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涵段子为什么被封文章列表:

• 1、道与无为：中华道家的治理思想及对人类治理体系完善的启示
• 2、如何正确利用拖延症？
• 3、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起名文化
• 4、为什么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名声大振呢？
• 5、Hebe田馥甄不装了！离岛歌词引争议，还发文暗讽，给SHE抹黑

道与无为：中华道家的治理思想及对人类治理体系完善的启示

作者：何哲（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

摘要：在中国的治理思想中，道家思想毫无疑问是占有核心地位的。道家不同于以神仙方术为核心的道教，而是以自然、宇宙、社会、万物有序、演化、无为为核心理念的一整套完整的华夏原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道家思想在整个中华文化中，是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根基和核心主干，儒、法、墨等诸子百家皆根源于道家，而中国化的佛教，也是佛道两家相互融合的结果。通观中国历史，凡是以道家为核心治理思想的时代，皆隐隐有一种人民安乐、百业兴盛、社会谐和的繁胜景象。要理解中华文明的文化和中国传统治理体系的核心内核，就要理解道家的治理思想是如何在整个社会与治理体系中起到了最核心的价值伦理规范与个体行为指导作用的。而道家的治理思想，在当前与未来的人类治理体系完善中，亦有着重要的启示与指引作用。

关键词：道家；思想；治理；启示

当前人类文明整体正在进入一个巨大的变革时期，对这一时期有不同的称呼，但其实质是一样的，也就是伴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结构变革、国家关系演化、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告别旧时代、通向新未来的新的关键历史阶段中。在这一阶段，不但要找到人类当前面临的挑战的根源，还要找到人类未来治理的关键思想和指导原则。对这一问题的探寻，不但要从当代已有的技术和思想入手，还需要逐本溯源，去探寻人类社会共同的本真的思想源头。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世界众多的早期文明中，是唯一能够持续下来且有着连续性可信记录的文明，因此，中华文明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经受了连续性的长期自然与社会挑战的文明，那么这其中背后的奥秘是什么？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演化出了众多治理的思想，其中道家思想以其历史的悠久性、思想的博大与包容性，成为中华文明的主干思想。道家起源于中华文明，同时也孕育了中华文明，诸子百家也好，以及后续的诸如佛家等外来思想，皆离不开道家而独立存在，或者要借助道家的思想融合和传播。因此，要探寻中华治理文明的核心内核，就需要正视和还原道家思想的本真价值，从而真正探寻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经久不衰的智慧。

进一步而言，从世界范围来看，道家也是世界文明中的核心源头思想之一，道家不仅是中华的，也是世界的，对其内在治理思想和价值的探寻，不仅是为当前中国的治理探寻内在的价值和未来的思路，这对于人类文明整体也是一样的，道家所具有的深刻的内在思想、完整的人与自然的融合观和博大的包容性，为人类文明未来的进一步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道为天下裂：道家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根源

道为天下裂，语出于《庄子·天下》，原文为“道术将为天下裂”，指的是天下各家学术，原本统一为道，然而随着天下纷扰演化，各有侧重从而形成各种学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历史中，逐渐形成了通常而言的诸子百家最终儒道释法合流[1]的思想体系，然而，究其根源，无论从历史形成的时期，还是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核心位置，以及与其他思想的交互影响关系出发，可以看出，道家思想显然是最古老也是扎根于中华文明思想体系最深处的核心思想渊源。道家思想所具有的精深博大的思想包容性与至高的抽象本体论和客观实践的现实方法论价值，都深刻影响到了此后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在道家思想的基础上，众多思想繁衍而生，相互辉映，乃至于包括佛家、基督教等众多外来思想，都需要借助道家思想融汇而传播。可以说，纵观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道家思想作为思想主干，时而显化为具体的治国导向，时而隐化为文明的内在核心价值观念，始终接续不断，绵延不息。道家的核心要义是道，道既是本体又是方法，大道不言，演化为阴阳，也就是辩证，阴阳相互作用周流不息，演化为天地和世间万物，并中和形成人。天地万物既是道的显化，又统一于道。这是道家的核心思想，在此思想的基础上，可以看到其对于众多后续思想的深刻影响。

（一）儒家以道家思想为源，奉道为上

上古儒道同源，儒家虽然以孔子为正式发宗，但实际上儒家历史源远流长。儒家起源于上古的知识分子阶层，班固在汉书中认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人部》对“儒”的解释为：“儒，柔也，术士之称”。近代众多的学者大都认为儒家起源于上古的宗教祭祀人员，逐渐流传后世。[2]儒家思想的核心要义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作为世界万物本源的本体论部分，另一部分是作为济世治国的方法论部分。从本体论部分，儒家完全继承了道家的思想[3]，以道为本体，奉道为上，并从道延伸出性、仁、理等观点。而从方法论角度，在治国济世中，强调先王之治，以礼治国，在礼中实现世间的人伦秩序。而这种秩序，也是从天地万物演化的世间化，换言之，也是合道的。

就儒家的早期经典而言，孔子所立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其中尚书讲的夏商周上古的治理历史，其核心思想是君王要顺天行道，例如《商书·汤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又如《周书·泰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通过塑造对天地的敬仰，来实现对统治者行为的约束，这体现了道家的天地自然观。在《商书·咸有一德》中，明确提出了君王要持“一德”，才能实现顺天和爱民，而这个“一德”，其重点在于“一”，究其根本，这个一就是道家所言的道生一的一，就是要返璞归真求圣人之治。除了《尚书》外，六经中的《周易》更体现了儒家对道家的继承。《周易》号称群经之首，是通过阴阳消长形成的六十四卦来解释历史事件和万物演化，其核心思想本身就是道家。在儒家对周易的注解也就是《易传》其中《系辞传上》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并指出“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这实际上一阵见血地指出儒家所推崇的至高无上的仁和性，根本上自于对道的理解和领会。四书五经中的《大学》和《中庸》更是将儒家中继承的道家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曾子所著《大学》开篇即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也就是指出儒家所求的德与至善，其实是在对近道的追求中得到的成果和境界。而孔子后裔子思所作《中庸》开篇亦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实际上体现了在儒家看来将修道持道作为其修身立世之本。司马迁在《史记·老子列传》中记载了孔子问道于老子并被老子劝诫的典故亦体现了这种知识传承关系。因此，可以明确地说，儒家对道家的思想是继承发展的关系，道家作为形而上的本体论思想和辨证而动的阴阳思想深刻地印记在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成为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内在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儒家演化出性、仁、礼等观念。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历代大儒皆以道家思想作为内修外化之本，例如后世发扬光大促成独尊儒术的董仲舒，通过继承发扬道家思想，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用以规劝君王敬天爱民。[4]可以说，道家与儒家的关系就成为化道为内之本，而以礼法为外之行，儒家的仁、德、性皆统一于道，正如《中庸》所言，“须臾不可离”。伴随着儒家后世的发展，例如宋之二程理学的理气说，认为“天者理也”，要“存天理，灭人欲”，实际上本质上是肯定了以天道自然为根本的修身之道。大儒张载则认为万物的本质是气，道化为太虚，太虚即气。与此类似，周敦颐、朱熹等均有类似道、性、理的观点。所以，儒学在宋明的发扬光大，是建立在充分吸纳诠释了道家的本体论思想和修身方法论的基础上，[5]道家的思想被充分吸收进去，因此，宋明理学，亦被称为道学，化道为儒成为儒家的主流正统。到了明清时代，儒家又进一步从道家（主要是庄子一脉）[6]和西传佛学借鉴，形成了解放天性的心学。从以上的发展源远来看，道家思想实实在在是儒家的根本内在思想根基，儒家在道家本体论思想的基础上发扬出人和社会的仁与礼等行为和治理法则，可称为道家思想的人格化，并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时时借鉴，道家时隐时现，道儒交织一起，交相辉映。

（二）法家是道家在治世的继承和显化

法家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有管仲、李悝、申不害、商鞅等代表人物，以商鞅变法为明确确立，以秦统一中国为鼎盛，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参见《睡虎地秦简》[7]）。法家虽然在秦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备受历代统治者和学人所表面上鄙弃，然而实际上其统治国家的不分贵贱、以法治国思想和所创立的众多诸如郡县制、功绩制、户籍制等制度设计，深刻扎根于中华数千年的历史演化中，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思想上外儒内法，儒法合流，[8]制度上“百代都行秦政法”。可以说，是法家真正奠定和塑造了中华数千年的大一统的封建制度格局。因此，在中华文明的制度历史上，法家事实上是具体制度形态上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9]

从法家的起源和其核心的思想而言，法家毫无疑问是起源于道家，可以说是道家思想在社会治理的显现和具象化，法是道的人间化。从起源来看，《汉书·艺文志》认为，“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也就是说，法家上古就来自于司法实践。以法家思想来看，法家所秉承道家的天地自然的规则，认为人间治理同样应该遵循自然的规则，而不应该以君王官吏的个人意志擅自更改，认为法是道在人间的显化，只有通过确立道的化身——法，才能通过法的约束而实现道家的无为而治，例如，后世认为是法家的改革家的管仲所著《管子》一书，其《明法》篇开篇即讲，“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这里的道明，实际上就是通道明道，进而指出，“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整部《管子》所体现的处处是类似的道法治国的思想。所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将《管子》列为道家典籍而不是法家典籍。

对于法家思想诠释的最为彻底的毫无疑问是《商君书》，《商君书》被认为是商鞅或者其下属所著，但其中显然有些篇章（如《徕民》）是后人托做，这已有明确结论，[10]但《商君书》所表达的思想的确是法家的精要。《商君书》毫无疑问贯彻了以法治国、重刑轻赏、以法止刑、贵贱平等等理念。[11]但其中亦充分体现了道家大道不仁，圣人无为而治，不行仁而行道的思想，例如《商君书·画策》，“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在对待仁义的态度上，法家更是与道家一致，例如《道德经》所言，“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又如《商君书·说民》所言，“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徵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可谓如出一辙。这里不是说圣人认为仁义不重要，而是认为仁义靠说教没有用，最后只能变成口头的假仁假义，如《商君书·画策》所言，“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所以法家认为要以法、信、权治天下，而首要是法和信（《商君书·修权》，“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

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中的《经法》更是将法家与道家的继承关系阐释的淋漓尽致，[12]其被认为是作于战国中晚期，[13]其开篇《道法》一章所言，“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就是说，世间法的本质上是来自于道，用以规矩人间得失，明辨曲直。再如被誉为法家之大成者的《韩非子》，在《主道》一篇中指出，“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也就是说，明君所立的明是非善恶的纪法，本质上来自于道，并认为，“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这实质就是道家“圣人无为而无不为”的治世思想。因此，显然可以看出，法家的根本内核思想，依然是道家，法是道的万物秩序在人世间秩序的显化和具象。

