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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俄罗斯方块辅助(2021年了NINTENDO SWITCH是否还值得购买呢?)

2022-12-28 15:02:49      小编:网络整理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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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俄罗斯方块辅助(2021年了NINTENDO SWITCH是否还值得购买呢?)

2021年了NINTENDO SWITCH是否还值得购买呢?

最近经常收到观众朋友的私信询问NS现在还值得购买吗?那么开始这片文章之前我要设立一个大前提就是NS一定是值得买的,如果你到现在还在犹豫,而内心又有那么一点想买,那么我的建议就是买他。说说几个购买的理由吧!首先就是任天堂的第一方游戏实在是太棒了,无论是天下第一的《塞尔达传说》,还是无数人的童年玩伴《马里奥》大叔,又或者现在在全世界都火的一塌糊涂的《动物森友会》都是值得你为其中的任何一款游戏而购入NS的。更何况还有如《异度神剑》《喷射战士》《任天堂全明星大乱斗》《马里奥赛车》《精灵宝可梦》等超棒的switch独占游戏。其次就是他的便携与聚会属性,先说说便携性吧!作为如今御三家里唯一一个具有掌机属性的游戏机,NS既可以让你靠在沙发上享受大屏幕下的声光画面,又可以随时拿起满足外出游玩或躺在床上玩游戏的需求。而任天堂良好的家庭聚会属性也能拉近与朋友家人的关系,拿下joycon你就能与家人朋友分享游玩NS上大量的支持双人或多人游玩的游戏,如《马里奥聚会》《分手厨房》这样有趣的多人游戏。而凭借任天堂的创意和想象力switch还能化身成为健身器材让你随时在家中锻炼身体或者让你的NS成为一个有趣的玩具拉近你与孩子之间的距离。至于传言已久的升级版NS,今年E3依然毫无动静,所以短期内是没戏,个人觉得最快也得明年(首发护航《旷野之息2》?)而且就算发售了升级版主机也并不影响现在的NS的正常使用(参考PS4和PS4PRO)。

选购篇

既然决定要购买了,那么下一步就是如何选购一台心仪的主机了。Nintendo switch有两种型号的机器,一种是纯掌机的NSlite,还有一种就是见的最多普通版本的NS。如果这两种款式让我推荐的话,我个人肯定是更推荐购买普通版本的NS。Lite作为一台掌机,他当然是不支持连接电视的,而且也没有joycon所以部分聚会类游戏想玩的话还要另外购买一对joycon手柄才能正常游玩,并且Lite也不支持手柄震动功能很多游戏玩起来肯定带入感是不如普通NS的。但是牺牲以上这些功能换来的是极佳的便携属性和十字按键如果你是纯当掌机来玩的话Lite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价格比起普通版本的NS也确实便宜不少。然后就是机器的版本了,NS主机我们见得最多的就是国行,日版,港版,欧版。首先我个人不推荐大家买国行版,具体原因我就不细说了。而港版,日版,欧版机器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反正NS也不锁区,无论你买哪个版本的机器都差不多。可能唯一的区别就是插头不同,港版是英式的三角插头需要一个转接口才能插在我们的国标插座上,而欧版和日版都是可以直接插在我们的普通插座上玩的。所以究竟选哪个版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除了国行价格最低外,其他版本的机器价格基本都差不多。

配件篇

买了机器后,通常卖家都会推荐琳琅满目的配件让你挑选其实大部分花花绿绿的配件都不太实用,这里我个人推荐几个我自己觉得最实用的几个配件吧!首先,标配钢化膜可以让卖家贴一个,这样可以有效的保护屏幕不被刮花。其次,掌机模式下的保护包,一定要配一个外出时NS放在包里也不容易剐蹭机器,平时主机放在包里也有很好的防尘作用。然后,PRO手柄强烈推荐,手感比joycon不是好了一点半点,还有就是千万别图省钱买山寨手柄,无论是按键手感还是HD震动等等和正版比差了都不是一个档次的,既然花钱了还是一步到位别为难自己了。然后就是推荐再购买一对joycon,因为NS上很多游戏都支持四人游玩,我就是为了和家人朋友一起玩马里奥聚会又另配了一对joycon两对joycon换着玩非常方便。还有就是如果你的手柄漂移了,WD40也建议买一瓶。可以说手柄漂移是NS无法绕过的设计缺陷,我的joycon和PRO手柄最终都难逃漂移的厄运,最后只有用WD40解决,效果嘛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就不知道喷完后能保持多久。还有就是网上也有卖摇杆配件同样可以有效防止漂移,但是个人建议如果动手能力不强千万不要轻易尝试,拆开来是容易要想完美的装回去那就没那么简单了。最后就是如果你喜欢玩如《马里奥赛车8》《喷射战士2》这样的联机游戏,而网络又不好,联机加速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助道具。可以回去测试一下自己NS的网络,如果网络状态不是NAT:A想正常联机基本就很难。我在没用加速器时能正常联机的游戏只有“俄罗斯方块99”和“动物森友会”。但是用了加速器后所有联机游戏都能正常游玩了。

软件篇

购买NS游戏无外乎就是实体版和电子版这两种。实体版对于收藏党来说比较合适,而且万一买来的游戏不合心意还可以出二手回血,但是缺点就是频繁的插拔游戏实在太不方便了。像我就是一个标准的实体党,同时玩动森和喷射战士,频繁插拔卡带更换游戏的感觉实在是太麻烦了。而电子版就没有这个困扰,买一个内存大的SD卡基本就能装很多游戏了,游戏切换非常方便也免去了更换卡带的烦恼。并且提前预购电子版还能第一时间玩到自己心仪的游戏,而且很多优秀的独立游戏也只有电子版可以购买。但是购买电子版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图便宜买网上那种直接付款店家发码过来的电子版游戏,万一碰到黑卡,机子被BAN那就比较痛苦了,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因为买到黑卡被BAN的人还真不在少数。所以如果要买电子版,建议自己绑定信用卡或者充点卡购买游戏都是比较安全的。还有就是任天堂的游戏联机和索尼微软一样是需要购买任天堂会员的,一个人的话会员费用差不多120元一年左右,价格虽然不算高,不过送的会免游戏都是比较坑的而且没有中文,这些会免游戏除了俄罗斯方块99,其他的我都完全没有下载过,反正下了也不会玩。除了个人会员,还有家庭会员一年大概220元左右,最多支持8个账号组建家庭会员。网上有不少拼家庭会员的玩家,不过拼会员一定要谨慎,最好不要贸然和陌生人拼家庭会员否则一人被BAN全家遭殃,因小失大那可就划不来了,前一段时间就发生过很多家庭会员被BAN机的事情。说道软件,那必然就要推荐一些优秀的游戏了,NS上优秀的游戏非常多,本人也制作过“NS上最值得推荐的第一方游戏,第三方游戏,独立游戏“等相关视频,如果感兴趣可以点开看一看哦!

