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之回忆6下一篇章文章列表:

• 1、人物｜杨宜治：从渠县走出来的清末外交达人
• 2、光明日报参评第三十二届中国新闻奖系列报道作品奋斗青春 无悔抉择系列报道公示
• 3、秋花三帖
• 4、学者的坚守与操守
• 5、山中的杭州史：环湖诸山，古迹存焉

人物｜杨宜治：从渠县走出来的清末外交达人

文图/戴连渠

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有一本《交轺随笔》、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有一本《惩斋日记》和一本《俄程日记》，这3本日记的作者是晚清同治光绪年间的一位中层京官，渠县人杨宜治。

杨宜治，字虞裳，去世前为正四品太常寺少卿，长期兼任总理衙门章京，在总署任职14年，熟悉清朝对外事务，是当时体制内最通外交的官员之一。他以总理衙门章京的身份，起草了历年重要的中外交涉文书，参与中法战争后的中越勘界，又在中日甲午战争紧要关头前往俄国联络邦交。他将这些经历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成了研究晚清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青年初成，主讲渠江书院

杨宜治的祖父杨立之，与张之洞的父亲张瑛（字春谭）同为嘉庆十八年（1813）癸酉科举人，善于写诗。杨立之后在成都购房，入住浣花溪畔。杨宜治的父亲杨龙伯，天生喜欢兵略，洪秀全起兵后，他前往苏松镇总兵王钟华幕府做参谋。

杨宜治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4岁时母亲去世，三弟宜瀚尚在襁褓中。杨宜治聪敏好学，先附学生员，后补廪膳生员，同治六年（1867）举于乡。杨宜治的前妻去世后，同治七年（1868），在渠邑耆宿余胜蛟的撮合下，与渠贡生张鹏飞的女儿定亲。

父亲杨龙伯长期在军中，音讯全无，杨宜治“便因公车”东下江浙找寻父亲的下落。他一路辗转，“北涉河朔，南浮淮泗，溯于大江，遍访诸营垒，叩川人之从戎南北者，已知其父以同治乙丑（1865）从提督杨鼎勋与洪军战”，伤重不治死于镇江，葬于丹徒郊外。

杨宜治找到此处，只见荒冢累累，无法辨认。他“露宿荒郊，冀求感通者凡数月，又知当日长沙刘庆龄实主葬事，驰诣吴会以请，庆龄慨往指示，卒得扶柩溯流归葬于渠”。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知道后，奏赠杨龙伯道员，并荫一子以知县用。对杨宜治的孝行，清廷传旨给予嘉奖。

同治十年（1871），杨宜治寻亲骸归，家贫无法葬父，张氏变卖嫁资才得以安葬。在华阳知县王宫午（字介卿）的资助下，杨宜治于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参加春官试，考取内阁中书。当年九月，贵州金竹人杜瑞征署渠县，邀请回渠的杨宜治主讲金榜山侧的渠江书院。杨宜治主讲渠江书院和探亲回渠期间，培养了不少人才，也留下许多优美的诗文。

光绪七年（1881）春，杨宜治在本县望溪场故地重游关夫子庙，众弟子请他作文《望溪补修关夫子庙序》以纪。同年夏，渠江洪水退后，坡岸露出一块“宋故幸寅娘子墓碑”，杨宜治对其姓名幸寅及娘子的称谓进行考辨，写下《宋故幸寅娘子墓碑铭》。

交趾勘界，据理力争

光绪九年（1883），杨宜治报名参加总理衙门章京的考选，于次年七月提前传补英国股章京实缺，入署办事。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杨宜治由内阁中书传补起居注主事。八月二十九日，总理衙门大臣、鸿胪寺卿邓承修（字铁香）推荐其作为随员前往两广，办理中越勘界事务。

杨宜治高兴极了，遂逐日记载出行、踏勘、谈判的全过程。《交轺随笔》就是记载中法战争后，他随邓承修前往两广勘界的详情。“交”，即古交趾、交州，今属越南北部和中国两广的部分地区；“轺”，即使者的车驾。

九月九日出发，一路向南，过上海、停留广州、过南宁、驻龙州，在驱驴、文渊、镇南关与法国使臣浦理燮正式会谈7次，小范围交流五六次，直到光绪十二年（1886）三月十五日达成广西西界勘关协议。四月十三日，邓承修与浦理燮在书约上画押签字，东西勘界完成，皆画有图。

十一月二日，张之洞、邓承修商定东界办法，必须处处完我旧疆，其自分茅岭历丈二河而下至海宁入海，原属我国土，期不失尺寸，以上答朝廷、下无贻天下后世口实。

十二月十六日，杨宜治到防城，二十一日赴东兴。二十五日，从东兴西界测绘，杨宜治单骑跟行，溯江而上行数十里。二十六日，由江那启程，江湄纡折，峦深峻，诸人分路测量,乱石森峭，徒步扶掖而行，有人马俱坠崖谷，人幸不伤。二十七日，各员由百打先后绘至那良。接总署电，奉谕旨按图划界。