（三）佛家与道家充分融合，以道家为嫁体

佛法虽然起源于印度，但是其光大却是在中华，尤其是形成了独特的汉传大乘佛教体系，其根本原因在于东方的道家为佛教的东传准备好了思想上的准备和文化上的土壤，换句话说，准备好了嫁体，一待佛法东传后，立即相互渗透学习借鉴结合，最终来自西方的佛教与东土已有的大乘道家思想[14]充分融合，形成了中华大乘佛教体系，此后，儒道释三家又进一步合流，[15]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内核。

要理解这一过程，就需要简要理解佛教的起源、传播和发展的历程。佛法首创于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的古印度北部（今天尼泊尔南部）迦毗罗卫国的王子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也被誉为佛陀。从教义而言，应该说释迦牟尼其思想也并非完全独创，而是充分学习借鉴改良了印度古婆罗门教的修行方法与教义，[16]但与婆罗门教不同的是，释迦牟尼倡导打破阶级，人人可以修行得到解脱的佛道，得到了备受种姓歧视的中下阶层的欢迎，其对于打破婆罗门梵我合一的执着的深刻理解，亦得到了一些上层婆罗门教首的支持（如大迦叶）。释迦牟尼在世时所传的教法主要是以苦集灭道为核心的人生观和修行观念，认为人生皆苦，苦源是（我）集(索取、执着、追求、占有)，灭（我）集为道，成道得乐。此外，还同时流传下了包括十二因缘法和大乘解脱的教义，然而终其在世，依然是以苦集灭道为主要。释迦牟尼入灭后，其后世僧团发生了较大的分裂，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对于教义的理解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上座部更偏重于释迦牟尼本人亲说的教义，即苦集灭道。而大众部则有一些新的理解和教义，即所谓的更偏向于大乘也就是认为个人不能独自解脱，必须要慈悲济世。此后，上座部主要沿着海岸线向东南亚传播，而大乘教义则一路跨过喜马拉雅山向西藏和当地的苯教结合，形成藏传密宗，另一路则沿着喜马拉雅山西南麓北上到达西域，再沿着丝绸之路向汉地传播。大约东汉年间逐渐传入汉地，此后陆续交流翻译，经历包括南北朝鸠摩罗什和唐玄奘两次大规模译经，演化形成了汉传大乘佛法，[17]在与内地的交流中，逐渐形成了包括禅宗、律宗、净土、法华、天台、华严、唯识、密等八宗。唐代开始，则通过日本的遣唐使团又向日本传播。

佛法在东传的不断发扬的过程中，本身在印度却日益削弱，在公元前187年孔雀王朝灭亡后，佛法即在印度由盛转衰，尽管后世诞生了诸如马鸣、龙树、无著、天亲等大士给予振兴，但依然抵不过婆罗门教强大的影响。其根源在于印度长期形成的等级制度与佛教所倡导的人人平等不分贵贱的思想产生了根本性的存在冲突。而婆罗门教所形成的众神信仰，世俗的等级制度，转世轮回的思想足以用以治世，而梵我和一的解脱之道又足够给绝大多数修行者提供修行的彼岸。在十世纪左右，佛法逐渐在印度消亡而印度教（婆罗门教的继承者）则重新成为印度的主流信仰。

然而，在东方恰恰相反，佛教在东汉传入中土后，一直备受从普通百姓到上流社会的高度推崇，成为重要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乃至于诸多帝王和王朝都极度推崇佛教，例如武则天自认为是弥勒转世，南朝梁武帝自己多次出家，广造寺庙，元朝更立喇嘛教为国教，明朱元璋自己就是释门出身，而清则历代皇帝均信仰佛教，雍正自号圆明居士，乾隆则被尊为文殊菩萨。在知识分子阶层中，谈禅修佛则亦是历代风气，[18]很多读书人在赶考阶段因为贫困就居住在寺庙，在晨钟暮鼓中熏染。唐诗宋词中众多诗人受禅机启发，苏轼与佛印禅师的故事广受传播，据传苏轼被认为是五祖戒禅师转世（北宋惠洪《冷斋夜话·卷七》），明代王阳明的心学亦深受禅法影响，据传晚年亦认为自己是禅师转世（“五十七年王守仁，看门即是闭门人”，明《赤雅·南安禅堂》（浙江巡抚采进本））。而在下层，历代广大普通民众的轮回与菩萨信仰更为流行。那么，一个问题就自然而然产生，是什么原因让佛教在中土能够得以大兴？根源就在于本土道家的提前铺垫。

究其佛法根源，与道家思想并无高下，甚至殊途同归。佛家无论是小乘的个人解脱还是大乘的慈悲济世，均早已在道家思想体系中包容体现。例如，佛家小乘的个人解脱之法，本质就是道家的修身之法，通过禅定斩断思瀑与烦恼，就是庄子的坐忘之术，[19]而众生平等慈悲救世的观念早在道家中的圣人之治与大仁不仁的平等思想中给予涵盖。大乘佛法中最高的智慧的代表“菩提”“空性”，实质也等同于道家的道。无论佛法中辨证的一面例如“佛法非法”（如《金刚经》），早有“道可道、非常道”，而佛法中的本体论部分“万法唯识”或者“万法为空”，亦早已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得以阐明。因此，佛法思想与道家思想在最高的形而上方面并无二至，不分高下，而佛法在东传后，亦发现其核心思想早已在中土以道家思想广为流传，殊途同归。备受道家思想熏染的中土人士，遇到佛法，亦称其为善，理解深入，相互借鉴。当然，佛法传入中土，也并不是毫无带入，相比于道家，佛法第一更为系统化；第二有严密的僧团制度和人才培养体系；第三有严密的轮回转世思想。这些都被道家所吸收借鉴，因此，道教于东汉以后就仿照佛教体系被逐渐建立起来。当然，道家在为佛法铺设嫁床的同时，亦给佛家注入了大量思想，其核心就是进一步强化了天道自然观（这与佛法的自然因果观内在契合）和慈悲济世的大乘思想以及众神崇拜的神仙体系，后世民众所崇拜的诸位佛家菩萨大多都是中土道家赋予的。而佛家亦给予道家充分的尊重，例如佛法中，亦将证悟得到最高的智慧——菩提，誉为证道。当然，那种认为老子化胡创立佛教的观点则是牵强附会和教派之争，已经超出思想范畴。应该客观地承认，在古印度和古中国，共同达到了思想的最高位阶。

因此，从以上道家与儒法佛三家的流变关系可见，无论是思想的深刻性，还是时间上的先导性，以及在对各家思想的内在所起的巨大作用和思想传承，道家毫无疑问是实实在在中华文明思想的正脉根基，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天下》），[20]“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传下》)。实际上，道家对于中华思想的影响其实远不止如上三家，例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在传入中国后，也不得不在翻译时沿用道的概念，例如《圣经·约翰福音》起篇第一句“太初有道”。[21]因此可见，在道家思想数千年的滋养下，大道就是真理，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在意识。

二、道家思想的核心要义

以上大体分析了道家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与中枢位置，到底道家思想的要义是什么？道家的思想虽然博大精深，但是却可以提纲挈领，简而论之，核心在于道、天地、阴阳、无为、人、圣人等几个核心思想的理解。

（一）道

道家的核心是道，如前所述，这既是道家的核心思想，也是各家继承自道家的核心思想。对于道的理解，《道德经》开篇即讲，“道可道，非常道”，因此，大道无极，人难以理解描述，对道的描述和界定，本身就违背道的精神，但是为了理解和传授，只能勉强说道。道，简而言之，大体有三种含义，一是本体，二是真理，三是规律、方法和道路。所谓本体，即就是世间万物的本质，也就是世间万物的来源和由什么构成的。西方早期的哲学家认为万物的来源在于具体的元素，例如风火土水等。基督教认为来源于上帝所造。而道家则认为本质上来自于抽象的道，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就形成了深刻的本体论哲学观。而道在创化万物后，并不是消失，而是处处体现，也就是《中庸》所谓的“道也者，须臾不可离，可离，非道也。”。

而在本体之下，道作为本体在具体世界中的知识投影，又就有了真理的意味，这是道作为本体在人类可感知的语义维度上的投影。因此，通常所言的“修道”、“近道”、“寻道”就是追究真理。因为作为本体的道，不可知不可寻不可求不可离，万物皆在其中，但是理解道的具象化的知识描述则可以追寻。这时候作为真理的道，已经相比本体之下降了一个层级，因为本体无所谓真假。

第三种道则是规律、方法和道路的意思，例如“修身之道”、“治国之道”，这时候的道既指抽象描述的真理，也有具体执行的实践路径的意思，通常人们认为，沿着这样的实践路径，就可以通达真理。

在如上的三种意义的叠加之下，道就具有了从完全形而上的本体到现实实践的丰富的意味，各种层面的知识，都可以含纳入道的体系之中，也正是因为道的这种丰富性，也就使得道家思想具有了充分的接纳性和包容性。这使得其能够接纳融合东西方各种描述世界的深刻思想基础体系。

（二）宇宙天地自然

道作为万物的本体和真理的指代，在具体的世间中，依然有其更为具体的宏观表征，这一表征就是宇宙天地自然。宇宙天地自然虽然在现代语汇中各有所代，然而，在道家浑一的思想中，其大多数具有相似的内涵，即就是指道的体现和运化，即道化为宇宙天地自然。老子的亲传弟子关尹子所著《文始真经》开篇《宇》即言“宇者，道也”，“无一物非天，无一物非命，无一物非神，无一物非元”，就充分清澈体现了这一点，也就是道对于人类所见的最高表征，就是宇宙本身，继而表征为天地、自然等更为具象的宏观事物。尊重道，就要尊重宇宙天地自然，理解道，就要理解宇宙天地自然，运用道，就要运用宇宙天地自然的规律。《道德经》亦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就是说，道就是人类对混一宇宙的有限理解的勉强描述，《道德经》亦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法是遵照界定的意思，也就是说自然界定了道，道界定了天，天界定了地，地界定了人，因此，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就是道的体现，人的行为要与天地自然相合，就是近道、修道、成道。因此，人们常说的顺其自然，这里的自然，也是道的化身，既是具体的天地万物的具象，也是一切客观规律的抽象指代。

