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一号通防沉迷页面文章列表:
- 1、拍大考,中日韩侧重各不同
- 2、两万人放下手机的试验
- 3、加固工作已经完成,修复后巴黎圣母院还可以回到过去吗?
- 4、高以翔之死:仅仅责备电视台是不够的
- 5、短视频平台青少年模式运行如何?有平台仍可看擦边球视频
拍大考,中日韩侧重各不同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罗晓汀】电视剧《大考》已于上月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东方卫视和浙江卫视播出,并在爱奇艺等视频平台同步播出,讲述2020年春节前夕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金和县”的校长史爱华(陈宝国饰)、王本中(王千源饰)和学校老师,以及田雯雯(李庚希饰)、周博文(胡先煦饰)、吴家俊(荣梓杉饰)等高三学生及各自家庭都面临严峻考验。与此同时,一场意想不到的洪灾又带来新的挑战。近年来,考试题材影视剧不仅在中国,在注重考试的东亚地区也成为“国民剧”,当同类题材不断涌现,只有用更丰富的视角看待考试,才能获得全新解题思路。
《大考》剧照 图源 电视剧《大考》官方微博
日剧:热血、励志与青春
相比欧美,高考难度堪称“残酷”的东亚国家拍摄的考试题材的作品,更容易唤起国内观众的共鸣。而拥有热血动漫基因的日本影视剧自然也不会放过考试题材。2005年推出第一部、2021年又推出第二部的电视剧《龙樱》,是由阿部宽、山下智久和长泽雅美等主演的考试题材作品,讲述一名暴走律师带领一帮差生,顺利考上东京大学。
电影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有村架纯等主演的《垫底辣妹》,改编自同名小说,讲述学年垫底的女高中生用一年时间考入庆应大学的故事,该片还曾被引入国内院线。这些日本考试题材影视剧的火爆并非意外,考试自带的极端化元素,以及日本社会对考试的尊崇,不仅给予创作者极大创作空间,还天然容纳热血、励志等吸引观众的元素。
日本考试题材剧的另一大特点是,融入大量日本影视剧擅长的类型模式。《垫底辣妹》套用了日本青春片模式,女主从学渣到学霸的逆袭拍得很“燃”,同时作品中演员与角色十分适配。如果不是同样经历了曲折奋斗史的有村架纯出演,《垫底辣妹》的热血和励志感就减弱大半。
韩剧:悬疑、高能和社会反思
韩国同样是考试大国,但考试题材的韩剧风格和日本截然不同。对于韩国影视创作者来说,考试题材最适合进行类型化表达。韩剧创作者往往跳出传统创作模式,更关注如何吸引观众,这也是韩国此类题材总是突出“类型融合”的原因。
2019年的黑马韩剧《天空之城》,第一集收视率只有1.7%,最后几集达23.2%,超越《请回答1988》和《鬼怪》,一跃成为现象级类型剧。而且相比数百亿韩元的大制作,该剧制作成本只有75亿韩元(约4500万元人民币)。而《天空之城》大获成功的关键就是剧情至上:利用剧情本身的快节奏和高能反转,让观众停不下来。
《天空之城》每一集都有一两个反转,同时利用预告制造反转和悬疑,这种矛盾冲突再加上悬疑类型,最后与考试元素结合后,便诞生非同寻常的吸引力。但根本上,《天空之城》的成功背后,是对东亚考试模式和阶层社会的反思,剧中大多数人物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是为了孩子用尽手段,但同时也将孩子逼向崩溃边缘。
韩国电影《考死》则以考试为切入点,讲述一段残酷的杀戮故事。而结尾处的悲情反转又将整部电影升华,暗示真正的凶手不是老师、不是考生父母,而是整个教育界。
带着内心温暖迎接“大考”
回到国内,考试题材本身能够吸引大量观众的前提下,写实化风格、类型元素融合等正成为此类题材新的创作引擎。过去,通过强调教育焦虑等激发社会讨论、引爆收视成为考试题材的潮流,但随着观众审美疲劳,以《大考》为代表的作品正提供新的创作思路:打破焦虑,以全新家庭样貌呈现更富有现实感的戏剧冲突。例如考生周博文家,沉迷游戏的父亲和学霸儿子斗智斗法,通过日常生活视角展现了大考面前另类的父子关系,让有些观众感同身受。
随着考试题材影视剧不断发展,这类影视剧需要更加注重对社会议题的关照,同时强化了更多类型元素的融合和兼容。《大考》虽是宏大的主题表达,但切入口比较日常,叙事风格轻巧,最后回扣主题。对观众来说,考试题材影视剧看的时候紧张,看过后能够带着内心温暖去迎接自己的“大考”,这便是考试题材影视剧的价值。
来源: 环球时报
两万人放下手机的试验
实习生 陈蕾 薛柯 张李俐 澎湃新闻记者 任雾
左颖缓慢意识到自己对技术的依赖,如同温水里煮的那只青蛙。
儿时,她喜欢记路和公交路线图:老家的九路车开往老城区,穿过童年的游乐场;八路车开往县城,一路上尘土飞扬,运输动物的卡车往返于城县之间……
但现在,“任何时候只要输入起点和终点,我就不用再动脑了。”同时,她曾经敏锐的方向感正逐渐退化。
丢失物理坐标仅仅是开始。在2021年建立的“反技术依赖”豆瓣小组内,成员有两万余人,他们拥抱技术带来的便利,也不同程度地遭遇着“技进人退”:难以集中注意力、没有真实可感的社交、大面积精神焦虑、被算法精准投喂商品、被同质化的信息裹挟等。
他们正付诸行动,有人物理隔绝,把手机锁进可以定时的盒子、打卡放下手机30天;有人用老技术制造“不便”,换成老年机、水墨屏;有人关掉了推送、朋友圈以及个性化推荐功能;还有人依然在苦苦探寻自己依赖技术的成因究竟是什么。
让技术退回工具的位置,是多位受访者的共同心愿。那回到美好故事的最初,那些技术给他们带来的自由与快感是镜花水月吗,他们后来如何沦陷,又如何抵御与反思技术对生活的入侵?
“很多人像是活在了手机里”
“我好像处于一个四面都围拢的地方,好像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所有的连接都是从线上来的,我见不到那个人真实的样子。”27岁的王雁北目前在上海居家办公,她也只消维护那一块屏幕里的形象,开视频会前“换一个上身(衣服),妆也不想化,戴口罩画个眉毛”。
用了一天电子设备,她眼睛很疼,觉得困倦,但晚上躺到床上精神又很足,“为什么我睡不着呢?”她很困惑。
在此之前,王雁北尝试用多晒太阳、增加运动量的方式缓解睡眠问题,却难免失眠。通过复盘自己一天天都做了什么,她发现一个问题,“我怎么随时都在看手机,做瑜伽(间歇)也在看手机?”
