱溟，梁漱溟是知行合一的。”

在刘悦笛看来，如果一个儒者只是在书斋中做思想分析，与王阳明那种行走天下的人，和朱熹那种到处普及他思想的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李泽厚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和现实的契合。”

从50年代到现在，李泽厚思考过每一个时间点上出现的问题。“他并没有偏离主流，”刘悦笛说，“他晚期的思想更是中国可以提供给世界的思想，尤其是情本体思想。情本体并不是唯情主义，一切以情为高，不是唯情是举，而是情理合一。情本体讲的是以理性为主导，其实讲的是中国人的情理结构。就像中国人现在办事，讲的还是合情合理。”

刘悦笛和李泽厚在伦理学上有许多探讨。他们的谈话整理成了《伦理学杂谈》。对谈文字中，李泽厚一直表现出他的理性。但在最后，说到历史和人生时，李泽厚变得深情起来。他说，“佛知空而执空，道知空而戏空，儒知空却执有，一无所靠而奋力自强。深知人生的荒凉、虚幻、谬误却珍惜此生，投入世界，让情感本体使虚无消失，所以虽心空万物却执着顽强，洒脱空灵却进退有度。修身齐家，正心诚意，努力取得超越时间的心灵境界——这是否就是‘孔颜乐处’？”

“他讲历史的悲欢离合的时候，经常感叹宇宙的无限，人生的无常。我们的对话如果荟萃为一本书，他说题目就叫《论命运》。他觉得哲学就是应该研究人类命运。他讲这些的时候，其实是讲集体无意识的东西，不是个人的小悲小喜。他一直讲要从大我到小我，他的感叹有深邃的历史感，这是一般人很难企及的。他讲人类理性神秘的时候，一般人很难理解。理性怎么能神秘呢？可是宇宙为什么就在那里？这就是一种形而上学，但却是审美形而上学，而不是道德形而上学。”刘悦笛说。

最近关于李泽厚著作权的问题，忽然成为一个新闻话题。刘悦笛介入其中，帮李泽厚发声明。最后，李泽厚中止了继续诉诸法律行为。“他遵循情理结构去做事，把握这个‘度’，讲这个‘理’，最后还有‘情’，”刘悦笛补充说，“在版权这件事上，他的‘情’多了一些。”

李泽厚重情。在向我论证这个观点的时候，刘悦笛举出的一个例子是一部电视剧，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他身上有中国古典的东西——义。我们都喜欢看一个电视剧《新世界》，孙红雷演的，其中的那种兄弟义气，如今是难以看到了。”

情义的一面还体现在他和女性的关系。“他年谱里的记载非常有趣，某年回国，会会朋友，特别是女朋友们。”刘悦笛笑了，“年谱里有特别有意思的地方，非常生动。”

编写年谱的杨斌告诉我，这段文字来自李泽厚1993年写的《北京行》。那时他刚到美国不久。“这些都给李先生看过的，他没让删，我就没删。”

在马群林眼里，李泽厚迥异于同时代的学人，非常开放多元。他在编选《李泽厚散文》时，特意摘编了“情爱多元”一篇，其中很多观点是80年代讲过的，放在现在，仍然很“猛”，很多人怕是无法接受。

这让李泽厚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并不在意别人谈他受争议的部分。他在对话的时候，别人提出不同意见时，他反而有更多谈话的欲望。许多人告诉我，要想跟李泽厚聊得长，就要这么做。

李泽厚推崇康德所说“人是目的”。他的学说强调“人”的存在。他在近期和刘悦笛的聊天中，将哲学分成有人哲学和无人哲学。比如，他们会聊到，西方强调自然环境保护后，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李泽厚则说，我就是人类中心主义，那又怎样。他几乎从不会被人说动，越说他越坚定。朋友们建议他改动一些文字的时候，他的话几乎成了口头禅——“我一字不改。”

李泽厚很喜欢“虽万千人，吾往矣。”这句话。这是儒家勇气的一面。这种勇气贯穿了他置身其中的历次论争。这些论争写出来便是一部足够精彩的当代史。

在旁人看来，李泽厚的经历足够丰富，但他不愿意说太多。杨斌最开始给李泽厚做年谱时，他是反对的。他觉得这事做不成。杨斌还是做出来了，修订的书稿已经增补到几十万字。

李泽厚是一本越读越厚的书。他跟杨斌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有的书读一遍等于没读。有的批评者，可能一遍也没读过，尤其是近年所作。从50年代到现在，他有过太多的批评者，依次登场。但李泽厚却愿意将这几十年简化为两件事：看书和写文章。哲学家大概不乐于留下传记。海德格尔也说，我出生，我写书，我死了。

1997年，李泽厚与北岛、刘小枫、甘阳、林道群、罗多弼（从右到左）在瑞典

手稿

杨斌在不断地挖掘着李泽厚更多的资料。比如李泽厚和武汉大学教授刘纲纪的通信。李刘两人交往多年，几十年间，有两百多封书信往来。杨斌觉得这其中有记录下来的价值。他课余时间去武大，住在招待所里，将刘纲纪保留的信件复印带回，又从李泽厚那里得到另一方的信件。他像考古一样，将数百封信辨认年月和笔迹，录入电脑。这些书信已经整理好，但迟迟没有出版，因为里面涉及到对很多人的批评，李泽厚不愿改动，这事就搁置下来，他觉得要出版就完整地出版。

刘悦笛在李泽厚家看过很多手稿，包括《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的手稿，他觉得可以整理出来，作为资料出版，让读者看到他思想成熟的过程。李泽厚不同意，他说，已经把这些手稿烧了。大家觉得不可理解。李泽厚认为没必要留下这么多手稿，就如他认为出全集没必要，选集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疫情，杨斌现在可能在美国。他跟李泽厚说过多次，希望到他家里拜访。他特别想在李泽厚家里看到他的一些手稿。李泽厚还是同样的说法，他把这些东西都烧掉了。三年前，在上海，李泽厚倒是给过杨斌一些手稿，包括他1960年代初下放劳动时写的一些劳动计划和总结的手稿。“我不相信他把手稿都烧了。”杨斌说。

马群林曾向出版社建议，将李泽厚的书信手稿收集整理出版，出版社也极有兴趣，但李泽厚让他收回这个建议，认为搞这些东西没有意义。“他决定不做的事情，是不可能推进的。”

90年代以来部分著作初版

刘悦笛尊敬李泽厚，多年来与之边论辩边追随着他的思想，但没有把他当圣人。“他是我身边的思想家。有大胆、大才、大识和大力。”刘悦笛说，“我不觉得世界上有圣人，甘地像现在也被拉倒，孔子也不会称自己圣人的，一个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人，才是完整的人。”

和李泽厚“认识”多年，但是逢年过节，马群林从来没有向他问过好。去年春节前，马群林突然心血来潮，发了一条拜年微信给李泽厚。李泽厚回他：“记得以前过节，我们从来没有问候过，这次属例外，还是像原来那样更好。”李泽厚以前就对自己的学生说，过年不要给他拜年。“他认为他不需要拜年那些东西，就像他不需要过生日一样。”

李泽厚九十岁生日那天，马群林和许多人一样，给他发了生日祝福。马群林想让李泽厚拍一张过生日的照片，以便本刊使用。李泽厚回他：“No。”

李泽厚八十岁的时候，上过本刊封面，他看到杂志，题了几句话：“惜彼春华，仓惶避豺虎；抚今秋暮，白眼看鸡虫。题封面照，自寿，并谢朋友们。”

在他九十高寿这一年，在充满历史感的2020年，他说这是他最后一次接受采访了，他要给读者作一个道别。访谈用时数日，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他都说“谢谢”。他的情理世界里，理性贯穿其中，最终落在一个“情”字上。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叩寂寞而求音

对话李泽厚

谈往事

李泽厚：我首先来几句开场白吧，好不好？

人物周刊：您请说。

李泽厚：我是多年不接受采访了，这次采访，我的确是犹豫了好一阵，我已经九十岁了，活不了几年了，我想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一些朋友讲，我的书，包括几十年的书，现在还有读者愿意看，一直有不少读者热情关注和支持。特别是有出版社相告，我的书在三线城市卖得很好。第一，我当时没想到像《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都是70年代的作品，居然几十年仍卖得不错。第二，哲学是否一定要写得玄奥难懂才能表达？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都提出了他们的反对，但他们的书仍然难懂，是否哲学的确需要如此？这是我没有弄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大家讨论。总之在这里，我最后要向读者说的一句话就是：谢谢！这算是告别吧。

人物周刊：我听了很感动。

李泽厚：实事求是。最近我身体也一直不好，我二十多岁得肺结核，在五七干校的时候，分到老弱病残组。我的父母都死于四十岁以前，我估计我只能活六十岁，我能活到现在这个岁数，自己根本没有想到。这也是一种偶然、侥幸。这听起来好像不好听，但是事实。

人物周刊：作家李洱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应物兄》，里面提到了您，小说中的一部分，他是以1986年您到华东师范大学讲座为背景，您还记得这次活动吗？听说您当时只讲了15分钟？为什么这么短，还有没有印象？

李泽厚：当时不是我一个人讲，他们已经讲了很多了，一定要我讲，我没有什么题目好讲，很多人对我很不满意，那我也没办法。（笑）

人物周刊：十年前您也说，早知道当时在大学这么受欢迎，就应该多去。您觉得去得少了？

李泽厚：我是自我感觉并不良好的人，文章已经都写过了，老重复不大愿意。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太多东西可讲的。很多讲演邀请我都拒绝了。我不像很多人到处讲演。当然，我完全不反对别人到处讲演。

人物周刊：2014年，您到华东师范大学开了一个伦理学研讨班，又是什么样的契机？隔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又到大学里去了？

李泽厚：华东师大的书记童世骏先生是很好的学者，他来邀请。特别是杨国荣教授，几次要我去讲，我答应了四次，一直没去。2014年，第一次讲的时候，我说我是来还债的，因为我答应人家了，我说答应了四次，我就讲四次。

对我来说，那次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将我提出的伦理学整体轮廓（三要点）作了相对集中的论述。我提出问题，让同学回答，然后再发表意见。他们整理出来了一本《什么是道德？》。我的习惯是，别人的话我是一句都不改，我只改我自己讲的。这是我遵循的对话原则，包括《浮生论学》《告别革命》及其他对话。

人物周刊：您还喜欢用自问自答这种形式？

李泽厚：对，我觉得对话体裁适合我晚年的表达方式，干脆、鲜明、直接，不必引经据典、搬运资料来仔细论证，不是高头讲章，不为繁文缛节所掩盖。这跟学术界现在的学术规范可能很不符合。我就不管它了，并且以孔孟、柏拉图、朱熹、王阳明作例。

我多次讲过，哲学只是“制造概念，提出视角以省察一切”，属于不同于知识（有客观确定性）和信仰（有主观确定性）的意见（这是康德的说法，我赞成的），而非知识、认识、科学。但并无妨深刻尖锐，常常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问题，不必那么繁琐。说来说去弄得人不知到底说了什么，这是后现代主义的文风。

我去年出的《伦理学新说述要》，也是自问自答体，这是我对伦理学的一个简短总结。“新说”是指西方没有，中国也没有的。我把“伦理”和“道德”两个词严格区分。西方有区分，但没有我这样分的，我分得很严格。西方恐怕以后才能接受，现在很难接受。这本小书对我的伦理学三个要点作了扼要阐述，我主要是讲整个伦理学的哲学构架形式，并未落实到伦理学所讲的内容中去。伦理学包括了政治哲学、各种规范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等等，庞大无边，因之先确定整个形式结构是重要的，它们是研讨这庞大无边的伦理学的前提。

我的伦理学主要是说明，人的道德，从个体来说是教育，教育是广义的，不只是学校教育，你所在的环境就是教育，包括家庭、社会、风俗习惯，这都是教育。印度人用手吃饭，又用手擦大便。在争论清洁问题时，有个印度人跟我辩论，“你们中国人用筷子就很不干净，你夹的菜有我的口水，我夹的菜也有你的口水，那很不干净嘛”，我也没法说。有些习俗，就转变为外在伦理和内在道德。中国搞儒学的大讲“孝”，先验的“孝”。说“孝”是一种先验的“本性”，抽象玄奥得很，但实际上“孝”是具体的，以前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还这样吗？以前自由恋爱是不道德的，一定要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妇女更没有选择丈夫的权利。1949年之前，在偏远农村，两个人通奸，就得装猪笼里淹死，叫“沉塘”。现在自由恋爱是道德的，反对自由恋爱是不道德的。哪个是先验的呢，讲不清楚了。“孝”也是这样，第一个太太生不出儿子，必须纳妾，这才是“孝”。是“先验”吗？“孝”是很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为和心理啊。

人物周刊：您好像一直不怕得罪人？

李泽厚：我在学术上从不考虑是否得罪人的问题。我以为，学术异同也不应伤害私人关系，“文革”中，我不还带酒到朱光潜先生家里做客嘛。我的几个好朋友，许多观点我就明确反对过。我和孙长江、金冲及都打过笔战，但仍然是好朋友。

人物周刊：您二十多岁的时候，参加跟上一辈人的美学论争，那时候完全没什么顾忌么？

李泽厚：我没任何顾忌。我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老实讲，主要靠自学，我读了一些书以后，我对自己有多少分量，心里头有个掂估。我从来不迷信导师。后来冯友兰、胡绳，都想我做他们的研究生，我不干。我觉得至少在人文领域根本不需要什么导师。有导师反而受束缚。你已成人了，自己可以去选择，自己去思考。我总是自己到书本里找答案。其实也可以问老师。学问学问，应该问，但是我这方面很欠缺，所以吃亏不少。我这个人不大愿意跟人交往，这是我最大的缺点。

人物周刊：从小就这样吗？

李泽厚：从几岁的时候就这样。这就是个性，个性的偶然性。（笑）

1936年全家福，右起：父亲、李泽厚、二姑、祖母、弟弟、母亲。李泽厚说：假使能回到那时，该多好

人物周刊：金庸去世的时候，您写过纪念文章，提到他曾经要给您六千美金，您没有接受，但也没告诉任何人，只一同去金庸处的一个人知道。这篇文章在金庸逝世时引起很大的议论。

李泽厚：我去美国即任教，收入不菲，中国一般所谓去外国“讲学”大都是“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不必讲课，我当时与外国教授一样必须正式授课，要开三门课，是“访问教授”（Visiting Professor），二者待遇相差甚远。以后陆续受聘，从未失业，生活一直优裕。金庸资助一位朋友三万美金，没用完，退回六千美金给他。他就要把这六千美金给我，这更像施舍嘛。我在香港开会，让我上门去拿，我当然拒绝了，拒绝得很坚决。当时我还寄三千美金给我妹妹呢，我要你这六千块干嘛。我不想为了这六千块而背负上人情债。我坚决不要他的钱。金庸大吃一惊，走的时候，他送我出门外很远。我们都是很客气的，两人都没有不高兴的样子。我说了，谢谢他的好意。我对金庸也一直没有什么意见。我照样参加他的活动，他请我吃饭，我照样去，也仍然谈笑风生，他在安徽还夸奖过我的著作。我们二人并未因此有所疏远，当然本来也不亲近。我以为对我们两人都是小事一桩。

那是90年代，有人算了一笔账，说六千美金可以在中国买房，我笑笑而已。后来他们要把写金庸的文章收入纪念集里面，问我的意见。我说，一个字不改。问了两次，我都这样说。没什么好改的。他身边的很多人都说，金庸对钱特别看得重，斤斤计较。这也不算什么大过，他就是看重钱，这不算什么大缺点。他也不是一毛不拔，他知道好些人说他吝啬，他也不大在乎。

关于金庸这篇文章，本来我是不想写的，朋友再三让我写，但除了赞扬外，我没什么具体事情，就顺便讲了。文章登出来后，很多人骂我。老实讲，我这个人的确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中国有句老话——“批判会上无好人，追悼会上无坏人。”批判会上不能讲人优点，缺点不应该在追悼会上讲。我不大注意这些，违背了大家的礼仪习惯，所以挨骂也就“活该”了。

