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警戒2起义时刻文章列表:

• 1、95年前南昌起义，谁发起、谁领导、谁开第一枪，追溯建军背后故事
• 2、八一南昌起义
• 3、两当兵变的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
• 4、彭德怀与贺龙比较：一个元帅排第二，一人排第五，区别何在？
• 5、317、他是十二月党人起义领袖

95年前南昌起义，谁发起、谁领导、谁开第一枪，追溯建军背后故事

#头号周刊#

在南昌市中山路西端“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内，坐落着“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门楣悬挂的金匾为陈毅元帅于1957年手书。走进馆中，满眼都是关于南昌起义的雕塑、展品和记忆。

图片源于网络

纪念馆的主雕塑共有2组12个人物，前面的5人反映着起义的五个特征：①一人高举红旗，象征武装斗争；②一人高举手枪，象征打响第一枪；③一人举着马灯，象征起义时间和革命火种；④一人吹着军号，象征革命号角；⑤一人举枪招手，象征号召起义。后面7人紧紧跟随，象征起义追随者和队伍壮大。

图片源于网络

以此为始，让我们在建军95周年之际，从馆藏的雕塑和展品说起，追溯南昌起义的建军故事，你不知道的建军故事。

为什么是在南昌

1927年，在北伐如火如荼进行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彻底决裂，共产党员被大屠杀、大逮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图片源于网络

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该何去何从？当时，有人主张东征攻打南京，有人主张西退四川，有人主张南下广东，稳住根据地。1927年7月中旬，中央定下了“立即决定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规划湘鄂赣粤的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发展”的战略。

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在南昌、九江汇聚，张发奎又迫不及待地催促叶、贺部队暴动。此时，革命前路黯淡，若不起义暴动，武装力量势必解散。

北伐时期的张发奎

当时，中央派遣李立三、邓中夏等人，先期赶往九江，一是接应中央撤退至上海，一是考察张发奎的“回粤运动”。但他们对撤退的事宜并不太上心，ー心只想着如何发动起义的事情。

他们召开九江会议，认真分析当前的形势，认为跟张发奎一起搞起义，成功的可能性不高，且张的态度左右揺摆。而我党已经决定了施行土地革命，重心放在农村，再选择“占领城市”迟早会走向决裂。

于是，他们提议在南昌、九江一带就地发动起义。此时，有几个重要的因素，促成了最后在南昌的发动起义。

起义军集结示意图

一是叶挺、贺龙的部队先后因为东征的调动，开赴到九江。

二是朱德秘密返回南昌，他领导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确定参加起义。

三是周恩来前往九江考察后，认为虽然九江群众基础很好，但水域多、腹地小，部队回旋、撤退的空间太小。

四是南昌距离九江仅100多公里，地处内陆、腹地辽阔，反革命武装难以快速赶来，群众基础也很好。

五是南昌守城兵力仅有6千余人，我预定起义部队有2万多人，力量优势明显。

就这样，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在南昌发动起义。

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们

在纪念馆内，有一座名为“一代英豪”的雕塑，从左至右分别是：刘伯承、叶挺、周恩来、贺龙、朱德。他们代表着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刘伯承、叶挺、周恩来、贺龙、朱德

发动南昌起义，严格来说，共有三大组织。其中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澎湃组成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前委，主要是中央在领导某一地区的武装起义或重大战役，而设立的党的高级领导机关。

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

贺龙是起义总指挥兼20军军长，叶挺是起义前敌总指挥兼第11军军长，朱德率领南昌市公安局部队，负责牵制敌方将领，刘伯承任军事参谋团参谋长。他们实际构成了起义部队的指挥机构，所属部队共计2万多人。

南昌起义部队战斗序列

还有一人是张国焘，他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是差一点毁掉南昌起义的人。

7月24日，第二次九江会议后，最开始定下的起义时间是7月28日晚。7月27日，周恩来秘密抵达南昌，他是中央指派的此次起义的领导者。他们住在朱德位于花园街的2号公寓内。当晚，周恩来找来贺龙谈话，尚未入党的贺龙当即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而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张国焘却带着所谓的共产国际的意见赶到了九江，要求起义推迟。当时，国产国际的意见是：“起义若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征求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而张国焘则认为，共产国际不同意起义。于是，他连发两份电报，要求起义部队不准行动。

30日晨，他来到南昌，要求重新讨论起义，并宣称要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能行动。而此时的张发奎，实际上已经倒向了汪精卫。7月31日时，他下令叶挺、贺龙撤回九江，并下达了缉拿共产党人的手令。

在这危急关头，周恩来一生中第一次拍桌子，生气地说：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吻合，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

到了1月31日，张国焘又以起义性质、起义宣言等等为由，企图阻止、拖延起义举行。此时，我们终于得到了汪精卫、张发奎“联手反共”的消息。南昌起义已是箭在弦上。

起义作战命令

在大家的极力坚持和共同努力下，最终将起义定在了8月1日凌晨举行。

石破天惊的第一枪

在纪念馆里，一只苍劲有力的大手，紧扣着“汉阳造”扳机，突破岩石而出，命名为《石破天惊》，意指“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现实中，是谁打响的这第一枪呢？

