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教授的文本解读文章，获得了广大语文教师的热烈欢迎，他的著作仅《名作细读》就重印了19次。在《名作欣赏》上，有中学教师为文称赞他改变了中学语文解读的面貌。他精致的解读，在台湾、香港也吸引了大批粉丝。

篇幅所限，仅就孙绍振文学“以情动人”命题的阐释，结合语文教材中的篇目，略述一二，以启发我们对语文的理解，对人生和世界的理解。

孙绍振认为，停留在康德的情趣判断和传统的以情动人是不够的。他提出。情的特点乃是动，变动不居。《诗大序》说，“情动于衷”。南北朝时期文学评论家刘勰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渗入了个体特殊的变动之情，写景、人与事便有了不同的形象。近代大学问家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

同样是枫叶，在杜牧《山行》中是“霜叶红于二月花”，而在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中则是“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红叶因张生感伤之泪而染得血红了。在鲁迅诗中，则是“枫叶如丹照嫩寒”。

孙绍振认为，这种因情而“变异”了的文学形象，并不限于古典诗歌。在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中就有诗曰：“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这并不是在歪曲现实，变异了的景物，恰恰表现了诗人特殊的才情。

他引用清代诗评家吴乔的话说，诗变异客观对象，如将米酿为酒，使之“形质俱变”。变了，才有别出心裁的诗意。

孙绍振认为，许多学者都认同“以情动人”，但是，对于情本身的特性，却并未深入发挥。孙绍振提出，情感并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所以，对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说法，他认为是有片面性的，因为画面是视觉的、瞬时的，而诗中的情感则是流动的。

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也有画，其好处在于“动画”。当然，它不是现在孩子们看的动画片，而是作者感情在流动的、具有审美意蕴的画。

情一动，则有了意，有了文脉，有了审美意象。

孙绍振没有停留在孤立地讲以情动人上，他还将情的特征在与理的矛盾中展开。现实中，动了情忘了理的情形屡见不鲜，有情人因情感激动而不讲理的事例比比皆是，文学作品中更是如此。南宋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种说法尽管有点绝对，却有一定的道理。孙绍振引用吴乔提出的“无理而妙”来说明这一特点。

孙绍振由不同人物之情与情的差异，展开对情理关系的论述。贾宝玉和林黛玉爱得要死要活，可是，只要一见面就要争执。为什么争执？因为互相间爱得太深。这个时候，两个人都是非理性的。读者在读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故事时，很少冷静地分析他们为什么如此不讲理，而是随着他们感情的起伏或喜或悲，甚至流下一掬同情之泪。这就是以情动而超越理的构成的魅力。

鲁迅对《三国演义》总体评价不高，即使对人们普遍称道的孔明，他的评价竟是“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而对关公却给了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对“关云长义释曹操”激赏不已。孙绍振认为，这一章，便是情大于理的一个极好的写照。

孙绍振还把“以情动人”放在美与善的关系中展开研究。他发现，人物形象大都因为情感充沛而丰满。有些时候，人物的行为未必是真与善的，善是理性的，情超越了善，却有了更加动人心魂的力量。朱自清的《背影》中最动人的地方是，父亲穿过铁道，爬上月台为“我”去买桔子，本来对父亲的关爱不领情的“我”被感动得流泪了。不过，也有人说，父亲“违反交通规则”。遵守交通规则是善，违反交通规则是不善。但是因为要为儿子尽一份心，父亲打破了常规，忘掉了自己的安全。父亲是因为有情，才感动了儿子。所以说，在一定情形下，情不一定是有用的、善的，却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作者系山东教育社编审）

《中国教育报》2018年08月02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