1979年秋，李泽厚在北京十渡

谈学术

人物周刊：今年“五四”那段时间，网上有一个关于“前浪”和“后浪”的视频被讨论很多，您是怎么看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李泽厚：关于“五四”我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这篇被说得很多。另一篇比较短，叫《启蒙的走向》，大家没怎么注意，其实很重要。“五四”七十周年的时候，在北大举行了座谈会，很多人发表了讲演，我也讲了，就是这篇《启蒙的走向》。“五四”的一个话题是启蒙。90年代以后，中国一些年轻学者搬出一大堆后现代理论，反对启蒙。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启蒙。康德讲得很清楚，启蒙就是唤醒理性。“五四”时期，中国的启蒙也是为了救亡，这我也讲得很清楚。有些人批评我，却根本没有看该文。该文一开始就说救亡与启蒙是相互促进的。《启蒙的走向》中还讲过，“五四”是“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当时火烧赵家楼，打外交部长，只有一个人比较独特，就是梁漱溟，他说这是违法了。还有一点，民国的时候，国民党曾经想把青年节从5月4号改到3月29号，3月29号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那一天，这是国民党想维护他们的党国统一，结果没改成。我们这一代人还记得，你们恐怕就不太知道了。

启蒙催生了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以个人为单位，以契约为原则。中国以前是没有什么契约的。但现在有的人讲启蒙又很奇怪，稀奇古怪的都有。我觉得启蒙就是以前讲的启蒙，没有什么其他的启蒙。美国著名学者讲宋明理学是启蒙，能同意吗？为什么我在2004年还提出要启蒙，不要“蒙启”呢？那时候蒋庆他们在搞读经班，不要学校。有的人认为慈禧太后废除科举都错了，但你不废除科举，办新式学校，能有现代化吗？有的人真的信了，进了学堂，不进学校了。结果十年证明失败了，教出来的学生什么都不懂。启蒙是促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启蒙就是欧洲讲的启蒙，就是由理性决定，没有什么别的启蒙。

人物周刊：您思考过启蒙带来的问题么？

李泽厚：当然，启蒙的确带来很多问题。前面提到的《伦理学新说述要》里，专门有一节叫“过犹不及”。理性控制一切的话，结果造成理性至上。恶性竞争，贫富悬殊，以个人的名义控制资源等等。结果引出反启蒙反理性的思潮。从尼采开始，一直到福柯、德里达这些人。反启蒙反理性这个思潮很新鲜、时髦，于是就被中国一些人拿过来了。你看，外国现在反对这个，新殖民主义啊，认为这是精英的侵略。于是有的人坚决反对加入WTO，我当时跟这些朋友口头辩论过，我觉得加入WTO对中国绝对有好处。

自然科学不断翻新，因为越做越细，能够提出新意见。人文科学很难翻新，几个结论在那，怎么翻新？所以有的人为了出名，就做翻案文章。国外很多人文学科学者，完全是做翻案文章出名。比如以前说中世纪是黑暗的时代，现在一些学者讲，中世纪也有很多好的啊，哪些哪些很进步啊，做翻案文章，结果就出名了，其实并不正确。又如，国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化是自己发展出来的，外来刺激—反应说是错误的，推翻了费正清等人的旧说，其实并不正确。这种所谓翻案创新，无奇不有，例如说现在速度快，时间便短，因此活八十岁不如以前活四五十岁时间更长，宁肯活那四五十岁为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貌似新颖，其实不对，但可以因此而出名嘛。自然科学的翻新一般不会倒退，人文领域则不一定，有些就是倒退。

其实，很多老的理论比新的理论好，并不是越新的越好。我以前就讲过，洛克、康德，比斯特劳斯、施密特要好，要强得多。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翻案正确，有的提供不同视角，大有裨益，如此等等，这就要具体对待了。但现在主要是，四十多年过去了，人们还是在赶西方后现代的时髦，都是转述、模仿。根本性的创造太少。我讲过当代一些学人有“两大问题”：一是，情绪左右思想，不能客观分析；二是，喜欢抽象议论，缺乏具体思维。

启蒙有利有弊，但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推动历史前进。史蒂芬·平克写过一本《当下的启蒙》，否定了后现代，从尼采一直批评到了福柯、德里达，结果遭到许多学者的攻击。我却跟平克的看法相当一致。我不同意他的语言本能的看法，但在痛斥后现代反启蒙这个问题上，与他的用统计学材料对尼采等人的责难贬斥，却非常赞同。启蒙没有什么西化的问题，同是启蒙，英、法、美，就并不一样，但总的趋势就是推崇理性。现在中国不是理性太多了，而是理性太少。这方面，我还是康德主义者，理性还是人类的特征。

尼采是怀疑一切，尼采永远有人喜欢。黑格尔说过，年轻人有三个特点：第一，认为一切都应打破，重估一切价值；第二，认为自己最行，是天才；第三，要么是黑，要么是白。年轻人喜欢尼采不奇怪，年轻人总是认为自己最好嘛，都要打破嘛。我觉得二十岁喜欢尼采可以理解，鲁迅也喜欢过尼采，但是，你到六十岁还喜欢尼采，我就觉得值得怀疑了。尼采好，还是康德好？我觉得康德比尼采高明多了。尼采有他的学术价值，但中国的一些学者把尼采捧成圣人似的，碰都碰不得，这我很不赞成。

人物周刊：您认为他们为什么推崇尼采呢？

李泽厚：一个就是因为年轻啊，要打破一切啊。最后还是为了名利。做一个独立的哲学家多好，休谟、康德等人都是如此。哲学家和政治家很不相同，政治家可以有许多学术参谋，但他只能采取一种，而且要适应不同情景状况加以修改应用，不会也不可能那么学理充分。政治家不可能是书斋中的哲学家，也不可能是什么“哲学王”（柏拉图）。哲学家也不必做政治家的“帝王师”，两者本有分工，无需统一。

国外有人说我的欠缺是没带多少学生，可以支持支援你的思想学说。的确，现在好些学者、教授到处去带学生，然后徒子徒孙一大堆，成了一股势力，一个派别，于是名声大振。我就没有什么学生。特别是我从来没有要求学生看我的书。我的学生也的确都没怎么看我的书。这也怪我，我现在后悔了。我要是让他们看我的书，他们现在的成就可能会大一点。（笑）

80年代初，李泽厚与伍蠡甫、朱光潜、洪毅然

人物周刊：网上曾经流传您给学生赵士林写的序，大家觉得你们都很坦诚，您在序里批评自己的学生，说他背着您写书，您对这本书不负责。很少有人这样写序的，而且赵士林把序登出来了。

李泽厚：我不管啊，我对那本书不负责任。但那本书还得罪人了，因为赵士林在书里骂了别人。我写了这个序，但别人还是认为我指使赵士林写的。那就没有办法了。我没有骂人的习惯，我对人印象不好，也不骂人。

人物周刊：许多学者都说您在学术上的原创力是极其难得的，您自己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让您有这么强的原创力？

李泽厚：我的确没想过。我读书读得比较广泛。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早上看柏拉图，下午看别林斯基，早上看的是哲学，下午看的是文学。学哲学可能看得比较高，要总揽全局，但考虑的问题很多都太空。如果书读得太少，就只知道玩弄一些概念。搞历史的呢，是狭而深，就盯着那个领域，别的学问都不感兴趣，也认为那些没价值，必须有足够多的史料，才是真学问，所以也很难干出非常重要的原创。学文学的看得比较杂博，比较广，但都比较肤浅。我很多年前就跟学生讲过，你要高、要深、要博，你才会有原创力。自然科学家不一定如此，人文领域似有此前提。

原创力从哪里来呢，想象力当然重要，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判断力。康德讲判断力很多是没法教的。自然科学家的原创力也是来自独特的选择和判断，艺术家的理性判断力不一定要高，但是感性的原创领悟要很强。

原创力一方面靠你先天的领悟能力，一方面后天有一些范例可以学习，80年代我就讲过“支援意识”问题。康德两百年前的书现在还很耐读，那是了不起的，康德便极其博学，又有极强大的判断力，他提出的那些问题，现在还没有最后的回答，这样的一些人物就值得学习。这是智慧，不是知识。知识可以教，智慧就不能。一些大师都没有什么老师，爱因斯坦有什么老师啊。我觉得当前文坛、学界似乎一方面缺乏原创性，大多是搬来西方学院话语套在中国问题上；另一方面则仍然是红卫兵式的“不破不立”，对前人和同辈的成果成就不屑一顾或吹毛求疵一概骂倒，只喜欢找同行的毛病、错误，而不看重他们的优长与贡献，这也是中国传统的老毛病。曹丕就说过，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元稹、白居易通信中说“韦苏州”（韦应物）诗生前没人看得上，死后却被人高扬等等，可见一斑。自己老摆出一副创造脸却并无创造，如鲁迅当年嘲笑过的“创造社”一样。

人物周刊：有一段时间，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国内很火，您曾经用了很大篇幅的文字来回应桑德尔，为什么对这个话题这么感兴趣？

李泽厚：当时他在中国太受欢迎了，在北京、上海讲演，几进几出，很多人推崇吹捧他，很少有学者提出质疑的。比如说，某个地方受灾了，他当场问一大群学生，要不要涨价？你是道德原则还是市场原则？要学生举牌作“是”（yes）“否”（no）的回应。他主张道德原则，都不应该涨价。这本身就是误导嘛。即使是受灾，受灾地区也不同啊，居民的富裕情况也不一样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黑格尔和马克思都讲得很多，就是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来决定哪个是对哪个是错。你不能说统统都是道德原则，统统都要减税，那不对。有的地方可以减，有的地方可以不减。你不能用一个先验的概念来统一一切。我那本书就是反对这种理性至上的黑白分明的一统思想，亦即与先验理性有关，所以那本书既是反对桑德尔，也可以说是借题发挥，主要倒是谈自己的伦理学。

人物周刊：这些年，“致良知”这个话题说得也很多，您又是怎么看？

李泽厚：我在最近那篇文章里面，后来在原稿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倍多，有一页专门谈这个问题，包括《伦理学新说述要》，也提了“致良知”是什么意思。因为中国没有上帝的信仰，企业家们的钱赚足了，子孙都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了，那还有什么寄托呢，就想找一些东西来修身养性，就搞出了“致良知”，但这实际上根本不是王阳明那个意思。王阳明的意思是把道德变为一种直觉，恰恰是要经过刻苦的锻炼，不是像信佛或者信什么东西。他们是找一个东西信吧。信什么，信良知。良知哪里来的呢，是天给的，中国的天是含含混混的。

80年代，李泽厚在美国

谈疫情和哲学

人物周刊：美国目前的疫情还很严重，您身处其中，有怎样的体会？

李泽厚：美国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川普（Trump）不主张戴口罩，民间的习俗也不喜欢戴口罩，也不重视隔离、社交距离等等，戴口罩的人较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老百姓那里，戴口罩好像是病人，其实戴口罩很大程度是保护自己不受外来的感染。刚开始的时候，社交距离也不注意。但现在有一些限制。我们这个小镇已经死掉七十多个人了。疫情在美国每个州扩散也不平衡，州政府有自己的权力，联邦政府没法指挥。有的州情况比较好，有的州情况就很差，我们这里算比较差的一个州。川普就喜欢乱七八糟说话，他讲的话也不作数，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美国政府犯了很大错误，造成疫情这么严重。

人物周刊：美国人对口罩的态度跟中国人很不一样，这会不会有您说的“文化心理结构”在起作用呢？

李泽厚：有啊。文化心理结构是就社会说的，就个体来说，是个人的情理结构。美国人认为戴口罩就是有病，形成了一种习俗。中国人不是这样的，在中国戴口罩没有人感觉你是病人。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

李泽厚：我没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经济学家。但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人，也可以提一些看法。我不像有些人那么悲观。大家讨论的主要是经济问题。我的哲学的第一个命题就是“人活着”。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是上帝啊，语言啊，意识啊，人生意义啊。90年代，我在悼冯友兰的文章中说，哲学应该考虑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人活着”，也就是人的命运问题。这个命运包括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这次疫情恰恰倒证明了我的这个理论。所谓经济问题嘛，就是讨论人怎么能活下去而且活得更好，人的衣食住行能不能维持下去，维持得更好一些？

我一直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总趋势，因为全球化首先是经济一体化，但是疫情有可能让全球化推迟二三十年。但对人类历史来说，这二三十年算什么呢，人类几百万年了，有文明的历史已经四五千年了，这二三十年对于人类历史来说，算不了什么。在疫情以前，已经出现了英国的脱欧，还有川普讲美国优先，都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保护国家利益最重要，实际上就是推迟全球化。

50年代起我一直认为，欧盟是全球走向大同之路的范例，也是以经济为基础。以前德国和法国打仗那么多年，现在德国和法国打仗是不可能了，因为经济上大家彼此可以活得更好一些嘛，那何必再打仗呢？所以这是人类长久的总体趋势。我讲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嘛，迟早会这样。我看不到了，很多人看不到了，但历史经过一些曲折和倒退，还是会向前进。我对中国的前途和世界的前途是乐观的，对我个人的前途是悲观的，我可能看不到一点希望或萌芽了。一个人最多活一百多岁，对人类几千年历史来说，这算什么。全球化会推迟，但也不会推迟特别长。经济是互相需要的，高科技的发展在推动经济一体化，这几十年不是科技高速发展嘛，互联网什么的，大家在全球各地都可以联系，高科技是有利于全球化的。国家之间全部切断不大可能。当然了，这得看国家领导人的智慧。

历史经常在前进倒退，有时候倒退几百年都有。汉朝人口已经达到六千万了，战争让人口大大削减。历史上的战争和瘟疫，死的人太多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诗）。现在比起历史上那些倒退，要轻得多了。

1998年，李泽厚在科罗拉多学院获人文学荣誉博士

人物周刊：您经常讲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您特别注重历史。

李泽厚：对啊。我读中学的时候，数理化都很好，特别是化学，方程式背得特别多。大家都认为我考理科的。但是我的志愿，第一是哲学系，第二是历史系。就这两个系。我喜欢看历史书，远远超过看哲学书。我对中国历史特别熟悉，哪一朝哪一代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我都非常清楚。我看过很多纪事本末。我的哲学叫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有“历史”两个字。我认为数学是学理工科的基础，历史是学文科的基础，而不是哲学。

人物周刊：您说的“吃饭哲学”，会被一些人笑话。

李泽厚：这个说法，一些人或大为不解，或觉得这也太庸俗了，甚至有学人斥责这是在“恶搞”唯物史观。我在“康德书”里宣讲关于“使用—制造工具的劳动实践”或“生产力—科学技术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这一根本观点。马克思说：“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话是非常准确的。这也就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也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也就是我强调“人活着”作为哲学第一命题，以及我的“吃饭哲学”的主要含义。所以，“吃饭哲学”始终只是一种通俗说法，为的是故意采取这种“粗鄙”“庸俗”的用词，使语言在使用中具有刺激功能，以针对轻视、鄙视物质生存、日常生活，侈谈道德理性、精神生命、灵魂拯救之类的各派理论学说。其本名仍应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

人活着不就是要吃饭嘛。人和动物的不同，不是语言，动物也有交流的语言啊。我觉得人的特点是使用工具。黑猩猩会使用十几种工具，但它不使用工具，它还能活着，用手摘香蕉啊。但人没有工具没法生活。人现在住到山里也都还带点小电器吧。

这次疫情恰恰证明我的“吃饭哲学”是对的。大家首先关注的是失业怎么办，没有工作，没有钱了，没有饭吃了。哲学就是研究最基本的一些问题。研究那些玄而又玄或虚无缥缈的，天下啊，语言啊，那是次要的嘛，研究可以，但不是哲学根本问题嘛。最普通的常识其实常常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寸步不让。越骂我，我就讲得越多。

人物周刊：说到“吃饭哲学”，这和您的另一个观点——“西体中用”是联系在一起的。

李泽厚：张之洞讲的“中体西用”，虽然提倡科技，但忠君是第一位的，因为当时是封建皇权，所以他反对康有为他们提的开议会啊，改革啊，慈禧太后非常欣赏他，重用他。

“西体中用”是我80年代就提出的，是针对“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我讲的“西体”，讲的就是“吃饭哲学”。吃饭你靠什么，日常生活你靠什么？邓小平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讲的西体就是要现代化，各种东西各种机器，并不是“用”，而是“体”。这些科技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从西方引进的。科技生产力就是“体”。日常生活就是“体”。只有这样才能活着，才能走向现代化。当然传统的农业社会，人也能活，但现在大家还愿意活在那个夏无空调、冬无暖气、人无手机、厨无电器的时代吗？也许少数人愿意，那就由他们自己吧。