“民国”版《渠县志》中为杨宜治作传

广西东界勘界简直就是一场拉锯战。从光绪十三年（1887）一月三日开始，一直到四月八日，进行了17次会议，主要是法方无理之极，既不按《云南条约》商议，也不按《接办勘界条约》定界，还不认中法及英三方所刊相同中越界图和历史志书划线，甚至无耻到先诺后反悔、反以手抄口述为凭。

杨宜治照《一统志·廉州府》《钦州志图》《廉州志图》反驳，接总署转电谕旨“要求速勘速结，一律校图画押，无庸请示”和“中法界使先速校钦西及全桂之图，合者即定，不合者由恭与署商办”的指示后，仍据理力争。张之洞来电，对杨宜治的过细工作给予高度赞扬。

四月八日，海界也完成，但法方要求先画海岛界之押，才更正前面所议争议地界。这可害苦了杨宜治，为寻找证据，他用了8天时间沿途走访，每天早上3点就出发，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终于搞定依据。

九月四日，杨宜治得知自己此间转任刑部主事并兼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英国股章京，专职办理外交实务，十分高兴。十月三日，杨宜治得到邓承修九月十五日向皇帝的请功奏折回复：杨宜治着以户、刑二部员外郎升用。

京宦生涯，处理通商事务

十一月九日，吏部知会签掣刑部，杨宜治担任刑部司官。

此间，杨宜治先后经手了中英藏印通商，中葡澳门洋药税项条约拟定，英商轮由宜昌上驶重庆“准单”，中俄东北电线约事，“万年青”“你泊尔”两船碰沉案赔偿事，中俄图门江立约事等事务。

光绪十四年（1888）二月，总署王大臣专摺请奖章京供事，杨宜治列保，以本部员外郎无论题选咨留遇缺即补。杨宜治第一次获保，就得到“无论题选咨留”的花样。九月二十四日，杨宜治拟补江西司员外郎缺，此时距他返京后由起居注主事掣分刑部还不到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杨宜治被单派总办秋审处行走。

就在这年，妻子张氏病逝，留下10岁的女儿。

光绪十五年（1889）十一月，杨宜治考选御史，共63人参考，记名38人，杨宜治第八名。按制度，记名御史逢御史迁转、出缺，则依次传补。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杨宜治补刑部河南司郎中，次年三月总署保奖，杨宜治获“拟请俟补御史作为历俸期满并俟截取知府得缺后以道员补用”奖名目，传补御史。

其间，杨宜治不时为乡人、亲人记书。如，为外甥女作《杨虞裳女甥涂篪始守贞叙》；为同乡大竹县人邓仲岷审定遗稿数十卷并托人封寄其家人，写下《邓仲岷遗稿叙》；从同乡李眉生儿子李远辰处得到散失的诗稿，写下《喜得李眉生廉访佚诗记》。

使俄兼考欧洲国制

甲午战后，国力衰竭，清廷决定结一强援而立，“联俄拒日”的外交方针由此而生。

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王之春被派以头品顶戴湖北布政使的身份，前往俄国唁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逝世及尼古拉二世加冕。王之春特使具奏请旨，派令杨宜治同往襄赞，钦奉俞允。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一月三日，中国驻俄、德、奥、荷4国公使许景澄（字竹筠）电告王之春一行说，此次专使赴俄，俄廷已预备照头等公使优待。五日登法国公司撒拉济船，八日至香港。十二日过西贡，杨宜治睹景思远，想起了光绪十一年中越交趾勘界的艰难过程。二月七日，一行人抵达法国马赛，后乘火车至柏林，见到许景澄。杨宜治等人游武备院，观历代所铸炮位，列国枪炮、普法战图、法国地图，皆德君臣力图复仇时所制。

十五日，一行人抵达威尔波罗窝，进入俄国。俄宫廷派武官二人和外部司员罗达诺甫斯基，以最高礼节御用火车迎接中国特使。第二天中午，到达圣彼得堡。俄廷派统禁军大臣花尔、礼部卿廓尔察诺甫斯基、外部总办笃骆斯基及翻译官柏百福，以御用大车迎接中国特使，4马驾车，4马前导，材官校骑皆红绸绣金衣，车高大，黑漆金饰，白缎裹。从官车稍次，无马导，以业弗斯街也弗来别斯格邪尼者为行馆，即店名欧罗巴，书“中国头等钦差寓馆”几字。

十八日，王之春特使赴俄廷，呈唁贺国书，杨宜治为次宾跟随。入见俄皇尼古拉二世、俄后于太子宫，呈书读颂辞，俄翻译官宣俄皇答辞。俄皇询问倭事，神颇忧愁不安。特使及从官礼成而退。

十九日，许竹筠告诉大家，外交部覆俄皇意，关切中国事甚真挚诚恳。二十日，杨宜治到俄翻译官柏百福宅、罗达力斯宅谈，阅俄国欧洲舆图。二十一日，俄翻译官导游俄皇宫殿，凡宫皆挂图，绘历代战阵。二十二日，再游皇宫。