王雁北还对手机游戏上瘾。单位上班时,有次遇到项目压力大,她专门跑到卫生间里玩了一局,玩完愧疚感袭来。居家办公时,周围无人监督,一个人处理繁重事务感到焦虑,她心想:这怎么这么难啊,去玩一局再回来写吧。处理压力的方式仿佛只剩下了游戏,“如果不玩我不知道这事怎么办,不想去查一些新的资料。”
她这才意识到,手机已经让她的生活变得繁重、失序。
在北京一家周刊做记者的杨璐没有手机成瘾,但她的难处在于手机时常“甩不掉”。
记者的工作需要她大量浏览社交平台上最新的热点、观察大众的反应。“从微博看到公众号,自媒体,在差不多的话题上反反复复提,角度都差不多。”杨璐觉得有些苦恼,“好占用时间。”
写稿时有人发消息来会打乱工作进程,为此她常给手机调静音,任务完成再查看。但她知道,商业公司里的很多采访对象经常一个人有十几个工作群,接连不断地被艾特,“他们相较于我而言,才是完全没有时间。”
前一阵,她因出差采访去到一处有名的石窟。那天下了小雨,空气湿漉漉的,出行的游客不多。走在石窟之中,她感觉自己正身处一个安静的时空。
沿路往前走,她看到身边的游客少有人欣赏风景,纷纷下意识地举起手机记录眼前的画面。杨璐开始觉得奇怪,“大家都在拍照,拍石窟,互相给对方拍照。可是网上专业的照片很多啊,都能看到,但你在当下氛围中的体验感只能是本人到场所获得的。”
“很多人像是活在了手机里。”杨璐说。
相似的场面,宋宇几个月前也碰到过。北京的冬夜,十点,一辆公交车穿梭在街头,载着八名疲惫晚归的乘客。窗外的夜色混沌,医学博士在读的宋宇抬头看了看车内的情况,“那时我发现,除了我以外的7个人都埋头刷着眼前的小小屏幕。”像是工厂流水线工作的工人,没有人下统一的命令,但每个人的动作惊人趋同,“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觉得大家好像都被控制了一样。”
下车前,宋宇注意到一位年纪比她大的女士脖子向前伸,不断地在刷抖音视频,一个接一个,似无止息。
“我们的社交软件没有‘底线’”
关蕊的记忆里,以前的网页是有“底线”的,即浏览完当前页需要点击下一页,“给用户精神和心理上的休息思考时间。”而现在“社交软件没有‘底线’”,“你一直滑它就会一直出现”,永无尽头。
最夸张的一天,关蕊发现自己的屏幕使用时间长达13个小时,那就意味着,她除了睡觉都捧着手机。她只身在英国读硕士,生病或者学业压力大的时候,看手机频率非常高,但长时间的使用让她感觉“被压垮”。
无穷的信息把人网住,绵密的算法勾勒出人的行为画像,精准诱惑着人的注意力,人们想要逃离或抵御并非易事。
华为消费者管理培训生许柯发现市面上免费连wifi的软件都会给用户推送小视频,他觉得这背离了人本身使用App的需求,将用户强行和软件绑定增加浏览时长。
据他观察,在传统商学院的教学里,产品设计往往以用户需求为开始,以获得利润为目的,很多商学院的课程不讨论商业伦理。“用户的注意力和时间就是经济效益,软件永远有新的刺激点吸引你停留在其中。”
一个显见的例子是,每一次在微信朋友圈给朋友点赞,就会收到接连不断的共同好友点赞、评论信息,那些红色数字标记反复提醒用户前去查看。在广州一家航空公司工作3年的李醒讨厌这个设计,“技术层面是想让人更多地点进朋友圈,增加你的点击次数后进一步加强你的肌肉记忆。”
关蕊看过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有一句话她印象深刻,“如果你没有花钱买产品,那你就是被出售的产品。”片中,一些从美国互联网公司离开的员工,抨击看似免费的社交平台将用户的大数据贩卖给广告商,而广告商也乐于“购买确定性”。
图源: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Social Dilemma)
2021年,UP主“老师好我叫何同学”问卷统计了5289名用户使用手机的时间,每日平均8小时4分钟,基本等同于在手机里上了一天班。
论文《数字媒介技术依赖的多学科析因及整合性阐释》中谈到媒介技术的成瘾机制:媒介技术呈现的新异刺激会诱导多巴胺释放并激活奖赏系统,从而使用户大脑神经中枢系统保持兴奋……不断延长使用时间。
“一睁眼就需要手机提供的多巴胺”
王雁北专门去查了论文,说手机的蓝光会影响人的褪黑素(促进睡眠的激素)分泌,增加人的警觉度。她联想到自己整天抱着手机,“一直想各种各样的东西,特别嗨,一嗨就睡不着。”
论文中,“影响视力”、“眼部疲劳”、“失眠”这些冷冰冰的研究结论对应着她现实生活中的状态,让她想要卸下过度依赖带来的沉重负担。
她有意识地给手机和ipad定时关机,通过写日记回顾自己一天做了些什么。她发现自己查资料时容易被网页其他内容吸引,有一次专门记录了查资料和无所事事浏览的实际用时。前者半小时,后者两小时——屏幕上的数据让王雁北有所警惕,开始限制自己对App的使用时长。
她给ipad里的软件设定停用时间,10-19点打开ipad,应用会变成灰色,点开显示“今日使用已到限额”。她想通过减少电子设备依赖一点点夺回对生活、睡眠的掌控力。
在做“拯救睡眠”主题的报道时,杨璐采访了不少睡眠临床医学的医生,了解到过度使用智能手机会与焦虑和失眠相关联(伊利诺伊大学研究发现,频繁使用技术产品患上焦虑和抑郁的风险更大),她更关注自己的手机使用时长了。
杨璐早年读过《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书中提到互联网的推送与呈现方式会分散人的注意力,人的大脑长期养成碎片接收信息的模式,有意识地思维中断,之后想要深度思考也会困难。这些年来,她观察到身边很多人时刻抱着手机,或频繁掏出手机浏览,与书中的内容呼应。杨璐因此把智能手机看成“吸收智力和注意力的黑洞”。
朋友在聊天中和她提及Kitchen Safe(用来锁手机的盒子),还没把这事介绍完,杨璐就从淘宝上搜了一家海淘店,下单买了一个。
Kitchen Safe很快寄到了。它最贵的地方是盒盖,上面有个圆形大按钮,旋转它的时候,显示屏上就告诉使用者上锁的时间,调好后往下一按,盒子就锁上了。在美国,有消费者用这个盒子戒甜食、戒酒、戒除药物依赖。晚上11点,杨璐把手机扔进盒子里,设置上锁10小时,按下按钮,立刻就觉得内心安宁了。
Kitchen Safe 网络图
宋宇觉得手机会让自己“脆弱”、被同质化的信息包围,“你的思考模式是在信息的裹挟下趋同的,而非自发趋同。”
她直接在豆瓣“反技术依赖”小组里开了一个“不玩手机30天”的记录贴。开始的三天内,起床后、上厕所时,宋宇都有强烈的刷手机欲望,“多可怕以及多奇怪啊,在每天一睁眼的时候,我就需要手机提供的多巴胺。”