石破天惊

最初，起义定下的时间是8月1日凌晨4点。为了区分敌我，晚上8点后，起义部队每人左臂缠白毛巾，颈上系红布条，手电、马灯以红十字为标识，口令“河山一统”。

南昌起义的旧军装

当晚，朱德在南昌有名的佳宾楼大摆宴席，宴请南昌驻军的几位团长，并随后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31日下午6时，第二十军第1师宣布起义后，副营长赵福生却突然失踪了。他跑到滇军指挥部告密。副官则将消息，报告给了正在吃饭的两位团长，朱德也正好听到了。

随即，宴席散去，朱德将消息告知了贺龙。周恩来当机立断，暴动提前2小时进行。而实际上，南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却有多种说法，从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看，流传较广的说法是：

31日夜间，省政府卫队反对起义，准备以演习之名出城。此时，南昌城已经被秘密封锁起来，卫队重新退回大院。这时，一个哨兵发现情况异常，朝天鸣枪示警，一共开了3枪。枪响以后，大家以为是起义信号，战斗瞬间就在各处打响了。时间还不到12点。

南昌起义后，朱德在自已使用的驳壳枪上，刻下了“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以纪念那个难忘的夜晚。

朱德南昌起义用的驳壳枪

军旗升起的地方

1944年，周恩来反思起义失败时说：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

8月1日早上6时，起义部队歼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起义胜利后，我们立即发表了《八一起义宣言》，并将起义部队整编为第二方面军。这也宣告着属于我们自已的革命军队真正组建了起来。

八一南昌起义油画

8月3日，在国民党重兵前来“围剿”的情况下，我军按照原定计划，开始撤离南昌，经赣东闽西南下广州，计划建立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争取国际援助。

由于当时的部队，未经整顿，思想驳杂，各有各的想法。南下途中，第10师和其他各部官兵，陆续脱离了起义军。8月7日，到达临川时，只剩下约1.3万人。至8月30日，部队经历会昌、瑞金两战后，约剩1万余人。到了10月初时，仅剩下了2000余人。

当时的部队可谓是“一碰就散、一打就跨”，甚至有人提议“另起炉灶”。对此，朱德愤怒的说：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黑暗是暂时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陈毅曾回忆说，当时朱德地位并不高，但他“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了革命信念”。

最终，起义部队剩下了800人，并于1928年4月28日，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完成了“井冈山会师”，两军合并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史称“朱毛红军”，这也是我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

毛泽东、朱德

1933年7月11日，我们正式决定将8月1日确立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纪念日。1949年3月11日，毛主席亲笔在“关于军旗的决议”手稿上，写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毛主席手稿

1997年，江泽民同志为纪念馆题词：军旗升起的地方。

图片源于网络

这些都意味着，红军来自工农革命军，工农革命军诞生于南昌。而南昌起义，则是军旗升起的地方。

留下名字的参与者

在纪念馆里面，有一面南昌起义参与者名录墙，如今共有1042个名字。而大部分名字，依然隐藏或已经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了。

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墙

当时，我起义部队主要包括：贺龙领导的20军，下辖6个团，约7500多人。叶挺领导的11军，下辖8个团，直接领导的24师有5500多人，还有第10师4500多人、第25师3000多人。朱德领导的第9军，实际只有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约有500人，共计22500余人。

而从起义发动，到最后留下革命的火种，完成井冈山会师，却只剩下了800人。这里面，有的是在转战途中，脱离了革命队伍，有的则是英勇牺牲了。

由于历史久远，史料征集的难度很大。从1997年至2017年的20年里，纪念馆从原有的104年，不断查证、新增到了1042人。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而比较为人熟知的是，南昌起义共计走出了：“十大元帅”中的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林彪6人。“十位大将”中的陈赓、许光达、粟裕3人。还有周士第、萧克、杨至成、赵尔陆共4位上将，以及6位中将、6位少将。更有最重要的领导者，“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

南昌起义走出来的将领

南昌起义，可以说是军旗升起之地、革命第一枪打响之地、开国将帅诞生之地。历经95年，人民军队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一场场胜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浴火战斗、玉汝于成，正向着世界一流军队阔步迈进。

烈士的鲜血染红军旗，革命的信念擎起战旗。中国人民解放军，95岁生日快乐！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纪念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最早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谁?#​

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由此成为人民军队的纪念日。

南昌起义纪念碑

合作破裂，面临屠杀

1927年4月，国民党内部“宁汉分裂”，蒋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与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决裂，并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开“清党”，大量逮捕和处决共产党人。7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亦公开宣布“分共”，发动“七一五”事变，采取“宁可枉杀千人，也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屠杀政策，清除政府部门和军队的共产党人，并决定“东征计蒋”，直取南京，争夺国民党正统地位和长江下游地区。其中，张发奎领导的第二方面军主力计划自南昌兵分两路，一路经上饶、江山、杭州、进攻上海或南京，另一路经皖南进攻南京。第二方面军深受共产党人影响，第4军参谋长为叶剑英，第11军副军长为叶挺，第20军军长贺龙，为稳定军心实现南下企图，张发奎态度模糊，不敢断然“分共”，也不想卷入蒋汪的利益斗争，企图借东征之机，借道江西，回广东另立局面。