刘瑜读福山:如何理解身份政治的两面性?

在冷战结束后,政治学上似乎没有一本书,能像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那样充满争议,以至于这本书成为了一个符号。有人热烈拥抱该书的结论,也有很多人对其发出质疑。但在有关“历史终结论”的争论中,人们的讨论往往陷于表面,从而误解了福山原本的含义。

政治学者刘瑜解释道,“历史正在走向终结——这当然不是说制度竞争已经消失,而是指制度竞争背后的观念竞争正在消失。”这几十年来,历史其实并没终结,政治斗争的主线从意识形态上的“左右”变成了身份认同上的“族群”。不管是美国的“特朗普现象”、“伊斯兰国”的恐怖袭击、欧盟国家里主张脱欧的排外政党、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刘瑜总结道,“人们惊异地发现,即使摆脱了意识形态教条,人类社会也并没有走向一种普遍的理性主义,而是陷入了一种碎片化的、易燃易爆的‘新部落主义’。”

身份认同成为了今天政治斗争的主线。在左翼的社会运动中,其体现为性别意识或性取向意识,在右翼中,其体现为民族主义、种族认同或宗教情感。身份政治成为了理解当下政治危机的重点。福山的新著《身份政治》即讨论了当下身份政治背后的机理。福山认为,将政治的核心议题从阶层转向身份,这是一封信被投寄到了“错误的地址”。真实的问题是全球各国不平等的恶化,是国家能力的缺失,是技术变革对劳动者的威胁等。

我们该如何看待福山对“身份政治”的转向与分析?在身份政治导致的政治冲突背后,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什么?人类政治的未来将会如何发展?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自《身份政治》中刘瑜所撰写的导言部分,略有删减。

原作者|刘瑜

摘编|徐悦东

《身份政治》,弗朗西斯·福山著,刘芳译,理想国|中译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要理解《身份政治》一书的出发点,不妨从两个现象说起。

一个是“‘伊斯兰国’的欧洲志愿者”现象。根据国际反恐中心2016年的一个报告,欧盟成员国中有四千人左右奔赴中东参加“圣战”,其中英国七百多个,法国超过九百个,比利时五百个左右……在此,尤值一提的恐怕是丹麦——在其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福山曾提及,由于丹麦的政治典范意义,政治现代化的问题可以被表述为“如何到达丹麦”的问题。在这个“典范国家”,2011年以来,有一百二十五个志愿者奔赴中东参与战斗,其中大部分是加入“伊斯兰国”,已有二十七人死于自杀袭击。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志愿者大多是生于长于欧洲的穆斯林移民后裔。

另一个现象,则是“共和党的蓝领工人支持者”现象。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62%的白人蓝领工人把选票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成为他胜选的决定性力量。不过,特朗普并非那个“为共和党赢得蓝领工人”的领袖。1980年以来,里根、布什父子、麦凯恩、罗姆尼等共和党候选人都曾赢得多数蓝领工人的选票。换言之,工人阶层从民主党倒向共和党,是过去四十年左右的趋势,而非源于特朗普的个人魅力。

为什么把这两个现象放到一起?表面而言,欧洲的“圣战”志愿者和美国的蓝领工人,二者风牛马不相及,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其政治选择似乎都与其直接“利益”背道而驰。就那些“圣战志愿者”而言,这些年轻人在欧洲可以说衣食无忧,至少物质生活水平远远好于战火纷飞的中东,但他们义无反顾地“弃明投暗”。事实上,有研究显示,就每万人的“圣战”输出者而言,发达国家居然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就那些“共和党的蓝领支持者”而言,纯粹从利益角度来看,他们的投票方向也令人费解:民主党才是那个更支持工会、更主张提高最低工资、更主张扩大政府医保、更支持扶贫济弱的政党,也就是更合乎蓝领工人的利益。但是,近年,他们中的多数却摒弃了利益考虑,“非理性”地给共和党投票。

为什么?为什么这两个群体会选择如此“非理性”的行为?这个问题,以及无数与此类似的问题,或许正是福山写作《身份政治》一书的初衷。

弗朗西斯·福山

从左右之争到身份政治

“身份政治”(或者说“认同政治”)的崛起,是后冷战时代的新现象,令很多人措手不及。此前,全球政治斗争的主线是“左右之争”。1989年苏东阵营解体,宣告冷战的结束,人们似乎有理由欢庆一个“理性时代”的到来。也正是在这个时刻,福山写下了著名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后文简称为《历史的终结》)。在其乐观主义的论述中,历史正在走向终结——这当然不是说制度竞争已经消失,而是指制度竞争背后的观念竞争正在消失——全世界所有的制度都声称自己是民主制度,这一话语策略本身,正是这一观念竞争终结的表现。

然而,此后,历史并没有终结,它只是切换了一个跑道而已——确切地说,政治斗争的主线从意识形态上的“左右”变成了身份认同上的“族群”。有时候,这种高涨的族群意识体现为民族主义或种族认同,有时候则体现为宗教情感,还有时候体现为性别或性取向意识,等等。人们惊异地发现,即使摆脱了意识形态教条,人类社会也并没有走向一种普遍的理性主义,而是陷入了一种碎片化的、易燃易爆的“新部落主义”。