她喝着咖啡,想起刚看到的多肉植物,迫不及待要打开淘宝购买花盆、多肉和土。她转念一想:可以用家里废弃的杯子,楼下花坛的一点土,以及室友多肉掉下来的叶子。想到这儿,她伸出去的手停下来了。
每天多出了四五个小时,从小屏幕前抽身的宋宇发现——家里沙发已经堆满衣服了,很多东西闲置可以卖掉……“那是我第一次,着手审视我的家,并开始动手改造、营造一个我想要的生活。”
宋宇收拾好的沙发
三十天里,宋宇将每日的手机使用时长控制在了半小时左右。她有块苹果表,用来看时间和接电话,早中晚各三次查看微信回复消息。
她所在的豆瓣小组有不少人像她一样实践打卡:跨专业考研的黎冉尝试用卡顿的水墨屏手机减少自己的沉迷;关蕊买了一部诺基亚过上极简电子生活;许柯使用软件前,会将其中涉及个性化推荐的功能关掉,“我很害怕它只给我推荐我喜欢看的。”
关蕊的诺基亚手机
“适度反连接”与社交平台减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兰在论文中写道,当今人们面临着过度连接的重负,例如强互动下的倦怠与压迫感、圈层化对个体的约束及对社会的割裂、线上过度连接对线下连接的挤占、人与内容过度连接的重压、对“外存”的过度依赖等。过度连接的背景下,适度的反连接或许将成为互联网的一种新法则。
去年11月,李醒关闭了朋友圈入口,作出这个决定有多方面的考量。
之前他经常会点进朋友圈,肌肉记忆般手指向下滑动刷新;更新状态后十分期待有没有更多的人给自己点赞、互动,“我并不喜欢这种心理状态。”出于工作原因,两三年内,他的微信好友数从300涨到了1000,但是其中大部分的朋友仅是工作关系,现实中不熟,这让他发布朋友圈前对内容有些迟疑。
在彻底关闭前,他也做过几次同样的尝试,逐渐发现自己对朋友圈的内容关注度下降了。他看重内容带来的信息增量,但是朋友圈里的每一条动态,自己真的要“事事关心”吗?
关闭后他在一档播客的早间新闻节目中听说了EDG获胜的消息,当时他庆幸自己关了朋友圈,“看朋友圈刷屏的感觉一点都不好。我本身不关心这事,精力和注意力又有限,不想在朋友圈刷屏的时候被动地注意力分散。”
他将更多的在意放在自己的亲人好友身上,偶尔会点进好友主页关心近况。“我的朋友也知道我不怎么用朋友圈,减少网络社交互动不会影响我们现实中的关系。”他自己想要分享动态时,会先设置私密,三天后“解封”,避免实时频繁互动,但同时也有记录作用,朋友想要了解能够看到。
“如果你的现实社交很充实,你可能也不那么在意多少人给你点赞评论了。”李醒说。
黎冉上大学的时候曾经热衷于网络社交,用网络流行语来说是“营造人设”。每每发布朋友圈,要思考文案怎么写,图片怎么拍好看,谁可见谁不可见,这些附加的事项混入了她最初的快乐分享状态。分享完后,她会在意朋友的互动点赞,一整个流程下来,感觉有些“内耗”。
专门研究了传播理论,黎冉觉得“朋友圈像一个流动的舞台,你不清楚你的受众是谁,所以你经常会想做一个面面俱到的人,可是没有人真的可以做到。”在网络虚拟光环的笼罩下,人们像是戴上了面具,有些丢失真实的自我和实体的社交。
黎冉觉得长期被社交平台的信息流喂食,会丧失自己自由选择和专注的心流能力。备考期间,她删除了以往关注的公众号,只留下备考相关号。“我们研友之间也会相互交流,不会遗漏重要信息的。”
“人到底是需要信息还是需要空白,我目前觉得人更需要空白。”经历了30天计划,宋宇这么想。
她在进行医学博士的攻读,希望自己在医学以及写作、金融、运动领域深耕,而非将注意力铺满。她了解时下风靡的比如冰雪运动、汉服都是积极文化,但从商品属性来说,那也是一种“被创造的需求”。她会先区分内驱的兴趣和外界的灌输。
网络上的碎片化信息十分冗杂,宋宇觉得它们不如书籍中经过时间检验的理论内容那样可靠,“而且,一个错误的观点带给人的伤害,高于正确的观点带给人的收益。”她喜欢30天计划后更清净的信息环境和更充裕的时间,如果自己的大脑被有用无用信息都填充了,“我会没法自由。”
“在局部战场取得胜利”
即便左颖选择更“在地”的生活,也很难做一个全然脱离技术依赖的个体。临近毕业季,带着信息焦虑浏览招聘信息、公司就职体验时,左颖会被网页推送的公司内部八卦吸引,看得津津有味,看完又懊悔浪费了时间;她在生活的省会城市里带着现金去购物常常无法获得找零,最后还是改用移动支付。
“但在城中村、三线城市及更小的地方,现金使用率尚可,存在很多交谈的空间,哪怕是讲价。”左颖形容下,和手机相处“就像是一个掰手腕的过程。有时候掰不过只好认输,但在某些局部小战场我还是可以获得小胜利的。”
许柯在反依赖尝试中也有过来回拉扯,在他的比喻中,那个过程就像“聪明的蜘蛛织出一张结实的网方便前行,行为却又永远困在了这张网上”。
大三时他做过一周“无智能设备+使用现金”实践,好处在于“解放了时间和注意力”。当时他打印了两篇在知乎数据库里收藏已久却没有仔细阅读过的文章,反复阅读后收获良多,记忆犹新。
他把此前在智能设备里“收藏”好文章的习惯打了个比方,“我像一个渔夫……打上的鱼炖了吃两口放进冰箱赶紧重回海边,生怕错过打捞下一条鱼的机会……可是这片海的鱼实在太多了,打鱼也是有成本的。”
许柯记得,《社会心理学》里讲过多的选择造成人的满意度下降。在离开智能设备的一周里,至少他的选择变少了,心情“简单和舒畅了不少”。
难办的在于:他用现金支付,平日网购2分钟能买到的电影票,线下选座购买要花10分钟,享受不了优惠。期末前的课堂,大家拿着平板对电子资料圈圈画画一边搜索,他只能拿着一本书咬文嚼字。现代生活、联络深度依赖智能设备,他每晚“特赦”自己用手机处理社团信息对接、同学交流的相关事项。
一周体验结束,他拾起智能设备借助互联网学习、补充笔记。于他而言,技术改善生活、提供便利的部分不需要被强制舍弃,他在日记本上写下,“无论网络还是生活,要找到自己的节奏。”这是他实验后更大的收获。
许柯的日记
黎冉也是这样想的,她认为技术一体两面、利弊各半,“没必要非得做一个生活家,什么都不用,住在山顶上。”在她抵抗“手机沉迷”的过程中,会借助办公效率App,用能改善人生活的技术抵抗让人沉迷的技术。
“进入生活”
尝试戒除数字依赖后,王雁北空出了时间推门外出,感觉所有的感官都被调动起来了,“进入生活让我看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
她家附近有梧桐树,慢慢散步,她听到车开过马路的马达声、风吹拂树叶的“沙沙”声、上海的爷爷奶奶在交谈。中间的小道会很安静,仔细观察能看到周围人各异的状态。购物时,她和进出口折扣店的老板、菜摊老板愉快地聊天。