二十三日，许竹筠约王之春特使及同人等赴俄国官宴。客散后，杨宜治与许竹筠详校中俄东图，考东三省接境处所。二十四日，游东宫，观哑咧桑德第一自用机器手造钢铁用物。餐后，杨宜治复译《中俄界图》。二十五日，杨宜治复阅中俄界图西段，感觉西段界务30年来每立约一次，俄地必有展拓。

二十六日，杨宜治参观溜冰厂回来后，与许竹筠详论帕米尔旧档，并校图说。二十七日，杨宜治参观博物院和蜡人馆。二十八日，参观武备院水师学堂各轮船式样，有一中国铜炮，上刻“癸卯年直督额尔精额按察使陆建瀛造”。午正观校阅、驰骋、击刺，桓桓然有貔虎熊罴之概。

“民国”版《渠县志》中收录了杨宜治作品《杨虞裳嘉陵八咏八首》

三月一日，杨宜治游藏书院。通国书楼共145所，藏书95.3万余册。二日，观世界第一大铸纸厂兼造银币、织丝、制金银器厂。四日，杨宜治随王之春赴礼拜堂俄前皇葬所，中旨致唁，以金银造花卉、树叶作圈式，为赠礼。六日，俄皇遣供奉哑咧桑德诺甫斯基来绘大使及同人像，杨宜治还专门去考察了俄国兵制。九日，杨宜治考察俄国筹饷机制，皆借民债,俄国库颇富。十一日，俄皇遣礼官赍赠王之春及同人勋章，王之春得白鹰勋章，嵌金钢石，价万金；杨宜治得昂那第二勋章，即中国二等第一。

十二日，赴阿雷克塞王殡所会葬，俄皇、俄后及长公主、王妃、王公及各国使臣、各命妇咸集。杨宜治对俄创兴制造十分有兴趣，考其招外国良工，他加邻后接踵前徽，班云集，国人学成一艺就表彰其物品，于是居肆子弟皆踊跃登来，殚精竭虑，以求推陈出新之法。执政者随时考核，第其等差，故工匠精良，货宝璀错，凭此技艺致富的十有八九。而经商贸易，银行汇兑，德国人占十之六七，有喧宾夺主之势。

十三日，杨宜治偕同人游业弗斯街，赞赏西方国家王公不设苑囿，在都城繁会之区设立公园，微取其门票创收。杨宜治认为，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与民同乐”。为观察西方人的日常生活，杨宜治十四日晚到哑咧尔桑德诺甫斯基家，谈其家人，奏雅琴以娱客人，舒弦促节，沨沨移人，杨宜治感觉到中国的传统文化逐渐没落，需要发扬。杨宜治对俄国的碑贴也感兴趣，十五日偕柏百福购《阙特勤碑》并俄文欧亚全图、俄德字谱。

十六日，赴各处辞行。罗达甫告诉杨宜治俄国察吏之法：安排官名“微特若尔”，品秩小而员数多，数月一遣，采访各省及各郡县政治得失、风俗浇静、商务盈亏，随时密报；又有专员访察微特若尔所报之虚实，遣派此两等官，外间秘不得闻。以此旦评之臧否，与议局公论之淑忒相钩考，万里远也在堂阶矣。

十八日晚，一行人乘俄廷御用火车离俄，俄国文武数十员送行。

二十一日起，一行人开启德国考察，杨宜治一路看得很细，思考也多。先赴白雷多观伏尔铿船厂，中国在此订购鱼雷艇二只、快船一只，均将竣工。接着参观唐傲黑特厂，演试行营炮台，演放开花弹、葡萄子各炮。再至格鲁孙炮厂，观看大小新式炮台，又观镕铁之法。第三日至克鲁伯厂，观造穹甲、钢板及暗炮台。第四日观炮厂，中国所定购的大小炮及新式快炮均将竣工。

二十六日到伦敦，对英国进行考察，先赴鱼雷船局观新式曲排筒锅炉生产。第二日，参观英国家鱼雷快炮厂，快炮以机开合，出弹最快。又乘火车至马克新机器快炮厂及罗登飞快炮厂，中国南洋定炮皆在马克新厂。第三日，参观英议政院。

二十九日，回到巴黎中国使馆，考察欧洲学校之制，其科目全、学制合理实用。官办学堂3.3万余所，教师5万余人，学生170余万人。

仕途猛进，突然患病去世

回国销差后不久，王之春保奏，杨宜治以五品京堂补用，仍留总理衙门章京一职。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杨宜治出任署帮办章京，获总理衙门两年一届的保奖，其获保名目为“候补五品京堂刑部郎中，以四品京堂开列在前”。不久后，他正式出任正五品的通政使司参议一职，并署理太常寺少卿。

次年五月，杨宜治正式充补四品总办章京，获得上奏权。此时，杨宜治52岁。其间，川东地区出现水灾，杨宜治据实详奏，请求采取赈灾措施，并请停每年派给四川的赈捐，获得赞誉。八月初一，杨宜治又以《中国宜铸金钱论》，奏请仿照英国币制铸造全国统一的金银货币，并准备进一步发行纸币，以挽回因国际市场银价下跌对中国造成的损失，得到奕訢和户部尚书翁同龢的首肯。

