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

◎裴雪如

1982年12月7日，苏青去世，至今40周年。

20世纪40年代，苏青与张爱玲并称为当时上海的文坛双璧，可谓一时瑜亮。仅论小说的数量，苏青显然远远不及笔耕不辍的张爱玲。苏青最负盛名的小说当是镌刻着浓厚个人印记的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与《续结婚十年》。四十年前的12月7日，69岁的苏青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病倒后，她只想再看看《结婚十年》，可手上却没有一本自己写作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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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只要稍稍了解一下时代背景与人物生平，就能很容易地将小说里的角色一一镶嵌在其现实原型的模子中。在《结婚十年》的后记里，苏青公开宣称道：“首先得声明的，本文不是自传，只是自传体小说。”自传体小说这种体裁的讨巧之处，抑或说它的美妙之处，就在于作者在不抹去现实标记属性的同时，又能在此基调上笼罩一层虚构特性的光霭——并不明确指出哪些是虚哪些是实，将其融汇交织于一起。就连叙述者仿佛都变得迷离起来，我们分不清何时是那个挖心挖肺讲述着真实而残酷经历的真实作者的投影，何时是那个构思出足以以假乱真的故事的小说家的面纱。

自传体小说的另一优势在于作者可以在小说里不露斧凿地大量涂抹上西方文学理论里谓之自由间接引语的技法，即不标示出“她想”“她说”之类的记号，而让人物的话语、思绪、遐想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叙述者的双重身份也将内心活动与作者议论混淆，让常常展示的关于女性处境、婚姻困境、生活苦难的思考见解得以没有人工痕迹地渗透融入小说的水流里。

这些思考见解许多都一针见血，用女性视角的照妖镜暴露显现出男性真实的影像。在《续结婚十年》里有这样震撼的评论——这段评论来自于谈维明哄骗了苏怀青与其发生关系之后，苏青先使用了隐晦的笔触：“美丽的梦是一刹那的，才开始，便告结束。”现代读者已经见惯了大胆火辣的性场景书写，苏青挣不脱当时的时代局限，然而当时苏青的小说竟被评为露骨与情色，这不禁让今天的我们感到瞠目结舌。谈维明很可笑地问道：“你满意吗？”紧接着就是一大段的心理活动（抑或说评论）：

“我心里暗笑男子的虚荣可怜，无论怎样在平日不苟言笑的人，在这种场所总也是爱吹牛的。从此我又悟到男人何以喜欢处女的心理了”……

这是苏青绝对穿透出时代壁垒之处。时至今日，在这个仍然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这段话显得如此掷地有声，如同喷火般将脆弱的伪装燃烧尽灭，化为灰烬。于是苏怀青在谈维明说出了不负责任不愿结婚的推脱之后（与《结婚十年》出现的应其民及《续结婚十年》无数男子如出一辙），说出了小说中最具爆破感与激荡力的嘲讽：“在我认识的男人当中，你算顶没有用了，滚开，劝你快回去打些盖世维雄补针，再来找女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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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正是贯穿于苏青小说中的另一大特征。正如上所示，这种讽刺的根源是自始至终悬挂在小说中的第一人称主观视角，是以女性目光的能量光束撞击男性所有司空见惯所形成的粒子巨颤。一些讽刺相对流于表面，烙着明显的时代印记，起码对于现在在都市生活的人们已然很少见了，譬如长辈们重男轻女之观念，古人传下的不合情理之规矩，女子无才便是德之陈腐思想。还有一些则深入肌理，文字之桨仍然能搅动今日世界貌似相安无事的如镜湖面。

在《结婚十年》里有一句极佳的讽刺：先是兼容着戏谑与鄙夷的反讽语气的开头“这个我倒是很有经验的”，然后是一个极具洞察力的对照“过去不论同哪类男人交往，在与他独对的时候，他总讲得很诚恳，很有礼的，但是人一多便不同了，大家集中目标向你取笑”，最后再用那种兼容着戏谑与鄙夷的反讽语气收尾：“谁不参加几句，谁便像有什么嫌疑似的。”自然流露的语气和入木三分的观察让这个讽刺既轻又重。这本小说里最精彩的一段讽刺出现在第二十二章，以力透纸背的清醒和深刻一击即中了残酷的现实：

“没有一个男子能静心细赏自己太太的明媚娇艳，他总以为往后的时间长得很，尽可以慢慢儿来，殊不知歇过三五年便生男育女了，等他用有欲无爱的眼光再瞥视她时，她已变成平凡而啰唆的，抱在怀中像一团死肉般的妇人。这时候他会厌恶她，恨她，觉得她累赘，仿佛不虐待她一下不足以泄自己被屈抑的愤怒似的；她假如含泪忍受住了，也许就能够挨到白头偕老，像一对老伙伴似的直到最后的撒手为止。但是她不能够，她的回忆太鲜明了，她只记得开始恋爱时的刹那，那是一个梦，她把梦来当做现实，结果觉得被欺骗了——其实欺骗她的还是自己，而不是他，男人家事情忙，谁还这么有记性地牢记着八年或十年前的梦呓，永远迷恋在梦中，一世也不睁开眼来瞧下这个纸醉金迷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男人的，只有男人可以享受爱，爱就是促成交合同时还能够助兴的东西，男人到