马克思说科技生产力是向外走，讲生产关系，讲阶级斗争，讲改变社会。我是向内走，我认为科技生产力产生了理性，使人的心理不同于动物。人的理性不是天赐的，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使用工具产生了理性。我反对先验理性。我问人生下来什么时候有理性，没有人能回答我。“实用理性”的确是我创出的词，以前没有的。就像“乐感文化”，也是我创的，以前没有的。这就叫“制造概念，提供视角”，开始有人痛斥，现在好像好些人也在用了。

人物周刊：疫情中，许多哲学家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哲学家在面对疫情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或思考什么是合适的？

李泽厚：多年前我就讲过，上面也讲过，理论家应该和实践家分开，哲学家、思想家应该和革命家、政治家分开，这二者不能混为一谈。革命家、政治家是社会变化的直接实践者、指导者，他们所需要的支配、影响群众的热情，和理论家的热情，不是一回事。而且，二者在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也不会一样。所以，理论家、思想家、哲学家，与革命家、政治家、各种集团的领袖们，应该作出明确分工。理论可以多种多样、百家争鸣，而革命家、政治家、领袖们则要求意志集中、行动统一。后者要根据当下的现实形势、利害关系、策略考虑来作出决定，采取行动，这就会对理论进行选择或折中，但经常只容许一种。理论家们却可以不计当前利害，从较长远的宏观视角来把握、思索和争辩。当然理论家和革命家政治家也还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和种类，也有互相交叉渗透的各种情况，我现在是一种“理想型”的划分。马克思说，过去哲学只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个哲学视角是深刻的。但改变世界的理论和引领实践这一改变，却完全可以由不同的人来承担。理论是需要长期讨论和反复争辩的，革命或政治决定则即便激烈争辩也必须尽快确定方案，鼓励执行。

对于疫情也是这样，不能要求哲学家对疫情发表一贯正确的意见，这很难。即使是正确的，执政者也不一定能够按照这个去做。行政的措施，行政的策略，跟理论是不同的。执政者有做对的时候，但不意味着永远对啊。一个哲学家的理论，运用到政治上也好，经济上也好，不一定就适合，有可能走样，有可能应用不了。哲学家对疫情可以有各种判断，各种理论都可以啊，不一定哪个就是对的。

人物周刊：说到哲学和历史问题，您好多年前就说过，历史哲学的最高命题是偶然与必然的问题。

李泽厚：我50年代就这么认为，历史充满了偶然性。我今年发表的《历史、伦理与形而上学》（《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就讲了这个问题。我讲历史有三个性质：第一是具体性。历史一定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各种条件之下的事情。这是历史最重要的性质；第二是历史有积累性。这点大家注意得不多。从人类历史来讲，是进步的，我对整个人类历史不是悲观的。人类是靠工具吃饭。工具就是科技。疫情以后，科技还是会发展，这是阻挡不住的。我非常赞同史蒂芬·平克的说法，后现代是错误的，福柯、德里达是错误的。历史有积累性，内在的积累便是心理的日益复杂、丰富和多样，即“积淀”，不必悲观；第三是历史的偶然性。比如说，恐怖分子使用原子弹或制造病毒，那人类便可以死光，很有可能的。以前冷热武器时代都不可能，现在却可能，所以说哲学要研究人类命运问题。

人物周刊：您在《伦理学新说述要》里说，“历史绝不是一堆僵化的文本记录，不只是所谓事迹、人物、数据、账目……它实际容载着的是无数世代人们生活的悲欢离合、偶在实然。”这句“偶在实然”，让人的感受很复杂。

李泽厚：西方是两个世界，要到天国去。中国就是停留在这个世界，要重视这个世界的情感。在西方，上帝的爱是最重要的，首先是爱上帝，是上帝叫你爱自己的亲人，中国人很难接受。中国人看重历史。因为生活就是悲欢离合啊，历史就是日常生活啊，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就是根本，不是到天国去求得什么，天国很完美，反而同质、单调、无聊。

人物周刊：您一直强调逻辑性，您的文章很有逻辑性，而且去除了很多情绪化的东西，让强大的逻辑来说话。您是怎么保持这种状态，不让情绪左右自己？

李泽厚：在80年代我写过一篇短文《写文章的人要学点平面几何》，就是讲理论文章要概念清楚，遵守逻辑，要有论证，不要模模糊糊，不要让人看半天不知说了些什么。对于学术发展来说，这是一个基本问题。还讲过，中国需要“语言的洗礼”。要发泄情绪的话，可以写诗，可以写小说嘛，在文学艺术里你发泄什么样的情感、情绪都没关系。文艺是要打动人的感情。学术呢，就是要注重逻辑，就是以理服人，就这么简单。中学时代我就注意逻辑。大学时代我专门学了逻辑。我是非常自觉地注重逻辑。

人物周刊：您这么讲理性，您的学说还强调“情本体”。

李泽厚：人不能光靠理性啊，所以我讲“情理结构”。如果只有理性，就是机器了。机器没有情感。都是情的话，人就是动物了，动物没有什么理性。

所谓“本体”，不是康德所说与现象界相区别的本体界，而只是“本根”“根本”“最后实在”的意思。所谓“情本体”，是以“情”为人生的最终实在、根本。“情本体”的背后，其实有个中国传统，就是我过去说的“天地国亲师”，要西方人信仰这样的东西那是很难的事。我讲过要西方彻底了解、接受这个传统，可能要两百年以后，人类历史上，两百年很短啊。二十多年前我在德国讲，你们的教授里，汉学家除外，谁能举出十个中国人的名字?不管什么中国人，古人今人都行。他们就是举不出。但在中国，随便找个教授，举出二十个德国人名，都不是什么难事。所以在文化层面上，要让他们了解来自中国的思想，那还要很长的时间。

谈人生

人物周刊：十年前，您过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只是和家里人吃一顿饭，喝几杯高级的洋酒，九十岁生日怎么过呢？

李泽厚：没有任何变动。我家里有路易十三，这算比较高级的酒了。我从来不过生日。包括八十岁那一年，他们几次要给我祝寿，我都辞谢了。去年，国内就有两批人打算赴美预贺九十寿辰，统统被我婉拒了。我不干这件事，因为没什么意义。我只过过一次生日，就是六十岁。那是1990年，在北京，我也只是请我的几个弟弟妹妹来家里吃了顿饭，没有任何外人。

2000年，李泽厚与弟弟和三位共祖父母的妹妹

人物周刊：以前大家都说您手不释卷，现在每天看书的时间多吗？

李泽厚：现在因为眼睛不好了。以前就不怎么好，老了嘛，看书的时间只能很短。但不看书，又没什么事情喜欢做。

人物周刊：您所在的博尔德人口很少，您以前也说过，住在那里太孤独了，人太少了。

李泽厚：那没办法，孤独伴了我一生。

人物周刊：九十年来，有没有那么一刻，产生过有神的想法？

李泽厚：我从来没有过。我从来都不信神。命运是自己决定的，不是神决定的。只能自己反思自己。靠神是靠不住的。人们说上帝已经死在奥斯维辛，上帝如果全知全能，怎么能允许希特勒杀那么多人，那么残酷呢。所以我以为到底是一个世界还是两个世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

人物周刊：十年前，我们在访谈里就谈到“幸福”的问题。十年之间，这个问题被大家一再谈论，您理解的“幸福”是怎样的？

李泽厚：“幸福”是没有一个客观标准的。物质生活也许可以，衣食住行的改善，对一般的人来说，就是幸福。但是有的人认为物质生活没有价值啊，宁可做苦行僧。有的人认为物质生活是痛苦，反而不幸福啊。有的人认为幸福是伦理学的问题，我认为不是，幸福是一个宗教问题，一个美学问题。

人物周刊：十年前采访您，您说死后要把大脑冰冻起来，几百年之后再研究，看能否从您的大脑里发现中国文化的残迹，证明您的积淀理论。如果能证明文化影响大脑，您觉得比您所有的书加起来贡献都要大。现在还有这样的想法么？

李泽厚：这不是想法，我已经联系了那个冷冻机构，已经捐了8万美金，每年还得付几百美金会员费。当然，如果做不成或不能做，这8万美元会全退回，现在他们拿去是为该机构的投资等用途。很多人联系这个机构，是想复活（《圣经》便承诺过人身体复活），他们希望死了不久就复活。我认为复活是绝不可能的。我不要求复活，所以我要求保存越长越好，等到脑科学发达到可以进行研究的时候，但是能不能做到就不知道了。我已经这么做了，我不是随便讲句空话而已，但我现在估计95%是做不成的。

人物周刊：您一直关注脑科学，您很乐于从科学的角度跟您的学说做一些对接。

李泽厚：人类对世界，对宇宙，对外物的了解，比对我们自身的了解多得多啊。相较于理论物理这样的学科，医学还是非常幼稚的科学，因为医学更难啊，人的生命，加上社会因素，很难啊，不是那么容易搞清楚的。假设理论物理是大学，医学就是幼儿园，差得很远。人类实际上最主要是大脑，大脑支配着一切。所以，研究脑科学很重要。脑指挥一切，但具体怎么指挥，现在搞不清楚嘛，我为什么说要300年或500年，至少得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有一个初步了解。

人物周刊：谢谢您接受采访。这些天聊下来，您也很疲惫了。最后，您还有哪些话要向读者讲？

李泽厚：我想引用我比较喜欢的自况集句联：“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陶潜）；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陆机）”。以此作结，并告别读者。谢谢！

为凑50万给儿子治病，51岁女外卖员跑13万公里，骑坏三辆电动车

作者：一鸣（爸妈精读主笔）

刷微博时被一则视频暖哭了：

邹小容是一位51岁的妈妈，五年前，为了给患尿毒症的儿子凑齐救命钱，勇敢的做起了外卖骑手， 靠着自学，学会了打字，还成了外卖送单王。

邹小容每天送单到凌晨两三点钟，五年里，她骑坏了三辆电动车，跑了13万公里，终于凑齐了儿子50万的救命钱。

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的妈妈可能不懂教育，但是她用自己坚韧和乐观，为患病的儿子撑起了一片晴空。

面对人生的困境，她不退缩，从容面对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印在孩子的脑海里，让孩子们觉得生活虽苦，但仍然充满了希望。

父母是孩子通向未来世界的领路人，孩子在对父母的模仿学习中，把这些重要品质都能慢慢转化为他们自身的部分。父母拥有这三种品质，孩子将受益一生。

有原则的父母，才能教出有规矩的孩子

经典绘本《我永远爱你》中就有这样的对话：

阿力：“如果我把枕头弄得羽毛满天飞，你还爱我吗？”

妈妈：“我永远爱你，不过，你们得把羽毛收拾起来。”

阿力：“如果我把画画的颜料洒在妹妹身上，你还爱我吗？”

妈妈：“我永远爱你，不过，你得负责给妹妹洗澡。”

其实，管得太少和管得太严的父母在我们身边都不少见。

一般溺爱孩子的父母认为，孩子要面临的压力已经很大了，趁着现在还小，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放纵孩子一下也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

而太严格的父母则认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现在不从生活细节上管教孩子，以后怎么让孩子在社会上立足？

这两种观点听起来都有些道理，但问题就出在这些父母处理矛盾的方式不是综合考量，而是在“爱孩子”与“立规矩”之间做起了单选题。

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必然会给孩子的成长造成负面影响。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过度爱孩子的家庭造成孩子没规矩，不懂礼貌不懂尊重；后者则让孩子谨小慎微、循规蹈矩。

其实，规矩和爱本来就是统一的。

父母有韧性，孩子才更有韧性

提到易烊千玺，我们想到的是，沉默少语，沉默寡言，少年老成，多才多艺，坚韧独立…许多美好的标签。

优秀的易烊千玺后面到底站着怎样的父母呢？

当初，为了培养孩子，千玺妈妈离开家乡带易烊千玺到了北京，成了一名“北漂”的全职妈妈。

而继续在外打工的父亲则成了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非常艰辛。

李咏曾经问易烊千玺的妈妈：“周围人是不是觉得你很风光？因为你有一个风光的儿子。”

她说：“但应该没有几个人经历过我和千玺之间的东西，真的很辛苦。”

在易烊千玺学舞的时候，妈妈和他一样早出晚归，吃尽了生活的苦头。

这样的日子，每一天都像“赶考”一般，生活上完全没了任何喘息的空间。

公交车也成了他们临时的家。

妈妈带千玺在公交车上吃饭，用大衣遮住让他换衣服，拿出砧板让他写作业。不仅如此，为了能够更好地辅导易烊千玺，妈妈还特意花钱报了同样的舞蹈班。

成了“大龄学员”的她，跟着儿子一同学习跳舞，鼓励他前进。每次学习完新的动作，妈妈都会认真的记下笔记，回到家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纠正指导易烊千玺，熟练舞蹈。

在易烊千玺的心里，妈妈才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舞伴。易烊千玺每一次犯错误时，妈妈也都不会手下留情。

成名后的易烊千玺，后来写了这样一封感恩信给妈妈：

“我知道，小时候你就比现在、过去的我加起来都要累得多。

您一直陪在我身边，鼓励我只有现在肯吃苦，将来才会幸福。“

爱尔兰诗人叶芝说过：“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

这把火就是让孩子心中生发出自信自强的精神，这种影响比亲自去教孩子学会某种技能更加重要，同时也决定了人生的走向。

父母有韧性，本身懂得坚持，能够坚持，在孩子想放弃的时候，他们用自己坚韧的品质影响孩子，让孩子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

最好的教育是，父母做孩子的榜样

近日，西南医科大学公布了硕士研究生拟录取公示名单，出现了一对相差25岁的母女的名字。

该校附属医院儿科护士长、50岁的白永旗被公共管理专业拟录取，25岁的女儿、2013级临床医学专业的露露（小名）被儿科学专业拟录取。

女儿多次考研失败，亲妈实力陪考“逼”着前进。

2019年，露露准备第三次报名研究生考试。时间转眼来到9月底，离考试只有不到三个月，白永旗却感觉女儿复习不在状态。

“12月考试，9月底了她仍不在状态。我着急了，如果这次再考不上，对她打击会很大，说不定就真的放弃了。”母亲白永旗十分焦灼。

为了鼓励女儿认真准备，白永旗想了想，不如用实际行动感染孩子，做一名陪考妈妈，加入“考研大军”。

为了工作学习两不误，白永旗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

有时加班、应酬，无法完成当天的复习任务，第二天必须补上。

她随身携带英语词典，上厕所、等红绿灯、朋友聚会，一有空闲时间，她就背单词。

早上6点多，她便戴上耳机，边听课、边步行一个小时到医院，既锻炼身体，又有效复习。下班后，她关在书房刷数学题，一做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抬头一看，已经是凌晨一两点。

女儿曾觉得，母亲严厉甚至有些苛刻，但她发自肺腑对母亲佩服得五体投地。

英国教育家洛克曾说：“在教育孩子时，与其让孩子记住规则，不如给他树立榜样。”

曾经有人问一位在高铁上和孩子一起看书的父亲：“你是如何让孩子养成爱看书的习惯？”

那位父亲回答：“不用培养，我自己经常看书，孩子自然就跟着看了。”

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学好，能成才，其实，再多的言传都不及一次身体力行的身教。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变得优秀。

朱熹曾写过这么一句诗：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要想下游的水清澈，那必须有一个干净的源头，如果父母本身不够好，那如何能教出够好的孩子？

真正爱孩子的父母懂得有原则的约束，让孩子知道什么是不能碰触的底线。

坚韧的父母，会让孩子的内心会充满阳光，让孩子在挫折中拥有面对逆境的勇气和逆风翻盘的能力。

懂得自我成长的父母，是孩子成长最需要的力量源泉。

愿我们做父母的都能成长为优秀的领路人，这样，我们的孩子也能成为幸运的孩子。

作者简介：一鸣，爸妈精读主笔， 富书持续投稿变现营2.0 学员，中年少女；左手执笔，右手养娃，用一颗执着的心来写字，本文首发爸妈精读，版权归富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注：文章配图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小说：结婚当天，新郎当众扔下新娘离开，当晚新娘另嫁消息上热搜

“我们这是要降落到哪里啊？”秦绵绵觉得十分奇怪，明明约定好是明天的行动，厉斯臣为什么早早就准备好了。

“放心，下面有人接应我们。”厉斯臣说道：“我早就知道洛克在我身上安装了窃听器，故意透出消息说三天以后。但是我传出去的纸条里有摩斯密码，只有懂行的人才能解开。”

秦绵绵这才明白过来，笑着说：“好啊，原来你们都在骗我。”