（三）无为

道显化为宇宙天地自然，那么宇宙天地自然的本质特征，或者说道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就是无为。无为既是道的本质特征，也是大道的品德，所谓大道无为。怎么理解无为？首先，无为不是没有为，而是道的潜移默化的运行而不是强行显化。正因为大道是世间万物的本体和运行规律，且“道可道，非常道”，“强名为道”，因此，大道不以具体的表征体现自身的作用，而是蕴含在天地万物的存在运行之中，观天地万物可知大道之功，而不以大道为名，即所谓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道不言”。也正因为如此，大道不可尽知，不可尽得，不可尽表，“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其次，无为意味着无不为。大道形成万物，使万物流转，春夏秋冬，斗转星移，大道皆在为，但处处不露痕迹，虽然抓不住，摸不着，但天下无一物不见道，无一事不见道，这也就是《中庸》所谓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第三，无为意味顺势而为。正因为道不可尽知，又功在万物，而人之行道，就要顺势而为，亦观察自然万物的规律而适应，春种、夏耘、秋收、冬藏，要夜里休息，白天劳作，饮食起居做事功业皆要顺自然大势而为，这也就是所谓的“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势者昌，逆势者亡”。这个顺势，就是洞悉自然社会的规律，以无为而无不为。

（四）阴阳

道是抽象的，却不是绝对静止的，而是不断流转运行，同理，作为道的化身的宇宙天地自然也是如此，也就是所谓的“天行健”。而道的运化，就是阴阳，[22]所谓“道生一”，一就是太虚（《黄帝四经·道原经》），或者儒家所谓的性（《中庸》）、气（张载）、理（朱熹）、心（王阳明），或者佛家的识，而“一生二”，二就是阴阳。从道到一是绝对形而上到具象世界的投影，而一到二，就是统一合和向对立分离的关键一步。从一到二，意味着对立的出现，而阴阳互补，又共同构成了道的本体。因此，在形而上的抽象世界中，道是绝对的存在，而在形而下的具象世界中，道以阴阳的作用表征，从而形成复杂丰富的世界。阴阳有两层涵义，一是对立而冲，二是平衡而和，也就是《道德经》所谓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道的运行下，阴阳构成了世间的两极，也就是天地、明暗、善恶、清浊，而阴阳又互相对立存在，有天才有地，有明才有暗，有善才有恶，有清才有浊，双方虽然互相否定，但以对方的存在而存在，并且互相增减转换，在这样周流不息的运转中，形成了千变万化的世界，这也正是《易》的原理，故《系辞传上》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在阴阳周流互动的过程中，也就产生了所谓的反，反就是对立统一，就是阴阳互动，就是道的运动本质，就是“反者道之动”。

（五）人

在道家的世界观中，人是非常殊胜的，因为道家认为，人生于自然，是天地平衡的结晶。天为阳，所谓天行健，地为阴，所谓地势坤，而人正处于天地之间，是天地和合的产物，也就是中。因此，天地人在道家谓之三才，如《系辞传下》言，“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在道家的分类中，根据对道的体验和践行，则又将人分为不同的品位。《黄帝内经》将修道层次较高的人分为真人、至人、圣人、贤人四类。《庄子》则分为真人（《大宗师》），至人、神人、圣人（《逍遥游》）等，皆是以对道的体悟和践行来分品。总之，道家认为人是天地的产物，所以人不应该妄行妄动妄为。什么是妄行妄动妄为？就是被五音五色所盲，被欲望所困，被痴心权力名声财富所痴，最终以己为大，以己欲为大，因此，人若要想求道修道，就应该外在放下声色犬马，内在清心寡欲，就可以返璞归真，如《道德经》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而对于君王而言，道家认为，人之所以处天地，所以天人自有感应，君王为天地之子，一静一动都应该符合天地规律，也就是宇宙自然大道。一旦君王有悖逆失德害民之举，天就会降下灾祸为之警醒或者处罚。这就是道家天人合一的道理，董仲舒将其纳入儒家体系，[23]用以规劝君王。

（六）圣人之治

道家之所以博大精神，兼容天下，因为其不仅讲个人修身之法，更讲的是天下治平之道。后世所谓的道教神仙方术之法，只是道家分裂后留下的微末奇技，却非重点着力。道家在个人和治世层面有两大贡献，在个人则形成修身与中医，而在治世方面，则推崇圣人之治。道家最重要的经典《道德经》中处处都在讲圣人应该如何修行，更讲应该如何治世，这是道家与佛家经典不同地方。所谓圣人，就是知道、得道、行道的人。《道德经》通篇各处都在谈论圣人，既包括圣人自身的见识如“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圣人去甚，去奢，去泰”，更多的则是讲圣人之治如“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所以正如之前所述道家与佛家的继承关系而言，中华道家一直强调的是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大乘精神，而非以个人解脱为目的的小乘信仰。而道家的圣人之治，与通常所理解的圣人以其自身的聪明才智治世不同(如《圣经·旧约》推崇的所罗门王)，道家推崇的是圣人无为之治。因为圣人观天下万物而知道，所以洞悉大道之功之德，深知人所欲人所能远不及天地之德之能，因此，以道治世，也就是“圣人无为”。

理解圣人无为之治要从三个层面来进行：首先，圣人无为针对的是妄为，而不是绝对否定有为。道家中所谓“有无相生”，“无中生有”，所以无不是绝对没有，将无理解为没有，这就陷入了极端化、静止化，辩证法将其称为形而上学，佛家称其为“顽空”，是一种极大的谬见。什么是妄为？就是凭着主观想象或者有限的经验乱干蛮干，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是将统治者个体的好恶施加到全社会之中，这是最糟糕的治理，圣人在个体修为上强调去除欲望和不被外物所迷，而对于治国则更强调不应被统治者个人好恶所主宰、妄动、妄行。其次，对于有为，无为也提出了警惕，因为即便是圣王，所知也是有限的，也就是圣人“知其不知”，因此，治世时就应该尤其谨慎，以免好心出发最后却伤害了更多的个体，而这在历史中经常遇到。第三，无为强调的是通过减少人的为而实现道的无不为。圣人之所以认同践行无为，其根本原因，在于认识到天道大于人力，天道有天道的规律和威行，如春夏秋冬、日月星辰，周期往复。同理，社会也有社会的规律，任何个体也好、组织也好，在社会中都受着社会内在的规律作用，例如都会盛极而衰，否极泰来。圣人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不轻易干预，当然这也是出于对道的规律的自信。也就是所谓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天下将自定”（《道德经》）。当然，圣人也不是什么都不做，圣人所以治世的办法是建立规则，恢复天道在人间的秩序，例如天道惩恶扬善，圣人就建立刑法来惩恶扬善，以人间法来体现天道。这实际上就是法家的根源。更重要的是，圣人的无为也是警惕以天道和法的名义来滥加酷刑，最终用统治者的私心权欲代替了天道，这也是无为法所否定的。同理，无为之治也不赞同滥加仁政，因为，所谓仁政，都是统治者对某一特殊群体的特殊对待，本质是偏私之行为，最终会破坏规则。而只要建立好世间的规则，就会自然而然的恢复秩序。这也就是圣人之治无功、无德、无为，故能全功、全德、无不为的道理。

三、道家治理思想与国家兴盛的历史经验

在中国的历史上，其国家治理思想无外乎儒道法三家，释教隐入其间，如前所述，“道术天下裂”，各家实际上都是从道家所来，乃至于道家最后看似转变为行方术之流的道教，实际上已经是只有其名，而只继承之末。正统道家的思想早已遍布于各家各派，各有侧重，始终在朝野之中流传下来。而就治国而言，在漫长的中华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更替的历史中，道家经常作为核心的治国理念。从历史的大规律来看，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大凡封建王朝初立，面对着大乱之后的人口稀少，民生凋敝，王朝大多会采用道家的黄老无为之术让民生发展，而历史的经验也证明，一旦采用道家思想治国，国家就会迅速的发展起来，呈现出一片繁荣盛世景象。

从历代的大一统王朝而言，秦显然是行法家之治，当然如前所述，法家实际上是对道家的显化，以君王之法代替天道，以有为显示无为，行强国之术，暂且不论。历史上第一个行道家之法的大一统王朝是汉朝。经历了秦末的长期战乱，民生凋敝，民穷国弱，乃至于皇家凑不齐四匹同色的马拉车，对外战争亦连战连败，高祖刘邦白登之围不得已靠行贿于冒顿王妃而脱身，汉朝初年由此被迫采用了典型的休养生息的黄老之术以治国。[24]黄老之学从汉初一直延续到汉景帝，持续七十多年，形成文景之治的盛世，景帝末年，“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汉书•食货志》），显示出国家之富庶。

唐朝初年又是中国历史上一盛世，即所谓贞观之治。由于唐皇室李姓，为了彰显自身得国之正，认老子李耳为祖，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因此，道家也成为唐代的正统治国学说，唐高祖将道经列入科举考试，[25]作为取士标准。加之隋末天下大乱，如同秦末一样，民生凋敝，“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贞观政要·直谏》)，因此唐初也正是采用了休养生息的道家治国之术。例如唐太宗曾言，“我新即位，为国者要在安静”(《新唐书·突厥传》)，“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贞观政要》·务农)。“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贞观政要·论君道》又言，“无为而治，德之上也”。因此，终唐一朝，大体始终以道治国。

宋对于道家的崇信，并不亚于唐，例如太祖招当时的著名道士苏澄，采纳了其“无为无欲，凝神太和”的治国之策。太宗亦召陈抟老祖、张紫阳等拜会，此后北宋代历任帝王，大皆崇敬道家。[26]正因为北宋对内采用了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对外则采用了以贸易减少战争的策略，成就了文明的高峰。到了南宋，虽然较之于北宋加强了军备，但对内依然采用了与民休息的策略，乃至于两宋时期，成为中华历史上百姓生活最为富庶安定的时期，无论从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均GDP、贸易量，都远超前代，[27]甚至高于后代，如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此后元明清三朝，在立朝之初，亦采用了无为之治的思想，例如，忽必烈崇敬长春真人，以全真教为国教，[28]内政上采取了兼容并包，减少官僚，休养生息的方式，而对外则鼓励在庞大的蒙古统治的欧亚大陆进行洲际贸易，这亦直接促进了欧洲中世纪的瓦解和文艺复兴的开端。明初类似于宋初，同样在大量的时间奉行道家无为的思想，明太祖朱元璋曾亲自撰写《《御注道德真经》，[29]推崇其为“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并深刻理解无为之要义，认为无为当有为后无为，就是要立制立法立规，“若治天下者，务使百姓安”。在朱元璋的影响下，明历任帝王多信奉道家，乃至于万历三十余年不上朝，虽然史书多认为其为昏君，然而百姓却依然安乐。如万历年间文人丁耀亢《长安秋月夜》写道：“忆昔神宗静穆年,四十八载唯高眠。风雨耕筈歌帝力,边廷远近绝烽烟。”又如文人顾梦游《秦淮感旧》：“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可见百姓对无为而治的渴慕。清初亦如此，顺治和康熙皆为《道德经》作序注，顺治言，“以爱爱民，爱必不周，以事治国，国必不治。清净无为,则民自化矣。”康熙亲撰《御制道德经讲义序》言，“太上道德经，岂易言哉，虽玄门之精奥，其实修齐治平之理悉备焉，与吾儒之成己成物相表里者也”，而为政则以“轻徭薄赋，永不加赋”为国策。雍正是有名的佛教皇帝，自号圆明居士，但亦崇尚道家，主张三教合流，“性命无二途，仙佛无二道”。个人崇尚节俭节欲，为政亦主张对民间休息，采用摊丁入亩，火耗归公等来减轻民众负担，《胤禛行乐图·乘槎升仙》显示了身着道教服装浮于海上的情形。清代前期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奠定了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当然，道家无为而治也并不是完美无缺，其关键就在于对无为的把握，无为中蕴含着无不为，而过于认为无为就是什么也不做，君主就会安于享乐，民风就会奢侈慵懒，官风就会腐败糜烂，国家就会驰于武备，最终是要么矛盾累积亡于内乱，要么外敌入侵亡于外患，因此，无为之治，亦要如同佛家修身一样，“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才是无为无不为的辨证之理。