只有理解了这种“新部落主义”,才能理解上述“非理性”的政治现象。尽管穆斯林后裔在欧洲衣食无忧,但或许是由于“边缘身份”所产生的怨恨,或许是西方原子化生活方式带来的失落,其中一些极端分子试图寻找“更温暖的集体”、加入 “更宏大的斗争”,而“伊斯兰国”恰恰以其狂热的团体性和清晰的意义感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去处。同样,就美国的许多蓝领工人而言,尽管他们更可能从民主党的政策上获利,但是大量移民对其文化认同的威胁,以及某些进步主义话语对他们的妖魔化(“白人垃圾”),使其宁愿倒向共和党来捍卫其身份认同。

显然,体现后冷战时代“新部落主义”兴起的,不仅仅是上述两个现象。放眼望去,无数国家的族群冲突都在死灰复燃。在印度,国大党独大时期的政治世俗主义日渐受到挑战,印度人民党所煽动的印度教认同重新点燃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在印度尼西亚,“各大宗教平等原则”逐渐被侵蚀,宗教保守派向司法系统施压,使印度尼西亚的宗教信仰环境变得更加逼仄;在南非,曼德拉和德克勒克所达成的妥协曾经是种族和解的传奇,但是近年,逆向种族主义政党不但开始壮大,也推动了非国大政府的民粹化趋势……总之,似乎各国民众都从一场“理性的昏迷”中苏醒,重新拥抱自身的族群身份,甚至将其开发为一种政治武器。

某种意义上,《身份政治》是《历史的终结》一书的“续集”。

《历史的终结》收篇于“承认”这个概念,而《身份政治》恰恰从这里开始。尽管福山主要是个经验研究型学者,但其政治价值观始终在经验研究背后若隐若现。如果说这个价值观有一个核心概念,那就是“承认”。在黑格尔史观的影响下,福山始终认为,寻求相互的、对等的“承认”是政治制度演化的根本动力。根据这一观念,政治现代化就是在“承认的失衡”中寻找“承认的均衡”。宗教改革唤醒了个体的“内在自我”,启蒙运动则要求对这一“内在自我”给予外在承认,法国大革命进一步通过军事力量去落实这种承认。

这种为承认而展开的斗争,历史上曾有过各种形式。自由主义路径强调对“个人权利”的争取,因为在近代化的早期,“承认”的敌人是王权,所以“人权”是对“王权”的抵抗。社会主义路径则强调“无产阶级夺权”,因为当传统的王权隐退,有产者成为“无冕之王”,于是,将“无冕之王”拉下马来,成为新的政治目标。到了21世纪,通向“承认”的斗争则聚焦于身份认同,这时候的敌人不再是王权或资本,而是“他者”或“想象的他者”。

这看似是一种政治上的“返祖现象”,仔细想来却并不奇怪。冷战结束以来,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空前的“超级全球化”阶段。某种意义上,身份政治的崛起是对“超级全球化”的文化反弹。固然,这种反弹在各国以不同的形式展开,但无论是欧美的右翼民粹主义、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印度的印度教复兴、匈牙利的基督教回归,或是土耳其的保守主义回潮等,都是在与“他者”遭遇的过程中,人们重新穿上“传统”的盔甲,抵御“自我的流失”。只不过,与启蒙时代作为个体的自我不同,这个时代的“自我”越来越具有集体的面目。

因此,为承认而斗争之所以无比艰难,未必是因为这场斗争遇上了什么坚不可摧的敌人,而是因为每一轮斗争的胜利都引入另一种形式的失败。自由主义的斗争打倒了王权,但是它引入了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社会主义的斗争能够“打倒资本”,但它又可能引入高高在上的官僚权力;过度强调个人权利消解人的“归属感”,过度强调“归属感”又可能抑制个体自由。承认难以达至均衡,最终未必是因为反动力量的傲慢,而是因为一种形式的承认和另一种形式的承认可能相互格斗、相互消解。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美]弗朗西斯·福山,陈高华译/孟凡礼校,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

身份政治与当代政治危机

“新部落主义”是对冷战后政治乐观主义的沉重打击。近年,一个众所周知的全球性现象是“民主衰退”—无论是发达国家的政治极化,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动荡或威权国家的威权深化,都呈现民主衰退的不同维度。何以如此?为什么人们无法肩负他们自己通过艰苦斗争所获得的自由?显然存在各种原因,其中最重大的,或许正是身份政治的崛起。各种被身份意识所点燃的政治激情,如同一场飓风,将一艘艘本来沿着启蒙理性道路前进的船只吹得七零八落、纷纷偏航。

首先,最引人注目的,显然是过去数年欧美的政治极化现象,也是《身份政治》一书的分析重点。就美国而言,20世纪50年代白人和少数族裔给两大政党投票的比例大体接近,但是,到了2020年的总统大选,90%的黑人、63%的西裔、67%的亚裔投票给了民主党,而56%的白人投给了共和党,两大政党的种族色彩清晰可见。固然,部分白人由于“相对地位跌落”而产生的怨恨是重要原因,但福山也没有将所有的责任推给他们。“对某些进步主义者而言,身份政治成了严肃思考的廉价替代物。”在他看来,民主党对身份议题的过度热衷导致了很多底层白人的疏离,而进步主义者们对美国传统的贬低甚至污名化更是令其愤怒。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民主倒退乃至崩溃。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来,全球出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民主转型大跃进”,短短四十年时间,竞争式民主政体从四十个左右升至一百个左右。然而,诸多新兴民主不是从此开始扬帆远行,而是纷纷重新落入水中。究其原因,身份政治仍然是核心因素。为什么埃及的民主只运行了两年就走向崩溃?因为脆弱的新生民主难以承受“政治伊斯兰派”和“政治世俗派”之间极度的撕裂。为什么伊拉克转型如此动荡?因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极端逊尼派和温和逊尼派的冲突……在伊拉克处处点燃了战火。为什么津巴布韦在赶跑了白人殖民者之后,从非洲粮仓变成了世界通货膨胀之都?因为穆加贝成功将白人塑造成了一切政策失败的替罪羊……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精英通过煽动仇恨来实现权力的野心,与无数民众寻找“归属感”的渴望相互遭遇、相互成全。表面而言,各国政治戏剧琳琅满目,但归根结底剧情大同小异,多是身份政治的高涨堵塞了民主体制的优胜劣汰功能。