她尝试走了一条以前没走过的街,沿途看着一幢幢特色建筑的介绍,感受到“原来这个地方以前曾经有过这些人、这些事情”。
左颖也会有意识地与住宅附近的餐饮店、电器维修店、废品回收站人员接触交谈,和一家零食杂货店的老板成了熟人。有时需要购买商品她会直接给老板打电话,老板转行后还帮着周边老客户低价进一些生活物资。“我觉得这样的购物形式更有温度有人情味。”她说。
做携带诺基亚实验的关蕊如今将手机使用日时长控制在了2小时内,留下了更多时间进行深度阅读。杨璐和同事一起写下了“互联网消失的40件事”,例如问路、光盘、放空、耐心、长相真实的照片,纪念这些正在消隐的美好。在广州的李醒发现看纸质地图能让自己在脑海中“点亮城市中的地理坐标”,地方与地方之间有了联系,不再是数字中的一个个端点。
放下手机30天,宋宇觉得“内心更轻松了”。
为了改掉睡前睡醒下意识刷电子设备的习惯,宋宇把手机放在了家里的进门处充电,不带进卧室。相替代地,她放了一本书在床头,晚上习惯性地翻几页。
她以前常打网约车、订外卖,实施计划中,她选择乘公交车,自己做饭或者吃食堂,一个月省下了3000元。一些外卖软件会在饭点提醒用户可以点餐了,宋宇觉得,“有些需求可以被替代,或者本来不存在。”
去年的平安夜,她邀请朋友来家吃火锅。她喜欢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线下近距离的分享,“网络社交无法替代现实社交,网络上你可以迟疑回复,现实生活中的交流需要察言观色,人们的反应都是即时的。”
在去实验室路上,她单纯地走路而非将目光时刻聚焦在手机上。她更加关注头顶的天空、沿途的风景、周边一颗颗长得茂盛的树,那种感觉像是儿时熟悉的时光,需要自己寻找乐趣度过空白时间。她捡了一些树枝回家插在瓶子里,在家里种菜种花,“我真的在玩,不是在手机上玩。”
宋宇种的花
“其实我觉得药物和技术之间是有些相似的。”宋宇读博前在一家医院工作过一年,她举例道,如高血压药物更多缓解症状、调节血压,而非治疗根本。
她觉得技术也是类似。人们借游戏逃离现实生活,通过看短视频转移注意力,试图用技术缓解焦虑或不确定感。“但技术很多时候可能治标不治本,它并非有何动力让我们开心,我们的开心还是需要自己去获得的,是一个主动的东西。”
在“不玩手机30天”计划的末尾,宋宇在帖子中写下:“我和手机的关系:它是我的工具,但它不是我人生的全部。”
(应受访者要求,王雁北、宋宇、黎冉、关蕊、许柯为化名)
责任编辑:彭玮 图片编辑:陈飞燕
校对:张亮亮
加固工作已经完成,修复后巴黎圣母院还可以回到过去吗?
2019年4月15日下午6时50分左右,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严重火灾。在经过近四个小时的扑救行动后,消防部门称巴黎圣母院的主体结构得以保存和保护,但整个顶层的木质结构几乎全部烧毁。巴黎圣母院著名的玫瑰花窗,在此次大火中也遭受损坏。这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巴黎圣母院一直处于整修、加固之中。
据央视财经、澎湃等媒体报道,9月18日当天,法国政府表示,巴黎圣母院整体结构的加固工作已经完成。按照计划,9月底工作人员将开始对教堂内墙和地板进行清洁,随后第一阶段的修复工作将于今年冬季陆续展开。原定计划显示,巴黎圣母院将于2024年重新亮相,并再次对游客开放。
纪录片《古教堂大救援:争分夺秒拯救巴黎圣母院》(2020)剧照。
历史上,巴黎圣母院经历改建与重修的次数极少——2019年的大火应是继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之后对圣母院造成最严重破坏的事故——其第一次完工约在1220年代,后在1345年完全建成。
一直以来,巴黎圣母院对于所有前往巴黎的游客具有着非同一般的吸引力。正如备受赞誉的英国传记作家、历史学家格雷厄姆·罗布在《巴黎:光影流动的盛宴》中所说的那样,如果只能在巴黎待上一天,几乎所有的游客都会选择去参观巴黎圣母院。这些世俗男女并不信教,却是畅销小说《巴黎圣母院》的拥趸。
而2019年的大火也令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巴黎圣母院。这场大火会给巴黎圣母院增加新的伤痕,但我们也相信,历史悠久的巴黎圣母院会获得浴火重生。在加固工作完成后,修复中的巴黎圣母院也即将开始第一阶段的修复工作。我们特摘编了《巴黎:光影流动的盛宴》中巴黎圣母院相关的章节内容,一起走进它壮观而神秘的“前世今生”。
以下内容节选自《巴黎:光影流动的盛宴》,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巴黎:光影流动的盛宴》,格雷厄姆·罗布 著,金天 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9月版。
宏伟的圣母院塔楼和正门其实并不对称
这个故事始于1937年夏初的晚上,一位我们只知其化名的炼金师(这名字可能是出版商起的)正紧盯着巴黎圣母院的大门。此人身材高大,已经上了年纪,看上去颇有贵族的派头,他就那样静静地站在圣母院的正门前,三座巨大门拱上的雕像正用空洞的眼神平静而又不乏神秘地俯视着他。那些雕像在常人的眼中不过是古老的装饰,在这名炼金师的眼中却是亟待解读的文本。要不是身上带着若有所思的学究气,他可能会被误认为是睡不着觉所以癫癫地跑出来的半疯子。中世纪的时候,炼金师总会在土曜日的下午聚集在巴黎圣母主教座堂前的广场上。
这个广场在圣母院建成以前就是圣地。相传公元464年,尤瑟·潘德拉贡的儿子亚瑟王在此祈求圣母玛利亚开恩,圣母便送给了亚瑟王一件白鼬斗篷,从而令他获得了击败罗马护民官弗罗洛的神力。这还是发生在广场的相对“近期”的事件,考古学家在广场底下发掘出了异教徒的祭坛遗迹;而早在西岱岛上竖起高卢罗马时期的神庙以前,这里便是为上古神祇摆上献祭的场所。但如果我们告诉周日前往圣母院做礼拜的人,说这座大教堂其实承载着比基督教还要古老得多的异教信仰和学识,恐怕多数人都不会相信。
广场上的游客越发稀少了,夕阳在圣母院正门的雕塑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那些肉眼通常难辨的细节让耀眼的金光照着,可以想象当年工人们第一次拆除圣母院外墙的木制脚手架时,有如天宫一般壮美的大教堂曾折射出中世纪的炼金师萃取自各样金属的迷人色彩那会是何等摄人心魄的景象!