两人落了地，唐封御便在下面接应他们。

“封御哥！”秦绵绵看到唐封御，赶紧冲过去，问：“默默怎么样了，他还好嘛？”

唐封御撇撇嘴看着这俩人，说道：“看看你们两个，和好了就会秀恩爱了哦。放心吧，默默很好，在祁山别墅，老宋带着好多人看管着呢。”

“不对，我们要回去一趟。默默的手铐钥匙还在洛克的书房里。”秦绵绵突然想到这件事。

“我去吧。”厉斯臣对秦绵绵说，“你和封御先回去，我随后就去找你们。”

“不，我和你一起去。”秦绵绵再也舍不得丢下厉斯臣。

“那还愣着干什么，所有人一起去吧。”唐封御无奈的摊摊手，“我就知道你们两个再也不会分开了。”

一众人来到洛克的书房，秦绵绵依稀记得看见过他把要是藏在书柜的后面，有一个保险箱。

几个人正在忙碌的时候，突然门被撞开了。

“都给我住手！”

是洛克！他手中掐着方晴汶的脖子，虎视眈眈的看着众人。

而洛克的身后，是厉斯臣的表弟带领的一群特种部队精英。他们死死的逼近着洛克，他插翅难逃。

“你们放下我的东西！都不许动，不然我就杀了她！”洛克威胁着。

唐封御细细看了看洛克手中的女人，嘲讽的一笑说道：“洛克先生，如果你随便换一个人，我们自然就会住手了。可是这个女人呢，我早就盼着她死八百回了！”

方晴汶被洛克卡着脖子，脸色憋的青紫。“斯臣，救我。救……绵绵，救我啊，我不想死啊……”

“我，我错了，救我……”

秦绵绵冷冷的看着她，并没有想要救她的意思。

她害了自己那么多，甚至差点伤害到默默，好几次险些要了他们母女的命。

“洛克，你现在投降自首，还能少受一些罪！”厉斯臣知道洛克在国际上的厉害，生怕他冲动之下，玉石俱焚。

洛克身后的特种兵都是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手中的枪都举起来了。

“放我走，我就不杀她。不然你们都得跟我一起死！”洛克手中握着一个遥控器，狂笑到：“你们在我这里这么多天，没有发现到处都埋了炸药吧，告诉你们，不听我的，只要我按下按钮，你们都都死了！”

厉斯臣下意识的把秦绵绵紧紧护在怀里。

“我数三个数！让他们放我走，不然，一起死！”洛克眼睛发红，脖子上青筋暴露。

“三！”

“二！”

“一！”

砰——

一声闷响，洛克的手还没来得及按下按钮，突然头部一震，鲜血和脑浆顺着他的太阳穴流了出来。

他的身体软绵绵的倒下，在一旁的方晴汶吓的哇哇大叫。

惊艳！丽江最美徒步路线……尽享一路美景，绝对要走一趟！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里有一段简单长情的告白

我希望遇到一个如你一般的人

如山间清爽的风

如古城温暖的光

从清晨到夜晚

由山野到书房

只要最后是你

就好

小掌被这温暖的情话带到了稻城亚丁，你呢？

如果从泸沽湖出发，穿过湖泊和高山，徒步前往稻城亚丁，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从泸沽湖出发至稻城亚丁，徒步穿越一般有2条路线，都以温泉村为起点。

东线(洛克线）

温泉村—利加嘴村—屋脚村—屋脚乡—羊棚—迏克谷多垭口—卡尔牧场—雀儿山—邛引村—卢杜村—通天河边—东拉村—杜鲁村—四家村—金矿—嘎洛村—嘎洛牧场—嘎洛垭口—夏诺多吉垭口—冲古寺

（东线较长，需要8-12天，沿途风光相对较美，也几乎就是沿着当年探险家洛克的行迹，但遗憾的是不经过卡斯地狱谷。）

西线

温泉村—依吉村—卡瓦村—库克村—色苦村—俄牙同乡—东义区—卡斯村—卡斯牛棚—亚丁—稻城

西线短一点，需要7-9天，前5天的风光不如东线，但经过卡斯地狱谷到亚丁的一段风景绝美！

如果想两条线路的美景兼顾，可考虑以下线路设计：

DAY1

温泉村—利加嘴村

温泉村

利加嘴村

从泸沽湖畔的里格村出发，先到永宁采购必要的物资，之后去往温泉乡。温泉，的确名副其实，村头有露天温泉，还有温泉澡堂若干间，出发前一天可以好好享受一下。从温泉乡出发，折上马道后开始上山一直到利加嘴村宿营，这一天起伏不大，海拔一直在2600米～2800米波动。

DAY2

利加嘴村—屋脚村—屋脚乡—羊棚

屋脚村

红土地

屋脚乡

羊棚

一早开始爬屋脚山，到达山顶的屋脚村，屋脚村的牧场，河里有很多白色的石子，经过一片漂亮的红草地后下山到达屋脚乡。屋脚乡属于凉山彝族自治州，这里是通公路的，相对可以买到多些的物资，比如可乐。从屋脚乡到葛嘎，然后开始攀爬菩萨山之后到达羊棚露营，沿途的河水冰凉刺骨。

DAY3

羊棚—茨姑—达克谷多垭口—雀儿山垭口

达克谷多垭口

雀儿山垭口

一路上升，上午会经过一段蚂蟥区域，一定要注意扎好裤脚，快速通过。翻过海拔约4000米的达克谷多垭口后，一直在4000米以上的地区行走，一路都比较辛苦，从山腰上绕过卡尔牧场，争取赶在天黑前到达海拔4300米的雀儿山垭口，择地露营。

DAY4

雀儿山垭口—塔斯沟垭口—塔斯沟—邛引村

塔斯沟的海子

邛引村

登塔斯垭口之后下面就是美丽的塔斯沟，需经过小片沼泽地，最好换上凉鞋。之后就是一路下降了，塔斯沟过后走马道，开始登山穿越森林，翻越后到达山下海拔3000米的邛引村。

DAY5

邛引村—邛引山垭口—卢杜村—通天河边—水洛桥—通天河边

卢杜村

通天河

水洛桥

这也是比较艰苦的一天，近1000米的海拔上升翻过邛引山垭口后，还要下降1700米的高度，经过卢杜村抵达2200米的通天河，过水洛桥后，在通天河边扎营。

DAY6

通天河—东拉村—杜鲁村—四家村—金矿—嘎洛村

东拉村

嘎洛村

沿通天河绕过东拉村过杜鲁村，下午抵金矿，过白水河边的小桥开始登山，走的快的话，傍晚时分到达嘎洛村。如果到金矿的时候天色已晚，可以到金矿的工人家里打地铺，第二天再去往嘎洛村。

DAY7

嘎洛村—嘎洛牧场—嘎洛垭口（4400米）—夏诺多吉垭口（4800米）—冲古寺

嘎洛牧场

夏诺多吉垭口

冲古寺

翻越嘎洛垭口到达夏诺多吉雪峰脚下，翻越夏诺多吉垭口的缓坡漫长而痛苦，但近在咫尺的神山雪峰耸立在天地之间，让人犹如身在梦境。夏诺多吉在佛教中是除暴安良的神，洛克先生把它形容为展开巨翅蓄抛待飞的蝙蝠，将它比喻成西腊神话中的雷神。过垭口后一路下山，直抵亚丁冲古寺。这里可以结束徒步，冲古寺有去往稻车的班车，大约3小时车程。

DAY8

冲古寺—洛绒牛场—五色海—牛奶海—央迈勇雪山垭口—卡斯地狱谷

洛绒牛场

五色海

牛奶海

央迈勇雪山

这是一段非常美的行程，神山脚下的洛绒牛场是当年洛克先生的宿营处。从络绒牛场开始，几个美丽的高山海子先后而至，翻过央迈勇垭口后，下到卡斯地狱谷露营。洛绒牛场海拔3800米，而亚丁央迈勇垭口的海拔在5000米以上，这意味着你要在高原上一天内爬升1200米，然后再下降约2000米的高度，到达海拔3000米左右的卡斯谷，这可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毅力。

DAY9

卡斯地狱谷—卡斯村—俄初山—日瓦乡

卡斯地狱谷

卡斯村

俄初山

日瓦乡

出地狱谷，到达卡斯村，这里可以租手扶拖拉机抵日瓦乡，约35公里行程。如果要徒步前往的话，还需多安排1～2天的时间。沿卡斯河两岸依稀有地狱谷的风貌，而俄初山绚烂的秋色更是令人迷醉。从日瓦乡有去往稻城县城的班车。

小贴士

本线路最佳季节为秋季，这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季节。但同时，10月份也是秋收的季节，所以要提前预订好马匹和向导才比较稳妥。

初入高原，不可暴饮暴食，不可急速行走，第一天最好稍作调整，好好休息以备后面的长途跋涉，最好不要吸烟和饮酒。多食蔬菜水果等富含维他命的物质，要大量饮水，越多越好。

做好防蚂蟥的准备，途中如果住宿牛棚和农居是可能有跳蚤和虱子，要提前做好防范。

高原徒步要充分考虑个人体能和高原反应问题，提前备好相关药品。

天幕红尘2

巴黎圣西蒙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的入场仪式在洛克西勒剧院门前举行，警察封锁了整条大街，只有组委会的专用车辆可以进入，长长的红地毯两侧是长长排列的各路记者，参加典礼的各国演员、导演以及相关人员在无数镜头和闪光灯的追踪下依次走过红地毯，男人们风度翩翩，女人们妩媚性感。这是电影的节日，这是群星璀璨的时刻。

戴梦宕和（（香港之恋》的导演从红地毯上走米，紧随其后的是梁士乔和香港英雄影业公司的代表。戴梦岩穿着一件宝石蓝颜色的露肩拖地长裙，衣裙精致的剪裁和手工更衬托出她曲线玲珑的迷人身材和优雅风度，脖子上佩戴着一串晶光闪烁的钻石项链，面带微笑地一边走一边朝影迷和记者招手致意，还不时要按照司仪的引导停下来让记者拍照……人群中有不少巴黎华裔青年和留学生是戴梦岩的狂热影迷，他们挥舞着写有戴梦岩名字的牌子，有些情绪激动的少女甚至还发出尖叫……

戴梦岩出生于香港九龙，父母信奉天主教。母亲早逝，父亲是香港一家国际海运公司的船员，常年在海上工作。戴梦岩从小在寄宿学校里，父亲再婚后跟继母生活几年，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继母心地善良，家庭关系非常和睦。戴梦岩秉承了父亲的性格，坚强，特别能吃苦，有很强的生活自主能力。戴梦岩自小就显示出良好的表演天赋，14岁进入香港皇家艺术学校，16岁以出演电影《阳光少女》的出色表演走红香港，17岁进人香港电影戏剧学院进修，从影12年来屡获大奖，多次担任社会公益活动形象大使，从电视到影院，从商业广告到娱乐新闻，她的名字几乎无处不在，她是港台内地家喻户晓的当红影星，在国际影坛也具有一定影响。

巴黎时间9月5日下午4点颁奖典礼开幕，洛克西勒剧院里灯火辉煌，嘉宾满座，每当颁奖嘉宾宣布一个奖项的得主都会引起全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会场气氛十分热烈，随着主持人、颁奖嘉宾和获奖者的轮番出场，终于轮到了最佳女主角奖项揭晓，大银幕上依次出现了获女主角提名的5位演员在各自影片中的表演片段。

戴梦岩从影12年，大小场面和形形色色的名利几乎她都经历了，但此刻却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紧张，毕竟圣西蒙金像奖更具国际性和权威性，那是每一个电影演员都梦寐以求的艺术成就，不仅仅关乎金钱、身价，更是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当她看到颁奖嘉宾拆开信封将要宣布结果时，她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呼吸都停滞了。

颁奖嘉宾热情洋溢地宣布了结果，虽然戴梦岩只会讲英语，听不懂法语，但是不管法语还是英语，戴梦岩这个名字的读音是一样的，而她清晰地听到了“戴梦岩”这三个发音，等翻译又用英语复述一遍的时候，她听清楚了，颁奖嘉宾的原话是：我荣幸地在这里宣布，获得本届圣西蒙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的是，戴梦岩！会场又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梁士乔和导演都兴奋地?站了起来与戴梦宕拥抱祝贺，一边鼓掌一边给她让开一条路。戴梦宕激动地走上颁奖台，从颁奖嘉宾手中接过金像，情不自禁地在奖杯上轻轻一吻。

戴梦岩手握金像，凑近麦克风用英语激动地说：“非常荣幸……太激动了……我要感谢香港英雄影业公司和导演给我的机会，感谢经纪人梁士乔先生给我的帮助，感谢剧组的每一个人给我的支持，感谢评委给了我站在这里的荣耀，感谢所有我要感谢的人们……”

此时，舞台大银幕上再次出现了戴梦岩在《香港之恋》中的表演片段。

巴黎老城的梅里斯坦街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街道不宽，沿街道两边是一幢幢只有四五层楼的老式公寓，这里没有别墅豪宅的显贵，没有平民楼房的简朴，没有新城的高楼大厦和商业区的喧闹繁华，无论岁月怎么变迁，这里一直都是中产阶层的聚集地，静静的街道似乎是被时尚巴黎遗忘的角落，却悄然流淌着独属巴黎的古典风情。

梅里斯坦街17号公寓3楼5号，这是戴梦岩在巴黎的房产其中的一套。

颁奖典礼之后戴梦岩参加了一个由组委会举办的部分获奖者记者招待会，然后就直接回公寓了，没有参加组委会举办的例行晚宴，而是去主持她自己的家庭晚宴。这个家庭晚宴是阴错阳差赶出来的，原本是几个在法国经商或逗留的朋友想趁她来参加颁奖典礼的机会在巴黎宴请她，这些朋友里有知名企业家，也有著名的歌星、演员，都是不好谢绝的朋友，但也不能逐一参加每一位的宴请，于是反客为主预约宴请大家，这样就都照顾到了。由于颁奖典礼期间涌来不少内地和港台娱乐媒体，其中不乏专门炮制八卦绊闻的记者，戴梦岩为躲避记者而没有选择饭店，特意把这次宴请安排在自己的公寓。

这是一套4室2厅的房子，房内装修一新，只是戴梦岩不常在这里住，家具很少，客厅甚至连沙发、电视这样的居家物品都没有，此时就完全当餐厅用了。空荡荡的客厅摆着一张崭新的、长长的西式餐桌，餐桌两侧各有6把椅子，两端各有一把椅子，一共摆放了14把高靠背椅子，洁白的台布上依次摆放着14套精致餐具，每个餐位的玻璃杯都插着花朵形状的餐巾。男人们谈笑风生，女人们尽情八卦，家宴承办方的饭店女招待优雅地穿梭于餐桌和厨房之间。一这情景一下子使人联想起电影里豪门家族的妄情场面。

这次家宴是由巴黎著名的卡尼奇饭店承办，卡尼奇饭店100多年来一直沿袭着家族经营模式，以坚守传统闻名，是最能代表法国大餐文化内涵的巴黎饭店之一。梁士乔在4天前就与卡尼奇饭店接洽了，除了桌椅，其他所有原料和餐具全部由饭店自带，店方派出了一名高级厨师、一名厨师助理和两名女招待。当然，价格不菲。约请的7位客人都到了，其中两位女士，加上3位带夫人或女朋友的，共12位，再算上戴梦岩和梁士乔，正好坐满。客厅的顶灯洒落着柔和的灯光，窗帘在晚风中飘动，这是一个温馨的巴黎之夜，这是一个贵宾满堂的巴黎之夜，而对于戴梦岩来说，这是一个获得了圣西蒙金像奖的辉煌之夜。

开胃酒斟上，开胃小菜上来，法国大餐的第一道程序就开始了，戴梦岩作为主人起身说了一段开场白，她说：“梁哥在里屋谈房租合同，不让咱们等了，那就开始吧。这房子是去年买的，今天是第一次在这里招待朋友，来的全是商界和演艺圈的著名人物，今天又是我得奖的日子，我感到特别荣幸，也特别有纪念意义，非常感谢大家捧场，也感谢梁哥把巴黎这边的事筹划得这么周到。唯一遗憾的是今晚还要赶班机去柏林，聚会时间受点限制，好在还有3个小时的吃饭时间，还不算太糟糕，也请大家多谅解。另外赵总和刘哥要开车送我们去机场，喝酒就不要为难他们了。来，大家为今天的聚会，干杯！”