国民党当局“清共”

7月12日，面对日益紧张的形势，中共中央采取非常措施，以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5人，组成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停止陈独秀的领导。临时常委会做出两项应变决策：一是在湘鄂粤赣4省发动秋收起义，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二是将武昌警卫团、武汉军校学员队和平浏农义勇队等武装力量集中到第二方面军，随张发奎回广东，徐图发展。

7月20日，汪精卫从武汉窜到庐山，极力拉拢张发奎。在九江的中共中央委员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和叶挺、聂荣臻召开会议分析形势，认为张发奎已靠不住，必须脱离接触，计划在南昌举行起义。

21日， 李立三、邓中夏上庐山，与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等商议，并汇报了南昌起义方案。22日，张太雷把起义方案带回武汉。23日，李立三回到九江，召开第二次九江会议，再次研究南昌暴动的具体事项。24、25日连续2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会议，同意起义的决定，并派周恩来赴南昌任前敌委员会书记。25日，周恩来秘密到达九江，组织第三次九江会议，传达了中央决定。此时，张发奎秉承汪精卫旨意，正式通知叶、贺到庐山“开会”， 并将所辖部队移驻德安。贺龙、叶挺、叶剑英、高语罕、廖乾吾在一只小筏子上召开紧急会议，叶剑英揭露了汪精卫、张发奎等借开会之名，解除贺、叶兵权的阴谋，决定于26、27日，叶、贺分别率部前往南昌，做好起义准备，南昌起义蓄势待发。

南昌起义领导人

南昌城内的反对势力

南昌市内和近郊只有朱培德第五方面军部分兵力、南昌卫戍司令部和伪省政府警卫部队，总人数约1万人。第五方面军主要包括：总指挥部及警备团位于藩台衙门，下辖的第3军第23位于贡院、24团位于新营房，第6军第57团位于天主教堂，第9军的第79位于大营房、80团位于老营房，总计六个团的兵力约3000人。

另外，第3军(王均)主力位于樟树、吉安、万安地区，第9军（金汉鼎）主力位于进贤、临川地区，第6军主力正经萍乡向南昌开进，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其余部队位于九江地区。

参加起义的部队

起义的目的并不是要以此来夺取国民党的政权，而是为了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脱离关系，反抗国民党的屠杀，并挥师南下，在广东建立根据地，实行二次北代，表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起义部队包括第二方面军部分兵力、第五方面军第3军官教育团及南昌市公安局2个警察队，共2万余人，贺龙任起义军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其中，第二方面军主要有第4、11、20军，其中第4军深受共产党人影响，参谋长为叶剑英，包括第25师的第73、74、75团，驻在马回岭车站；第11军，叶挺任副军长，包括第24师，叶挺兼师长，第10师，师长为蔡廷锴；第20军，贺龙任军长；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从敌我双方态势看，南昌市内和近郊我方兵力占绝对优势，兵力对比达7：1。在外围，吉安、东乡、进贤的敌人和九江地区的张发奎部，又包围着南昌，这就要求速战速决，在敌人来不及增援的情况下，夺取胜利，占领南昌。

为什么选择南昌

南昌，江西省的省会，位于赣江下游东岸，处在南京、武汉和广州中间，是江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和汪精卫还有过迁都南昌之争，在南昌起义，在国内外影响较大。南昌与敌力量集中的九江相距130公里，当时连接两地的南浔铁路全程约5小时，利于起义部队运输辎重、调动部队，南浔铁路在南昌的终点是昌北的牛行车站，与南昌城之间隔着一道赣江，便于我借赣江的阻隔来组织防守。且城内四周有高大的城墙，赣江在城外绕城面，一旦周围敌军来攻，我军可凭赣江和城墙而守。城内守敌相对薄弱，仅有第五方面军部分兵力，总指挥朱培德正在庐山开会。短期内，南昌城不失为一个进可攻，退可守之地。

战斗经过

按照前委作战部署，贺龙率第20军负责攻打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及警卫团和第9军79团，叶挺率第11军负责攻打其余几个团，朱德则遵照部署，于31日晚，以请客吃饭为名，将敌2个团的团长和团副牵制住，配合起义。

31日下午，20军教导团团长以新换防为名率领干部"拜访"敌军团长， 进入敌第79团的大营房驻地，侦察了敌情和地形。

8月1日2时，起义部队向南昌守敌发起全面进攻。第20军第1师攻击向旧藩台衙门的国民党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及警卫团，历经三小时的激战，全部缴械投降，起义军占领了敌人的总指挥部和省政府。教导团和第6团迅速包围79团，敌人还在梦中，乱作一团，大部被俘。