西方虽然并无道家，但大道皆同，不以名相为别。西方文明亦在早期孕育出朴素唯物主义，此后又有类似于阴阳的二元哲学，[30]在治世方面，英美法系国家所推崇的自然法，[31]亦体现了类似道家的思想。所谓自然法，顾名思义，就是自然所具有的法则，西方启蒙早期将自然法人格化认为是上帝所创造的法则（实际上在东方也是如此，《尚书》中亦有上帝，显示出将自然人格化是前现代文明人类的共同行为特征），因此，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臣民，都要遵从自然法则。自然法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着文艺复兴对人的解放，甚至逐渐摆脱了上帝的意志，正如格劳秀斯所言，“即使一位全能者的旨意都不能改变或废除自然法”，这实际上进一步促进了法律体系是自然和社会的公义，而不是上帝或者君主个人的意志。在美国《独立宣言》中亦表明了自然法原则，[32]“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其结果是从哲学和法律角度，将西方社会从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促进了西方乃至整个文明的大飞跃。

四、道家思想对人类治理体系完善的启示

必须要承认，当前人类的治理体系还远未完善，全球民众亦远未过上人人幸福的理想生活，治理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人人幸福。对未来人类治理体系的完善，不能只就事论事，而必须要归根溯源，去探寻治理本身所蕴含的大道。中华道家思想，以其精深博大包容和明确的治理导向，对于今天人类治理之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民心就是天心，圣人无功无德无为

如前反复澄明，道家思想不是道教的神仙方术体系，重视道家的治理思想，绝不是要把神仙占卜风水方术请回来作为治国济世的指导，那绝非正道，而是以邪法乱国乱世。重视道家思想，是要根本上重视天道自然的法则和自然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就是圣人之治，就是太平盛世。而天道自然法则，绝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占卜算卦，所谓“大道不言”，天道绝不会降下什么神符启示祥瑞来护佑国家。天地生人，人为天地中，天心就是民心，这也是天人合一的根本道理。正如同《道德经》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天下的百姓期盼什么，圣人就做什么，就满足什么。这也就是孟子所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民心渴安定，国家就要与民休息，民心盼吏清，国家就要整顿贪腐，民心图强国，国家就要奋发以振。因此，伟大的君主和国家，绝不会听信占卜算卦风水之流，历史上无数的例子证明了凡是迷信占卜算卦祥瑞，最后都导致王朝倾覆，而是要体察民心，顺应民意，行天下大道。只要行天下大道，体察民心民意，以民生为本，以民心为先，实现善治，圣人不言功而全功，不言德而全德，无为而天下为，这就是道家无为的真正启示。回到当代，这就要求人类的各个国家和政府和各级官员，能够摒弃一己私欲和私利，以绝大多数普通公民的利益着想，善作为能作为，造福黎民苍生。

（二）重视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当前，人类显然面临着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各种来自于工业体系产生的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等，严重恶化了全球人类共同的存在家园。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在于对物质和资本的高度追逐，在其满足了人类个体存在的基本物质需求后，依然会在逐利的驱动下而自我增殖和膨胀。对道家思想的重视，就需要认真地反思人与自然关系，所谓天人合一，认为人始终是在于外界不断的交流信息与物质之中的，人不能摆脱天地而独存。西方工业资本主义体系将地球环境视为可以无限制榨取的对象，认为资本的无限增殖和对人类个体物欲的满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这本质上是一种极端的物欲主义和非常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念。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否定人与自然的和谐依存关系已经造成了全球环境的深刻恶果，全球高温、极寒、风暴等极端气候日益严重，大量的物种处于濒临灭绝，人人为利而逐，社会关系紧张，资本与普通劳动者的对立，工厂与居民的对立，以及污染导致的各种疾病的发生，都使得社会的幸福感远没有因为物质水平提高而提高。这就是忘却了人类真正幸福根源所带来的恶果。人类的真正幸福，在于物质适度满足后，反观内心，形成身心内部的通达和与自然外界的有效沟通，在大自然的和谐美好中寻找宁静。好的自然环境，能够让整个社会安静下来，身心通泰，最终构架整个社会幸福和谐的自然基础。

（三）尊重客观规律，重视科学技术

当然，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是让人什么都不做，回到农业社会，而是要利用科学技术，更好的去实现人和自然的互动。道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深刻内涵的朴素辨证唯物主义，道本质上既是本体，又是规律，人类的目的在于返璞归真，在于寻道，近道。这一过程当然不是说什么也不做，而是要去观天地万物的规律，去总结归纳，更好地为人类造福因此，中华早期的诸如算学、火药等科学发明，大多来自于道家修炼的副产品。所以，道家思想与科学技术的重视是高度统一的。这种统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度重视，认为研究科学，发展技术，本身上是对自然大道的探寻，是对人本身生活幸福的帮助和提高，通过知道、明道、用道，提升个体与整个社会的知识和能力。二是返璞归真，对具体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要不断进行反思和审视。大道不言，言之非道，道虽然在具体的领域可以被科学技术所体察，但是同样，大道对于形而下的科学技术是具有监督作用的。这就意味着，重视科学技术，不是要忘却科学技术的工具属性，而要时刻的去审视作为具体的科学技术所能够带来的对自然和人类的价值：不是所有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展都是好的，科学技术本身作为具体的规律的探寻始终具有局限性，对于科学技术也应该采取积极推动，谨慎审视的辨证思想。

（四）休养生息，建设好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经济现象，然而在工业革命后，来自于更大的贸易自由和越来越扩大的市场规模，使其在促进社会生产发展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世界今日之繁荣，显然是市场经济的功劳，而中国今日之繁荣，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亦是决定性的要素。市场经济虽然是现代概念，然而，其本质于道家思想一脉相承。市场经济就是在经济领域无为而无不为的明显体现。市场经济虽然看起来没有直接的中央计划者，没有仁慈的君王，然而，利用看不见的手，实现物资的均衡分配和自由流动，这就是经济规律之道。其利用了三个非常基本的经济规律，第一是人人皆有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这使得人人都愿意参与到市场交换之中。第二是质高者优，价低者众供需定律，这使得生产者要不断的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根本上促进了创新和生产。第三是交换的公平自由。在自由出入的市场，每一个交易都是双方满意认可的，越来越繁荣的交易，并不会累积不公和不满，反而社会越来越公平。这就是为什么只要放开市场，人民就会富裕，经济就会繁荣，国家就会富强的道理。这也就是根本上的与民休息。当然，满足市场经济的无为，需要制度上的有为，这种有为就是要保证市场内部的信息通畅，打击市场内部的垄断，防止以次充好，强买强卖等现象。这就是道的无为无不为的辨证。

（五）发扬社会自治

无为而治在经济领域体现为市场经济，而在社会领域则体现为社会自治。所谓社会自治，其根本意义就是利用人民群众自身管理切身公共事务的热情和需要，让人民群众参与到自身公共事务的建设之中，从而形成稳定和谐幸福的社会共同体。社会的本质是关系，社会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关系，如血缘、利益、情感、认知等等。在各种关系的共同作用下人，人才在社会中成为人，并反过来构成社会。所以马克思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因为此，人在生活在社会中，受社会制约也反过来形成和塑造社会。因此，人就自然产生了对社会的反作用机制。并且，绝大部分人也有参与治理的需求，在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可以更好的体现自身的价值，这是从微观角度讲的。而从宏观意义而言，好的治理一定要全社会的人们幸福，这是其根本出发点和目的，而不是让人们只作为生产单元或者战争资源。后者则往往采取严厉的社会控制的方式，而好的治理则是充分调动人们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的动机，来有效的促成微观社会幸福体的结成。因此，社会治理需要充分尊重参与其中的个体的自发的意愿，才能实现人人幸福的目标。当然，社会的无为而治也不是什么也不做，国家要为社会个体基本的行为建立规范也就是立法，要倡导好的行为标准，也就是立德，再为社会自治构建协调的机制，也就是立规，并时时观察其运行情况，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内部的良性互动，人人从善，守法，就可以形成无为无不为的社会良治。

（六）清理吏治，建设好的政府

无论经济还是社会的无为而治也好，国家都需要官员来定立制度、制定政策、执行法规，也就是要做有为的部分，有为做好了才能真正实现无为。然而，无论任何时代，官僚体系都内在存在着先天的弊病。官吏是由人担任的，人就有自身的缺点和利益倾向，当个体拥有超过其他个体的权势时，就具有自然的动机为自己谋利，哪怕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这与是否有知识受教育无关，自古中国科举取士，能够进入的都是饱读诗书之人，然而历代腐败害民却屡见不鲜，古今中外皆同。因此，真正要让定立的良法良规能够有效自我运行的前提，就要确保执行良法良规的人不腐败，并反过来能够继续制定和执行良法良规，这就要求始终保持吏治的清明廉洁。自古奉行道家无为思想的朝代，虽然起初效果明显，然而大都因为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后，疏于了对官吏的考核监督，而最终百弊丛生，官僚阶层一家独大，上可糊弄君主，下可奴役庶民、侵吞公帑、滥加赋税、兼并土地、官官相护，最后把清静无为变成了扰民害民。因此，真正去让社会经济能够无为而治，就必须要时刻整顿清理监督官员，要防微杜渐，要“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七）始终坚持法治