客人纷纷举杯，有的说：为梦岩获得金像奖干杯！

有的说：为梦岩大喜的日子干杯！

法国大餐一般分为开胃酒、前菜、主菜、甜点、咖啡5个程序。前菜过后，梁士乔在里屋谈房租还没出来，眼看鹅肝、蜗牛这些主菜都陆续上桌，大家开始有些议论了，纷纷问戴梦岩：梁士乔怎么还不见出来？一位台湾当红女歌星站起身说：“梦岩，要不要我去催催梁哥？”

戴梦岩点点头，继续应酬客人。

不多时，那位女歌星回来了，对戴梦岩说：“梁哥让你去一下，那边要减11万房租。戴梦岩放下酒杯，说：“好了，我也忍到头了。大家慢用，我去去就来。戴梦岩起身去了书房，书房的写字桌侧面靠墙，正面坐着梁士乔，对面的两把椅于坐着承租方，承租万是一对加拿大中年夫妇。与字泉上放着两份打印好的房屋租赁合同，用餐盘代替的临时烟缸里有六七个烟头，显然是谈的时间不短了。加拿大夫妇不急不躁，一副平和镇定的神态，而梁士乔的表情却呈现出几分不悦。

戴梦岩进屋问：“梁哥，怎么回事？戴梦岩是用华语问的，而加拿大夫妇讲英语，大概从戴梦岩的神态和语气明白些意思，于是还没等梁士乔回答，男的就解释：“是这样的，总体讲今年的世界经济不景气，法国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到1.3％左右，经济学家认为法国已经进人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必然会影响到巴黎的旅游业和零售业，根据行业协会统计的数字，就连香榭丽舍大街的营业额都在下降，巴黎新城的商业街就更受影响。所以，我们提出适当降低房租的要求。我们从电视里看到您得了最佳女主角金像奖，您的家庭宴会还请来了那么多尊贵客人，我们实在不想在这种时候打扰您，真的非常抱歉。但是如果您以后因为签约再专程来巴黎，以您的身份将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而最重要的，您的时间就是滚滚财富。”

戴梦岩说：“我不懂什么世界经济，我只知道我的房租在新城商业街是中等偏下的，你们觉得合适就续约，否则等剩下的8个月期满以后，你们可以去找更合适的房子。”

梁士乔说：“该说的都说了，可他们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

戴梦岩对中年夫妇说：“那就没什么好谈了，你们可以回去了，以后也不用再来了。我的房子我做主，我不出租了。男人一愣，惊讶地问：“为什么？戴梦岩温怒地说了一句在北京学来的字正腔圆的京骂：“你他妈惹着我了！男人听不懂，问梁士乔：“她说什么？梁士乔说：“她说她很不愉快，房子不出租了。男人说：“您就是租给别人，根据法律我们也有优先权。戴梦岩说：。拿上你的优先权回去吧！梁哥，送客I;说完转身走了。

男人抱怨地瞥了一眼女人，似乎这个结果都是妻子的责任，然后他又以求助的眼神看了看梁士乔。梁士乔摇摇头表示无奈，很有礼貌地将加拿大夫妇送出房门。

等梁士乔人座，一位著名的香港电影演员说：“梁哥，别生气了，咱们喝酒。梁士乔喝了一口葡萄酒，笑笑说：“这两口子有点过分了，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梦岩要参加颁奖典礼，就主动打电话，说趁梦岩来巴黎把续租合同签了，其实合同还有8个月不该续签呢。本来谈好了只是续签，不涉及租金问题，时间也是定在昨天，可他们非找借口拖到今天，明知梦岩有宴请还偏偏选在这个时候，太用心了。”

旅居巴黎的富商赵总插话道：“他要看你有没有得奖，得了奖就好心情不计较啦，宴席上在乎体面也不计较啦。其实这也是打劫，拿不上台面啦。”

在座的一位北京房地产商笑道：“你以为加拿大都是白求恩哪？”

梁士乔说：“也赶上了梦岩这脾气。”

房租合同的不愉快很快就被欢声笑语驱散了，大家推杯换盏，无所不谈，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戴梦岩和其他几个人拿出照相机，大家不管是合影的还是单独的都一同拍照，酒席接近尾声时，戴梦岩还专门与厨师和服务员合影留念。家宴圆满结束，卡尼奇饭店的员工以专业水准将餐具和剩菜收拾干净，戴梦岩下楼与朋友依依惜别……

送走了客人，戴梦岩和梁士乔马上乘车赶往戴高乐机场。

第五章

柏林黑格斯坦街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街道北端106号院是一幢独立别墅，这里原是一位知名侨领的私宅，生前将这幢别墅捐赠为德国华侨联合商会永久会馆，大门牌子上用中德两种文字写着会馆名称，院子里的空地已经由原来的花园改成了会馆停车的场地。柏林时间9月6日上午10点，会馆二楼会议室，分别来自纽约和巴黎的债务会议的与会成员都到齐了，他们是：林雪红、戴梦岩、梁士乔、老九、布兰迪、库格列夫、纽约华商会主席许亚夫、德国华侨联合商会轮值主席钱静辉。准确地说戴梦岩和梁士乔是到达柏林的当天就参加债务会议，他们从巴黎机场起飞时已经接近午夜，林雪红和钱静辉到机场迎接，从柏林机场回到酒店天已经开始蒙蒙亮了，此时戴梦岩和梁士乔的神态显得有些疲惫。

唯一没有提前到场的是全然不知内情却又恰恰是债务会议核心人物的叶子农，叶子农的座位被刻意安排在与林雪红面对面的位置，相隔不到两米。林雪红的桌位上放着罗家明的遗书和一个纸卷，纸卷就是那幅去掉木框的“见路不走”书法横幅。

片刻，楼下一名华商会的工作人员带着一个人进来，此人就是叶子农，中等个子，相貌和身材都很一般，年龄不到40岁，穿一件雪白的衬衫和一套质地不错的蓝色西服，脚下是一双擦得黑亮的皮鞋，给人一种特别正式、特别注重仪表的感觉 工作人员对钱静辉说：“钱主席，叶先生来了。钱主席起身迎接叶子农，他不知为什么怔了一下，上前握手说：“叶先生你好，你可能没见过我，可我见过你呀，请坐请坐。”

叶子农环视了一下会议室，说：“你们开会，我改天再来吧。钱主席说：“他们是从纽约和巴黎来的，是专程来找你的，我们华商会只是受托安排这次会面。因为委托人特别要求，所以我没告诉你这个情况，请原谅。叶子农看着一屋子陌生人，不解地问：“找我？钱主席说：“是的，你请坐，一会儿就明白了。叶子农只得坐下，与林雪红面对面。钱主席做了一个手势，让工作人员离开了。林雪红打量了一下叶子农，说：“叶先生，我是罗家明的妻子，虽然没见过面，但是我知道您，相信您也知道罗家明有我这个妻子。叶子农一听是罗家明的妻子，十分意外，立刻起身握手，热情而礼貌地说：“原来是嫂夫人，你好你好！家明兄来了吗？握过手林雪红重新坐下，说：“家明死了，在莫斯科开枪自杀了，他破产了。”林雪红说着，把那张罗家明的遗书推到叶子农面前。叶子农愣住了，拿起遗书看了看，再看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似乎明白点了什么，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嫂于找我，必是有事了。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会尽力的。林雪红把罗家明从北京到纽约再到莫斯科的情况大致讲了一遍，把罗家倾尽家产的投资和即将到期的巨额债务以及一家孤儿寡母的生存绝境讲了一遍，把在座的债权人和两位侨领分别作了介绍，最后将那卷书法横幅递给叶子农。

叶子农把横幅展开，看到了“见路不走”四个字。

林雪红说：“叶先生还记得这四个字吧，家明非常敬重您，自从您送他这句话以后他就脑子不正常了，整天想着怎么跟别人不一样，本来生意好好的，非要跑到莫斯科投资，还把这幅‘见路不走’带去了，结果出了这么大错，命都丢了，您该不该为此负点责任？家明在您最需要资金的时候帮助了您，而且没收您一分钱红利，萍水相逢做到这点不易吧？家明一直把您当朋友，出了这种事我们孤儿寡母来找您帮点忙不过分吧？叶子农静静地听着，两手下意识地交替将两只袖子推上去很高，露出很长一截雪白的衬衣袖子，但他很快发现这种场合做这个动作有些匪气，又把袖子放了下来。接着他的手又下意识地伸进西服口袋去摸，摸出一盒香烟和一只打火机，刚拿出来就发现这个场合也是不适合抽烟的，于是也放了回去。他注意到有人向他投来目光，那目光里分明写着：没教养。

林雪红话落，大家谁也没做声，但是都在猜测叶子农可能的反应，是据理推辞？是指责林雪红的要求过分？还是象征性给几个小钱打发了？

叶子农沉思着……

林雪红等待着，就像等待一个判决，见叶子农久不做声，就艰难而尴尬地说：“我知道这样做很牵强，对您也不公平，但我真的没办法了，就算是根稻草我也得拼命去抓。叶子农沉思了许久，还是下意识往上推了一下袖子，说：“我想，大家来柏林不会是盲目的，应该了解过我的情况，那么我的经济状况就不多说了，这不是我掏下口袋就能解决的问题。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弄到这么大一笔钱，我得考虑有没有可能。我想……最快也要明天给你们答复，明天下午3点吧，我来这里。戴梦岩一听，这个时间影响到她的返回日程了。她本来就对债务会议不抱希望，对叶子农市井装斯文的做派又多了几分反感，于是不冷不热地说：“叶先生，你知道今天在座的都是什么人吗？我的时间是以小时计算的。”叶子农看了她一眼，说：“哦，是这样。那你就扛住地球让它走慢点，以天计算吧，不然你来柏林就是一个错误。

谁也没想到叶子农在这种场合敢这样说话，都愣住了，气氛也突然紧张起来。

戴梦岩是生活在仰慕和追捧中的著名影星，哪里受过这种待遇，正要发火，却被梁士乔一把德住了胳膊，梁士乔冷静地轻声说：“等！剧组那边我去交涉，就等他一天。”

纽约华商会主席许亚夫见状站了起来，温和地微微一笑，说：“叶先生，请允许我作一下说明。在座的债权人没有一个是自己要来的，都是林雪红和侨会反复做工作才来的，他们认为你们之间没有责任关系。他们来，是作为罗家明的朋友来共同商讨解决办法的，并且愿意为叶先生可能提出的解决方案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叶子农说：“哦，明白了，非常感谢！”说完起身就走了。

钱静辉主席也随之起身送客。。苗孚叶子农的对话讲的都是华语，在叶子农是否接受责任尚未明确之前也不会有实质性内容，没有必要用英语交流，所以会上的谈话布兰迪和库格列夫一句也没听懂，只能通过语气和表情判断。此时布兰迪问道：“许先生，刚才你们谈的什么结果？许主席稍微提高了点声调，以便旁边的库格列夫也能听到，回答：“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么大一笔资金，叶先生说他要考虑有没有可能，明天下午3点给答复。布兰迪点点头示意听明白了。

戴梦岩怒气未消，愤愤说了一句：“这人怎么这样？没教养！钱主席把叶子农送到门口就回来了，正听到戴梦岩愤愤的一句，笑笑说：“这人的西装像是放羊信从哪儿偷来的，我见过他，穿着不是这样的，懒散得很。老九一直没说话，这时自言自语地说：“看不懂，是骡子是马要拉出来才知道。第二天下午3点债务会议继续进行，每人还是原来的座位，叶子农还是那身西装。叶子农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弄到这么大一笔钱，我能想到的就是趁中匈互免签证协议还没失效，在布达佩斯厂筹建一个劳动力密集型的工厂，有条件地招募一批指定名单的出国劳工，组织一次有规模的劳务输出。这个周期短，相关条件比较充分，只要在座的各位能协调一致，如期还债不是没有可能。”

中国与匈牙利在1988年12月签订了互免签证协议，缔约方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办签证进入缔约另一方境内。由于中国与匈牙利有两国互免签证协议，在西欧诸国大门纷纷关闭的情况下，进入西欧的华人多数都采用绕道东欧的方法。

叶子农没有谈责任问题，而是直接谈解决方案，这就意味着他已经开始承担责任。林雪红那颗绝望的心在这一刻燃起了希望的火光，她长长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双手捂住脸低下头，眼泪悄然滑落……这时候什么方案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叶子农提出了方案，不在于他有没有钱，而在于他肯不肯负责和有没有能力……她赌赢了。许主席心里也非常欣慰，原来根本没抱希望的事竟然有了意外的结果，竟然一开场就直奔实质问题，于是站起来用英语说：“叶先生，诸位，会议已经开始讨论实质问题，布兰迪和库格列夫都是重要当事人，他们不懂华语，请大家从现在起用英语发言。刚才叶先生讲的内容非常重要，请叶先生用英语再讲一遍，麻烦叶先生了，谢谢！于是叶子农用英语又讲了一遍。钱静辉主席疑虑地说：“现在做出国的也不少，卖个邀请函担保书什么的，有点路子的也能办出来几个，都是零打碎敲不解决问题。我明白你的意思，指定名单的劳务输出其实就是变相移民。现在的行情是办一个人一万美金，要达到解决问题的数目，即使不算成本也要办上一百个，这么大的规模现实吗？这还不包括法律风险和运作成本风险。许亚夫主席担忧地说：“这个嘛……很敏感，稍有不当就涉嫌偷渡。戴梦岩不屑地说：“叶先生，那我们这些人不就都成蛇头了吗？叶子农说：“组织非法偷渡的叫蛇头，你揣着王权国家的合括护照，合法进人互免签证协议国，那叫法定公民权利。梁士乔说：“我想，叶先生无论提什么方案，都不可能让在座的人涉及违法，叶先生不可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大家还是让他把话讲完。叶子农说：“世界移民潮不断加剧，欧美移民政策越来越严，自1989年中匈互免签证协议生效之后，很多华人都采取绕道东欧，而西欧各国华侨也都有自己的一套身份由黑变白的办法，匈牙利的特殊地缘和政治背景已经成了华人过渡西欧的跳板。但是，由于东欧剧变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中匈互免签证协议随时都有可能废止，匈牙利这块跳板的弹性不会持续多久，很多华侨看到了这一点，都想尽早把亲眷接出来，而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极‘左’思维的历史惯性还在，申办护照仍然是出国的第一道门槛。”

许主席和钱主席都分别点点头，认同叶子农对华人移民形势的分析。

叶子农继续说：“侨会对侨民的情况比较了解，侨领在侨民中具有较高威信，各国侨会和侨领之间又有丝丝缕缕的联系，在没有法律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先决条件下，由侨领征集出国名单是供需联络最通畅的方式。指定名单的劳务输出具有规模效应，摆脱个人出国的事务纠缠，把天南海北的户口迁移到一个地方集中办理护照，统一出境，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过路劳务。中国的就业压力和耕地分配将是长期的社会问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谨慎探索劳务输出的方法、模式，既符合改革开放的要求，也符合地方利益和官员政绩。这批劳务输出一旦纳入地方政府这架机器，就是政府利益驱动的运转效率，如期还债才有可能。

叶子农精力高度集中只顾着讲话了，不知不觉就忘记了风度和仪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把领带扯开了，而且扯开了很多，领结非常明显地挂在脖子的右下侧，衬衣领子的两个扣子也解开了，两只袖子又推上去很高，两只胳膊都赤裸出半个手臂。话音落下又不自觉地摸出香烟和打火机，又是刚做出动作就察觉了，又放了回去。

老九看在眼里，说：“都这时候了，想抽烟的就抽吧，别那么多讲究了。钱主席说：“只要女士没意见，我不反对。林雪红没有表态，而是以征询的目光看着戴梦岩。

戴梦岩说：“那就抽吧。于是钱主席说：“开禁，我去拿烟缸。”说着，从西墙的柜子里拿出了几个烟缸。叶子农尴尬了一下，拿出香烟和打火机，取出一支烟。点烟的时候，打火机像变魔术一样不知怎么盖子就打开了，就打着火了，又像变魔术一样不知怎么盖子就合上了，这不是刻意的打火机技巧表演，而是一种娴熟的习惯动作，但是这种摆弄打火机的娴熟动作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牛仔、黑帮、嬉皮士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形象。

这时候叶子农是否绅士似乎被忽略了，大家更关心的还是解决问题。

老九说：“其实政府没必要对护照过于控制，准不准人境那是签证国该操心的事。叶子农说：“中国公民申办护照早晚会像办身份证一样简单，但是现在还没简单，所以才有了这种机会，否则就不存在这个议题了。”