第11军第10师向驻在附近老营房的敌第80团发起攻击，在第20军教导团、第6团的协同攻击下，大部被歼，残敌向进贤溃逃。

战斗经过图

第24师第71团与驻松柏巷的第6军第57团展开激战，敌人听到枪声，仓皇应战，刚走到松柏巷口，就遭到起义军的迎头痛击。敌人关起大门，依靠坚固的掩蔽物进行抵抗，经过激烈的巷战，敌人缴械投降。

第24师第72团向敌第3军第23、24团发起攻击，第72团是一直跟随北伐的一支广东农军。第72团3营巧妙地接近了敌第24团，在广东农军配合下，一举歼灭了敌人。敌第23团驻在贡院后面，遭我攻击后，沿湖边向北败退，被埋伏在水观音亭的起义军密炽的机枪火力截住了，敌人被迫又退回来，夺路突围。

激战至拂晓，起义部队全歼守军，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

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4军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也举行起义，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8月2日到达南昌集中。

起义后何去何从

南昌起义爆发并取得成功， 1日上午，组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由贺龙同志任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 刘伯承同志任参谋长，全军共2.3万人。下辖第9军、第11军、第20军，其中，第20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为廖乾吾，辖第1、2、3 师、军直教导团及特务营。第11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下辖第10、24、25师及军直特务营。新设的第9军以原军官教育团为骨干，还有一些南昌市的印刷工人和铁路工人参加，副军长为朱德。

起义军编制

南昌起义后，由于缺乏经验，部队没有与江西农民运动结合开展斗争，而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既定战略，离开南昌，南下广东。途中层层受阻，主力受挫，失败后，一部由董朗率领，退入农民运动发展的海陆丰地区，后编入工农革命军第2师，与当地农民相结合在海陆丰坚持斗争。另一部由朱德、陈毅率领，退出广东，进入赣西南。在崇义上堡对剩下的800多人加以整训后，部队又经粤北于1928年1月进入湘南，占领宜章，发展到2000多人，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这支部队后来转战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成为红军的重要来源之一。

两当兵变的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

作者：王全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

90年前，习仲勋同志等革命先辈发动了震动西北的“两当兵变”，犹如一声春雷，唤醒了白色恐怖下的陕甘人民，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为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陕甘革命历史上、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不朽功勋，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宝贵经验，深入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对于激励我们在新征程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两当兵变旧址之一资料图片

两当兵变纪念馆资料图片

一

“两当兵变”高举了陕甘武装起义的旗帜，为我们党壮大革命武装积累了宝贵经验。大革命时期，西北革命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党在政治上思想上还不成熟，后来遭受了严重损失。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共陕西省委按照党中央指示精神，将“组织兵变，扩大红军”作为当时革命斗争的“中心策略”，陆续“调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队中去，发动兵士的日常斗争，进行有组织的兵变”。1930年初，习仲勋同志成为这一批委以重任的“得力同志”之一，被派赴国民党西北军开展兵运工作。习仲勋同志没有辜负党组织的重托，此后两年间，他在国民党军中采取稳健而讲求实效的做法，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党员发展到三十多个，在二营的各连建立了支部”，使这支部队的主要力量掌握在党的手中，为“两当兵变”打下了坚实基础，最终成功将3个连300多名士兵改造成革命武装。更为重要的是，习仲勋同志在这两年间，“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这为我们党在革命处于低潮、缺乏兵运成功经验的局面下，实现“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目标，作出了极具开创性的宝贵探索，积累了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以“两当兵变”为开篇，党在陕甘领导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陆续爆发了20多次武装兵变，“使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渐燃遍了陕甘”。

“两当兵变”配合了陕甘革命斗争大局，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两当兵变”不是孤立的、单纯的一次兵变，而是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与中国革命大局密切相关的，“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两当兵变”发动之时，全国革命形势正发生着重大变化，特别是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已进入了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崭新阶段。习仲勋同志领导的兵运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在密切配合革命斗争大局中一步步开展的。兵变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一开始就确定了开赴陕甘边地区，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陕甘游击队会合的行军方向。习仲勋同志等指挥部队行军数百里，作战十余次，极大震慑了国民党当局，成功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有力配合了陕甘边革命斗争。更为重要的是，“两当兵变”的经验教训促使习仲勋同志对一系列重大革命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认为兵运工作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武装起义要依托革命根据地才会走向成功，这也是刘志丹、谢子长同志等西北共产党人的共识。他们坚定接受毛泽东同志“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走到哪里就把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理讲到哪里”，从而成功开辟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最终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建立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两当兵变”锻炼了革命队伍，为我们党的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骨干。作为“两当兵变”的主要领导者，习仲勋同志从事兵运工作的两年是他革命生涯的重要开端。这段经历极大丰富了他的革命经验，锻炼了他的军事才能，增进了他的组织才干。有战友曾这样回忆当时的习仲勋同志：“他虽只有十八九岁，但显而易见比较成熟；外貌文静，内里火热，谈吐清雅，谋略过人，是我党一位年轻有为的好干部。”以“两当兵变”为起点，习仲勋同志开始经受武装斗争血与火的考验，由一名从事学生运动的革命青年、普通党员，逐渐成长为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习仲勋同志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21岁就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32岁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46岁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参与领导兵变的刘林圃、李特生、吕剑人等同志，后来也成长为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军政骨干，有的还成为党的高级干部。参加兵变的一批战士后来辗转找到红军队伍，为革命事业继续流血奋斗。“两当兵变”为党造就了一批政治、军事人才，特别是为后来创建陕甘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培养了一批优秀革命者，这是“两当兵变”重要的历史贡献。