了中年后渐渐明白过来了，觉得它太麻烦费时，要讲究享受还得另外用一种东西来代替它，这种东西便是钱，钱在男人手里，谁能禁止他们同时大量的或先后零碎的一个个买爱！”

在《歧途佳人》里，讽刺简直像一颗颗珍珠穿成了项链般连绵不绝。苏青把这种讽刺用到了极致，让其成为小说风格的肌理和纤维。她拨弄出各式各样的巧妙讽刺技法的音符：吊诡——被压迫的人要替压迫他们的人辩白帮腔；视角——用儿童的戳破皇帝新装的话语折射出大人们虚伪的面容，再续接上大人们气急败坏的遮掩；转折——一件事发生前人们是如何做的对比，一件事发生后人们态度做法的突然反转，而两者都同样来源于人性的劣根；反差——嘴上说得好听，实际的行为则与之相差十万八千里，而且还要努力把黑的说成白的，把自私自利镀上为人着想的金粉。

这些讽刺手法如输血管为小说提供着流动的能量，甚至在描写风景环境之时都描着这样的线条。在第五章《我的家庭》里，苏青这么向读者扔掷出鸳鸯湖的模样：“所谓鸳鸯湖不过是一片阴沉沉的水。”“人家是连鸭子都不放心让它们出来游，因为怕会给这含有颜料的湖水毒死。”笔锋一转，把无人问津的鸳鸯湖与作为风景点的中山公园做对比，而中山公园也只不过是地方当局对旧有的后乐园略加修葺且毫无美感甚至还加了一层铁丝网的工程罢了。紧接着顺势滑入了对这些游玩中山公园却连中山先生照片都认不清的人们的评论批判，最后思绪被这样一个场面骤然打断：捕鱼船上的一只鸬鹚入水衔住了一条小鲫鱼，然而却被渔夫扼住咽喉，只能痛苦地把到嘴的食物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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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常见的批评就是指责苏青的文笔，尤其与张爱玲相比较显得文学性不强。并非是苏青写不出这样的文字，我们能在她的小说里偶尔瞥到一抹浮光掠影。譬如那句充满了诗意的“萧索的晚秋，后湖该满是断梗残荷了吧，人儿不归来了，不知道湖山会不会寂寞。”破败的意象，拟人化的湖山，“该满是断梗残荷了吧”让整个句子有了一种似乎不敢睹物的语调。描写雪地的对偶句“纹银不足喻其光泽，水钻不足比其洁白”，以无机的人工造物纹银水钻与天然之雪做对比，更衬托出雪的晶莹皎洁。之所以不大量工笔雕琢，只是因为这种风格与小说要体现的整体气质不搭罢了。一本真正杰出的小说，必然是形式与内容调和一致，相互联系的。

今时今日，许多人对苏青作品的指责多半集中在所谓的时代局限性上，认为她的小说女主人公虽已涌现出了进步的幼苗，却依然可悲可叹又无可避免地被缠裹在旧思想的茧丝中。这种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以此批判苏青的小说并将其归类于其作品的缺陷却是站不住脚的。在《结婚十年》的第四章里，女主人公苏怀青就已经开诚布公地对读者吐露道：“我是个满肚子新理论，而行动却始终受旧思想支配的人。”可见，这种半新半旧的黏合所导致的思想的混乱性与人性的复杂度本就是故事情节的助力、小说脉搏的律动。

在小说里——我们几乎可以武断地下这样一个论断——没有缺点绝对完美高高在上俯视众生的人物是扁平的，是不足以打动人的、没有什么魅力的。苏青在《结婚十年》的后记里以作者身份写道：“希望普天下夫妇都能互相迁就些。能过的还是马马虎虎过下去吧，看在孩子份上，别再像本文中男女这般不幸。”这种态度在如今的社会中当然是不足取的。但文学并非是以追求绝对的正确为终极目标，小说毕竟不是关于如何生活的手册与指南。

《结婚十年》与《续结婚十年》这种自传体小说，某种意义上糅合交汇着小说主人公和作者两种身份。苏青亦不避讳展露自己的缺点、局限和纠结，她邀请我们进入人物内心最深处的隐秘，向我们毫无保留地托出女主人公的高傲、自大、矛盾、愚蠢。在《结婚十年》里，她一方面厌恶她的丈夫，又一方面同时希望她的丈夫可以只爱她一人；一方面鄙视婚姻，一方面同床共枕时又想听丈夫猥亵粗俗的挑逗；她也嫉妒过别的女子，希望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也会因为认识显贵而在心里暗自得意，表里不一地暗自幸灾乐祸过“我用平淡的口吻安慰她说，心里有些得意。我的娃娃是女的，还可以雇奶妈，她的男孩子却丢在堂里”。本质上，苏青的最击中读者的还是她令人震惊的不做作的诚实。这是所有真正的小说家们必经的酷刑——血淋淋地剖析自己，捧着新鲜的跳动的心脏献祭给读者。

苏青，抑或苏怀青，是超越与局限的集合体，是新时代旧思想之间滋生的悲剧性产物，而这也正是苏青的小说之所以令我们着迷与震颤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