而在许多个世纪以后注视着这一辉煌场景的炼金师与普通的游客不同,他知道自己要寻找的是什么。这个人不仅明白构成这座伟大建筑的既对立又统一的概念,而且清楚大教堂的现代史自称热爱历史之人却以为这“现代史”太新,往往提不起兴趣。
纪录片《古教堂大救援:争分夺秒拯救巴黎圣母院》(2020)剧照。
和我们的炼金师一样,九十年前,奉命修复大教堂的法国建筑师维奥莱勒迪克也曾沉浸在圣母院的神秘氛围当中。他为此咨询了考古学家,又派图书馆员深入挖掘档案,好找出圣母院最原始的、早期哥特式的设计图纸。此外,勒迪克还设法追查了大革命期间从圣母院被盗或被送往凡尔赛宫保存的雕塑。法兰西学会的常任秘书长嘲笑他,说他试图修复的是比文艺复兴本身更古老的艺术。但是对勒迪克而言,十三世纪可不是艺术尚且蹒跚学步的年代;相反,那是一个被人遗忘了的广大世界,那个世界尤其独特的智慧也早已消失在了人间。
同那一晚的炼金师一样,勒迪克也注意到了宏伟的圣母院塔楼和正门其实并不对称,并且恰恰是因为这种微妙的力学上的不平衡使其结构异常坚固。勒迪克没有把这种“反常”视为中世纪蒙昧不开的标志,而是意识到了自己所面对的是一种陌生的、难以用语言解释清楚的文明。他认为这样的哥特式建筑有着自成体系的词汇和语法。
出于鲜少和讲求精准的科学相结合的信仰,勒迪克“谦卑地拜倒”在了这位美神的脚下,哪怕他所看到的这种美是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所留下的,并且始终令人费解。勒迪克兴致不减、满怀热爱,常任秘书长的嘲笑于他更像是一种鞭策。他以真正的信徒才会有的喜乐调侃了秘书长的无知,在《从哥特式风格到十九世纪建筑》一文中写道:“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常任秘书长大人唯一欣赏过的玫瑰花窗是人们在巴黎的售票亭和公共厕所里也能看到的那些。”
勒迪克允许巴黎圣母院回到过去,并就此停留在了十三世纪
作为哥特式至宝的鉴赏专家,勒迪克拒绝修复最早期的圣母院遗留下的文物。他宁愿保留那些雕塑残缺的模样,也不愿看到“整修一新”后的伪古董。尽管有许多谜团可能永远也无法解开,但勒迪克至少拼凑出了一些碎片。他的工作成果却因为看上去过于古怪和简陋,以至于任何习惯了重叠抄本式的改建、只顾往圣母院添加流行元素的人都不敢苟同。勒迪克允许巴黎圣母院回到过去,并就此停留在了十三世纪。而对于那个晚上站在圣母院大门外的炼金师来说,注视门拱上的雕像就仿佛阅读一本古书:当年的勒迪克恰似在修理一台被远古文明遗弃了的机器,或许是偶然,也或许是天意,他竟最终找到了能让逝去的文明复活的零部件。
为了了解这位炼金师和其他慕名前来巴黎圣母院的人有何不同,以及为什么他本人会受到盯梢,有必要先来说说一般人对圣母院的旺盛好奇心。巴黎和会召开十多年以来,巴黎仍然是世界关注的中心。尽管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但是单单美国一地,每年就有超过十万名游客来到巴黎观光人们或许是觉得不可思议,想知道一个恣意妄为的民族何以能建造出这样美丽的城市。而如果只能在巴黎待上一天,几乎所有的游客都会选择去参观巴黎圣母院。这些世俗男女并不信教,却是畅销小说《巴黎圣母院》的拥趸。
电影《巴黎圣母院》(1998)剧照。
他们在书中跟随驼背卡西莫多、吉普赛女郎埃斯梅拉达和疯狂的副主教孚罗洛进行过仿佛身临其境的探险后,如今终于来到了现实中的圣母院,钻研这里刻着符文的石头,寻找玫瑰花窗上有没有可疑的线索。游客在用拉丁语写成的墓志铭中读到了异教徒留下的谜语,甚至发现教堂的部分陈设比他们大不了几岁。他们爬上塔楼,为亲眼见到《巴黎圣母院》的序言中提及的、谜一般的石刻(ΑΝΑΓΚΗ)激动不已,随后又不无失望地察觉:爱捣乱的其他游客早已在角角落落都刻上了相同的字符。
对圣母院进行过专门研究的人恐怕会暗觉优越,因为一般的游客还不曾意识到:若从空中俯瞰,巴黎圣母院的中殿和双塔恰好形成了古埃及的生命之符☥(“安可”)。而由于维克多·雨果笔下的恶神父孚罗洛沉迷炼金术,误打误撞地肯定了巴黎圣母院乃是“炼金科学之宝地”,因此便有游客效仿神父,也要在圣母院左侧的门拱上寻找那只石雕的乌鸦,“只为计算出乌鸦的视线究竟落在了教堂里的哪一点上那里肯定就藏着魔法石。”(《巴黎圣母院》第四卷第五章)这个传说在埃斯佩·戈比诺·德·蒙吕颂出版于1640年的《大教堂门拱神秘石雕之谜与炼金术符号详解》一书中得到了佐证。
如果前来朝圣的游客更深入地研究过相关资料的话,可能已经发现了炼金术中的乌鸦象征着“死之腐坏”这是提纯金属、同时也净化炼金师灵魂的必经阶段,而圣母院大门上石雕的乌鸦其实是一只骷髅。(至于该骷髅的具体方位和它的视线到底落在了何处,最好还是留给好奇心重的人来探索吧。普通游客请勿尝试,因为骷髅的视线正对的地方另有居民,它们不欢迎人类的关注,也有的是办法表达被打扰了的不悦。)
不过奇怪的是,比起艰难地找寻那只石雕乌鸦,似乎鲜少有人(除了一小部分炼金师以外)追踪过那条最为明显的线索。在距离地面六十米的圣母院南塔的廊台上,有一座石雕的人像。他立在滴水嘴兽和石像怪之间,正凭栏远眺,或许是注视着中殿那片朝向玛莱区的屋顶,也或许和视野宽广的鸟类一样(因为石像不会有可以聚焦的“眼神”),正斜睨着底下被刨得乱糟糟的花坛一角。这尊石像有着长长的须发,戴着弗里吉亚无边帽,穿着实验室最常见的大褂,更为重要的是,他紧紧蹙着眉头,脸上露出与其说是诧异倒不如说是惊恐和震慑的表情,仿佛他快要被坩埚里炼出的东西吞噬了一样这一切无不表明此人就是“驻守”巴黎圣母院的炼金师。