“两当兵变”播下了红色的火种，为西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培育了必要基础。万事开头难，“两当兵变”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驻甘肃国民党部队中最早发动的一次武装兵变，难就难在当时不论是士兵还是当地群众，对党都缺少了解、缺乏认同，革命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还不牢固。习仲勋同志对此不仅有着清醒的认识，更有着可贵的担当。他坚决顶住当时省委派出的几位负责同志不顾条件发动兵变的要求，从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入手，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直至唤起广大士兵脱离旧营垒、投身革命的觉悟和决心。习仲勋同志高度重视同驻地群众搞好关系，坚决杜绝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发生，要求党员带头并教育士兵不打骂群众，不抢劫老百姓东西，平时还帮助农民收种庄稼，维持地方治安。因驻地回民较多，习仲勋同志特别要求部队注意尊重民族习惯。当地群众切身感受到这支队伍的与众不同，为兵运工作乃至党在当地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培育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奠定了扎实群众基础。此后，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多次经过两当、经过凤县，一大批三秦儿女加入红军、投身革命，陕甘两地党的组织也在艰苦的地下斗争中不断发展，成为党在西北地区的重要力量。这样的成绩，正是建立在习仲勋同志组织领导的“两当兵变”等一系列革命斗争所奠定的社会基础之上的。

二

“两当兵变”不仅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更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纪念“两当兵变”，就是为了牢记革命历史、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把革命先辈在伟大革命斗争中开创的伟大事业、铸就的伟大精神发扬光大。

我们纪念“两当兵变”，就要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坚定信念、绝对忠诚，为建设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不懈努力。“两当兵变”的成功发动，就在于有党的坚强领导。“两当兵变”贯彻了党开展兵运工作的方针，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择机发动；遵循了党领导军队的基本组织原则，支部建在连上，使兵运工作始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稳步开展。以习仲勋同志为书记的营委和各连支部组织健全，“四个连党的士兵支部都有二十几名党员，日常斗争发动得很广泛”，从而起到掌握和控制部队的中坚作用。“两当兵变”的经验教训，更在斗争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了高级干部对于党的领导的认识。习仲勋同志后来回顾“两当兵变”及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时，着重强调了革命理论和革命领袖在党的领导中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当年几十次兵变虽然都失败了，“却使我们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我们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因此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习仲勋同志特别把“陕甘边根据地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作为一条基本经验。因此，根据地才能始终不渝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右的干扰，经受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

回望我们党的百年不懈奋斗史，一个结论格外鲜明、弥足珍贵，这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就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指导，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这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重大结论，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我们要从“两当兵变”的历史，从我们党一百多年的奋斗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我们纪念“两当兵变”，就要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人民的美好生活而不懈努力。“两当兵变”的成功发动，就在于习仲勋同志等革命先辈对于人民幸福舍生忘死的追求。他们为了崇高的理想，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抱着永久奋斗的信念投身革命、慷慨举义，抛头颅、洒热血，直至斗争到最后一刻。这样的信念和勇气，正是来自他“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情况”。在兵运工作中，习仲勋同志始终注意深入群众、服务群众、依靠群众，因此才能最终号召群众、发动群众、领导群众。习仲勋同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自然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20世纪40年代初，党组织在给习仲勋同志的鉴定中这样写道：“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毛泽东同志更亲切地称赞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回望我们党的百年不懈奋斗史，革命先辈用生命践行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要从“两当兵变”的历史，从我们党一百多年的奋斗中，深刻领悟“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深刻哲理，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步一步变为现实。

我们纪念“两当兵变”，就要始终牢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品格，不懈奋斗、不惧牺牲、不断创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两当兵变”的成功发动，关键就在于革命先辈绝不畏惧、绝不退缩，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习仲勋同志说过：“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因为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押过的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被查获，就是处死”。习仲勋同志在总结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教训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坐在洋楼上，只指挥学生斗争，空喊斗争，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真正的领袖是在不脱离群众斗争的同志中产生的，决不会在没有经过斗争锻炼的人身上体现出正确路线。”

回望我们党的百年不懈奋斗史，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我们党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坚如磐石、不断奋起，都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压倒，敢于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征服。我们要从“两当兵变”的历史、从我们党一百多年的奋斗中，深刻领悟伟大建党精神的强大力量，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迎难而上、一往无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20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彭德怀与贺龙比较：一个元帅排第二，一人排第五，区别何在？

作者：莫孤烟

彭德怀与贺龙有诸多相似之处，例如都是湖南人，都出身旧军队，都独自拉起了一支队伍，都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都是开国元帅。但他们又有诸多不同，可以说是个性迥异、完全不同特点的人。