钱主席分完烟缸回到座位，说：“现在出国热直线升温，如果没有法律风险，征集出国名单不是问题，但这事你就是说破大天来，它也是以虚假劳务骗取出境证件。”

叶子农说：“前面我们讲了这个构想的背景和原理，现在说说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是一个最基本、最底线的问题，也直接关联经济风险，从安全上又分为规避风险和风险不起两个等级。从规避风险上说，中国现在执行的是1980年的刑法，只有偷越国境罪。刑法将来可能会增加骗取出境证件罪，但是现在还没增加，还没有这个罪种，最高人民法院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

许主席说：“话虽这么说，可心里还是不踏实。政府对华侨社团挺看得起的，国家领导人重要出访经常会安排接见侨领，也算有头有脸吧，一旦捅了娄子，不长脸哪。叶子农说：“许主席可别这么说，好像我们小人物都不配遵守法律似的。规避法律风险就是正视法律的存在，就是遵守法律。但是，我们说这个不究竟，究竟的遵守是不缘起法律问题的遵守。户籍和护照是要地方政府办的，你揣上钱走了，人家还得混呢，人家要是混不下去，你一本护照也拿不走。‘假’的实相必是假象，天下只有看不清实相的人，没有色空各异的事，‘需要解释’本身就需要解释。只有劳务输出是事实，不管你是当面对质还是背后出卖，法律都保护你。梁士乔疑惑地问：“那……你这个钱从哪儿生出来呢？”

叶于农说：“你不移民，移民问题就不存在了吗了公司在布达佩斯租厂房，在地方政府的辖区订购设备、聘请专家……那是投资干事的，劳工到了布达佩斯跑了怎么办？你要不要防止劳工移民？劳工在匈牙利出现违法、遣返，公司要不要擦屁股？因此，我们招募的出国打工是要有担保人的，是要签订担保协议的，担保人是要交纳一万美元劳务合同风险担保金的，一旦劳工违约，担保人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老九笑了笑，说：“因为违约成本太低，结果劳工就真跑了。钱主席也听明白了，说：“那后边的事就不用说了，自然是工厂开不下去了，订购设备暂缓，租赁厂房暂缓，损失点订金。这事搞的，这就成劳工违约了。叶子农说：“劳工违约属于民事纠纷，美国的公司在匈牙利注册公司，在匈牙利发生劳资纠纷，不受中国司法管辖。即使在匈牙利诉讼，，法律也是给无过错方主持公道。”

许主席仍然有顾虑，担心地说：“侨眷大多是分布在浙江、福建的农民，户籍迁移涉及两地政府，迁出还好说，省了一个人头的耕地，迁人就不好说了，特别是这么集中的迁移和这么集中的办护照，你怎么能肯定地方政府就一定会按你的意思办？”

叶子农说：“不是按我的意思办，是地方政府按取舍利弊的规律办。简单说，官商早晚要退出市场经济，但是现在还没退。什么叫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探索符合中国社会条件的市场经济，就是允许你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摸索。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历史的规律告诉人们，矫枉必过正，理论上说，这其中的一个‘过’字就是花不完的钱。会场突然沉默了，没人提问，没人评论。

如果叶子农的方案成立，那么征集出国名单就一定是两位侨领的工作。两位主席相互看了一下，钱主席说：“我个人不反对关于法律风险的解释。老许，你说说吧。”

许主席说：“谁来操作？运作资金从哪儿来？经济风险谁承担？如果办不成怎么跟大家交代？除了退款，要不要承担违约责任？人家开证明、转户口、到指定地点集结……这些都是要产生费用的。侨领要是糊弄了人家，这影响大了，以后怎么在道上混哪。”

叶子农说：“我有一套住房和一间店面房，都很小，当时是32万美元打包买的，抵押贷款能筹点钱。我账上还有点钱，凑到一起能筹集20多万美元，不管谁来操作，我能拿出来的就这么多。我认为劳务输出的人数不能低于120名，如果办不成，除了退款每人补偿1000美元，两位主席可以把12万美元补偿金先行冻结。”

许主席重重地点了点头，说：“我已经很感动了，真出现那种最糟的情况，我们去做解释工作。如果失败，你先破产了。就凭这一条，我信你。林雪红的感激之情不言而喻，她站了起来，想对叶子农鞠个躬，说句感谢的话，就在她刚要做出鞠躬言谢的姿势时，叶子农立刻以手势制止了。叶子农说：“别鞠躬，别说谢，我不受这个。大家知道，房屋抵押贷款手续烦琐，周期很长，匈牙利政局的演化趋势和罗家的债务期限是否允许贷款程序按部就班？在座的各位是否需要考虑房产抵押即刻变现？我提这个问题或许不合理，但这是我个人能力的极限，合理是一回事，我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这个问题你们商量，我回避，就先告辞了。叶子农收起桌上的烟和打火机，起身要走。

这时，两次会议一言不发的布兰迪说了一句：“叶先生，请您留步。叶子农站下。布兰迪说：“我也是罗先生的朋友，我很想知道‘见路不走’是什么意思。罗夫人认为罗先生是因为‘见路不走’才导致莫斯科投资失败，我很想知道您的评价。叶子农说：“那不叫见路不走，那叫事于道，又走了一条见路不走的路。见路不走就是实事求是，不住一法，你理解成不拘经验教条就行了。叶子农说完整理了一下领带，与钱主席握了握手离开会场

许主席用征询的目光看着大家，问道：“大家认为需要商量吗？会场再次沉默了，大家都不表态，又似乎都在等着别人表态，就这样沉默着。

终于还是戴梦岩打破了沉默，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这不明摆着的事嘛，我是最大债权人，我不在乎谁还在乎？变现的钱我可以出，但有个条件，你们先去查查这个人，你们谁对这人知根知底？运作资金不是一下子就用那么多的，启动资金不需要很多钱，他账上不是有点钱吗？他要真有诚意就先用着，启动资金不够我可以给点，但后续运作资金要等调查结果出来再说，知根知底了大家都踏实，起码别闹出个笑话。库格列夫冒出了一句：“有房产抵押你怕什么？戴梦岩说：“我怕他到时候赎不起。库格列夫说：“其实这就是典当，赎不起你就卖他房子。戴梦岩说：“有那么简单吗？既然那么简单你们怎么不揽过去？变现抵押物要不要来柏林办手续？要不要机票、食宿、时间、精力？中途如果再有变故算谁的？谁愿意这摊子还没完呢又惹上个新麻烦？搞不好再落个你给人家逼得无家可归了，你干吗？既然非逼我说出来，那好，这些还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算了，我不想说了。钱主席笑着说了一句：“卖那种房子你嫌丢身份。”

戴梦岩没有吭声，或者说是没有辩解。

许主席说：“我同意调查，是该摸摸底。其实我们知道的情况都是听说，就连罗家明也并不是真正了解这个人。但是怎么操作呢？如果没有特殊渠道，调查一个人是很难的。”

老九插话说：“我倒有个路子，是谁就不便说了，只是……要花点钱。”

戴梦岩问：“多少？老九思忖了一下，说：“怎么也得5000美金吧。”

林雪红说：“这钱我出，还有启动资金我也想想办法，能凑多少是多少。”

布兰迪抬手做了一个报名的姿势，说：“调查费我出了，你的钱用在项目上吧。大家都在尽力，我也应该做点什么。”

钱主席与许主席耳语了几句交换过意见，然后站起来说：“戴小姐急着赶回北京，趁现在人都在，应该马上找叶先生签订房产抵押协议，抵押数额你们协商，协议可以规定戴小姐有权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否完全履行协议，我和许主席愿意做证明人。”

戴梦岩说：“你们去谈吧，协议拿回来我签字。梁士乔说：“我去。钱主席说：“这样的话，这个会议就非常圆满。如果大家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看就可以散会了，先送大家回酒店，然后我们去见叶先生。”

于是，柏林债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会馆楼下停着几辆车，其中3辆是侨会专门为这次会议临时准备的，都是会馆工作人员的私家车。散会后大家下楼，分散在会馆大门口的路边等车辆出来。戴梦岩和梁士乔站在路边的一棵树下，与其他人有五六米的距离。戴梦岩问梁士乔：“你觉得叶子农的方案有点道理吗？梁士乔点下头，笑笑说：“小子够赖的。可不管怎么说，是人家站出来收拾局面了。”

戴梦岩也点下头，往大街的远方眺望了片刻，说了两个字：“有种。”

第六章

柏林梅尔卡酒店是参加债务会议一行人人住的酒店，酒店大堂的休息区与接待处的服务台南北相对，休息区设有一处咖啡吧，零星坐着几位客人。

布兰迪坐在一处可以观察到大门的位置，漫不经心地看着一份英文报纸，面前的那杯咖啡只是一个摆设，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酒店大门进进出出的人。他在等人，等钱主席他们四人签订抵押协议回来，也是在等一个结果。债务会议结束丁，明天他们都要离开德国，不知为什么，有一种莫名的东西牵动着他，如果叶子农接受了抵押变现的条件，他想在离开德国前去叶子农的住所见见这个人。他根据时间判断，抵押协议可能已经签了，因为商议条款和起草文件都需要时间，而拒签就简单了。

酒店大门终于出现了钱主席他们四人的身影，布兰迪从他们的表情里不难看出，事情很顺利。这也是他所倾向的结果，他放下报纸起身迎过去。

许主席也发现了布兰迪，于是问：“你怎么在这儿？布兰迪说：“我在等你们。许主席说：“签下了，放心吧。布兰迪说：“我想拜访一下叶先生，我在等你们问一下地址。四个人都诧异了一下，钱主席说：“哦，那我送你吧。布兰迪说：“不，谢谢。我自己去。林雪红说：“一会儿就要吃饭了。布兰迪说：“你们吃吧，不要等我了。许主席对钱主席说：“你给他写个德文地址吧，出租车司机好认得。林雪红马上从包里拿出记事本和笔递给钱主席，钱主席写了一个地址，林雪红把地址这页撕下来交给布兰迪。

许主席笑笑说：“还想那个‘见路不走’呢？布兰迪不置可否，也是笑了笑，拿着地址出酒店叫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行驶了十几分钟，在诺伊瑟尔街一幢住宅楼的单元门口停下，布兰迪付过车费下来四处打量一番，这是一条不宽的小街，楼房拥挤而破旧，沿街有些零星小店铺，巷口出人的居民肤色各异，服装风格也不同，像是平民阶层的外来移民聚集地。

掘动5楼10号房的门铃，不多时里面就传出叶子农的德语问话：“谁呀？布兰迪也不管这句德语听懂没听懂，接上话就说英语：“叶先生，我是布兰迪，下午开会我们还在一起，我可以上去坐坐吗？话音刚落，电控门“咔”的一声就开了。布兰迪上到5楼，10号房的门已经开了，叶子农探出身子说：“请进。布兰迪进门，见叶子农穿着拖鞋，就礼貌地问：“需要换鞋吗？”

叶子农关上门说：“不用，我穿拖鞋不是为了干净。布兰迪立刻就感到了叶子农的话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家确实不干净。岂止不干净，只能用余乱米形容丁，衣服堆得乱，书籍堆得乱，录像带堆得乱……这里简直就是录像带和书的世界，塞满了各个角落，都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宗教、哲学、西方政治经济学之类的。3台录像机摆在电视旁边，几乎和电视一样高了，上面落满了灰尘，只有遥控器常用的几个按键还显得有点干净。写字台和电脑桌也同样是灰蒙蒙的，同样也只有键盘和经常写字的地方独成一道风景。这房子虽是两室一厅，但每个房间都很小，只有卧室那间还略显大一点，也只有那张床和床头旁边的衣柜还能透出点居家过日子的气息。

一张低矮的小饭桌也当茶几用了，叶子农拿过一攘套在一起的塑料凳子册下来一个递给布兰迪，说：“新的，刚才许主席他们四个来没地儿坐，我到楼下买的。布兰迪打量着叶子农，下午开会时的那身西装现在换成了一件类似军服的上衣，到处都是口袋，袖子高高挽起，雪白的衬衣也不见了，里面穿一件黑色背心。布兰迪看到，换下了西装的叶子农变得自如了，这才是他真正的自己。

布兰迪坐下，惊奇地说：“你……就在这种地方生活？叶子农坐的是一只破旧的木凳子，说：“是的。找我有事吗？布兰迪说：“我对你很好奇，想来看看。叶子农说：“哦，那就看吧。布兰迪说：“你英语很好。叶子农说：“嗯，还行吧。场面有些冷落，布兰迪说：“我好像不太受欢迎。叶子农说：“没有，我跟人交往太少，没事不知道怎么说话。”

布兰迪笑笑，说：“其实我也是，不善交际。正说着，门铃又响了，叶子农走过去拿起话筒用德语问：“谁呀？来人讲的是中文，说：“我是老九，这不明天要走了嘛，想来找你坐坐。叶子农挂上话筒，掘下门锁键。

随着楼道里一阵厚重的脚步声，老九上来，叶子农打开门说：“请进。”

老九看见布兰迪并不惊讶，显然知道他在此，只是用英语招呼道：“你好！”布兰迪也起身礼貌地说：“你好！老九打量一番屋子，跟布兰迪一样惊奇，只是含蓄地说：“这儿……不大宽敞啊。叶子农说：“嗯，不大宽敞。老九对布兰迪说：“我没打扰你们吧？我知道你在这儿，可还是硬着头皮来了。这不明天就要走了嘛，真没时间了。叶子农也给老九fiff下一个塑料凳子，说：“都别站着，坐下说。老九的身材比布兰迪还高大，单薄的塑料腿在重压下与地面发出“吱吱”的响声，矮小的凳子也使他的身体不得不呈蜷缩状，坐下说：“叶先生这事办得仗义，我挺佩服的，我要不表示表示，这心它落不下。其实也没啥，就是想请你吃顿饭。”叶子农说：“别，这个我可不受。吃饭可以，到了我这儿我做东，不然就算了。老九说：“不给面子？叶子农说：“扯哪儿去了？吃了你的饭就默认了仗义，可这事跟仗不仗义的没关系，凭空扣个帽子你受吗？老九一时语塞了，一个合适的词都找不出来。

布兰迪看在眼里，随和地说：“一起吃个饭很好，不必为什么，就是一起聊聊。老九说：“那……就只好让叶先生破费了。说到吃，叶子农来了兴致，说：“柏林城别的我不敢说，就对吃有了解，哪条街有什么好吃的我张嘴就说出来，不知道你们想吃什么？”

老九说：“德国除了香肠火腿没什么特别好吃的，要说吃还得是中国料理。”

布兰迪说：“我吃什么都可以。叶子农想着说：“中餐馆……望河楼有几个菜不错。老九说：“行啊，那就望河楼。时间也不早了，那咱们就望河楼聊吧。叶子农说：“你们稍等，我换件衣服。老九说：“不用，我不介意这个。其实你不适合穿西装，这样就挺好。”

于是，三人下楼。

叶子农走到路边一辆白色大众轿车跟前拿钥匙开车门，而布兰迪和老九都下意识地打量这辆车。这是一辆最普通的轿车，从陈旧的外观上看已经有些年头了，但却非常干净。

布兰迪笑着说：“叶先生，你的车比你的家干净啊。”

叶子农说：“多说，出了门就是公共规则。”

老九身材高大坐在后面，布兰迪坐在前面，叶子农开车朝望河楼饭店驶去。

望河楼饭店顾名思义是坐在饭店可以望到河，因施普雷河而得名。施普雷河是哈韦尔河的分支，两岸建筑林立，夕阳的余晖洒在河面上闪着金光，水鸟在水面上飞翔，远处的柏林电视塔在一片楼群后面高耸，坐在饭店隔窗而望，外面的景色就是一幅优美的画卷。

叶子农显然对这家饭店很熟悉，进了门看也不看就径自上了二楼，选了一张位置靠里而又临窗的桌子，点了泼辣腰花、剁椒鱼头、北京烤鸭、夫妻肺片四个招牌菜，要了几瓶啤酒和几个时令小菜。叶子农开车不敢喝酒，给自己倒了一杯矿泉水。这桌酒席没有开场，没有礼仪式的碰杯，非常随意。由于布兰迪的存在，三人的谈话一直都是用英语。