光绪二十四年（1898），杨宜治实授太常寺少卿，仍任总理衙门总办章京。接着，杨宜治因参与会典纂修，四月十二日获保三品京堂花翎。五月十九日，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向杨宜治的上司张荫桓透露说，杨宜治将升迁为总理衙门大臣。

天有不测风云，杨宜治突患重病，六月病逝。从患病到去世，不超过两个月，让人颇感意外。

【作者简介】

戴连渠，中国诗歌学会、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档案人才“283工程”高级人才，四川省秦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巴文化研究特约专家，四川渠县宕渠文学院副院长，《渠江文艺》常务副主编。著有诗文集《五味集》、历史文集《宕渠遗存寻觅》《宕渠流韵》《宕渠密码》 、读书笔记《心迹》、汉阙专著《中国汉阙之乡——渠县汉阙全集》、抗战史料图册《档案见证——渠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历史古迹图册《宕渠记忆——遗址遗迹篇》，主撰四川省档案干部教育培训读本《档案法治与行政管理》中“档案管理的组织机构和人员”章节。研究方向为宕渠地域文化、賨人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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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参评第三十二届中国新闻奖系列报道作品奋斗青春 无悔抉择系列报道公示

刘守仁：在“天边边”收获梦想

2021-07-19光明日报头版头条

本报记者 王斯敏 王瑟 刘宇航 本报通讯员 吴存远

6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名誉院长刘守仁的名字出现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名单里。

此时，87岁的老人正病卧于新疆石河子一间医院病房内。11天前，他在病床上戴上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位人称“军垦细毛羊之父”的绵羊育种学家，迄今光荣在党59年，扎根边疆66年。

大学毕业，他在分配志愿书上写下“去最艰苦的地方，干最艰苦的工作”，提着两箱书奔赴边疆。他用毕生心血，使我国拥有了高品质细毛羊，结束了中国高档羊毛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也用伟岸人生，回答了一道关于轻与重、苦与甘、个人与国家、付出与收获的选择题。

“把阿尔泰羊的皮毛披在哈萨克羊身上”

1955年11月，天山北麓，石河子紫泥泉种羊场。一辆大卡车裹着尘土缓缓停下，一位青年“蹭”地跳了下来。

单薄的身形，不高的个头，瘦长脸上一双闪亮的眼睛。这是21岁的刘守仁。几个月前，他从母校南京农学院出发，颠簸数十天到了乌鲁木齐，又执意从被分配任教的八一农学院调到这个深山牧场。

刘守仁大学报考畜牧专业，是因向往父亲友人描画的壮丽图景：“社会主义煤炭工业大发展，需要马车运输。一边是机器轰鸣，一边是万马奔腾”；毕业奔赴母亲眼里的“天边边”，耳畔响着的是父亲的勉励：“大城市有舒适的生活，但草多、牲畜多的边疆，才是你建功立业的地方。”

一切从国家需要出发，让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尽快强起来！生于江苏靖江，从小亲历家乡沦陷之痛、被迫辍学三年的刘守仁，深知“国强方能民安”的道理。

辗转到达第三天，他被任命为技术员。

“当时种羊场只有哈萨克土种羊，毛粗色杂，只能用来做毛毡。而新中国毛纺工业正起步，急需细羊毛。”看着从苏联引进的几只阿尔泰细毛羊，刘守仁动了念头：能不能杂交改良，把阿尔泰羊的皮毛披在哈萨克羊身上？

一场瞄准世界前沿的“长跑”开始了。

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皮鞭学放羊，熟悉绵羊习性。哈萨克族牧民们惊奇地发现，曾被他们认定很快会被苦日子吓跑的“知识客”，竟变成了追着羊群漫山跑的“好把式”。不到6个月，他就出了师，单独放起有360只母羊的试验羊群。

没有实验室，他搜罗来大大小小的空瓶子做容器，自制各种简易工具。最基本的工作——数羊毛测品质，因为没有密度钳、烘箱和天平而成了难事。他自有“笨办法”：用竹片做成一平方厘米的格子扣在羊身上，剪下格子里的毛，拿小镊子一根一根数。每只羊至少得取样四处，每个小格子的羊毛都在5000~10000根，常常数得眼睛酸痛、泪水长流。

最大的考验莫过于接生羊羔。20天内，300多只母羊集中产羔，土棚子里成了血水、胎衣、羊粪的世界，腥膻恶臭。他给羊羔剪脐带、编号码、称体重，给母羊喂水喂食，忙得脚不沾地。

为了让羊群吃得更好，他收集研究牧草170多种，还在天山深处跋涉7天，几次险些从冰达坂上跌落，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花牛沟草场……

几年下来，刘守仁调查整理了6万多个数据，理清了阿尔泰羊的五代谱系，做了数不清多少次杂交实验。

比起“细毛羊之父”，更愿意听人叫他“天山之子”