贺龙早年曾在江湖市井，终生不改豪侠本色，为人性情豪爽，重情重义，交友极广，直率耿直，热衷体育；彭德怀出身社会底层，终生艰苦朴素、律己极严，性情严肃刚正，不怒自威。除了带兵打仗之外，彭总关心民生疾苦，对经济工作也颇为内行。

在十大元帅中，彭总排名第二，仅次于朱老总。贺龙排名第五，位列林彪、刘伯承之后，陈毅之前。这一排名，是他们在军中地位的客观反映。

朱老总和彭总在一起

事实上，在十大元帅之中，贺龙的起点是最高的。我军诞生的标志是南昌起义，在参加起义的各路部队中，贺龙所率的20军3个师，人数最多，实力最强，是起义所依仗的主要力量，贺龙还是南昌起义总指挥，位在朱德、刘伯承等人之前，更不用说林彪当时还是连长，当时的级别和他相差太远。

而在同一时期，彭德怀只是湘军中的一名团长，和贺龙相比，地位差距也很悬殊。不过彭德怀领导发动了平江起义，一手创建了红五军和红三军团，成为井冈山根据地以及之后的红一方面军的核心骨干，他本人也成为红军中仅次于朱毛的重量级人物。

贺龙的本部人马在南昌起义之后，损耗很大，他本人回到湘西老家后白手起家，又拉起了一支红3军（红2军团），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红二方面军的骨干，贺龙本人也成为红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不过，红二方面军无论是部队实力还是影响力，都远不及一、四方面军，可以说是一支偏师。

贺龙与战斗篮球队队员合影

贺龙在给部队讲话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彭德怀已成为整个红军事实上的前敌总指挥，山城堡战役就是他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显然，这一时期彭总在军中的地位在贺龙之上。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彭是副总指挥，贺为120师师长，两人之间已经构成上下级关系。

会师之前，彭德怀与贺龙从未谋面，互相之间只是神交。不过，有一个人却与他二人都有密切关系，那便是段德昌。段是彭加入组织的介绍人，同时也和贺龙一道开创了湘鄂西根据地，也是洪湖苏区的负责人之一。段于1933年被冤杀，后人一般都把责任归结于夏曦。贺龙当时反对杀段，希望能留作自己的军事助手，但没能挽救，段德昌的冤杀成了贺龙的一大遗憾。

整个抗战期间，彭德怀长期在太行山主持前指，组织发动了百团大战，威震中外，军中威望除朱老总之外，无人能及。贺龙则领导开创了晋绥根据地，成为拱卫陕甘宁边区的屏障。由于晋绥根据地和八路军120师承担保卫大后方的重任，因此和115师、129师相比，他们的仗打得少一些，部队发展也受到了影响，而贺龙本人在抗战后期，事实上淡出了对一线部队的指挥。

彭总在百团大战中靠前指挥

彭德怀和贺龙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是在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3月，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陕北，留守边区的几个旅加上后勤人员也不过2万人，保卫延安就靠这点家当。陕北的部队多来自贺龙旧部，但贺龙此时远在晋绥，在回延安之前需要有人暂时代理指挥。身为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的彭德怀主动请缨，得到了主席的批准。

彭总原本是坐镇中军帐指挥全局的主将，本不该直接指挥一支野战部队，代替贺龙指挥原本只是权宜之计。但彭总指挥西北野战军连战连捷，已逐渐打开局面，上下级之间的指挥磨合也渐入佳境，也就没必要再换贺龙来指挥了。

1947年7月下旬，总部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史称“小河口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五年内打败蒋军的计划，明确了陈赓兵团渡黄河进豫西的战略，同时组成了以彭德怀为书记的西北野战军前委，统一指挥西北所有的部队，担负起牵制并消灭胡宗南集团的艰巨任务。

贺龙与任弼时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明确了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陕北和晋绥的地方工作，使晋绥解放区进一步成为陕北的后方基地，“造成一个统一的后方，好让彭德怀放手去打仗。”贺龙当即表示听从安排。

这样一来，西北战场的分工，就是彭德怀主管前线作战，一门心思打仗；贺龙主持后勤工作，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贺龙把自己带出来的所有部队都交给了彭总，这在旧军队里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

贺龙和两位独臂战将在一起，左为贺炳炎，右为彭绍辉

西北战场条件极为艰苦，部队粮弹俱缺。贺龙尽最大努力做好后勤保障，全力为前线提供弹药粮食物资。除此之外，当彭总和廖汉生、贺炳炎等原二方面军干部产生矛盾时，贺龙居中调解，耐心说服，维护了大局团结，其情发自肺腑，真诚感人。

直到1949年大进军，贺龙终于等来了一线带兵的机会。华北军区第1兵团调往大西北，成为第一野战军18兵团，由贺龙率领进军大西南，配合二野部队歼灭胡宗南残部，解放了成都。