身份政治也恶化国际政治秩序,将政治极化从国内搬到了国际舞台。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的民族冲突,酿成了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的战火。“9·11”虽然只是二十个极端分子所为,却拉开了全球反恐战争的序幕。1994年的卢旺达屠杀,不仅杀死了数十万卢旺达人,也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卢旺达、布隆迪、刚果、安哥拉、乌干达等国之间引发了“非洲世界大战”。“伊斯兰国”的崛起不但摧毁了数个中东国家,其难民潮也以一种巨大的涟漪效应恶化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今天,中美矛盾不断反复与升级,也引发无数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身份政治崛起之处,国际冲突的乌云就会开始聚集。

《卢旺达饭店》剧照

总之,无论是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者国际社会,身份政治的激情都逐渐扩散为失控的大火,四处熊熊燃烧。在福山看来,将政治的核心议题从阶层转向身份,这是一封信被投寄到了“错误的地址”。真实的问题是全球各国不平等的恶化,是国家能力的缺失,是技术变革对劳动者的威胁,等等;但是,当下全球崛起的却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各种身份群体在“受害者金字塔”上竞相攀登。消防员在勇猛奋战,大火却燃烧在别处。

认同的理由与价值

然而,“错误的地址”又情有可原。

毋庸置疑,身份认同是“人性的处境”。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并非以抽象的“个人”身份到来,而是与生俱来携带有一个国家、一个种族、一个民族、一个性别、一种语言,还常常有一个宗教……的印记,这些身份网络构成每个人自我塑造的基础。某种意义上,具有亲疏远近属性的认同圈层不但是“自然的”,甚至是“好的”,因为它“扩大信任的半径”,用经济学语言来说,它“降低交易成本”,用社会学家的语言来说,它“增加社会资本”,而用文学家的语言来说,它为过度理性的世界涂抹上一层友爱与温情。

现代化和全球化则进一步强化这种“人性的处境”。现代化意味着传统、稳定的社区纽带被打散,现代人的生活成为一场漫长的“流浪”,人们不断被抛入陌生的地点、陌生的群体、陌生的关系,“独自承受”一切挑战。这种原子化状态驱动着弗洛姆所说的“逃避自由”心理——人们试图在不断分崩离析的世界中抓住一点什么,哪怕抓住的仅仅是“想象的共同体”。全球化的加速,则不断延长“流浪”的距离,并通过更加辽阔的可能性增加自由的重量。于是,对自由的逃避成为一场竞赛,族群冲突成为这场竞赛中的踩踏事件。

当然,政治永远是塑造身份政治的核心力量。纳粹的兴起不仅源自欧洲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反犹主义,而且源自希特勒集团有组织的仇恨煽动。前南地区的战争不仅仅是因为该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敌意,也是因为政治领袖有意识地动员民族主义以争取选票。在殖民者已经离开几十年之后,津巴布韦黑人对白人的仇恨也不完全是自发情绪,穆加贝不断升温的仇恨教育才是核心动力。一百年前,世上并没有印度、坦桑尼亚、新加坡或印度尼西亚之类的国家,但是,新生的“国家”始终在通过教育、经济、官僚系统乃至暴力在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之间揉捏出国族认同。因此,当我们使用“想象的共同体”来描述族群认同时,或许始终应当追问:谁的“想象”?通过什么在“想象”?强烈的身份认同是人性的处境,更是政治的后果。

身份认同也不总是产生消极后果。历史上,在各种反殖民和反霸权的斗争中,民族主义往往是集体抗争最好的催化剂。拿破仑作为“马背上的启蒙者”能够一度在欧洲取得节节胜利,正是因为他唤醒了欧洲各民族的民族主义。20世纪印度的独立运动、中国的抗日斗争、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等,无不借助于各种形式的身份认同。到了20世纪后半期,以身份认同为动力的政治斗争,进一步深化为各种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女权主义、反种族主义、同性恋平权运动、移民难民的权利抗争等,无不彰显身份认同所能激发的政治爆发力。这些运动的成果显示,身份政治不但可能与自由、平等、博爱等启蒙价值相互兼容,而且是达至这些目标极其有效的动员加速器。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身份认同的价值不仅在于政治动员,也在于责任伦理的培育。诸多研究显示,在族群高度同质性的社会,人们对福利供给和公共服务往往更具热情,而在族群高度分裂的社会,人们则对财富转移更加保留。这一点不难理解——通常人们会对自己眼中的“同胞手足”更加慷慨,而对“非我族类”更加戒备。北欧各国的高税收、高福利之所以多年通行,或许正与其社会的高度同质性有关,而近年波及整个欧洲的难民危机,不但影响了北欧的政治生态,也可能会冲击这些国家的经济模式。进步主义者抱怨欧美底层民众对非法移民和难民的疑虑,然而,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根据情感纽带的差序格局安排资源分配,不但是人性无奈的处境,也合乎先来后到的“排队”伦理。

身份的“多”与“一”

一方面,身份政治常常是各种暴力冲突和民主衰退的核心机制,另一方面,身份认同历史上又曾经是各种进步运动的助推力,如何理解这种矛盾?为什么有时候激烈的族群认同会孕育出纳粹主义或者卢旺达屠杀这样的洪水猛兽,有时候又成为反殖民主义和民权斗争的催化剂?在“好的身份政治”和“坏的身份政治”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区隔?