这尊石像那看似漫无目的的注视显然具有误导性。1831年,就在《巴黎圣母院》即将出版以前,曾位于圣母院和塞纳河之间的大主教宫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被摧毁了,宫殿内庭的中世纪教堂也一并为人推倒,教堂里的宝藏则让暴民扔进了塞纳河。这座教堂比大主教宫要古老得多,甚至比圣母院的主体建起得更早。等教堂的废墟被清理干净后,就留下了后来的花坛所占据的那块空地。如果已然被毁的教堂里确实藏有魔法石,那么它现在一定躺在大主教桥下的塞纳河底,又或者(也更有可能)掩埋在了河流以北的田间或垃圾场。与此同时,巴黎圣母院的炼金师仍然紧蹙着眉头,思考那价值连城却消失了踪影的宝藏会在何方。
对这些事情(以及其他许多秘辛),那一晚站在圣母院门外的炼金师都了如指掌。他知道设计了圣母院的匿名建筑师以及建起了圣母院的共济会石匠早已把炼金的过程镌刻在了“最危险也最安全”的地方换言之,正因为那个地方光明正大,反而不会有人多加留意。
石匠把他们所掌握的炼金知识变成了一串串密码
为了守住与圣母院理应不相干的、属于异教徒的秘密,石匠把他们所掌握的炼金知识变成了一串串密码,刻写在了远比挂毯和手稿能留存得更久的建筑外墙上。如果一个迂腐又较真的学者反对勒迪克修复圣母院的做法,质问他怎么能够听凭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命手下“复原”出奇形怪状的石像(或任由本来就有的石像毫无章法地被摆在那里),那么勒迪克大可以反驳说,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建筑师能够仅仅靠着想象力便创造出那些神奇的作品,因为它们既体现了科学的精准,又饱含着纯粹的信仰。
电影《巴黎圣母院》(1956)剧照。
尽管当晚在圣母院门外的神秘客按捺住了内心的激动,但是,任何在离开时不经意间注意到他的游人都能从他的脸上看到那种惊恐与震慑兼备的表情,和南塔廊台上石雕的炼金师可谓一模一样。可如果要进一步探寻令这位神秘客心头大震的原因,旁人又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发现,于是便假定此人是游荡在大教堂外的、忧郁而失落的凡夫俗子。
还留在广场的少数游客正浏览着圣母院正门上方的“国王画廊”(雕刻有以色列和犹大的二十八位国王像),又对照着手中的旅游指南,试图辨认左侧门拱下方刻在柱子上的黄道十二宫符号和月份劳作图。我们的神秘客却不曾左顾右盼,而是直视着正门底部的一块块方形浮雕。这些浮雕被小小的龛门遮挡,不免晦暗难辨,在龛门上方大型的圣徒和天使雕像的映衬下益发显得渺小,因此几乎从没有人想过要对它们“另眼相看”。
夕阳沉入了地平线,警察总署大楼成了一片黯淡的剪影。圣母院灰白色的外墙愈发为阴影所笼罩,那位长久静默着的炼金师转过身,缓缓走过了广场。北塔敲响了整点的钟声,鸽子拍打着翅膀,扑棱棱飞向天际。圣母院的双塔仿佛一双眼睛,塔上那黑而狭长的百叶窗片就像睫毛一样。钟声响起的时刻,炼金师头也不回地朝塞纳河走去。他过了河,很快消失在了右岸。
不一会儿,一个一直等在不远处的男人走了过来,占据了炼金师方才的位置。这个人握着做工上乘的手提箱,另一只手上端着柯达相机,身上穿着昂贵的旅行披风,乍一看像个会被乞丐纠缠以求施舍的有钱游客。只见此人将手提箱放到地上,支好了三脚架,转动着旋钮,把相机镜头调整到和方形浮雕齐平的高度,然后一次拍一面浮雕,逐一按动着快门。还逗留着的游客受到吸引,不由驻足观看。他们跟随相机的镜头移动视线,在闪光灯泡一次又一次亮起时,惊讶地发现浮雕上那些他们从未留意过的细节是如此之清晰。和正门的所有雕塑都不同,被闪光灯照亮的浮雕内容与《圣经》没有明显的关联。
在“末日审判门”(圣母院正中的门洞)左侧有这样一块方形浮雕,显示了一个一手持盾、一手举矛的人正守护一座城堡,使其免受自浮雕左上角蔓延开的凶猛火势的侵袭。与之相邻的浮雕则刻画着身穿长袍的男子正冲进内有一佝偻身影的避难所的景象。“末日审判门”右侧的浮雕更令人费解,它刻着一群四肢健全的人正对某个席地而坐的男人表示哀悼的画面。那个坐着的人表情哀恸,仿佛是提前经历了岁月的无情洗礼,又像是才经受过什么野蛮的酷刑,他的一只手上仅余三根手指,身上的皮肉也已片片剥落。
最受瞩目的浮雕位于“圣母门”(圣母院左侧门洞)的左下角,它的内容过于奇特,令人很难相信它是最初的圣母院雕塑的一部分。可这面浮雕又显然保存完好,而且丝毫没有后来进行过修补的痕迹。浮雕上刻着一个长翅膀的人,他高举起右臂,摆出一种侵略的姿态。浮雕的最底部是一只漏斗(又像是形状怪异的葫芦),大片的浓云自漏斗中升起,几乎布满了整个画面。一只长着人类的躯干却有着蝾螈头部的生物正从云朵里倒栽下来。一颗颗六芒星在云雾缭绕下依然可见,仿佛其间包含了整个宇宙尽管单从六芒星的分布上判断,还无法辨别出任何星座。
拍摄完最后一面浮雕后,摄影师收起三脚架,把相机装进了手提箱,然后和炼金师一样,朝着同一个方向穿过了广场。比夕阳更璀璨的路灯已经沿着码头一一亮起,把广场远处的建筑物照得一片通明,也映亮了西岱岛上方的天空。圣母院大门上的浮雕复归于黑暗,几颗星子在天上眨着眼睛。
作者丨格雷厄姆·罗布
摘编丨何也
编辑丨张婷
导语校对丨柳宝庆
高以翔之死:仅仅责备电视台是不够的
高以翔
高以翔
北京青年报12月6日报道这是娱乐工业进程中的群体迷思。
高以翔录制综艺节目《追我吧》意外去世,此前大张伟一段吐槽“艺人拼体力录制真人秀”的采访被翻了出来。“(录制时)早上起来5点不到,那早餐还没开呢我们就得起,就跟人跑去,扛着大包过河,水里还有蛇……现在所有所谓红的人,哪个不是靠卖力气挣钱?”他也发出了“灵魂拷问”:“你们(观众)为什么爱看这个?”