老九喝口啤酒，说：“其实这次来谁都没想到是这个结果，都认为最大的可能是你给林雪红扔几个小钱打发了，大家看到罗家尽力了，也就只能这样了。大家这次来真的不是因为有什么希望，只是给罗家一个体面的收场方式，这谁心里都清楚。”

布兰迪说：“是这样的。如果我不是正在休假，我是不会来的。”

老九说：“你这么有办法，之前怎么没干点什么呢？”

叶子农说：“你的问题是个问题了，你在这事里的利害关系不该在意这类问题。”

老九说：“我就是觉得，你不该是现在这样的。”

叶子农笑笑说：“你是非得从我这儿挖掘点自卑才踏实啊。”

老九赶忙说：“不不，真不是那个意思。”

这时布兰迪搭话了，说：“叶先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我有个疑问，以叶先生的思辨能力，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应该早有结论了，还用等到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吗？”

叶子农也笑笑说：“那就是我太笨了吧。”

布兰迪说：“我是认真的。”

叶子农说：“不谈这个，个人爱好而已，不值一提。”

布兰迪说：“这样谦虚……就有点做作了吧？据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二十多年了，马克思主义对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怎么能说不值一提呢？”

叶子农笑了，说：“照你的意思，我要揣这本《圣经》就有了上帝的价值，没那好事吧？”

布兰迪说：“嗯，这话是有点问题，但我确实是认真的。我对你很好奇，你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了吗？这个结果非得需要成为事实才能被你认识吗？”

叶子农说：“马克思主义胜利失败关我什么事？我不愿意跟人讨论这个问题，谁的看法谁揣着，我没想去影响谁，也没想去受谁的影响。”

布兰迪说：“你可以不去影响别人，但即使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了却还在影响你。我好奇的是，是什么样的教育能让你这种思辨能力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居然丧失判断力？”

叶子农犹豫了一下，说：“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布兰迪说：“简单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斗争，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

叶子农又问：“你怎么知道的？”

布兰迪说：“至少意识形态的两大阵营在这一点的认识是一致的。”

叶子农说：“那你就是拿别人的东西糊弄事了，你知道的只是别人的认识，你知道别人的认识和你自己知道，不是一回事。”

布兰迪怔住了，想了一会儿说：“嗯……是的，不是一回事。”

叶子农说：“如果我也拿别人的认识当知道，那就是有判断力了？”

布兰迪微微点了点头，沉默了片刻说：“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总是一个事实，这至少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吧？”

叶子农说：“牛顿定律是胜利的还是失败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是规律的发现和解释，属于准不准确，不属于胜败的评价范畴。布兰迪说：“那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算什么？叶子农说：“你既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就不妨再捎带问一句，那即将诞生的欧盟又该算什么？如果谁挂了块牌子就是什么，那就不用见相非相了，谁还不会挂块牌子？苏维埃不是被谁骂垮的，欧盟也不是为了主义凑在一起的，是成员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生产力资源社会化和全球化是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要求，是人类要过好日子的本能。如果欧盟有一天沦为政治工具或另一种形式的大锅饭，它会像苏联一样垮掉，半点没商量。布兰迪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诧，思索着说：“这个观点?一太大胆了，这就意味着对立的双方都在走着与各自旗帜相背离的道路，恐怕两大阵营的学者都不会认同，待别是红色信仰这一方。如果是规律的友现和解释，就否定了作为某个阶级获得解放的法宝。如果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共产主义的美丽许诺，这个学说的信仰价值就将不复存在。叶子农说：“如果我告诉你，我们三个正在望河楼吃饭，你信吗？”

布兰迪说：“这不是信不信，是就是。”叶子农说：“所以，信即不是，信仰只管需要信仰的用，对我这种刨根问底的疯子就不用谈信仰了。”

布兰迪看着叶子农，突然有些困惑了，说：“那你……到底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叶子农说：“我不是赞成的，也不是反对的，我是要知道马克思主义本来的。

第七章

千金一勺卤，万贯一口汤—这是“老九面王”门头两侧的一副对联，纯铜材质，比招牌上的字体要小一些，没有译文，也不管美国人看懂看不懂。格罗蒂亚大街是纽约一条比较繁华的商业街，“老九面王”地处这条街的西段，坐北朝南。老九今天来晚了，昨天由于气候原因航班在中转机场滞留，凌晨才飞抵纽约。现在还没到午餐时间，门口的车位都空着，老九停好车却迟迟没下来。不知为什么，他今天觉得这副对联特别刺眼，却又不由自主想多看它两

眼。他只是去了柏林几天，还不至于有陌生感，只是柏林的某些东西触动了他，不同的心境使他对这副对联有了异样的感觉。

老九并不姓老，本名慕容久，周围的人都已经习惯了叫他老九，叫得久了，许多人连他的本名都记不起了。

说起老九面王，还得从老九的父亲慕容府说起，慕容府是个独子，单名一个“府”字取人丁兴旺、家业昌盛之意。慕容府是河南信阳人，抗日战争参加国民党部队，1949年随国民党部队撤至台湾，1951年去了美国，从一碗杠子面开始创业，创立了“面王府”这块金字招牌。既然敢号称“面王”，自然在面食上有过人之处，面王府的鼎盛时期曾在纽约开4家店，都不是租店经营，而是自己的房产，每个店面都够得上气派。

到了老九这辈仍是独子，父亲给他取名慕容久，意喻昌盛长久。老九声音浑厚，天生一副好嗓子，曾试图在演唱方面发展，考上音乐学院深造了几年，怎奈他生性粗犷，为人忠厚耿直，既干不了这表达感情的细腻活儿，也适应不了演艺圈里的明争暗斗，大学毕业后服了几年兵役，眼看在演艺圈没有发展，只好回餐馆跟随父亲打理生意。几年前两位老人先后过世，面王府的生意也由此日益衰落，老九不得已租出了3个店面，自己经营老店。老九这人信命，重金请来算命先生算时运，算命先生说你父亲去世了，罩不住你了，你要改字号。于是老九就把一个远近闻名的面王府改成了现在的老九面王。字号改了，可是店里的生意仍旧不见起色。老九虽然家底雄厚，3个店面租金收入也不少，但是作为“面王府”的传人，毕竟不是凭自己的本事，而是坐吃父辈的老本，心里终归是块隐痛。

千金一勺卤，万贯一口汤—这是“面王”立命安身的秘籍。老九是个本分人，在父亲店里刻苦学习厨艺，算是得了父亲真传，也想在餐饮界干出一番业绩，可偏偏就连个餐馆都搞不红火，他就不明白了，怎么家传秘籍到了他这儿就不灵了呢？

店里的吧台领班从玻璃窗看见老板迟迟没下车，忙出来问：“九哥，你不舒服吗？”

老九说：“没有，走神了。老九下车关上车门，按了一下遥控门锁，车门就锁上了。

米到吧台，老九看了看这几天的宫业报表，到餐厅、X11房例行巡视了一遍，然后去了二楼自己的办公室。他从文件柜里把一沓员工登记表找出来，查一个名叫“方迪”的留学生的住址和电话，查到之后就往方迪的住所打电话，没人接，他判断方迪应该是上课去了。看了看表，时间也差不多了，老九带上点钱下楼，开车去了纽约圣尼耶尔大学商学院。

等到放学时间，学生们鱼贯涌出校门，老九站在门口专注地搜寻方迪的身影，看到她和几个不同肤色的同学说笑着走来，他想等方迪走近了再打招呼，而方迪也发现了他。

方迪25岁，属于那种少见的漂亮，脸形好，皮肤好，身材好……她长发乌黑，束着简洁的马尾，白色弹力内衣外面是一件黑底暗格上衣，没系扣子。低腰牛仔裤束着一条宽牛皮带，宽大的不锈钢皮带扣在弹力内衣下极有分寸地露出一半，融野性、妩媚、时尚、典雅于一身，不是简单的动人。

方迪惊讶地问：“九哥？你怎么在这儿？老九说：“等你。方迪用英语跟同学说：“你们先走，我随后就来。”然后问老九：“有事吗？”

老九说：“有点事。不介意的话，中午想请你吃个饭。方迪说：“中午不行了，已经约好了去一个同学家里聚会，是早就约好的。九哥有什么事直说就行了，不用这么客气。老九说：“其实也不是请客，这事它七扭八拐的不好说清楚，就是找个说话的地方。方迪问：“很急吗？老九说：“算是吧。方迪说：“很急的话……我下午没课，你到中华总会找我吧，我在那儿排练节目。这不快到中秋节了嘛，总会要搞台晚会，有我个跳舞的节目。九哥，你找我能有什么事啊？老九说：“这个……几句话还真是说不清楚。你排练到几点？方迪说：“说是到6点。老九想了想，说：“你排练节目，我也不好打扰。这样吧，我6点钟去找你，晚上一起吃个饭，到时候咱们再详谈。方迪说：“那好吧，如果提前排练结束了我就在总会门口等会儿。中华总会是林林总总的华人社团里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组织，汇集了商业、文化、艺术、宗教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也有一定的官方背景。总会每逢重大节日或重大政治事件都会组织一些活动，以此凝聚华人，表达华人的声音。

老九对中华总会人熟、地熟，将近6点的时候赶到总会大院，停好车，一路跟人打着招呼来到小礼堂，还没进门就听到里面音乐声叫喊声响成一片，非常喧闹，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是不同的节目各练各的，本来就不是很宽敞的礼堂被分割成了几个区块，原有的长条椅统统被归置到一个角落，参加排练的人除了艺术指导，绝大多数都是业余演员。纽约华人有个传统，凡是总会的公益活动，很多人都会自觉尽义务，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方迪在一个圆台子上独舞，圆台高度约40厘米，直径有一米多。录音机里播放的是一段节奏强劲的打击乐，两只落地音箱的低音喇叭突突地弹跳，压仿佛要爆出来。方迪随着强劲的节奏忘我地舞蹈，一招一式都能让人感觉到是有点功底的身手，那舞跳得，像火一样激荡，像水一样柔美……艺术指导站在一边审视着，不时摸起拳头晃晃表示非常满意。

曲终，艺术指导拍拍手走近说：“好！很好！就这样定了。你回去再练练，爆发力再强一些。我再强调一遍，这节目是放在开场的，灯光、烟火一配合，上去就要把观众情绪调动起来，要那种迎面撞上去的感觉……好，今天就到这了。”

方迪拎上包和外衣，一边用纸巾擦汗一边走近老九，说：“九哥，你来啦。方迪刚走几步，那边艺术指导又喊道：“方迪，别忘了19号彩排，带上演出服。”

方迪回头答应道：“知道啦！”然后和老九一起往外走。

老九说：“这是谁出的馒主意，在这么小的台子上跳舞，搞不好就摔着了。方迪说：“这是跟人家演唱会学来的，模仿吧，主创说这节目调动观众情绪。台子其实也不算小，动作熟了掉不下去的。老九说：“好像这几年的中秋晚会你都参加了。方迪说：“可别说参加，就是给人家伴个舞，顶多叫参与了。老九笑笑说：“那这次算参加了。”

方迪也一笑说：“哪儿啊，这节目本来是请的名家，据说人家要价太高，除了酬金还要负责北京到纽约的往返机票和食宿，对外还要说是义演。主办方不干了，请不起呀，就找了几个业余的来试试，我比她们还有点舞蹈底子，就拿我充数了。出了中华总会大门，方迪问：“去哪儿？老九说：“我请客，你说。方迪说：“去台湾粥棚吧，就在我住得楼下不远，我喜欢那家的香菇粥。老九笑笑，说：“我知道，你们这种家庭的子女忌讳请客。也好，就台湾粥棚，你请九哥吃碗香菇粥可以吧？方迪也笑了，说：“当然可以。方迪去开车，可车却发动不着了。老九把车开到方迪的车前，下来看什么情况。方迪也从车里下来了，朝车头的侧面“咚咚”踹了几脚。

老九问：“发动不着吗？方迪说：“老毛病，瑞两脚就好了。”方迪再一打火，车子果然就发动了。

老九说：“这样不能上路啊，再熄火了怎么办？方迪说：“凉车有时候这样，车一热就正常了。老九说：“还是应该去修一下。方迪说：“去修过，人家说这车不值得修了，修一下的钱还不如再买辆二手车呢。将就着开吧，实在不能跑就不要了。老九一路都担心方迪的车再熄火，但是还好，他们顺利驶到了那家台湾粥棚。

台湾粥棚在一条住宅楼较密集的小街上，店面不大，客人也不多。到了粥棚，方迪要了两碗香菇粥和两碟春卷，边吃边谈。老九费了好大劲才把为什么要查叶子农底细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方迪听完考虑了许久，轻轻摇摇头。

老九说：“这种事，没有特殊渠道是查不来的。我知道你不愿意沾这种招风的事，可这事真的关系重大。如果知根知底，不用她戴梦岩，我都能把运作资金拿出来。方迪说：“这几年不管寒假暑假都去九哥那儿打工，九哥一直挺照顾的，要说能给九哥办事，那是九哥看得起我。可这事真的不行，一旦有政治背景或涉及法律禁止的，我的麻烦就不止我个人丁，而且你花丁钱也一个字的资料都拿不到。老九说：“这个我懂。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查，如果你发现有问题就停止调查，调查费一分不退，你一个字的资料也不用给我。方迪说：“有没有问题你怎么知道？那样的话我可以任意黑了你的钱。老九说：“我相信你。方迪说：“你换个成本低的渠道吧，用我成本太高，因为我用别人的成本很高。那些人是什么人？没有人情是可以白用的，你选的就是一个高成本的渠道。老九说：“这些我都想过，我除了找你帮忙没别的渠道。方迪想了一会儿，说出了一个数：“一万，你考虑一下。”老九说：“我明天就把钱给你送去。方迪说：“如果我发现有问题或者有不适合交给你的文件，我就停止了，只能把剩余的钱退给你。我是个穷学生，担不起大清，也付不起那么贵的电话费。”

老九歉意地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第八章

1991年9月11日，叶子农独自一人先行来到布达佩斯，入住亚斯索尔尼酒店，这里也将是注册公司后的法定办公地，这标志着劳务输出计划正式启动了。

在柏林动身之前，叶子农从侨会收集了大量有关国内招商引资的资料，这些资料大多都是由地方政府主管招商引资的机构组织编写，通过官方或社团流人海外。叶子农经过缜密研究，根据劳务输出计划的条件需要和地方经济利益的条件需要，选择定位于中国腹地的红川巾作为劳务输出组织城市，确定以在布达佩斯建立方便面生产线作为投资项目。

叶子农在布达佩斯受到了匈牙利华人商会的热情接待，事实证明林雪红求助华人商会是正确的，尤其是在人地两生的情况下，海外华人商会在信息交流、相互协助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商会的引荐下，叶子农联系了由当地华人经营的注册代理业务公司和商务咨询公司，实地考察了几家闲置厂房，选定了布达佩斯北部一家犹太人开办的工厂，提前做好了各项预备工作，就等林雪红一到正式注册公司和租赁厂房。

匈牙利是个东欧小国，既不靠海，也没有多少自然资源，加之长期实行教条的苏联经济模式，国民经济一直不景气。东欧剧变后，匈牙利政府开放国门吸引外资，国内也加速私有化进程，然而由于整个东欧都处于裂变与战乱的状况，以及匈牙利国有经济产权的私有化转变等各种因素，导致了失业问题严重，所以外资的注册门槛很低，注册资本只要8000美元就够了，其中7000美元注资存人银行账户，1000美元交给律师，手续非常简便，有了公司法律文件就可以拿到居留卡。

匈牙利是欢迎中国人来办公司的，但是大多数来匈牙利的人并不是为了投资经营，而是为了过渡西欧。中匈互免签证协定第一条规定，缔约一方的公民凭有效的旅行证件，可免办签证进入缔约另一方境内，并可在该国逗留30天。有接应渠道的人根本用不了30天就神秘蒸发了，又神秘现身在西欧某国。没有渠道的人或黑着身份等待时机，或办个公司当起了倒爷。所谓“北京的倒爷震东欧”，主要指的就是莫斯科和布达佩斯。

9月15日，星期天。按事先通报的情况，林雪红一行将于晚间抵达布达佩斯。星期天各机关单位都休假，叶子农无事可做，下午来到自由市场闲逛。自由市场里，各国摊主与顾客之间的交易进行得热火朝天，各种不同的语言之中夹杂着一些简单的匈文与手势，你来我往地讨价还价，而更多的摊主是中国人，恍然间仿佛置身于中国市场，只有实地来到过这里的人才能真正明白，什么叫“北京的倒爷震东欧”。