不妨观察一下塔利班这个组织的两面性。与今天我们心目中十恶不赦的形象不同,最初的塔利班是个抵抗苏军占领的组织。也就是说,在其先天的政治基因中,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它所争取的是“阿富汗的独立与自由”。但是,众所周知,上台后的塔利班成为一个残酷的压迫性政权,以其狭隘的原教旨主义教义作为执政方针,剥夺女性权利、打击宗教异己、禁止政治自由,并使阿富汗成为恐怖组织的避难所。

“进步的”塔利班和“反动的”塔利班,根本差异在哪?或许在于,前者所追求的集体自由,是个体权利的必要通道,而后者则以统一教义去压制个体权利。如果不驱逐侵略性的苏军,阿富汗的政治选项会被极大限制,公民权利被极大压缩,在这个意义上,解放阿富汗是解放每一个阿富汗人的前提,族群动员成为个体解放的必要通道。但是,驱逐苏军之后,塔利班根据极端教义制定法令,压制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其自身成为个体权利最大的禁锢。换言之,身份政治具有天然的集体性,当这种集体性成为个体权利的辅助性力量,它往往呈现出“进步性”,而当这种集体性成为个体权利的压迫力量,它常常变得“反动”。

何以个体权利成为集体认同的尺度?根本而言,原因或许还是在于我们如何理解人的尊严:人到底应该通过什么获得“承认”?固然,如前所述,每个人都携带着特定身份来到人世间,这些身份给每个人提供一个作为初始设置的情感圈层结构和意义诠释系统。但是,人之为人的价值,到底是来自于某些固定不变的集体性特征,还是一个人突破“初始设置”、进行自我塑造的能力?如果我们认可人的价值之所以高于植物动物,恰恰在于人类自我塑造的能力,那么或许就不应把人的价值锚定在其“初始设置”之上。

这也是正是激进身份政治的问题所在。它过度强调每个人的初始设置,即一个人的种族、性别、民族、宗教或者性取向等特征,以至于将每个人视为特定集体属性的囚徒。当然,自我塑造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摆脱其先天身份,成为一个抽象的、漂浮的个体——这就像摆脱历史一样不可能,自我塑造的含义并非抹去与生俱来的身份印记,而恰恰是在既有的身份属性之间取舍、排序、糅合,同时选择性地融入不同的“他者”,从中创造一个独特的自我。先天印记是形塑“自我”的材料之一,但也仅仅是“之一”而已。

这并不是说,身份认同仅仅具有服务于个体权利的“工具价值”。毋庸置疑,由认同所凝聚的每一个社群,其内部的友爱与责任感具有“内在价值”,人们甚至可能为了这种友爱与责任“让渡”部分权利(比如通过交税实现财富再分配),但是,“让渡我的权利”与“剥夺他人的权利”不同,前者基于自主选择,后者基于强制暴力。当一个人基于自主选择而让渡“个体权利”以实现“社群责任”时,他本质上还是在进行一种个体权利的实践,尽管其实践目的是他所珍爱的集体价值。

以对个体权利的尊重程度去衡量身份政治的利弊,使我们发现隐藏在“多”背后的“一”。近年,“多元文化主义”越来越成为多族群国家解决族群冲突的政治理念——人们越来越相信,文化融合或同化是不必要的,各个族群各美其美不但可能,而且多样性是力量的源泉。但是,“多”之所以能够和谐共存,是因为背后有个“一”,即,允许不同观念、文化和宗教并存的自由空间。没有这个“一”, “多”就成为撕裂性力量。塔利班不可能与基督徒共建“多元文化主义”,正如纳粹不会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旗帜下与犹太人和谐共处。无视这个“一”,“多元文化主义”将蜕变为“文化相对主义”。

这种“文化相对主义”正是福山在书末所警惕的。相比“多元文化主义”这种方案,他更认可的是“信条国家”方案。在他看来,“自由民主国家有充足的理由不围绕一系列不断繁殖、外人无法进入的身份共同体来管理自己”,更好的策略是培育“信条身份”,即,“基于对宪政主义原则、法治、民主责任制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条”来构建“我们”。换言之,“一”是“多”的前提,“多”是“一”的后果。

强调“信条身份”而不是“族群身份”,在这个时代似乎不合时宜,因为它看上去是在用某种文化霸权取消各种文化的独特性。这种看法低估了“多元主义”对自由空间的依赖程度——没有唱歌的自由,不会有摇滚、民谣、爵士、歌剧、流行歌曲等风格的多元;没有打球的自由,也不会有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橄榄球的多元。但是,自由从来不是一种“自然状态”,弱肉强食原则下的强权原则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自由需要人为的力量去创设、去维护、去哺育、去教化。换言之,“信条身份”之所以比“族群身份”更值得强调,未必是因为对于每个个体它更重要,而是因为它的习得更加艰难。族群认同是在“人性的处境”中顺流而下,“信条身份”则是逆水行舟。

这或许才是“历史难以终结”的秘密所在。“信条身份”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因为它在持续地与“人性”作战——排他的天性、党同伐异的天性、信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天性。遗憾的是,使我们爱的力量也常常使我们陷入恨,降低我们与同类交易成本的机制,可能会提高我们与“他者”的交易成本,当我们把同胞称为兄弟时,可能会情不自禁将“他者”称为“蛮夷”。

当然,即使今天身份政治所点燃的政治冲突令人应接不暇,过度的悲观则或许仍是过虑。纵观人类文明史,四百年前的宗教改革引发了血腥的宗教战争,三百年前奴隶制还在诸多国家盛行,两百年前女性几乎没有受教育权和就业权,一百年前人们还对同性恋讳莫如深……今天,这一切却都在急剧改观。这些蔚为壮观的进步或许说明,人类具有突破初始设置进行自我塑造的能力。穿过漫长的血与火的洗礼,人类终于慢慢意识到,在各种肤色、民族、语言、宗教的“我们”之下,还有一个更大的“我们”,由人之为人的理性与同情心融合为一个一望无际的整体。自启蒙时代以来,这个“我们”已经走了很远,或许可以心怀忐忑地期待,它还将走得更远。

作者|刘瑜;

摘编|徐悦东;

编辑|走走;