重视道家思想，最终就要重视法治。这不但对于古时如此，对于今天更是如此。如前所述，中国早期先秦法家认为法是天地自然大道在人间的显化，并提出了包括人人平等，无分贵贱，以法强国等宝贵思想，尽管此后法家被改造为帝王统治的工具，然而其重视规则在治理的作用的思想而不是强调人治，始终在人类的治理思想丛林中闪耀着光芒。归根结底而言，道家思想是要让天地宇宙社会的规律成为治理社会的根本准则，在现代社会以前，君王自以为天子代天立法，而现代社会之法治，则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的根本原则，通过科学、民主、广泛参与的立法程序来最大化地让法律更加符合社会运行的规律和人民的期盼。因此，这相比较古之法家，更加具有无为而治的意味，也就是通过系统的法治体系的建立，最终让社会有序的良性自行运转，减少权力的干预。从道家思想来看，在重视法治的过程中，要着重注意三点：一是法律制定的广泛参与和科学民主化，这是法律是否能够真正体现民心所向，体现法律作为社会客观需求的程序性保障；二是要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否则法律无信无威无效；三是要重视法律执行体系的廉洁公正有效，这是能够确保无为而治的有为的一面。因此，从法治的辨证角度，更可以看出道家思想所具有的超越历史时光的重要价值。

五、结论

中华文化的根本根基是道家思想，从儒与道、法与道、释与道的核心思想继承与影响关系来看，毫无疑问道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主干正脉，对中华文化的重视就要首先挖掘和继承道家思想的丰富内涵。道家思想绝不是神仙方术，而是尊重信奉天地万物演化规律为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体系，道家思想所具有的尊重自然、尊重民心、尊重规律、博大包容以及万物辨证演化的思想，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和历史与现代价值。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华历史上大凡重视道家思想的时代，都隐隐有一种国富民安的盛世景象，重视道家思想不仅要重视其无为的一面，还要重视有为的一面，从而形成辨证统一的复合治理体系。中华道家思想在今天人类治理体系面对若干重大的治理挑战时，也具有重要而丰富的价值和启示，其启示今天的人类要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要重视普通民众的心声，要重视和辨证审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要重视经济和社会自身的规律而顺势而治，要重视整顿官僚体制，确保清正廉洁，更要重视坚持法治。总而言之，任何时代，都不应该忘记人类重要的历史和思想根源，更要追根溯源，去不断找寻新的启示，道家思想自身具有的丰富博大的内涵，足以为当今人类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宝贵的启示与借鉴。

参考文献

[[1]] 寇磊.明代“三教合流”思潮的发展与演变——以儒道僧的交游活动为视角[J].老子学刊,2019(02):157-165.

[[2]] 张华清.儒家起源问题辨析[J].管子学刊,2013(01):28-33 60.

[[3]]余学琴.儒家之始祖 道家之津梁──论孔子思想中的道家成份[J].安徽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03):294 29 96 297-299.

[[4]] 张宏斌.“道之大原出于天”——董仲舒天命信仰下的王道理想[J].世界宗教研究,2013(06):153-161.

[[5]] 任健.宋明理学与道家道教之关系[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9(05):9-14.

[[6]] 斯日古楞,何建朝.《庄子》思想与王阳明心学对比研究[J].世界宗教文化,2018(01):147-151.

[[7]] 陈妙闽.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见行文制度看秦朝的行政运作和效率[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9(01):161-170.

[[8]] 李巍涛.汉代文吏的流变——兼论“儒法合流”的路径选择[J].江西社会科学,2018,38(11):134-142.

[[9]] 何哲.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管理——中国公共管理体系的品格与未来[J].党政研究,2018(01):94-100.

[[10]] 黄效.《商君书》各篇的作者、创作时间及其成书考[J].管子学刊,2021(01):70-84.

[[11]] 王兰萍.《商君书》法治主义思想新探[J].甘肃社会科学,2020(06):103-109.

[[12]] 向達.“道生法”——《黄帝四經》法思想的理路逻辑[J].诸子学刊,2019(02):150-168.

[[13]] 袁青.《黄帝四經》成書時代辨析[J].道家文化研究,2016(00):570-588.

[[14]] 郝光明.大乘与道——以古灵宝经为中心的考察[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4(04):78-84.

[[15]] 周齐.佛教在中国传播中的伦理诠释调适[J].宗教与哲学,2018(00):305-322.

[[16]] 刘永佶.梵我——佛我——我佛——婆罗门教、佛教、禅教核心观念的演化[J].社会科学论坛,2017(08):4-26.

[[17]] 苏建强.“大小乘之辨”、“显密乘之别”与“大乘显宗之合”——比较视域下南传、汉传和藏传佛教研究[J].五台山研究,2016(04):3-9.

[[18]] 郭学信.宋代士大夫参禅学佛风尚探源[J].天津社会科学,2009(05):138-140.

[[19]] 三浦国雄,连凡.止观、坐忘与居敬——三教的身心技法[J].榆林学院学报,2018,28(01):25-38.

[[20]] 王青.说“道术将为天下裂”[J].管子学刊,2007(02):82-85 96.

[[21]] 耿卫忠.道何以成为肉身——圣经汉译中的文化相遇[J].天风,2020(12):26-28.

[[22]] 李黎鹤,李远国.阴阳与太极:探寻道家思想的根源[J].老子学刊,2018(02):49-70.

[[23]] 司书毓.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政治哲学的影响研究[J].文化学刊,2021(02):58-61.

[[24]] 李素军.从“涤除玄览”到“曲因其当”——论汉初黄老道家“无为而无不为”如何可能[J].中国哲学史,2020(02):71-76 84.

[[25]] 郑传芹.唐代道经入学校科举试考[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02):110-111.

[[26]] 刘固盛.论北宋的黄老思想[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1):94-102.

[[27]] 赖宝成.论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6(08):24-26.

[[28]] 李洪权.金元之际全真教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抉择[J].史学集刊,2013(05):61-66.

[[29]] 覃孟念.从御注道德真经看朱元璋的治国之道[J].宗教学研究,2010(02):164-168.

[[30]] 冉林.论柏拉图的理型论对奥古斯丁二元论的影响[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2(S2):5-7.

[[31]] 吕世伦,张学超.西方自然法的几个基本问题[J].法学研究,2004(01):150-160.

[[32]] 史彤彪.自然法思想对美国《独立宣言》的影响[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03):64-73.

来源： 《贵州社会科学》

如何正确利用拖延症？

《四千周》，作者：（英）奥利弗·伯克曼，译者：戴胜蓝，版本：未读·思想家|贵州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

事情不可能做完

管理我们有限时间的核心挑战不在于怎样做完所有事（那根本就不可能），而在于怎样明智地决定不做什么，以及怎样坦然不去做这件事。如美国作家兼教师格雷格·克雷奇所说，我们需要学会更善于拖延。某种程度上的拖延是免不了的：诚然，不管什么时候你都想把事情拖到以后再做，等到了人生的终点，可以说你没有做完理论上能完成的任何一件事。因此问题不在于根治拖延，而在于更明智地选择你要拖延何事，以便专注于最重要的事。衡量时间管理技巧效果的真正标准，是它是否能让你忽略那些应该忽略的事。

这类技巧大部分都不靠谱，容易弄巧成拙。大多数生产力专家提供的方法都是在让我们继续认为有可能做完所有事，反倒催生了我们的时间问题。或许你听过那个往罐子里装石头的老套寓言，它在史蒂芬·柯维 1994年出版的《要事第一》（First Things First）中被首次提出，此后便在生产力圈子里被不断提及。我最熟悉的一个版本是，有一天一位老师来到课堂上，带来几块大石头、一些鹅卵石、一袋沙子和一个大玻璃罐。他向学生们提出挑战：能否将所有的大石头、鹅卵石和沙子都装进罐子里？学生明显没那么聪明，他们尝试先放进鹅卵石或沙子，结果发现放不下大石头。最终，老师微笑着（带着几分优越感）演示了解决方案：他先是装进了大石头，然后是鹅卵石，接着是沙子，那些更小的沙石刚好卡进了大石头的空隙里。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如果你首先安排时间做最重要的事，就能将其全部完成，并且还有足够时间做其他次要的事。但如果你不按这个顺序处理待办清单，那就永远没时间做那些更重要的事。故事结束了，不过它是个谎言。那位自命不凡的老师不够诚实。他在演示中动了手脚，只带了少数几颗大石头进入教室，他知道这些大石头能全都装进罐子。

然而对于今天的时间管理来说，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不擅长优先处理那些大石头，而是大石头实在是太多，大多数甚至连罐子边都够不着。关键问题不是如何区分重要与不重要的事，而是有太多事情看起来都挺重要，都可以算是大石头，这时我们该怎么做。

幸好有一些智者已经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建议围绕着三大原则展开。

在时间分配上，请自私一点

原则一，在时间问题上，先偿付自己。这句话借用了漫画小说家兼创造力教练杰西卡·阿贝尔的说法，这是她从个人财富管理领域中借鉴来的。这句话在个人财富管理领域非常管用，因而被奉为圭臬。若你在领到薪水当天就拨出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储蓄或者投资，或者偿还债务，那你很可能不会觉得少了这笔钱。你会忙起自己的事，买日常生活用品、付水电费，就好像从一开始就没有这笔钱似的（当然，这个做法也有限制：如果你挣的钱刚好只够生活开销，这个计划就行不通）。

但如果你像大多数人那样 “最后偿付自己”，先去买你需要的东西，心里希望最后会剩下一些钱存起来，那你往往会发现自己最后一分钱都不会剩。这不一定是因为你肆意挥霍，花钱去买了拿铁，享受足部护理，买了新的电子产品。花出去每一笔钱的时候，你可能都感觉特别合理且必要。问题是我们特别不擅长做长期规划：某件事在现在感觉像是头等大事，但实际上你很难冷静评估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后是否还会觉得它如此重要。于是我们自然会在花钱方面犯错，当钱包空空如也时才悔不当初。

阿贝尔指出，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时间。你若是为了给最重视的事情腾出时间，优先处理其他占用你时间的要事，心里希望最终会有一些时间剩余，那你会失望的。因此，如果某件事对你确实很重要（比如负责一个创造性的项目，或者经营一段感情，或者从事某项事业），那么保证它能实现的唯一方法是今天就去做一部分，无论这一部分有多小，无论还有多少特别大的石头在呼唤你的关注。

阿贝尔多年来都努力为漫画工作腾出时间，努力“驯服”自己的待办清单，也努力调整时间表，可结果都以失败告终。这时她才明白，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反过来索取时间——立刻开 始画画，画一到两小时，每天都画，并且接受它带来的后果，包括忽略一些她真心重视的事情。“如果你不为自己省下一点时间，现在就做，每星期都做，”她说，“你将来也不会有那么一天，突然发现自己能神奇地做完所有事，还有大把的空闲时间。”

杰西卡·阿贝尔的漫画。

同样的洞见也体现在两条珍贵的时间管理建议里：用每天工作的第一个小时做最重要的项目、预先排好与自己“开会”的日程来保护自己的时间。你可以在日历上做记号，让这段时间不被其他事情打扰。从“先偿付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这些一次性的小窍门就会成为人生哲理，其核心是一则简单的洞见：若你计划用四千个星期的一部分去做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事，那么只要决定了就得开始行动。