解放之后，彭总曾有离开部队去搞经济建设的想法，但抗美援朝战争又把他推向了战场。可以说，自平江起义以来，彭总是不间断地连打了20多年的仗，无论功劳苦劳，绝大多数将帅难望其项背，十大元帅之中排名第二，理所应当，毫无争议。

彭总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贺龙作为红二方面军的代表，在元帅中排名第五。有人对这一排名不理解，认为林彪当初在南昌起义时仅为连长，为什么排到总指挥贺龙的前面？实际上，早期的经历和级别只是授衔及排名的参照之一，林彪战功卓著，又是主席最为器重的爱将，加之年轻，当时的职位也处于上升趋势，作为红1军团、八路军115师、第四野战军的代表，排在第三位是有特殊原因的。而贺龙长期脱离了一线指挥，从直接的战果上看，不能和彭、林、刘相比，解放后又在体委任职，元帅排名不能排在林、刘之前，但凭借“南昌起义总指挥”的殊荣，以及他的功勋地位，也是要位列陈、罗、聂、徐、叶之前的。

【深耕战争史，弘扬正能量，欢迎投稿，私信必复】

317、他是十二月党人起义领袖

317 Пестель 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 1793-1826) 33岁，

彼斯捷尔．巴维尔．伊万诺维奇：十二月党人，上校（1819），维亚特卡步兵团指挥官。参加了1812年卫国战争和1813-1814年国外远征。《拯救联盟》及《幸福生活联盟》成员，十二月党人南方社团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俄罗斯真理》的作者。由于告密1925年12月13日被捕，1926年在圣彼得堡被处si刑。

彼斯捷尔——十九世纪初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者

实际上，彼斯捷尔是一个德国人，他的祖先早在十七世纪就搬来了俄罗斯。 他有两个弟弟，他俩后来都走上了仕途之路。他的父母教育孩子信仰路德教。 这个男孩有一个活泼而敏捷的头脑，开始他在家学习，然后在德累斯顿学习了5年。

1810年，青年人回国后，进入了巴热斯基军校——著名的训练近卫军军官的军事教育机构。 军校提供了精英教育，他是其毕业的第一批学生。他的名字甚至出现在杰出毕业生的大理石板上。

彼斯捷尔以立陶宛近卫军准尉的称号开始了军事生涯。 他是1812年卫国战争的英雄，在波罗季诺战役中因作战勇敢而获得金剑。 在受重伤后，他仍继续参加战斗，在1822年前被提升为上校。

1816年他参加了共济..会大会，之后，他开始了政治活动，成了几乎所有的秘mi社团的参与者， 十二月党人就是出于这些社团（救世联盟，福利联盟，南方社会）。 最后，他能成为领导人，是由于智慧、雄辩和在战友间的持续尊重。

彼斯捷尔写出了《俄罗斯真理》——共和国纲领。表达了他对俄罗斯内部体..制的看法。 该文件与穆拉维耶夫的《宪法》一起成为十二月党人的主要思想主旨。

在1812年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一些俄国贵族军官参加了国外的远征， 受到西欧min主思想的影响，对国内的农奴制度和zhuan制制.度极为不满。 回国后，他们成立秘mi密的革命组织，想要按照西方的方式来改造国家。

1816年，第一个秘mi密革命团体——救国协会成立。他们主张废除农奴制，实行君主立宪。 1818年，成立了新的秘mi密团体——幸福协会。该会主张实行共和制，探索了采取军事手段 推翻专zhuan制制度的问题。1821年，在乌克兰的图利钦成立了以彼斯捷尔上校为首的南方协会；在圣彼得堡成立了以穆拉维约夫上校为首的北方协会。

这些秘mi密团体，他们经常mi密集会，阅读进步书刊，热情宣传min主思想，反对zhuan制，主张消灭皇族，废除农奴制度，建立统一的共和国。 他们的纲领充分体现在彼斯捷尔所写的《俄罗斯法典》和穆拉维约夫草拟的《宪法》之中。

彼斯捷利起草的《俄罗斯法典》主张废除农奴制和等级制，建立共和国；公民应拥有一块不能买卖的土地以保证生活，同时允许拥有私有土地以使生活富裕；年满20岁男子按财产资格 有选举权；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为人民议会，最高行政权归五人组成的最高杜马，国家监察机关 为最高会议等。这是俄国革命运动史上第一部共和国宪法草案。有相当的进步意义。

1825年11月19日（公历12月1日），在南方军港检阅军队的亚历山大一世（左侧）突然病逝； 按照皇统世系，亚历山大一世去世后，皇位应该由他的大弟弟康斯坦丁（中间）继承， 但他因与波兰女子结婚，宣布放弃皇位；亚历山大一世生前指定了第二个弟弟尼古拉（右侧） 为皇位继承人，但并未公布。在当时信息通迅不畅，往返书信无法及时送达的情况下， 出现了兄弟俩互让皇位，互相效忠的情形。在俄国形成了十余天皇统中断的混乱局面。