收获的季节到了。

1957年春日，第一只毛细如丝的杂交羊羔降生在紫泥泉。老牧工们记得，那一刻，刘技术员像看到了自己的尕娃娃，扑过去把羊羔子搂起来，捧到被窝里，用洗脸毛巾把羊身上的胎衣、血水细细擦干净。疼爱得了不得！

刘守仁既喜悦又清醒。根据国际经验，培育一个成熟新品种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果然，第一批杂交羊羔毛色变杂，出现“返祖”现象；第二批杂交羊羔近四成不幸夭折……一点点摸索，一关关攻克。1965年，杂交羊羔成活率提升至98%；1968年，细毛羊亮相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不久后，农垦部正式将其命名为“军垦细毛羊”。十多年冲刺，梦寐以求的新品种诞生了！

刘守仁很快有了新目标。这次，“要把国际顶级的澳洲美利奴羊的皮毛披在军垦细毛羊身上”。

又是15个春秋。1985年，中国美利奴羊（新疆军垦型）通过国家鉴定，达到国际优质毛纺原料水平。

就这样，刘守仁团队持续育得2个新品种、9个新品系，推广至全国25个省区市，创造经济效益50多亿元。

荣誉也纷至沓来。从全国科学大会受表彰，到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从全国人大代表，到中国工程院院士。边疆热土不曾忘记这位赤子砸下的每一滴汗珠。

而他最感念的，是那些平凡牧工们。

紫泥泉种羊场深处，立着一座石碑，上书“牧羊人陵园”。这是刘守仁出资竖立的。陵园内长眠着多位牧工，每逢清明节，他都会来这里坐一坐。

“他们都是我的老师，细毛羊的功臣。”刘守仁总是念叨着这样一串名字——

肖发祥，脑中装着一部牧羊百科全书，视羊如命。有重点种羊、病羊，刘守仁都放心交给他。

哈赛因，快乐的哈萨克族“天山通”。遇到羊羔病亡率高等烦心事，找他请教，总能得到朴实管用的答案。

…………

这些牧工教给刘守仁难忘的道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不论干出多大事，在人民面前永远是个小学生。

刘守仁喜爱草原、松林，喜欢壮美的天山。比起“细毛羊之父”，他更愿意听人叫他“天山之子”。

“他的整个人和心，都‘种’在这里了。”现任紫泥泉种羊场场长的何其宏感慨。

像一面旗，在边疆凝聚起“现象级团队”

1989年，刘守仁调任新疆农垦科学院院长。上任之初，全院没有一个博士。想办法引才，却留不住。那就自己培养！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刘守仁开始在南京大学、石河子大学等院校带博士。

“为了让我们尽快打开科研视野，老师多方联络，送博士们去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型实验室学习，或与当地导师联合培养。”新疆农垦科学院副院长周平告诉记者。

2000年，从四川来院里工作两年后，周平被送往内蒙古大学旭日干院士处，在其带领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硕博连读了6年。学成之际，何去何从？周平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到了刘守仁身边。“想想他对新疆的执着，再看看他对我们的一片苦心，怎可能不回来。”

刘守仁的执着，是一面高扬在学生们心中的旗帜。

早在1978年，浙江、南京便有高校力邀刘守仁去执教。常年在家乡居住的妻子、两个儿子喜不自胜。然而，他谢绝了：“一个科学家，离开事业就失去了价值。细毛羊在新疆，我就在新疆。”

在刘守仁的感召下，一个“现象级团队”出现了：十几位从大城市深造回来的博士凝聚在新疆农垦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酝酿着新的突破。2016年，以刘守仁为首席科学家的省部共建绵羊遗传改良与健康养殖国家重点实验室落户该院，更是给了这个团队无尽力量。

几乎每个人，都有深藏心底的感动故事。

甘尚权研究员记得，刘院士曾“得意”地对年轻人说：“光看羊尾巴，我就知道是哪只母羊的崽。”他要求大家都俯下身和羊接触，“光在实验室里搞分子、搞DNA，连羊都不认识，怎么行？”

王新华研究员任院长期间，刘守仁常督促他：你晚上来院里看了吗，咱们实验室的灯亮到几点？“同样的话，他在全院大会上也讲过，意思是提醒年轻人珍惜青春，在工作上多下功夫。而他自己，多少年一直这样做。”

今天，抱病的老人仍牵挂着他的羊。顺应国家发展需求，他们的团队一面继续攻关超细型细毛羊新品系，一面在多胎肉羊、肉用羊“新疆白”的选育上持续探索。

每次大家去探病，只要谈起羊，刘守仁脸上便焕发神采。石国庆研究员说，老师一定又想起了他总提起的那个梦：蓝天上、绿草间，一朵朵“白云”飘啊飘。那不是云，是我们的细毛羊，飘出一望无尽的美好希望，汇成最为动人的华彩乐章……