原则二，控制手头上工作的数量。或许我们在对抗时间有限这个事实时，最吸引人的做法就是同时开始好多个项目；这样一来你会感觉自己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每件事都在取得进展。然而到头来往往没有一项工作能有进展，因为每当一个项目变得困难，令人生畏，感到枯燥，你就可以去做另一个。你的确保持了掌控感，不过代价是无法完成任何重要的事。

避免次优先级的事情

原则三，抵抗次优先级工作的诱惑。有一则来自沃伦·巴菲特的故事——不过这很可能只是传闻，有智慧的见解一般被认为出自爱因斯坦或是佛陀，无论其真实来源如何。有一次，这位以头脑精明闻名的投资家被他的私人飞机驾驶员询问如何设定事项的优先级。如果是我，我很想回答：“专心开飞机就好！”不过故事很显然不是在飞行途中发生的，因为巴菲特给的建议不是这个。他告诉驾驶员，列出自己人生中最想实现的25件事，将它们按从最重要到最不重要的顺序排列。巴菲特说，应该安排时间去处理排在前五的事。而驾驶员接下来听到的内容出乎他的意料。据说巴菲特告诉他，剩下的20件事并不是他一有机会就应该做的次优先级的事。完全不是。事实上，他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极力避免去做这些事，因为这些目标没有重要到形成他人生的核心，却又有足够的诱惑力，让他无法专心做最重要的那几件事。

你不需要完全遵照这个故事，一条一条地写下自己的人生目标（反正我没写），也能理解这背后的道理。这世上有太多的大石头，其中正是那些只是比较吸引人的石头——比较有趣的工作机会、不温不火的友谊——会让有限的人生惨遭失败。心灵鸡汤常说，我们大多数人都要学会说不。不过正如作家伊丽莎白·吉尔伯特所言，人们很容易认为这句话只是要我们鼓起勇气拒绝各种本来就不想做的琐事。她解释说，这事实上“要困难得多。你需要认识到你只有一次人生，要学会拒绝你确实想做的事情”。

积极的拖延者会接受无法完成的事实

如果说高明的时间管理在于学会恰当地拖延，面对人生有限的真相，并相应地做出选择，那么另一种拖延——那种糟糕的、让我们无法推进重要工作的拖延，往往是由于想避免面对这个真相造成的。

积极的拖延者会接受无法完成所有工作的事实，尽可能明智地确定哪些工作该关注，哪些该忽略。相比之下，糟糕的拖延者会发现自己崩溃了，这恰恰是因为他连直面自己的有限性的想法都不敢有。对这些人来说，拖延是一种情感回避的策略，这种方法可以让他无须承认自己是一个有限的人，尽量不用感受由此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

哲学家克斯提卡·布拉达坦用一则寓言说明了这一点。一位来自波斯设拉子的建筑师设计出了世界上最美的建筑：那是一座令人惊艳的建筑，它耀眼炫目，独具一格，却又具有经典的匀称比例；它气势宏伟，令人惊叹，却又含蓄而不事张扬。所有见过设计图纸的人都想买走它，或是偷走它；著名的建筑工匠都盼望着能接下这工作。但这位建筑师却将自己锁在 书房里，盯着图纸看了三天三夜，然后一把火将它烧了。他也许是个天才，但他也是个完美主义者：他想象中的建筑完美无瑕，可一想到它有朝一日成为现实后可能要面对的妥协，他就感到难受。即便最伟大的建筑工匠也无法绝对忠实地再现他的设计，他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创作不经受时间的摧残——无论是外观的腐朽还是军队的劫掠，都会让它最终化为灰烬。实际建成这座建筑，迈进有限性的世界，意味着要直面所有无法面对的情景。与其屈服于满是限制和不可预知的现实，还不如去怀念那个尽善尽美的幻想。

布拉达坦认为，当我们在拖延某件重要事情时，通常也怀有同样的心态。我们看不到，或者拒绝接受这样的事实，任何将想法变为具体现实的尝试必定没有理想中那般完美，无论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多么成功——因为现实不像幻想，在现实世界，我们没有无限的控制权，也不可能达到完美主义者的标准。我们才华有限，时间有限，对事件和他人行为的控制也有限，这些问题总是会让我们的创作没有那么完美。虽然乍听起来可能令人沮丧，但它包 含的信息却让人如释重负：如果你拖延某事是因为担心自己无法做得足够好，那么你大可放心——因为依照你想象中毫无缺陷的标准判断，你绝对没法做得足够好，所以倒不如立刻开始行动。

这种回避有限性的拖延当然不仅限于工作领域，它在感情关系中也是一大问题。拒绝面对有限性的真相，会让人们连续多年陷入一种悲惨的、不确定的关系之中。有一则具有告诫意味的故事，讲的是史上最糟糕的男友，弗兰兹·卡夫卡。他最重要的恋情始于布拉格1912年夏季的一个夜晚，那年他二十九岁。当晚，卡夫卡在朋友马克斯·布罗德家里吃晚餐，他遇见了马克斯的远亲，从柏林来的菲利斯·鲍尔。她是一位思想独立的女性，二十四岁时就在德国的一家制造公司有了成功的事业。她质朴又有活力，深深吸引了有神经官能症且局促害羞的卡夫卡。

卡夫卡与鲍尔。

我们不知道女方的感情有多么强烈，因为只有卡夫卡的叙述保留了下来，而他当时被迷得神魂颠倒。很快，一段恋情开始了。至少，这段恋情以书信往来的形式开始了：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这对恋人互通了数百封信件，却只见了几面，而且每次见面显然都让卡夫卡痛苦万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几个月后，他终于同意了第二次见面，不过就在见面当天早上，他发电报称他来不了了。

之后，他还是来了，不过显得闷闷不乐。两人最终订婚时，鲍尔的父母举办了庆祝宴。不过卡夫卡在日记里坦言，出席这场宴席让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束手就擒的罪犯”。没过多久，在柏林的一家饭店约会时，卡夫卡就取消了婚约，不过两人还是照常通信。（卡夫卡对这一点也很犹豫不决。“我们确实应该停止写这么多信了。”他有一次在给鲍尔的信里这样写道，应该是在回复她的一个提议，“昨天我已经就这个问题开始写信了，明天会把它寄出去。”）两年之后，婚约又恢复了，不过只恢复了一阵子：1917 年，卡夫卡以肺结核病发作为由，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取消了婚约。鲍尔后来嫁给了一个银行家，有了两个孩子，还搬到了美国，在那里开了一家成功的针织品公司——她离开的那段关系充满噩梦般无法预测的反悔，实在是太“卡夫卡”了。

也许我们很容易将卡夫卡归为“受折磨的天才”这个类型，将他看作一个与普通人没什么关联的遥远人物。不过正如评论家莫里斯·迪克斯坦所写，真相是——他的“神经官能症与我们的并没有什么两样，也没有更怪异：只不过他的症状更强烈、更彻 成为更好的拖延者 077 底……（ 并且）被天赋逼到了一种完全不快乐的状态，那是一种我们大多数人永远达不到的状态”。

卡夫卡和我们一样抱怨着现实的束缚。他对爱情犹豫不决，对其他大部分事情也是如此，因为 他渴望过不止一种人生：他要成为受人尊敬的公民，因此他白天一直做着保险理赔调查员的工作；他希望与另一个人在婚姻中拥有亲密关系，意味着要娶鲍尔为妻；然而他也要毫不妥协地献身 于写作事业。在给鲍尔的信中，他不止一次地将这种矛盾描述为身体里“两个自己”在相互搏斗——其中一个深爱着鲍尔，另一个则完全投入文学中，就连“挚友离世，感觉也不过是阻碍”了他的工作而已。

卡夫卡的痛苦程度也许到了极致，不过其根本矛盾，与任何人夹在两件事之间的左右为难没什么不同：让他们进退两难的选择或许是工作与家庭，或许是一份白天的工作与一份创作天职，或许是家乡与大城市，或者是任何其他可能的生活冲突。卡夫卡的应对方式也像我们其他人一样，他尽量不去面对问题。他将自己与鲍尔的恋情局限于书信往来的范围内，这样一来就能紧紧抓住这样一种可能的人生，既保持着与鲍尔的亲密关系，又不会让感情与自己对工作的狂热形成竞争，就像现实生活里的恋情必然会发生的那样。人们试图逃避可能来临的有限性时，并非总是体现为卡夫卡式的承诺恐惧症：有些人表面上的确对感情关系做出 了承诺，但内心却没有全情投入。有些人则多年处于乏味的婚姻中，他们本该离开却没离开，因为总想着留条后路，想着这段感情还是有可能发展成为长期的、令人满意的关系，同时还想着，等未来有了约会对象再离开也不迟。不过，本质上这些都是逃避。

卡夫卡。

鲍尔曾绝望地建议她的未婚夫试着“更多地活在现实世界里”。不过那恰恰是卡夫卡极力避免的。 六百多公里外的巴黎，在卡夫卡遇见鲍尔的二十年前，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就在他的著作《时间与自由意志》（Time and Free Will）里直击卡夫卡问题的核心。伯格森写道，我们总是犹豫不决，而不是一条路走到底，因为“未来是由我们按照喜好规划的，它在我们眼里同时展现为多种形式，每一种都很吸引人，每一种似乎都有可能实现”。

《时间与自由意志》，作者：（法）亨利·伯格森，译者：冯怀信，版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7月

换言之，以我为例，我很容易幻想，比如我的一生取得了事业上的卓越成就，当个好爸爸、好丈夫， 还积极参加马拉松训练，或漫长的冥想静休，或在社区做志愿者——只要我只是在幻想，就能想象所有这些画面在同一时间完美地展开。不过一旦我开始尝试，想过上其中任意一种生活，我就得被迫做取舍，必须在其中一个领域投入少于预期的时间，以便为别的事情腾出时间，还得接受我做的事都不会有尽善尽美的结果，因此，与幻想中的人生相比，我实际的人生免不了令人失望。

伯格森写道：“未来这个概念孕育着无限的可能性，因此它比未来本身要丰富得多。这就是为何我们发现希望比实际占有更迷人，梦想比现实更具诱惑力。”

而我想说的是，这段话看似令人沮丧，实际上却令人感到解脱。既然现实世界里每选择一种生活方式，都意味着失去了无数种其他的生活方式，那我们就没有理由拖延或者拒绝做出承诺，还焦虑地希望自己有办法避免这些失去。失去是注定的。木已成舟——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宽慰的事啊。

原文作者 /奥利弗·伯克曼

整理/宫照华

编辑/张婷

导语校对/卢茜

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起名文化

作者：姜海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导）

【摘要】姓名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体现。姓名不仅仅是一个文字符号，也是一个家庭、家族对后代的期望与祝福。古人非常重视姓名，并形成了起名文化，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中国的起名文化博大精深，名字包含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特殊寓意，也体现了命名者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更是不同时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外在展现。