导语校对|柳宝庆。

美媒爆料:美国军方利用虚假账号开展信息战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近日报道,有社交媒体公司发现并关停了大量虚假账号,而引起舆论哗然的是,这些虚假账号被怀疑是由美国军方管理运营的,用来实施秘密信息战。

报道称,从事互联网研究的两家机构今年8月披露的报告显示,一些主要社交媒体网站近年来关闭了上百个在美国创建的假冒名人和媒体网站的账号,研究认为这些虚假账号很可能是由美国军方运营的。有两名知情官员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就是涉嫌运营虚假账号、面临审查的机构之一。

根据研究机构的报告,有些账号从今年夏天开始力推“反对俄罗斯”的帖子,称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帝国主义”战争,并警告说这场冲突将对中亚国家产生直接影响。 账号还包括一个捏造的波斯语媒体网站,该网站分享美国之音波斯语频道和自由欧洲电台的内容。另有一个虚假账号发布过一条煽动性的推文,声称有阿富汗死亡难民的亲属说,这些难民的遗体在从伊朗运回时缺失了一些器官。该推文甚至还链接了一条据称是军方网站发布的视频。

美国国防部使用社交媒体虚假账号企图操纵海外受众的做法引发争议。美国白宫向国防部施压,要求其澄清政策并做出合理解释。迫于压力,国防部近日表示将对美军实施秘密信息战的方式进行审查。

西方“谎言帝国”不断鼓动信息战

封锁对手信息、释放自己的信息烟幕弹以及对自身有利的言论,从而在博弈中取得优势,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拿手好戏。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曾鼓动通过网络战、信息战来煽动俄罗斯国内的抗议活动。同时她也承认,早在“阿拉伯之春”时,美国就这么干了。

美国前国务卿 希拉里·克林顿:(黑客)可以通过网络来支持人们在俄罗斯街头(抗议),我们在“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当时我是美国国务卿,我想我们还可以攻击(俄罗斯)政府机构的网络。

早在“阿拉伯之春”时,美国就玩起了信息战。当时,他们打出的旗号是“互联网自由”。

所谓“互联网自由”战略是指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大力鼓吹要在全球打造所谓开放、透明的互联网。在美国看来,利用“互联网自由”这一工具,既可以传播美式价值观,塑造于己有利的公共舆论,又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对他国社会、政治生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一思路下,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成为颠覆者的重要工具。

时任美国国务卿 希拉里:对于美国来说,支持(中东)民主过渡进程并非理想主义,而是一种战略性的必然需要。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员 贾里德·科恩:毫无疑问,(互联网)技术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加速器”。

美国国务院创新高级顾问 亚历克·罗斯:(互联网)就像一个“加速器”,传统意义上需要几个月甚至数年的(政治)运动,被压缩到了仅仅几周。

为搅动局势 美长期筹谋秘密行动

事实上美国为了满足自身利益,信息战只是他们的手段之一。包括美国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都在执行一些秘密项目,以达到他们在海外实施破坏和颠覆活动的目的。

近期,就有披露出来的文件显示,美国国防部曾在海外秘密执行代号为“127e”的代理人战争项目,并且在中东和亚太地区进行了数十个此类项目。

报道称,在2020年,美国在中东和亚太地区开展了至少14个代理人战争项目。而从2017年至2020年,美国在全球范围至少开展了23个此类项目。 通过“127e”项目,美国向外国的武装力量提供武器、训练以及情报。但与一般的所谓对外支援项目不同,“127e”项目的合作方还会被指派完成美国主导的、针对美国敌人的任务,达到美国的目标。

报道还指出,近年来“127e”项目的经费显著增长。相关文件显示,在2017年至2020年,“127e”项目花费3.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0.7亿元。而早在2005年,这一项目以其他名字获得授权时,当时的经费是2500万美元。报道还说,虽然美国军方称,“127e”项目有助于反恐,但是在该项目相关行动中打死和逮捕的恐怖分子数量无从知晓,而行动中造成的外国军事人员、外国平民以及美军自身的死伤情况也并不清楚。

诡计多端 美中情局在海外实施破坏和颠覆活动

此外, 一直以来,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不断在海外实施破坏和颠覆活动,其手段远不止通过军事上的相关项目。

伎俩一:资助反对派

资助反对派对中情局来说,是最安全也最容易的方法,一般是直接给反对派组织提供资金,或在军事上给予支持,借助反对派的力量谋求推翻现政权。

伎俩二:暗杀行动

暗杀一国领导人,再扶植一位美国支持的人上台,也是中情局的惯用伎俩。1961年,中情局暗杀时任刚果民主共和国民选总理卢蒙巴。但由于公众支持率太高,没有反对派能替代卢蒙巴的位置,此后,刚果民主共和国经历了四年的政治混乱。

伎俩三:摧毁经济

20世纪70年代,中情局接到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指令,称,“让智利经济尖叫”。因为美国担心当时的阿连德政府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于是动用经济封锁对智利进行打击,造成智利国内经济形势不断恶化,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滑。

伎俩四:操纵媒体

中情局还会通过收买报纸、电视台、电台等传媒机构发表反政府言论,扭曲大众思维。中情局秘密资助过大量的、涵盖多个语种的外国媒体机构,一方面进行反动宣传,同时为自己的情报工作打掩护。

伎俩五:制造混乱

中情局还常常通过鼓动街头抗议和暴力活动造成一国局势紧张甚至政权更迭。

兰州市步入国家创新型城市行列

原标题:玉汝于成 我市步入国家创新型城市行列

辉煌“十三五”·城市发展巡礼

《兰州市“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中提出这样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全面完成创新型试点城市建设;初步建成创新要素集聚、创新能力领先、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创新环境良好的区域创新创业中心,率先形成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较快提升,科技创新效益大幅提高,科技服务能力取得较大突破的创新驱动发展格局。”

在“十三五”末的2020年,我市以上的科技创新发展目标已全部完成。我市通过创新型试点城市验收。这标志着我市已正式跻身国家创新型城市行列!排名显示:在72个国家创新型城市中,我市排名第37位、西北地区排名第2位,在参与排名的27个省会城市中居于第19位。