张廷芳、次旺俊美：他们的岁月，就像他们的爱情故事

2021-08-05光明日报头版头条

本报记者 刘江伟 光明网记者 田媛 李伯玺

列车在天路上飞驰。翻过唐古拉山，海拔渐渐走低，一片茫茫的大草原迎面而来——进西藏了！

2020年9月，受央视《国家宝藏》节目组之邀，74岁的张廷芳重走当年的进藏路。看着车窗外熟悉而久违的风景，往事如潮水般涌来，她的眼中泛起泪花。

40多年前，张廷芳和次旺俊美来到西藏，并肩走过艰苦岁月，共同筹建西藏大学。他是首任校长，她做过副校长。而今，她的次旺俊美离开快六年了。

在车上，有人问张廷芳：“当初为啥不远万里赴藏？”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因为爱情！”

“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究竟是什么样的爱情故事，让张廷芳对西藏如此眷恋？在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记者走进了她在北京的寓所。

眼前的张廷芳，满头华发，目光炯炯有神。聊起次旺俊美，她言语间透着深情：“大学时，次旺俊美个子高高的，普通话好，会唱歌，会跳舞，会弹扬琴，还会拉二胡。”

记忆的闸门打开，往事汩汩而出。

1965年，北京姑娘张廷芳和西藏小伙次旺俊美同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她在中文系，他在教育系。在学校宣传队，他们常常一起排演节目，去工厂和乡村演出，空闲时聊爱好、聊人生、聊理想，展望未来的生活。两个年轻人志趣相投，渐渐相恋。

美好的时光，在毕业时停住了脚步。次旺俊美是北师大招的第一个藏族本科生，一门心思回家当老师。张廷芳犯了难：跟着去西藏，还是留北京？她爱次旺俊美，想去西藏，“如果因为我，他没回西藏，他的藏文就荒废了”。

但，从北京到拉萨，远隔千山万水，光路上就要十几天。况且，母亲常年多病，弟弟尚未成年。她走了，家里怎么办？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张廷芳犹豫不定。她决定跟父亲深谈一次。

父亲是老党员，支持她去国家更需要的地方，到西藏实现理想。为此，他还做通了家人的工作。

1971年12月，在北师大的一间教室里，张廷芳和次旺俊美举办了婚礼。在新婚的甜蜜中，他们边等毕业分配计划，边筹划即将到来的西藏之行。

结果却出乎意料——毕业分配方案中，压根没有西藏！

怎么办？西藏更需要他们，更适合次旺俊美。他们毫不迟疑，向学校递交了自愿去西藏的申请。

如愿以偿。1972年夏天，张廷芳夫妇终于坐上了西去的列车。“我不知道前面等我的是什么，但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张廷芳有股拗劲儿。

“西去列车这几个不能成眠的夜晚呵/我已经听了很久、看了很久、想了很久/我不能，我不能抑制我眼中的热泪啊/我怎能，怎能平息激跳的心头？！”20世纪60年代著名诗人贺敬之的诗《西去列车的窗口》，曾激励一批又一批有志青年奔赴西北。此时，这首诗又陪伴他们进藏。

先坐火车到西宁，然后坐汽车沿青藏公路一路向西，他们走走停停半个月，才抵达拉萨。

布达拉宫近了！司机把车停在路边，让他们下来洗洗脸。张廷芳走出车门，顿时被震撼了：蓝的天，绿的树，白的羊，青的草，远处静默矗立的雪山，眼前湍流而过的溪水——西藏原来如此美丽！

“我们的生命已深深融入这所大学和她置身的土地”

在张廷芳北京的寓所中，摆着一幅他们初入藏时的照片——一间不大的房子里，装满了书，张廷芳夫妇围坐小书桌，认真地看书。看不出紧张和忙乱，只有两人时光的浪漫与静好。

“表面平静无事，内心江海翻滚。”张廷芳笑着对记者说。

那时，张廷芳夫妇被分配到西藏师范学校，她在汉语教研组，他在藏文教研组。教学条件极其简陋，教室和宿舍都是铁皮屋顶，低矮阴暗；晚上没有电，蜡烛也供应不上。生活的困难可以克服，但语言不通是大问题。

第一次上课，张廷芳就泄了气。学生们两眼直直地盯着她，没有任何反应。怎么回事？教得不好吗？她赶快求助教研组长。教研组长问了学生，回到教研室，哈哈大笑：“小张，你知道学生怎么说你？这个普姆（姑娘）说话真好听，像中央台广播员，可我们什么都不懂。”张廷芳痴痴站着，笑不出来。

次旺俊美鼓励她，用汉语讲课不能改，但可以用少量藏语辅助。他在张廷芳备课的生词表下面，逐个注上藏文。张廷芳上课时，连画图带比画，学生们才大概其明白。后来，为方便学生们学习，她和次旺俊美一同编了一套汉文、汉语拼音、藏文三对照的《汉语文》教材，很受师生喜欢，还流传到拉萨之外的地区。

有爱人的陪伴，艰难的日子有了很多生趣。张廷芳怀孕后，特别想吃水果。这可难坏了次旺俊美。他满大街地找，连一个水果摊都没有。有一天，他兴高采烈地跑回来，满头大汗地说：“廷芳，我买到水果啦。”张廷芳看后，真是哭笑不得，三个核桃大小的青苹果，又苦又涩，根本没法吃。