《追我吧》节目组曾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其收视火爆达1.22,占CSM59城市组第一名、周五档全天综艺收视三连冠(注:“CSM59”为中国广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对全国最主要的59个城市进行的收视数据统计)。而在此前,同类型的节目《奔跑吧》《极限挑战》和《两天一夜》等,都有不错的收视率和广泛的受众群体。
——看吧,那些躲在屏幕后面的观众,似乎总对一出出喧嚣的奇观保持渴望的姿态。
在越来越挑剔的观众面前,艺人被期待成为“多面手”,但正如江一燕和翟天临的闹剧一样,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三头六臂、无所不能?在这样的压力下,大多数艺人的身份也由此面临两种撕裂。
一是本身职业特质与观众期待的撕裂。
不久前的《奇遇人生》第二季中,演员Angelababy需要陪素人嘉宾老徐骑行,原本行程有5天,可她在第2天便坚持不下去要“打退堂鼓”,之后的3天时间都选择了搭车。节目播完她一边倒的被骂得很惨,说她“不敬业”“插科打诨”者众多。她难道不知道节目播出后,人们会对她持什么看法吗?所以当我们回头再看这个片段时,这种放弃也不全是坏事。
电影电视剧和综艺节目在传播模式上最本质的区别是,前者用艺术手段传递价值观,后者用游戏手段传递价值观。不只是这种高运动强度的户外真人秀,还包括明星在屏幕上旅游、恋爱和带娃,这些都是他们艺术才华以外的部分。
在观众眼中,这些互动和流程都像“闯关游戏”,我们乐于看到明星在文艺作品之外的新鲜生活。如果没有高以翔的意外离世,节目按照正常的制作周期在一两个月后播出,所有人看到的将会是一个挑战者成功的故事。可惜没有“如果”,生命戛然而止,节目也暂时停播。一个剧本里写好的感叹号,突然悬停在空中成为一个问号,夹杂着遗憾、悲伤和愤怒地问:“这个行业怎么了?”
二是艺人实际地位与观众想象的撕裂。
在娱乐工业的巨型游戏中,艺人只是一个被建构起来的游戏角色,游戏角色哪有什么主动权,他们既不是游戏开发者,又不是真正玩游戏的人。在摁下“开始”按钮之后,他们只是被遥控器操纵的像素人物,为了激发观众的肾上腺素,不得不拼尽全力地奔跑,但也随时面临淘汰。只是,高以翔的这次“淘汰”过于残酷。
在娱乐工业十分成熟的韩国,艺人是一个随时能够替换掉的零件。他们从成为练习生接受魔鬼训练,到经过严格筛选成为真正的艺人,再被安排进某一个偶像团体,按照既定的人设去表演。在这个流水线中,即便他们深受粉丝追捧,但谁又能说清他们喜欢的是那个真实的人,还是所投射的自我想象?
近年来,大众对于艺人的情绪既激烈又苛刻,艺人作为公众人物,似乎享有了这世上全部的光鲜与名利;而他们同时也处于一种动辄得咎的紧张的社会氛围中,不少人都曾因为网络暴力而关闭评论,甚至退出社交平台。
高以翔事件后,一些演员微博转发了“工作不超过12小时”“两餐之间不超过6小时”等拒绝疲劳工作的倡议,但没过多久大众舆论便反扑,一些网友认为很多演员拿着高薪又不敬业,不应该趁机“吃人血馒头”。事实上,不管是巨额片酬、偷税漏税,还是疲劳工作、意外死亡,不成熟的运作体系正在给演艺行业带来一波又一波的损害。
在众多批判学者的眼中,工业本身就有原罪,因为它的核心是商业化逻辑,是扩散的、复制的。在这种思考框架下,不管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考虑更多的是这种形式是否带来更多的效益,而鲜少考虑人是否能健康快乐。于是我们时常看到有的节目要连续录制几十个小时,要设计出各种不合常理的段落取悦观众。不只是艺人,包括导演、制片人在内的这个链条上的所有人,都要抢档期、争时段,奋不顾“身”。
整个电视娱乐史的变迁,也几乎都基于商业逻辑。观众喜欢看什么,节目便做什么。从选秀相亲、亲子关系到户外竞技,中国电视荧屏上的狂欢哪一次不是一窝蜂似的。但众所周知,当有一个好的节目模式出现时,所有人都在抢,第一个人往往能得到巨大回报,第二个人也还能分得一杯羹,后面的跟风者大多铩羽而归。
许多类似的节目从游戏规则的设计到后勤保障,都缺乏对生命足够的敬畏。
这种撕裂其实藏在每个人的人格里,不仅是艺人,更是节目方,也包括观众。对高以翔事件的网友评论中反复出现“娱乐至死”,尽管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的那本代表性著作《娱乐至死》并非真的意指娱乐会带给人死亡,但这件事却成为其核心思想的最生动和惨痛的注脚。这本书提到,“电视已经取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
反思一下吧,在形形色色的娱乐节目中,我们学到了多少流行词汇,又把它揉进了日常生活而毫不自知?作为消费者藏匿着的我们,在游戏中塑造着别人的任务和“生死”,但在沉迷其中的同时,也塑造着自己的暴力与冷漠。
要把中国的娱乐工业建设成为真正的帝国,同样意味着要赋予它一个特别的人文关怀维度。只有当设计者考虑到每个人可能的身体极限,保障到每一处可能的漏洞细节,也不再为迎合观众口味而铤而走险,节目中所有流动的情怀一定能被观众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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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平台青少年模式运行如何?有平台仍可看擦边球视频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于6月1日起施行。5月20日,央视新闻热评指出,“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增设了网络保护专章。预防青少年沉迷网络确实需要法律的加持,也需要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落实这部法律的具体政策,在继续保持监管压力的基础上,对违规企业或平台加大法律与经济层面的惩罚力度,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互联网公司,则应给予及时的鼓励与奖励。”
“六一”儿童节前夕,南都记者实测了4个拥有短视频、直播功能的常用平台,针对其青少年模式运行情况进行测评。实测发现,在青少年模式下,视频号中仍有打着软色情擦边球的“性感美女”视频及直播,直播渠道也未完全关闭。此外,游戏点券、理财产品通过支付密码即可购买。
各平台青少年模式下操作权限有所不同
目前,快手、抖音、b站、微信4个平台,均上线了青少年模式,其中,设置在微信操作页面内的微信视频号,操作情况亦受到青少年模式影响。
青少年模式能否起到实际作用则是各界更为关注的问题。
5月20日,央视新闻曾发表热评称,“‘青少年模式’一再失灵的原因,或是互联网公司在技术上没用心,或是网络平台在内容设置上不走心。无论是模式开启后,呈现的浏览页面与普通模式在内容上毫无区别,还是‘一刀切’地将部分正常模式下的软件功能禁用了事,敷衍的态度与刻板的手段,都无法让青少年真正用好、喜欢上‘青少年模式’。”
“六一”儿童节,也是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前夕,南都记者针对4个具有短视频、直播功能的平台内容设置进行实测,发现各有不同。
其中,开启青少年模式后,微信视频号可以选择允许访问范围,包括“全部”“我关注的”“不可访问”,选择“全部”即可实现搜索想看的视频。
抖音平台青少年模式开启后有搜索功能,但无法查看私聊消息及直播,推送视频内容多为各类科普、萌宠、教育等视频。
快手用户仅能浏览首页推荐视频,以及“护苗在行动”“空中课堂”等板块中的教育教学视频,首页视频内容也多为教育类。
青少年模式下,b站首页虽设有直播栏,点开则显示“正在青少年模式中,暂时没有匹配的内容”,另外的“推荐”“追番”栏目中,也多为教育、知识、儿童动画等视频。