起名的缘起及发展

起名是中国古代姓氏文化的一部分。姓氏，是姓与氏的合称。在上古三代以前，姓氏文化就已出现，据《通志·氏族略序》：“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姓名的产生体现了社会文化的进步。姓名在社会交往、国家治理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无论古今，中国人对于起名都非常慎重。随着文明程度的提升，姓名也开始表现出了新的社会意义与文化内涵，比如西周时期的姓名具有鲜明的宗法伦理、礼仪道德等特征。秦统一中国之后，姓与氏逐渐合二为一。

在夏商周时期，人们在起名方面还显得非常朴实与单一，比如夏商时期的君王贵族们在起名时，喜欢将名与天干相关联，这大概与当时人们崇尚天命有直接关系。相传，天上有十个太阳，名字分别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个太阳轮流出现在人间当值。当时夏商很多君王基于这个现象，根据自己出生的那一天来确定自己的名字。如甲日出生的就叫大甲、阳甲，乙日出生则为天乙、武乙，丁日出生的为武丁、沃丁、太丁等。当时的君王这样做的目的有表明王权天授的意味，以凸显其神圣性、权威性。有学者称此起名方式为“日名制”。在夏商君王的影响下，很多贵族、平民包括女性也喜欢用天干作为名字，尤其是在商朝时期，“日名制”的现象非常普遍，如父丁、鱼父丙、妣辛、妣戊等。

周人建立周朝之后，更加注重人事，不再完全迷信天命。故其起名也不像夏商那样强调天干。周人为此还制定了一系列礼仪规范，比如除了有正常的名，在名之外还有字、谥号等。相对于夏商时期的起名方式，周人起名更加个性化，比如周人祖先后稷的名字叫“弃”，因为在后稷出生后，他的母亲姜嫄认为他不吉祥，就把他丢弃在野外多次，但后稷都活下来了。姜嫄由此认为这是天意，就将后稷抚养了下来，并给他起名为“弃”。又比如春秋时期的郑庄公出生时难产，他的母亲就给他取名为“寤生”。

在周代，按照礼制，孩子出生之后，父母都会为其起名。起名在当时非常隆重，《礼记·内则》就记载了当时王子出生时起名的礼仪：“世子生，则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阶西乡，世妇抱子升自西阶，君名之，乃降。适子庶子见于外寝，抚其首咳而名之，礼帅初，无辞。”当时为王子起名，一般是在他出生的三个月之后。起名时，父王和母亲都要洗头洗澡，穿上朝服，立在阼阶上（阼阶就是东阶，也叫主人阶），并为他取名，在彰显主人身份的同时，也暗示了新生孩子将来的政治地位及重要性。

从周代开始，人们非常注重起名，会结合各方面综合考虑起名。到了秦汉以后，随着儒家学说流行，受时代观念与文化思潮的影响，人们起名就非常注重儒家的人伦道德、纲常名教。所以一般都会用与仁、义、礼、智、信、忠、义等相关的字词，或者与儒家价值观相类的名字。比如官宦富贵之家，一般用忠、孝、节、义、富、贵、福、禄、文、武、康、寿等取名，希望自己修身明德、建功立业，以此光宗耀祖；平民百姓，一般会用有关平安健康、多子多孙、金榜题名、富贵吉祥等字词取名。儒家的价值观、人生观对中国起名文化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根据周礼，古人有“名”，在成人礼之际也会由长辈再取一个“字”。《礼记·曲礼》：“男子二十，冠而字。”字是对名的解释或补充。字的出现，也是对名的一种敬畏。日常生活中，不论是长辈，还是平辈，一般都不会直呼他人之名，而是要称呼“字”。古人的名和字是有联系的，或者意义相近，比如诸葛亮，字孔明，亮和明同义，周瑜字公瑾，瑜和瑾都是美玉，意义相同；或者名与字的意义相反，比如韩愈字退之，愈和退是反义，等等。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人们已不再局限于名、字的使用，而发展出了“号”。号在古代本是氏族的标志之一，经过发展，成为上到王朝、统治者所拥有的国号、帝号、谥号、庙号、封号，还有民间老百姓的自号、他号、外号、绰号、自号等。其中，绰号在古代民间非常流行，比如《水浒传》就根据小说人物的性格、武艺、长相、出生、本领、品性等，为他们都起了绰号，“玉麒麟”卢俊义、“豹子头”林冲、“大刀”关胜、“小李广”花荣，等等。另外，唐宋以后，自号在文人之中非常流行，比如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黄庭坚自号“山谷道人”、苏轼自号“东坡居士”、王阳明自号“阳明子”，等等。

另外，古人起名时，也会受其他一些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比如西汉崇尚黄老之学，祈求长生不老，所以当时一些人起名就强调此意，比如霍去病、陈万年、严延年、毛延寿等。晋唐之际，随着佛教的兴盛，很多人的名字也带有佛学的色彩，例如，唐朝诗人王维笃信佛教，就以“摩诘”作为自己的字。又如，唐代古文运动兴起前后，很多人取名突出复古的文化意涵，比如颜师古、李宣古、任希古、张蕴古等。

在古代，人们一般都采用双名，但在魏晋南北朝数百年间，非常流行单名，比如《三国演义》所记载的三国人物，绝大部分都是单名。单名之所以在当时流传，很大程度与两汉之际王莽的起名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当时，王莽推行改革，并规定人们要采用单名。在王莽看来，秦国以前流行单名，而双名很少。为仿效古代，下令推行单名，禁止双名，并把单字以上的名，都视为“恶名”。在这种政策影响下，东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起名时逐渐习惯了采用单名，直到宋代以后，才有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开始恢复使用双名。从中古时期人们采用单名，可看出社会政治对起名文化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此外，古人虽然非常重视起名，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必然有心仪的名字，比如在元代，当时朝廷规定：汉人庶民如果没有官职，就不许起名字，只能用家庭里的排行或父母年龄合计之数来称呼。比如父亲二十五岁，母亲二十四岁，合计为四十九，所生的孩子名就是“四九”，这个规定在当时比较流行，比如朱元璋祖父叫朱初一，朱初一有两个儿子，分别叫朱五一、朱五四。

总之，中国的起名文化源远流长。起名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属性，并在夏商周逐渐礼仪化，由此体现了更为深厚的社会文化价值及意义，同时名字也展示了不同时代人们所向往的生活状态及理想追求。古人对起名非常讲究，但不同时代，由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不同，呈现为不同的特征。不过，在古代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所起的名字非常突出忠孝仁义、诚信道德等文化内涵，充分体现了儒家学说对起名文化的深远影响。

古人起名的原则及特点

从古人的姓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们非常重视起名文化。那么古人起名有什么讲究或原则呢？在《左传》中记载了鲁桓公与大夫申繻的对话，提到了起名的原则问题。申繻对此说道：“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从申繻的回答可以看出，古人起名的讲究很多，基本原则就是所起之名要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所谓有信，就是所取的名一定要符合出生时的外在特征或相关异象，比如有的人出生时出现了雨、雪天气，名字中就会带“雨”“雪”等。有义，就是父母对子女的期待，比如名字中带有盛、荣、德等。有象，就是相似性。相传孔子的名为丘，就是因为他的头顶像尼丘山，故起了这个名。对此，《史记·孔子世家》就记载说：“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字仲尼。”有假，就是假借其他事物来起名。比如孔子的儿子叫孔鲤，相传是鲁昭公当时赐给他一条鲤鱼，因此起名。当然这也未必可信，但孔鲤的鲤，就是取自自然界的事物。类，就是孩子的名字与父亲相关。如鲁桓公给自己儿子取名为“同”，理由是这个孩子“与吾同物”，就是同一天出生，这就是“取于父”的例子。

当时，起名还有其他一些注意事项或规则，比如《礼记·内则》说：“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国，不以隐疾；大夫、士之子，不敢与世子同名。”另外，古人起名非常强调避讳。比如不能用长辈或君王名字上的字，以此表示尊敬；有时候对地位高、官职大、圣人的名都要避讳，等等。古人起名之所以有如此多的讲究，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名实相应，名字有丰富的内涵及意义，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兴衰荣辱。如《论语·子路》记载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认为名的正确与否，关系言行的成败。所以，古代就流行一句名言：“有其名必有其实，名为实之宾也。”这就说明名实相副的重要性。

正因为名字有太多的寓意，所以古人会从名字的音、形、义出发，结合个人的理想、追求、喜好、抱负等，起不同的名字。如果崇尚古代的圣贤，则名字中有周（公）、（仲）尼、孟（子）等字；如果重视道德伦理、建功立业，则名字中有仁、义、信、谦、德、礼、功、业等字；如果是祈求福寿、吉祥如意的，名字中则有福、贵、利、永年、万年、天寿、延寿、吉、祥等字，等等。总之，古人重视起名，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兴衰荣辱，也关系到家族、宗亲的荣衰。可以说，古人的姓名体现着非常深厚的宗法、伦理、社会、政治、文化等意义。

在古代，人们起名深受儒家观念的影响，而追求道德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例如，古人起名的时候多用“玉”字。玉在古代具有宗教与道德的属性，在《礼记·聘义》中，孔子将玉所具有的美德归纳为仁、知（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等。在孔子看来，人们之所以重视玉，那是因为它具备了天、地、道的属性，更是拥有儒家所强调的仁、义、礼、乐、忠、信等美德。正因为如此，中国人起名时用“玉”字非常多，有的即使没有用“玉”字，但也用与“玉”有关的字，比如琼、瑶、瑛、瑗、瑭、环、珑、琏，等等。

与此同时，由于古代人们多聚族而居，加上兄弟姐妹比较多，所以一般会用伯、仲、叔、季、少等表示排行，即老大是伯（孟）、老二是仲、老三是叔、老小是季。以此体现尊卑长幼的礼仪秩序，这也是古代宗法伦理的一种体现。比如司马懿有兄弟八个，其中大哥司马朗，字伯达；司马懿其次，字仲达；三弟司马孚，字树达；四弟司马馗，字季达。除了以伯仲叔季表示排行之外，也会用确定的字来表明行辈。

另外，古人起名也非常强调男女之别及社会性，比如古人多喜欢用有蕴意的“物”来起名，以此体现男女之别。男子起名时非常突出阳刚气势、建功立业的蕴意，故所用之“物”，或用山、海、峰、涛等壮丽景色，或用龙、虎、豹、彪等猛兽，或松、柏、桦、杉等坚硬木材等。相对而言，女子则更突出道德情操、阴柔美丽的蕴意，故所用之“物”，或用琼、瑶、瑛、环等美玉，或兰、梅、凤、燕等花鸟，或用云、月、雪、霞等美丽景色，或用翠、红、彩、艳等五彩颜色。