1 创新驱动新时代兰州高质量发展

根据《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19》,我市科教资源相对富集、创新产出能力较为突出、创新创业活跃程度较高,这是我市在72个国家创新型城市中的比较优势、名次较好。

兰州富集了全省绝大多数优质科技创新要素和人才资源,人才密度和综合科技实力位居全国大中城市中上游,在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方面基础雄厚、优势明显、前景广阔。新一届兰州市委成立以来,审时度势,坚持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引领新时代兰州高质量发展的主导战略,努力创建国家级创新型城市和西北地区重要的区域性创新中心,推动新时代兰州高质量发展。我市坚持创新主体、创新人才一起抓,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厚植生态产业发展根基,营造支持创新创业氛围,积极探索走出一条具有兰州特色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新路子。

从2014年获批建设兰白试验区,到2018年获批建设国家自创区;从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到推进科技金融结合、建立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从激活创新源头活力,到全产业链布局科技创新……兰州创新力正日渐彰显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张力。2018年,在世界著名期刊《自然》杂志发布的全球科研城市200强榜单中,兰州排名第91位、国内排名第19位。

2 多措并举营造出良好创新生态

“十三五”期间,兰州市围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创新发展,做出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与尝试。《中共兰州市委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新时代兰州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中共兰州市委关于全面加强人才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促进在兰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方案》《在兰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产学研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兰州市省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2018-2020)》……从顶层设计到制度安排,从人才培养到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创新推动科技创新,打出了一组“政策组合拳”。2016年以后,连续出台《兰州市支持科技创新若干措施》《兰州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三年行动方案(2017—2019年)》等“含金量”高的新举措,营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

在完善创新服务载体方面,我市探索打造“众创空间 孵化器 加速器 产业园”的链条式孵育模式,实现从孵化器到加速器再到产业化发展的全产业链延伸。不断提升兰州科技大市场服务能力,形成了“知识产权运营 技术转移转化 创新创业孵化 科技创新券”多位一体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模式。兰州投入专项资金支持兰州市企业和高校院所联合组建“产学研合作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和“企业研发中心”,总共认定企业研发机构34家、组建科技成果转化基地59家。为破解中小微科技型企业融资难、创新资金短缺这一难题,兰州市组建了“兰州科技创新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和“兰州科技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建立了由168家主要由高新技术企业组成的备投企业库,已向14家科技型企业进行投资,投放资金3.107亿元,占实到资金的30.46%。2018年又建成运营总额1亿元的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基金,截至目前已完成项目投资3个,投资总额2600万元,拟投资项目1个,投资金额5000万元。兰州高新区与甘肃金控融资担保集团签订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合作协议,设立2000万元风险补偿资金池;与金城资本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设立4.5亿元生物医药产业基金;与兴陇基金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设立2000万元天使投资基金,通过动产抵押、股权出质(出资)登记等融资平台,帮助企业融资1.537亿元。兰州经济区运营的生物医药创业投资基金已完成对和盛堂、甘肃赫博陇药等企业共计9000万元投资。

3 创新能力持续增强

据市科技局局长王柠介绍,较之“十二五”末,我市科技进步水平、科技投入、技术合同登记额、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建设、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呈现可喜的持续增长态势。截至2019年,全市科技进步贡献率和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达58.8%和78%,提高均在5个百分点以上;2019年全市技术合同登记额为70.68亿元,占全省三成多,较之“十二五”末几乎翻倍;已建成科技企业孵化器45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11家),建成众创空间118家(其中国家备案众创空间25家),分别增长32.4%和228%;目前我市共有高新技术企业574家,占全省总数的54.6%,增长152%;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16年的8.35%增长到2019年的15.3%。

近年来,我市发展了双叶型人工心脏瓣膜、球菌结合Ⅲ期疫苗、鸡球虫病活卵囊疫苗产业化等一批生物医药产品;扶持了M20甲醇汽油、高稳定性高活性汽车尾气催化剂前驱体、中空纤维纳滤膜等新材料项目的产业化;研制了复合金属陶瓷缸套、500米级可回收式水下湿气流量计、高准确度电容薄膜型真空测量仪、光催化复合氧化水处理仪等仪器装置;转化了超高功率石墨电极等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从2017年起,我市改变以往科研经费“撒胡椒面”的现象,根据“瞄准重点领域、突出示范引领、坚持五位一体、强化创新转化”的原则,连续每年选列十大科技项目和十大科技创新项目,分别给予每项100万元和每项70万元的经费支持,累计支持资金5100万元,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收效显著。

以建设国家自创区为契机,市委做出《决定》,将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新时代兰州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抉择,围绕石油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重点领域,培育发展新产业,布局实施新项目,有效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能转换。据悉,2016年以来我市“三区”累计开发新产品185个,完成科技成果转化684项,新建创新平台369个,引进及培育创新创业团队819个;加快推进了总投资100亿元的11个重点项目建设,引进总投资134亿元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34个;相继组建了4个产业技术研究院、4个科技创新工作站,设立了兰白试验区联合创新研究院。

4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兰州市近年来在注重提升自身科技创新实力的同时,也不断向外汲取着创新的活力与动力。连续举办的兰州科技成果博览会、中国创新挑战赛(兰州),使兰州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迅速扩大,也加速了兰州的科技成果转化。2016年起,连续举办了五届“兰州科技成果博览会”,已有数十个境外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参加展会,前四届共展出科技成果3081项成果、展品4554件,交易项目746项,签约金额55.58亿元。在今年的第五届兰州科博会上,签约总额更是高达70.85亿元,并将科技产业投资项目首次进入科博会。