在视频、直播发布方面,青少年模式开启后,抖音不支持发布视频,由于发布视频与直播功能在同一板块,抖音直播功能也被屏蔽;快手屏蔽了视频发布板块,并提示无法进行直播,且无法进行打赏、充值等操作;b站原有的“直播中心”板块被屏蔽,无法开启直播,且有提示该模式下无法进行充值、打赏等操作。
南都记者实测发现,视频号在青少年模式下,则仍有直播、发布视频的入口,但需要进行实名验证。视频号在该模式下观看直播无打赏功能。
此外,青少年模式开启后,部分平台还对使用时间进行了限制。例如,根据抖音平台设置,青少年模式开启后,默认将开启时间锁,用户单日浏览时长超过40分钟后,必须输入设置好的密码才可以继续浏览。关闭时间锁、修改触发时间,也都需要输入密码才能操作,且提示“每日晚22时至次日早6时无法使用”。快手平台则默认“每天使用时长不超过40分钟,晚上10点至早上6点无法使用”。b站则显示每日22时至次日6时无法使用。
性感美女“擦边球”视频仍存在
打着软色情的“擦边球”引流,仍是青少年模式下值得重视的问题。
南都记者注意到,开启青少年模式后,微信视频号可以选择访问范围,如若将范围设置为“全部”,用户则可以通过关键词搜索到打着擦边球的“美女”视频。
视频号里的擦边球视频。
南都记者开启微信的青少年模式后,在视频号中搜索发现了一“美女”视频号,账号内容中的女子身着紧身短装,在视频中摆出摸腿、扭胯等姿势。视频下评论留言“好性感的大腿”“加微信私聊”,也有人质疑“没营养的东西发个不停,有意思吗?”其他同类视频中,还有女子穿着丝袜秀腿,或穿着暴露扭臀等画面。
通过点击一名此类视频作者头像,进入其作品页面,南都记者发现了作者正在进行直播的链接。直播中主播穿着一件吊带,一边与观众留言互动,一边随着音乐在镜头前扭动胸部,并自称是性感风格,“你们想看显的话就点开我的头像,我有发视频”“平时都不怎么穿”。该作者日常视频中,多为穿着暴露的衣服,内容以秀性感身材、卖萌舞蹈为主。
该直播评论区留言更是不断刷新,“内衣表演节目更好看”“想在你那里深入”“超管要来了”“主播到后半夜就开始走xg路线”。
对于上述问题,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告诉南都记者,即将实施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禁止发布、传播淫秽物品及信息,以及禁止制作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广告。而对于“性感美女视频和直播”,是否属于上述禁止范畴,需结合主播着装情况、直播尺度、内容、程度综合判定是否涉嫌淫秽色情以及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据他介绍,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网信部门会同公安、文化和旅游、新闻出版、电影、广播电视等部门根据保护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的需要,确定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网络信息的种类、范围和判断标准。”
赵良善称,目前网络直播平台所做出的技术手段主要是针对注册账号的实名认证监管,这样可以拒绝一批未成年人注册直播,但是仍然难以防范未成年人利用他人已经注册的成年账号开播,也就是缺失实际使用过程中的运营监管。
他认为,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规定:“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不得为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服务”,既然不允许未成年人直播注册,自然也就不为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服务,所以,未成年人利用成年人的账号独自开直播也是不允许的,至于后期如何避免以及采取何种技术手段阻止未成年人利用成年人的账号独自开直播,还有待完善,网信部等部门可细化标准,以达到杜绝未成年人直播之监管目的。
微信青少年模式下可购买理财产品
在进一步实测的过程中,南都记者注意到,青少年模式下,除了可以观看视频号中的“性感美女”视频以外,用户仍然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功能,打开Q币充值、理财通等服务。
以Q币充值服务为例,南都记者用已进行过身份认证的微信账号实测发现,在微信开启青少年模式的状态下,打开Q币充值服务,可任意通过点击“游戏”“会员·钻”等模块按钮进入充值页面。
青少年模式状态下打开Q币充值服务。
进入Q币充值的“游戏”模块后可以选择不同游戏购买游戏点券、游戏道具等。选择的游戏范围有包括和平精英、王者荣耀、英雄联盟等在内的多款游戏。
以和平精英游戏为例,点券面额10点券到6480点券不等,对应的充值金额为1元到648元不等。除了购买游戏点券外,用户还可以选择相关游戏装备进行购买。购买前需要提前将微信号和游戏号进行绑定,选择所在游戏大区,支付时可直接通过输入微信支付密码进行付款。
除此之外,在微信青少年模式下打开Q币充值服务后,还可以通过“会员·钻”模块进入腾讯视频VIP、QQ大会员、绿钻豪华版等充值服务页面,购买充值过程中同样系统会直接跳转到微信支付界面。
此外,在微信青少年模式下打开理财通服务后,页面有红色字样的“买一笔试试”按钮,点击后,能直接跳转到货币基金购买页面,购买时只需要输入相应金额,然后点击“买入”按钮,勾选“悉知风险”即可以通过微信支付,直接购买相应的理财产品。
以上板块,虽然开启了青少年模式,但在支付前,除了要输入支付密码,并无其他认证需要。
对此,赵良善表示,未成年人购买理财产品、游戏点券等,是不合法的。根据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企业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交易服务”,游戏企业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虚拟货币服务。
赵良善建议,在未成年人消费或者青少年模式时,对于一些消费页面或者消费推送进行关闭或屏蔽。
专家建议增加网络平台的审核义务
南都新业态法治研究中心长期持续关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并就未成年人冒充家长身份巨额充值及打赏问题开展过探讨。
2019年3月,一家有直播业务的公司宣传部门负责人告诉南都记者,该直播平台默认手机用户已在营业厅进行实名认证、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已经在绑定银行卡时进行过实名认证,作为平台也会在页面设置中加强提醒功能。
“但即使做到认证账号归成年人所有,实际使用人是谁这一问题仍然无法有效解决。”该负责人表示,当未成年人掌握了监护人手机、账号、密码、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后,平台如何采取更有效的实名制和防沉迷措施,也是长期以来困扰平台的一大问题。
赵良善也曾就此向南都记者表示,针对未成年人游戏直播打赏的困局,立法上可以增加相关规定,以避免纠纷出现,比如可增加网络平台的审核义务,需要进行消费的用户必须使用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注册,并保存用户注册信息;同时,应该设定实名注册后,要求用户上传真实照片进行比对,该比对目的就是对身份进一步核实。同时在进行银行卡绑定消费时,应该就实名注册信息和银行卡办卡信息进行核对及人脸识别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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