1983年，中央决定以张廷芳夫妇所在的学校为基础，筹建西藏大学，次旺俊美被任命为筹备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这是青藏高原上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筹备任务极其艰巨。

这可忙坏了次旺俊美。写请示、打报告、搞调研、找经费，忙得团团转。两人白天见不到面，便相互留条子：“我有事不要等我”“饭给你放锅里了，中午热了吃”……不到一年，次旺俊美瘦了20多斤，颧骨高高凸起，像两座小山丘。

1985年7月20日，西藏大学正式成立，西藏高等教育翻开崭新一页。次旺俊美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张廷芳担任语文系副主任。

回首在藏大的日日夜夜，张廷芳感触很深：“我们和西藏大学走过了创建、摸索、发展的岁月。经过半生建设，我们的生命已深深融入这所大学和她置身的土地。”

“我的爱人陪伴我成长，西藏成全了我的人生”

张廷芳和次旺俊美一直有个念想，等有时间了，一起出去转转，就他们两人，看看北京胡同，探访援藏战友……但是，工作一桩接着一桩，似乎没有尽头。

1992年，次旺俊美来到位于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担任院长，夫妻分居了六年。1998年，次旺俊美调回西藏，担任西藏社科院院长，张廷芳被任命为西藏大学副校长。2006年，他们同时退休。还没回过神儿，又一项重大任务找到了次旺俊美——我国启动西藏梵文贝叶经保护和研究工作，次旺俊美被任命为自治区贝叶经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次旺俊美一头扎进工作中。他带领7人课题组，踏遍西藏41个县的寺庙、遗址，不放过一片贝叶甚至残片。历时6年7个月，他们共整理出西藏贝叶经1000多函（种）、近6万叶，取得了8项阶段性成果。

2013年秋，贝叶经工作告一段落，次旺俊美和张廷芳松了口气，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

谁料命运当头一棒——2014年年初，次旺俊美被确诊癌症晚期。不到八个月，他就离开了人世。

“次旺俊美就是为干事业而生的。作为国家培养的知识分子，他始终牵挂着工作，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说到这里，张廷芳扭过头，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

“我当初做了非常正确的决定，选择了次旺，选择了西藏。我的爱人陪伴我成长，西藏成全了我的人生。”采访结束，张廷芳拿出一本杂志，翻到折角处，那是次旺俊美发表的诗，就像他们的爱情故事——

“姑娘动人的羌协（即酒歌）引来白亮的圆月，/人们高举银杯扬起青稞酒的芳香，/祝福，憧憬，爱情……/生活的脉搏在雪山环抱的乡村跳荡。”

吴天一：缺氧气，但不能缺志气！

2021-11-15光明日报头版头条

本报记者 王琎 万玛加 刘宇航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

1958年，21岁的吴天一响应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带着一句誓言来到青海。此前，这位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志愿军战士，刚刚随部队医院撤离朝鲜。

“青海好，青海好，青海风吹石头跑……”那时的青海，正如歌谣中所唱，遍地荒漠，满目苍凉。

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面对肆虐的高原疾病，吴天一义无反顾走上新的“战场”。从此，他像胡杨树一样，把根深深扎在青藏高原，以碧血丹心守护高原人民的生命健康。一年又一年过去，他创造了不胜枚举的医学奇迹，填补了国际医学领域多项空白，成为我国高原医学的开拓者，被藏族群众誉为“马背上的好曼巴（医生）”……

每当谈起自己的经历，这位塔吉克族院士总是说：“中国的高原医学搞得好，不是我吴天一有多了不起，而是高原人民了不起，青藏高原了不起。这里，是我科研事业的‘江河源’！”

“高原医学只能诞生在青藏高原，我不能离开这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建设者来到青南地区开垦。沉寂已久的高原，一时热闹起来。

一天，有位患者被紧急送到吴天一所在的医院。

吴天一清晰记得，这位患者是一名退伍军人，20多岁，四川口音。他呼吸困难，脸色发紫，大口大口白沫从口鼻中喷涌而出……医生们两天两夜没合眼，也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在朝鲜，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没把我打倒，在高原上得了这种怪病，看样子是挺不过去了！”患者离世前的这句话，刺痛了吴天一的心。

此后，这种要命的“怪病”接连出现。吴天一意识到，这不是寻常的肺炎、肺充血症，而是高原低氧环境中的特发性疾病。当时，国内关于高原医学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吴天一暗下决心，要闯一闯这片“无人区”！

然而，环境流行病学研究谈何容易。经验表明，只有对自然人群的普查率达到90％以上，才能准确掌握疾病的人群分布和患病因素。而在高原上，牧民的毡房动辄相隔几公里，调查之难可想而知。