中国的起名文化博大精深，名字包含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特殊寓意，也体现了命名者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更是不同时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外在展现。姓名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东亚各地也都非常注重起名，并由此形成了姓名学。姓名作为一种语言现象、语言符号，蕴含着不同时代以及不同的思想文化，包括观念、道德、价值、情感、信仰，等等。起名文化的变化，体现了古代社会文化的变迁、思想观念的演变。

来源： 人民论坛

为什么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名声大振呢？

#头条创作挑战赛#

作者：赵心放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20世纪奥匈帝国德语小说家，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文笔明净而想象诡异，常采用别开生面的寓言体写作，其寓意见仁见智，身后被很多写作流派追认其为鼻祖。

（一）对专业课没兴趣的学生

1883年7月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商人家庭。父亲事业成功，家庭富裕，但性格刚强，脾气暴躁。成年后的卡夫卡仍清楚地记得自己三四岁时，有次闹脾气，被父亲拧到阳台上罚站了一晚上，饥寒困倦加害怕的难受劲甭提了。两个弟弟夭折后，父亲对他寄予了厚望，希望他学有所成一同打理家里的生意，卡夫卡却迷上了写作，父亲非常不赞成，两爷子的关系由此越来越僵。

按照现在流行的语言，卡夫卡是个学霸。他10岁就考入当时比较有名的德意志阿尔特斯泰特中学，18岁因学业优秀被布拉格德国查理.斐迪南大学录取。上大学开始学的是化学专业，但没过多久他就对化学失去了兴趣，根据父亲的建议，他转到了法学专业。

在学校他是个活动积极分子，加入阅读俱乐部、发表演讲、朗诵诗歌.......只要与文学艺术沾边的事他都有兴趣干。读大学时他还遇到了自己的终身好友马克斯.布洛德。他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唯一不忙被冷处理的，是他的法学专业那些课程。

大学生卡夫卡是个狂热的写作者，不过是个爱唱卡拉OK的自娱自乐式人物，一个字都没有送出去发表过。在布洛德的激励下，他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了。那段时间卡夫卡的文学激情达到了狂热的地步，他甚至把自己特别崇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等著名作家认作了自己的“干亲”。

（二）不称职的公司小职员

好事多磨，卡夫卡终于通过考试成为法学博士，按规定无偿做了一年法律助理后，进入意大利忠利保险公司工作。但过了半年多他就辞职了，原因是“八六班”（上午8时上班、下午6时）的安排难以接受，因为他觉得工作时间太长了，造成根本没有时间写作。

在家“躺平”当啃老族，父亲岂会同意？父亲不断给他施加压力，卡夫卡被迫重新找工作。费了一番功夫求职，终于当上了波西米亚王国工伤保险机构的办事员。他对这个工作比较满意，因为下午两点就可以下班了，因此有更多的时间来用于写作。

在这一时期，他的创作甚丰，《与祈祷者的对话》《与醉汉的对话》《巨响》《司炉》《变形记》等一批作品问世，其中不乏经典。卡夫卡在其中塑造的，大多是底层的小人物，他们生活的世界人性扭曲、充满矛盾，他们的内心孤独迷茫，想要反抗却最终顺从，充满美好却最终绝望。最典型的作品就是1915年发表的《变形记》。

作品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社会，推销员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大甲虫，遭到社会和亲人抛去，最后在绝望中死去。世人认为《变形记》代表了他的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

（三）月老忘记缠红线的俊男

卡夫卡身高有一米八多，瘦高个头，长相英俊，用时下的流行话说，是帅哥一枚俊男一个，一般来说应该很有女人缘。的确卡夫卡很有女人缘，但就是临门一脚功败垂成，一生经历了三次订婚却终身未婚。估摸月老暂时性失忆，忘记给他缠红线吧。

他认识菲利斯是在好友布洛德家中的聚会上。两人一见钟情，两人住地相距8小时火车车程，平时靠通信维系感情。但是后来两人常常出现争吵，原因是卡夫卡把写作放在了第一位，菲利斯不支持地。闹通脾气后妥协了的菲利斯，请自己的好友格雷特从中调和。

性格有些倔强的卡夫卡从此就给格雷特写信。三个月后格雷特把卡夫卡给她写信的事告诉了菲利斯，其结果导致了婚约的解除。恋爱也可能就是一场亦庄亦谐的游戏吧？后来两人又和好了，并再次订婚。

但卡夫卡把写作放在第一位的性格再次成为争吵的焦点，这次卡夫卡主动解除了婚约。两人前后交往了五年，这期间卡夫卡给菲利斯共写了500多封信。卡夫卡去世后，这些信以《致菲利斯的信》为书名独立出版，厚达800多页，比他的任何一部长篇小说还长。

1919年卡夫卡认识了尤丽叶，18岁的尤丽叶漂亮单纯，他们很快就订了婚。这是卡夫卡的第三次订婚。不幸的是，卡夫卡的父亲竭力反对这桩婚事，认为一个鞋匠的女儿与他儿子结婚门不当户不对。此时卡夫卡认识了米伦娜。25岁的米伦娜已婚，丈夫是个作家。

米伦娜那成熟女性的韵味俘获了卡夫卡的心，他向尤丽叶和盘托出对米伦娜的爱慕之情，懊悔的尤丽叶与他解除了婚约。后来卡夫卡与米伦娜的恋情也无疾而终。卡夫卡写给米伦娜的信后来也以《致米伦娜的信》独立出版。

1923年卡夫卡认识了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个恋人、25岁的多拉，多拉支持他写作，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卡夫卡写信给多拉的父亲，请求他将其女儿嫁给她。但多拉的父亲没答应。

看来卡夫卡和多拉的婚姻是严格遵循父母之命的。虽然两人无缘结成百年之好，但并没有把他们拆散。

结核病越来越严重的卡夫卡，坚持笔耕不辍，在那几年里，相继创作了《乡村医生》、《在流放地》、《桶骑士》等短篇小说。1924年6月3日凌晨，多拉轻声呼唤着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卡夫卡，一遍一遍......卡夫卡缓缓地睁开眼，吃力地对着多拉笑了一下，然后永远闭上了眼睛。

文末补语：卡夫卡热爱写作，却不以发表小说成为名作家为目的。他纯粹是把写作当成人生的寄托，通过写作来寄寓自己的思想感情，排遣内心的忧愁苦闷。因此就身份来说他是“业余”写作者。

临终前，卡夫卡特意嘱咐恋人多拉和好友布洛德，请将他写的东西全部一起烧掉。多拉遵照其遗愿烧掉了在她那里的大部分东西。布洛德怀着对卡夫卡的友爱和崇敬之情，在其逝世后的几年里，陆续整理并出版了卡夫卡留下来的未定稿，包括他最为知名的长篇小说《美国》、《审判》和《城堡》。

卡夫卡遗作的出版引起了欧洲文坛的轰动，其中《审判》和《城堡》被列入“20世纪最佳德语小说书单”，排名第二。2001年捷克卡夫卡协会设立了卡夫卡文学奖，以此来纪念这位20世纪的伟大小说家。

【作者简介】赵心放，笔名赵式，作品散见于报刊网络。

小编提示：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敬请转发和评论。

Hebe田馥甄不装了！离岛歌词引争议，还发文暗讽，给SHE抹黑

众所周知，最近发生了很多大事，由于网络比较发达，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关注天下事。

很多网友都感慨“见证了历史”，除了广大网友之外，公众人物同样也在关注这些事情。

考虑到明星名人的热度比较高，他们的态度就显得更加重要了，话不能乱说，更不能乱表态。

绝大多数艺人的三观都很正，第一时间表态，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丝毫的犹豫。

比如欧阳娜娜、王心凌、刘畊宏、张韶涵，这些台湾艺人都很给力。

有网友可能会觉得，明星不都是为了赚钱，所以才说一些粉丝爱听的话，内心真正怎么想，谁知道呢？

实际上，身为台湾艺人，能够在这种关键时候表态，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他们表态之后，就会受到当地部分网友的吐槽，这是必然的。

当然，也有部分艺人，不表态也就算了，一边享受着内地粉丝的追捧，一边还要嘲讽你。

这就是典型的“吃你的，还要骂你不好”。

对于这种艺人，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坚决抵制就行了！

真没想到，让内地粉丝追了多年的歌手田馥甄，背地里竟然是这种人！

大家都知道，8月2日那天晚上，全网的网友们几乎都在等待一个结果，当时那个结果可能会让网友们有些失落，但后来的事件发展走向证明，当时的决定是对的。

就在8月3日，歌手田馥甄十分嘚瑟地发了两条动态，内容耐人寻味。

明显可以感觉到，田馥甄是在嘲讽这边的网友们“打脸”。

有些艺人心里很清楚，直接摊牌谈论这种事情会直接遭到封杀，所以他们学聪明了，用“暗讽”的方式来议论，阴阳怪气的发一些内容。

田馥甄就是如此，她表达的意思就是：反正我又没有明说，你们要说我暗讽你们，就是你们过度解读！

有意思的是，田馥甄这条动态只在外网社交平台发布了，内地的微博社交平台并没有同步。

看来，田馥甄很清楚自己发这条动态会是什么后果，但她还是做了。

除了发文嘲讽内地网友之外，田馥甄的歌曲《离岛》也存在争议，歌词疑似夹带私货。

目前，《离岛》这首歌已经被各大音乐平台下架处理，但田馥甄的其他歌曲仍可以收听。

由于《离岛》是田馥甄很多年前的歌曲，所以她之前也曾在采访时被问到这个问题。

田馥甄是这样回答的，她否认《离岛》歌词内涵的一些事情，称歌词只是在表达对人际关系的梳理，并没有其他含义。

很显然，网友们不买账，毕竟田馥甄这次已经阴阳怪气了。

不得不说，田馥甄把汉字语言的精妙之处发挥到了极致，发文嘲讽，歌词内涵，不声不响就表明了她的态度。

有一说一，这种方式比直来直去的更让人厌恶，不少网友都吐槽田馥甄“两面三刀，想占便宜又不想被揭穿”。

大家都知道，Hebe田馥甄是女团组合SHE的一员，虽然这个组合早已解散，但是他们对年轻人的影响一直都在，毫不夸张地说，当年SHE火得一塌糊涂，甚至还登上了春晚舞台。

后来SHE单飞，Hebe田馥甄是事业发展最好的一位，田馥甄能走红，除了自己的才华之外，离不开网友们的支持。

然而田馥甄如今的一言一行却让网友们非常失望，她不仅给SHE抹黑，还让粉了她20年的粉丝们寒心。

8月初发生的这件事，“炸”出来多少不合格的艺人，他们立场不坚定，还借题发挥，玩得五花八门。

对于田馥甄这件事，你是如何看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