叶子农漫无目的地逛着，对服装、首饰、化妆品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逛着逛着，一个卖打火机的小摊引起了他的兴趣，摊主是个20多岁的中国小伙子，穿条牛仔裤和一件灰白色牛仔夹克，坐在一个折叠马扎上。地上铺着一块一米见方的小毛毯，毛毯上摆着几十只打火机，有温州的恒星、上海的葵花、美国的ZIPPO、英国的登喜路，等等。毛毯三分之一的地方摆着十几把握柄可折合的刀，行话叫蝴蝶刀。

叶子农蹲下，拿起一只ZIPPO火机习惯性地摆弄了几下，用英语问：“多少钱？”

小伙子一口地道的北京腔：“中国人吧？叶子农问：“你怎么知道？小伙子说：“你看你，鞋是温州的，衣服是出口转内销的。叶子农说：“可以呀你。”小伙子不以为然地说：“干这个的。哥们儿，你露底了。”

叶子农不解：“什么时候露底了？”小伙子说：“你拿的那个是三铰链黑裂，有年头了，行家没有拿藏机玩T的，表演也最多用个酷贴章。你那手法也露怯了，那叫拈花一笑，你偷巧了，就这两下子也敢出手？”

叶子农笑了，说：“这回你走眼了，我什么都不懂。这是收藏机？那点烟就糟蹋了。小伙子拿起一只圆角纯铜火机说：“烧机就用41复刻吧，经典、耐造，还便宜。听口音你也是北京人吧？同城弟兄不多要你的，你给2万福林吧。福林是匈牙利币，时值匈牙利通货膨胀，黑市1美元约兑换500福林。

叶子农说：“我只有美元。”

小伙子说：“付美元还能优惠点，你给40美金吧。叶子农说：“这还便宜？我那火机跟你这一样，才50块钱，人民币。小伙子不屑地说：“你那是温州仿造的，50块你都买贵了，进价不超过15块。你再看看这是什么？这是ZIPPO，正品美国造。算了，不跟你说了，啥都不懂。叶子农说：“那好，就40美元。小伙子把打火机装进包装盒里，叶子农接过打火机准备掏钱。

突然，小伙子脸色大变，叶子农顺着小伙子的目光向自由市场的进出口望去，只见从大门口进来两个威风凛凛的匈牙利警察，那副庄严的打扮让人一见心里就休了三分，漆黑捏亮的大皮靴，灰制服、大盖帽，腰间的武装带上挂满了手铐、手枪、警棍、报话机、口哨之类的装备，两个警察昂首挺胸地走到一个摊位前，用手指着那个摊主说了一句匈文，那摊主忙伸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本递上去，警察翻开小本子，拿眼光不住地对着摊主相看，摊主一副诚惶诚恐的神态，好像随时都可能有麻烦降临。

叶子农问：“他们干什么？此刻，那两个警察与小伙子之间还隔着十几个摊位。小伙子手脚麻利地将摆摊用的小毛毯四角一收，眨眼间整个摊子就变成了一个大包袱，只听里面的打火机哗啦哗啦响。看看叶子农还站着没动，也顾不上没给钱了，包袱一背就往自由市场的另一个出口跑。叶子农没付钱，只能紧跟在小伙子后面。小伙子到一条河边的台阶处停下来，向身后张望了一阵，确信没有警察追了才放下肩上的大包袱，坐在台阶上大口喘气。

小伙子见叶子农跟过来了，竖了一下大拇指，喘着粗气说：“哥们儿仗义，我以为你躲了不给钱呢。查护照的……身份黑了，‘r不给签证，抓住就驱逐出境。叶子农掏出40美元递过去，小伙子接过4张10元面额的美钞验了验真假，拿出一张还给叶子农，说：“哥们儿仗义，收你3张。叶子农说：“谢谢，不用了。”说完转身要走。

小伙子急忙站起身说：“大哥留步！大老远的在这儿碰上不容易，聊两句。你刚才那手法露怯了，出去给咱玩T的丢份儿，我给你纠正纠正。我不是坏人，北师大刚毕业的。”小伙子说着拿出折叠马扎展开，这就算让座了。

叶子农把马扎后移了一点，与小伙子保持一个恰当的距离，坐下说：“我是想事的时候习惯在手上摆弄，没想玩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玩To小伙子拿出烟让叶子农，叶子农推挡了一下，拿出自己的烟。

小伙子收起烟说：“你的烟好，抽你的。”跟叶子农要了一支，从腰间的皮套里摸出打火机先给叶子农点上，自己再点，说：“大哥稍等，我先检查一下机器。”然后打开毛毯，重点检查几个贵重打火机看有没有磕碰，嘴里念叨着：“哎哟……他妈的心疼死我了。叶子农笑笑说：“真是，烧什么的都有。小伙子拿上刚才点烟的那只打火机说："T是英文tricks，玩T的广义就是玩打火机的各种手法技巧，火机魔术的意思，狭义是指玩Z的圈子，Z就是ZIPPO火机。当然你玩别的火机也可以，没什么规定的，不过还是公认玩Z最正宗。看好了，我给你玩一套。说着，小伙子开始表演，一只小小的打火机刹那间像有了灵魂一样在他手里舞动，不知火从哪里来，也不知从哪里熄灭，一轮又一轮……打火机任凭怎么翻转都游刃自如，哪里还是一块金属，简直就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最后，小伙子“啪”地一甩合上盖子结束表演，说：“看见了，这才叫玩To 叶子农看呆了，惊叹地说：“真没见过……了不得，太了不得了。小伙子自我介绍说：“我姓沈，叫沈彪，绰号北京刀客，圈里都叫我彪哥，其实他们好多比我大，圈里不按年龄，论道行。我真不是坏人，北京师范大学刚毕业一年，我倒是想学坏来着，可来不及呀，没时间。玩T要的是功夫，功夫不到说啥你都是秀才。叶子农纳闷：“你玩火机，怎么会叫北京刀客呢？沈彪说：“外行了吧？玩T不懂刀，你只能算半个江湖。今天手头没Z油，不然来个火之浴什么的。蝴蝶刀有几把，我给你拿来一个。

沈彪拿出一把蝴蝶刀“oilPill911”舞动起来，只见刀光如雨，不见刀在何处，看得人眼花缭乱，犹如漫天蝴蝶……突然一个炫目的收刀动作，戛然而止。

叶子农又看呆了，说：“这刀是真的吗？”

沈彪眼光一竖，说：“笑话！Bm47，美式几何刀头，人称鬼溅血，没几年功夫玩不了这个。看看我这手，刀伤都够你数的。沈彪伸过手去，叶子农一看，果然满是刀痕。

叶子农说：“你多大了？我看你不像刚毕业的。”

沈彪脸一红，沮丧地摇摇头说：“今年28了，高中复读一年，大学多读一年，硕士又比人家多读一年，学分难修啊，兴趣不在那儿。唉……想家了，还是咱北京好哇，哪像在这儿整天被警察追着，真他妈跟孙子甭找钱。叶子农说：“那就早点回去吧，路费不够吗？沈彪说：“那倒不是，我是借道去美国。看了篇报道，世界Tricks大赛美国的托尼卡拿了第一，我那叫一个来气。你说，没有咱中国人参加的项目能叫世界第一吗？我就是再苦再难也得到美国给‘r灭了，咱中国有人呢，他是第一我他妈往哪几放？叶子农说：“就为这点事，至于吗？沈彪一听生气了，说：“中国就是让你这种没血性的人给耽误了。算了，不说了，一点兴致都没了，你走吧。叶子农打量着沈彪想了一会儿，说：“有联系电话吗？给我一个。

沈彪问：’．干吗？叶子农说：“两个月内也许有人跟你联系，能不能帮上忙看你运气了。沈彪赶紧拿出纸笔写下电话、姓名交给叶子农，也顾不得生气了。

叶子农看了看，起身说：“出门不易，多保重吧。”说完转身就走了。

沈彪追上一步：“大哥，还没请教尊姓哪。叶子农没回头，只是摆摆手说了一句：“不值一提。晚上，叶子农知道林雪红一行飞抵布达佩斯的时间，所以没有出去找吃的，在酒店餐厅随便吃了点东西就回房间了。其实这几天他一有时间就走街串巷找吃的，不管到什么地方他都不会先关注当地的风景名胜，而是先打听风味美食。

时间不多久，林雪红来电话了，说他们已经住进酒店，一会儿就过来。几分钟后林雪红带着两男一女来了，其中一位是库格列夫，叶子农在柏林会议上已经认识了。大家礼节性地握手寒暄，然后到客厅就座。客厅沙发坐不下5个人，林雪红就拿来一把椅子坐下。

林雪红介绍道：“这是莫尔先生，食品机械工程师。这是徐红女士，翻译。莫尔30多岁，美国人，五官端正，个子很高，朴实的脸上总挂着微笑，看上去亲和而开朗。徐红20多岁，美籍华人，长得很漂亮，留偏分式齐耳短发，中等个子，穿一身质地很好的浅色裙装，人显得非常有灵气。

叶子农用英语问：“莫尔先生，测量工具都带了吗？”

莫尔点点头说：“是的。叶子农说：“明天签厂房租赁合同，厂址的选择是出于多方面考虑的，一经签字厂房就不能改变了，但标准配置的生产线不一定跟厂房匹配。你只有两天的时间勘察场地，如果标准配置的生产线跟厂房不匹配，怎么改装、变通，到了红月！以后你跟厂家谈。”莫尔说：“我明白。叶子农说：“大家旅途一天了，以后有时间聊，林总先带大家去吃饭，吃过饭你们早点休息，林总来我这里一下。叶于农所称的林总就是林雪红林雪红说：“那好，我先带他们去吃饭。送出几个人，叶子农关上门躺床上想事。林雪红没提过库格列夫也要来，库格列夫的出现让他感到诧异，他不知道库格列夫与罗家的背景，也不知道林雪红的用意，但是林雪红刻意隐瞒了这个情况，但是人已经来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林雪红没来，电话却响了。

叶子农拿起电话。

林雪红说：“叶先生吗？我已经带他们吃过饭了，我在酒店对面的咖啡馆里，这儿的环境很好的，我请您出来喝咖啡好吗？”

叶子农说：“好的。这是一家高档咖啡馆，与酒店相邻，来这里的大多是能住得起酒店的客人，当地人光顾的并不多。叶子农来到咖啡馆，在林雪红面前坐下，要了一杯咖啡。

林雪红从包里拿出一张授权书，说：“材料和印章都带来了，您先看看这个。授权书上写的是：纽约裕香阁公司委托叶子农全权负责公司在布达佩斯筹建方便面厂的各项事宜，落款是纽约裕香阁公司印章和林雪红的签名。

叶子农把授权书装进上衣口袋，说：“有几件事，得和你交代交代。劳务输出的批文下来之前，红月｝方面一定会来布达佩斯进行资信考察，既是怕出错，也是出国旅游。厂房租下来以后，圈个围墙，修个大门，到旧货市场收购一批桌椅床铺，花钱要少，摊子要大，得让人一眼就能看明白你是真办厂、真干事的，凡不体现真办厂、真干事的都是白花钱。林雪红说：“明白。叶子农接着说：“劳务输出对于红川方面是心照不宣的事，只要不妨碍人家乌纱帽你就过得去，但这毕竟是出国，难免会有红川的人搭车，这是必办的事，推了这个也就推翻了整个计划。这事你要早做准备，要联络可靠的渠道。林雪红说：“这个我想到了，我和许主席谈过，也和钱主席联络过，他们的渠道还是比较可靠的，只要肯花钱，应该没问题。叶子农说：“要特别提醒一下，这钱怎么花很重要。对于红川搭车出国的，帮忙与变相行贿是条杠杠，过了界就构成犯罪。林雪红说：“这个找懂o”叶子农说：“罗慧娟还得去莫斯科，要向当局主张资产权利，劳务输出结束以后人可以回来，但是主张资产权利的事得继续挂着，诺尔库克石油公司毕竟还存在，就是当局收归国有也得有个法律程序。劳务输出计划是基于莫斯科的资金支持，你们不去讨这个钱，布达佩斯建厂就是一个骗局，其法理就断了证据链。你是挪用担保金，不是侵吞担保金，要让将来担保金的处理成为另一个法律关系的事。林雪红说：“慧娟肯定不愿意再去莫斯科，我跟她谈谈，她会顾全大局的。叶子农说：“在主张权利的同时，要尝试转让公司，你就理解为打包出售不良资产。资产在你手里不良，不一定到了别人手里也不良，要送给能拿动这个包的人物。归公你连一个钢蹦都收不回来，归私你还有可能落几个。林雪红说：“这个我没想过。可以试试，反正已经这样了。叶子农说：“别的就没什么了。”林雪红说：“叶先生，这会儿您不忙吧？叶子农说：“不忙。林雪红说：“您要是不忙的话，我想跟您说说那几笔债务的背景 叶子农说：“如果仍然是债务的性质，什么背景还重要吗？林雪红说：“对家明，对我，都很重要。叶子农说：“哦，那就说吧。林雪红说：“先说九哥吧，其实家明跟老九就不认识，欠老九的钱是家明接餐馆时房主拿分期付款的部分债务抵债抵过来的，家明是跟售房代理公司签约在先，跟房主欠老九的债务抵换在后，根本不是家明跟老九借钱。库格列夫的钱本来是绑在家明名下掺的暗股，这点钱不可能成为股东，也不是光有钱就能成股东的，只是当时是口头约定，没凭没据的，现在就变成借钱了。戴梦岩的钱是家明他妈看他挺作难的，家明又舍不下脸向朋友开口借钱，就找戴梦岩借了一笔钱。只有布兰迪的钱是家明开口借的，但是连布兰迪自己都知道，这点钱真是象征意义的，仅仅是家明想跟布兰迪保持关系。您也许不知道，家明这人向来是走精英路线的，在美国他需要布兰迪这种精英阶层的朋友。”

林雪红停顿了一下，喝了口咖啡润嗓子，接着说：“家明刚来纽约时，住房是通过中介公司租的，房东就是布兰迪。当时布兰迪正在离婚，女方不要实物，只要钱，布三迪就四处筹措离婚费，家明A然知道了这事，觉得是个机会，当时家明的投资项目还没启动，手里也有闲钱，就给布兰迪送去了一笔钱，其实那笔钱布兰迪只用了4个月，很快就还了。后来家明买了房子，跟布兰迪没联系了，就想了个借点小钱的法子，布兰迪也不好拒绝。叶子农问：“你想说什么呢？林雪红说：“我想说，家明是要脸面的人，饿瘪了肚子也要挺着腰。我们不敢说自己高贵，可也不是低三下四求生的人。叶子农说：“你们高不高贵，跟我有什么关系？林雪红说：“在柏林开会的时候，我想对您表示一下感谢，您说您不受这个。您不受这个，那您受什么呢？”

叶子农说：“要谢你谢他们，没有他们的帮助办不了这事。对于我，这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不是你可以要求来的，也不是你可以谢来的，没什么可受的。林雪红问：“您为什么要帮我？叶子农说：“你该把‘我’字改成‘罗家’，是罗家。这个问题不是你现在该问的，是你来柏林之前就该想清楚的。林雪红说：“叶先生，其实我对您是不了解的，我说几句话您别生气。库格列夫是我让他来的，他一直给家明打下手，也希望有点事做。我打算让库格列夫留守布达佩斯，这样您可以随时来视察工作，库格列夫也完全能胜任这儿的工作。叶子农说：“苏联正在解体，匈牙利正在改变苏联模式，或者说正在摆脱苏联控制，这种时候不宜把俄罗斯人放到这里工作，出了安全问题你我都负不了责任。林雪红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还是鼓起勇气，说：“这是个问题，我确实没考虑过。不过我还是想很不礼貌地问一句，您不会是对我有什么企图吧？我是女人，本能需要安全感，所以我想让库格列夫留守布达佩斯，这样便于您来视察工作。还有刚才，我觉得晚上去您房间不方便，所以把您约到这儿了。叶子农眼神里掠过一道惊愕，随即平息了，说：“这会儿我觉得自己很笨，不管我怎么回答都是对你不尊重。刚才是我疏忽了，我向你道歉。但我还是想说，人是有情绪的，有情绪说话就容易偏激，这会儿我就很想说句很偏激的话。”

林雪红问：“什么话？叶子农平静地说：“这世界，真他妈容不下一点美好的东西。林雪红的脸嘈地一下就涨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