连续承办的两届中国创新挑战赛(兰州)现场赛,对接成功60项并签订了产学研合作意向协议,签约金额7377万元。在2017年科博会上,兰州高创生产力中心、甘肃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总公司与德国摄氏公司就“德国太阳能集热发电混合能源系统”项目达成合作意向,并在第二届中国创新挑战赛兰州现场赛上,双方就技术需求“太阳能发热与光伏发电集成关键性技术开发”完成签约。目前德国摄氏公司与兰州高创生产力促进中心已成立兰州摄氏新能源有限公司,建设摄氏公司中国生产基地并在兰州新区甘肃建投装备制造基地建设美丽乡村钢结构示范基地。2019年,在市科技局的多次沟通联络下,在世界创新高地建起了兰州科技创新(硅谷)工作站,建成美国硅谷兰州籍、甘肃籍专家库,与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合会签订了筹建兰州科技创新(莫斯科)工作站备忘录,为兰州市科技企业、科技成果积极融入硅谷的创新生态体系,为有效探索和学习利用人才、技术制高点开辟了新道路。(记者 何燕)

美媒爆料:美国军方利用虚假账号开展信息战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近日报道,有社交媒体公司发现并关停了大量虚假账号,而引起舆论哗然的是,这些虚假账号被怀疑是由美国军方管理运营的,用来实施秘密信息战。

报道称,从事互联网研究的两家机构今年8月披露的报告显示,一些主要社交媒体网站近年来关闭了上百个在美国创建的假冒名人和媒体网站的账号,研究认为这些虚假账号很可能是由美国军方运营的。有两名知情官员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就是涉嫌运营虚假账号、面临审查的机构之一。

根据研究机构的报告,有些账号从今年夏天开始力推“反对俄罗斯”的帖子,称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帝国主义”战争,并警告说这场冲突将对中亚国家产生直接影响。 账号还包括一个捏造的波斯语媒体网站,该网站分享美国之音波斯语频道和自由欧洲电台的内容。另有一个虚假账号发布过一条煽动性的推文,声称有阿富汗死亡难民的亲属说,这些难民的遗体在从伊朗运回时缺失了一些器官。该推文甚至还链接了一条据称是军方网站发布的视频。

美国国防部使用社交媒体虚假账号企图操纵海外受众的做法引发争议。美国白宫向国防部施压,要求其澄清政策并做出合理解释。迫于压力,国防部近日表示将对美军实施秘密信息战的方式进行审查。

西方“谎言帝国”不断鼓动信息战

封锁对手信息、释放自己的信息烟幕弹以及对自身有利的言论,从而在博弈中取得优势,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拿手好戏。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曾鼓动通过网络战、信息战来煽动俄罗斯国内的抗议活动。同时她也承认,早在“阿拉伯之春”时,美国就这么干了。

美国前国务卿 希拉里·克林顿:(黑客)可以通过网络来支持人们在俄罗斯街头(抗议),我们在“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当时我是美国国务卿,我想我们还可以攻击(俄罗斯)政府机构的网络。

早在“阿拉伯之春”时,美国就玩起了信息战。当时,他们打出的旗号是“互联网自由”。

所谓“互联网自由”战略是指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大力鼓吹要在全球打造所谓开放、透明的互联网。在美国看来,利用“互联网自由”这一工具,既可以传播美式价值观,塑造于己有利的公共舆论,又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对他国社会、政治生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一思路下,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中成为颠覆者的重要工具。

时任美国国务卿 希拉里:对于美国来说,支持(中东)民主过渡进程并非理想主义,而是一种战略性的必然需要。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员 贾里德·科恩:毫无疑问,(互联网)技术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加速器”。

美国国务院创新高级顾问 亚历克·罗斯:(互联网)就像一个“加速器”,传统意义上需要几个月甚至数年的(政治)运动,被压缩到了仅仅几周。

为搅动局势 美长期筹谋秘密行动

事实上美国为了满足自身利益,信息战只是他们的手段之一。包括美国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都在执行一些秘密项目,以达到他们在海外实施破坏和颠覆活动的目的。

近期,就有披露出来的文件显示,美国国防部曾在海外秘密执行代号为“127e”的代理人战争项目,并且在中东和亚太地区进行了数十个此类项目。

报道称,在2020年,美国在中东和亚太地区开展了至少14个代理人战争项目。而从2017年至2020年,美国在全球范围至少开展了23个此类项目。 通过“127e”项目,美国向外国的武装力量提供武器、训练以及情报。但与一般的所谓对外支援项目不同,“127e”项目的合作方还会被指派完成美国主导的、针对美国敌人的任务,达到美国的目标。

报道还指出,近年来“127e”项目的经费显著增长。相关文件显示,在2017年至2020年,“127e”项目花费3.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0.7亿元。而早在2005年,这一项目以其他名字获得授权时,当时的经费是2500万美元。报道还说,虽然美国军方称,“127e”项目有助于反恐,但是在该项目相关行动中打死和逮捕的恐怖分子数量无从知晓,而行动中造成的外国军事人员、外国平民以及美军自身的死伤情况也并不清楚。

诡计多端 美中情局在海外实施破坏和颠覆活动

此外, 一直以来,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不断在海外实施破坏和颠覆活动,其手段远不止通过军事上的相关项目。

伎俩一:资助反对派

资助反对派对中情局来说,是最安全也最容易的方法,一般是直接给反对派组织提供资金,或在军事上给予支持,借助反对派的力量谋求推翻现政权。

伎俩二:暗杀行动

暗杀一国领导人,再扶植一位美国支持的人上台,也是中情局的惯用伎俩。1961年,中情局暗杀时任刚果民主共和国民选总理卢蒙巴。但由于公众支持率太高,没有反对派能替代卢蒙巴的位置,此后,刚果民主共和国经历了四年的政治混乱。

伎俩三:摧毁经济

20世纪70年代,中情局接到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指令,称,“让智利经济尖叫”。因为美国担心当时的阿连德政府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于是动用经济封锁对智利进行打击,造成智利国内经济形势不断恶化,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滑。

伎俩四:操纵媒体

中情局还会通过收买报纸、电视台、电台等传媒机构发表反政府言论,扭曲大众思维。中情局秘密资助过大量的、涵盖多个语种的外国媒体机构,一方面进行反动宣传,同时为自己的情报工作打掩护。

伎俩五:制造混乱

中情局还常常通过鼓动街头抗议和暴力活动造成一国局势紧张甚至政权更迭。

来源: 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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