十二月党人决定利用这一特殊时机，赶在尼古拉宣誓继位之前发动军事行动，迫使新沙皇和枢密院宣布改制。他们选举了近卫军团长特鲁别茨科伊担任起qiyi军总指挥，并拟定了《告俄国人民宣言》等。 12月14日晨，由十二月党人军官带领的近卫军团按计划开进彼得堡的枢密院广场，在彼得一世纪念像下起qiyi军列好战斗方阵，到下午起yi军人数增至3000余人，周围还有2万余名拥护起义的百姓。

然而尼古拉一世早有防备，他在当日凌晨就紧急召开国务会议宣布继位，又命令枢密院议员效忠宣誓。然后派出大量军队将枢密院广场层层包围。而此时，原定起qi义军总指挥的特鲁别茨科依临阵脱逃，起义军群龙无首，延误了战机，给尼古拉一世调兵镇压可乘之机。在他数次下令开炮之后，广场上响起了激烈的炮声、qiang声、人喊和马嘶声，起qi义最终被镇压，被打死的起qi义军官兵和老百姓共计1271人。

作为十二月党思想的鼓动者和领袖，佩斯特尔却没能参加起qi义。他是在军队进入参议院广场前不久因叛徒告mi密而被捕的。在检查时发现他身上有毒.药，这可能导致提前死亡。他经历了数十次审讯，其中一次皇帝尼古拉一世亲自主持。佩斯特尔在监狱里呆了六个月。

在死刑犯名单上，彼斯捷尔的名字排在了第一。最初曾想要将他“五马分尸”（即砍头砍四肢）， 随后改为绞刑。1826年7月13日，彼得保罗要塞在绞架上，彼斯捷尔和雷列耶夫、卡赫夫斯基、 穆拉维耶夫和鲁明一起被绞si。他们的尸体被放置在两个带石灰的箱子里，被埋在格罗岛上。

起qiyi义失败后，彼斯捷尔等五位起义首领被处以绞刑，121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十二月党人"的流放地主要在伊尔库茨克和赤塔，那里是冰天雪地，人烟罕至的苦寒之地。 他们整日带着脚镣在矿道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定期才允许与家人见面。

然而，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面对严酷的现实并没有屈服于沙皇要求她们与"罪犯丈夫"断绝关系的命令，反而甘愿随丈夫一道承受命运的安排，永久放弃贵族特权，告别昔日的富足与优裕， 终身忍受与子女父母、家乡城市离别的痛苦，无怨无悔地献出自己的爱情和青春。当年共有18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母亲和姐妹前往西伯利亚，这些家庭在伊尔库茨克生活了30年 （最短的仅一年就去世了），诗人普希金曾为他们写下了《波尔塔瓦》，《致西伯利亚的囚徒》 等诗歌，饱含深情地歌颂了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

彼斯捷尔是一个相信他的祖国之上“将有一颗迷人的幸福之星升起”和“俄罗斯将从梦中醒来”的人。他的名字写在了专zhi权力的碎片上，他不是用墨水，而是用鲜血：他是起yi后被判si刑的五人之一。他只活了33岁，这个男人在战斗中获得了荣耀，有尊严地接受了希望破灭后带来的si亡。

彼斯捷尔的私生活：

同时代人承认，彼斯捷尔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精神气质上都是一个杰出的人。 他是一个个性坚定，思想深刻而雄辩的人。他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才能为所选择的事业服务， 首先是军人，然后是革命。但是，他的私生活就没有时间了。至少，人们对此知之甚少。 起.义后，同伴们甚至称彼斯捷尔为幸运的人，因为他没有留下孤儿寡母。

为了纪念彼斯捷尔，俄罗斯及前苏联国家的多个城市的数十条街道都以他命名。 一系列艺术电影都在讲述着十二月党人的过往：1926年拍摄的《十二月党人》； 1975年 拍摄的《迷人的幸福之星》；2019年拍摄的《 救世联盟》。

十二月党人的六位领袖：彼斯捷尔、雷列耶夫、卡霍夫斯基、穆拉维约夫、柳明(此五人被判处绞刑) ，特鲁别茨科伊1825年12月，被推选为彼得堡起义总指挥。他起草并公布了《告俄国人民宣言》。起义爆发时，因觉时机不成熟，未到事发地参政院广场。起义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改终身苦役。

十二月党人大多数出身贵族并且在沙皇统治机构中担任一定的官职，但是他们并不愿意沉溺于贵族阶级醉生梦死的生活，盲目地为沙皇专制统治尽忠尽德，他们从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努力探寻俄国社会的出路。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专注于理论建设和舆论宣传，而且更致力于革命实践。他们彻底地背叛了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自觉地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自己联结在一起，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地发起了向俄国专zhi制度的第一次冲击，推进了俄国的政治制度的进程。

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了，但他们在俄国人民心中始终有一座无形的丰碑， 他们那种为社会进步和人民解放所表现出的献身精神，直到今天都让人高山仰止！

文中的人物顺序以俄文字母为序；

文中的前小传部分由本人翻译；

文中的人物简历，网上有的，即拿来采用（蓝色字迹）；

网上没有的，则找到其俄文简历，由本人部分翻译（棕色字迹）。

文中所涉及的人物照片和图片均为网上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