“群体调查，一家也不能落！问题，可能就在这一家。”蹬上皮靴，戴上毡帽，跃上骏马，吴天一冒着冰雪风沙，向最高最远的地方奔去。

吴天一边治病、边调查，初到青海时学会的藏语派上了用场。走家串户间，他与藏族兄弟打成一片——饿了，吃点牧民们的青稞糌粑；渴了，借点烧不开的水喝；夜深人静时，他蜷缩在借宿的帐篷里，整理白天收集的资料。

这项调查持续多年，覆盖人群达10万。在系统摸底基础上，吴天一首先提出了“高原心脏病”“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等理论，钻研出符合我国实际的高原病防治措施。

工作间隙，吴天一写了一篇介绍高原藏族人群的科普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没承想，这篇短文给他带来了意外收获。

“吴天一，你在美国的父母来电话找你了！”1981年的一天，吴天一刚从昆仑山西大滩考察归来，同事兴奋地告诉他。

原来，早在1948年，吴天一11岁时，就同远在美国的所有亲人失去了联系。30多年来，他独自生活、求学、参军、从医。

机缘巧合。大洋彼岸，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员的吴若兰，有一天翻看《光明日报》，“吴天一”的名字令她怦然心动：“这不是失散已久的哥哥吗？”

一番辗转联络，电话两端，无尽唏嘘。父母和妹妹向吴天一倾诉相思之苦，呼唤他来美国定居。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闻讯后，也向他伸出橄榄枝：“来美国吧，这里有你的家，有更好的科研条件！”

吴天一渴望团聚，但他放不下挚爱的事业，更放不下青藏高原和这里的人民。

“高原医学只能诞生在青藏高原，我不能离开这里！等攻克‘高原人类适应和高原病防治’的课题后，我再去看望你们！”在给父母的信中，吴天一写道。

这又是一次无悔的选择。次年，吴天一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事高原医学研究，就得准备好为科学献身！”

“山就在那里，在风的背后，可以感觉到，只是还未看见。”作家阿来在《果洛的山与河》中，如是描述神秘的阿尼玛卿雪山。

这座位于黄河源头、昆仑山东端的大山，科考价值非同寻常。

1985年，在青海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吴天一，与日本信州大学高山医学专家酒井秋男，一起接受了国际高山医学协会的重大课题——组队联袂攀登阿尼玛卿雪山，对生活在海平面的民族和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民族进行人体高原适应性的对照综合研究。

就在准备工作加紧进行之际，意外发生了。

一次赴海西州调研，途径橡皮山，坡陡弯急，吉普车不慎翻下山崖。幸亏附近做工的老乡及时赶到，才把满身是血的吴天一从扭曲的车里拖了出来。

经历这场事故，吴天一四根肋骨断了，肩胛骨断了，腓骨、胫骨也断了，髌骨粉碎性骨折。

“从事高原医学研究，就得准备好为科学献身！”吴天一坦然视之。106天后，他又奇迹般骑马出现在雪山脚下。

5年一晃而过。1990年，阿尼玛卿雪山医学考察进入“决战时刻”。

攀登从海拔2261米起步。吴天一率队前行，牦牛驮着X光线机、心电图机、脑电图机等沉重设备尾随其后。

海拔每升50米，队员们就要把仪器卸下来、安装好，测量心跳、脉率、呼吸、内分泌、细胞对氧气利用率等指标。

行至海拔5000米，牦牛“撂挑子”了，科研设备也频频出现“高原反应”。不久，日方有3人因严重缺氧被抬下山，6人呼吸困难。无奈之下，酒井秋男宣布，日方不再攀登。但吴天一没想过放弃。“人在高原，缺氧气，但不能缺志气！”他让大家戴上脉率仪，心率超过180就停步，降到160再进发。

历时45天，中方队员终于攀爬至5620米的特高海拔。用肩挑背扛上来的科研仪器，装配起一座高山实验室。

翌年，第四届世界高原病医学大会在日本举行，阿尼玛卿雪山医学考察成果在会上大放异彩。吴天一也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授予“高原医学特殊贡献奖”。

“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让一个人因为高原反应倒下！”

20世纪末，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青海：“火车要开上青藏高原了！”

青藏铁路建设，是一项世界性难题：铁路将途经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要在海拔5010米的风火山上开凿长达1338米的隧道……高寒缺氧，筑路工人的健康保障成为“难中之难”。

刚刚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吴天一，被任命为铁道部青藏铁路一期建设高原医学顾问和二期建设高原生理研究组组长。“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让一个人因为高原反应倒下！”他许下诺言。

开工前，吴天一带着精心编写的《高原性疾病预防常识》和《青藏高原卫生健康保护手册》走遍每个工地，指导高原病的自我判断方法；施工中，他力主建起23个供氧站、25个高压舱站，提出“三高三低”急救措施，把抗缺氧药物装进每个工人的口袋。

铁路沿线的点点滴滴，吴天一都看在眼里、放在心上。

“晚上睡得热乎乎的，跑出去上厕所，外面气温低，一旦感冒就很容易发生高原肺水肿。”在他的建议下，带暖气的卫生车在夜间与住宿车对接，既解决了工人起夜问题，也防止了环境污染。

2001年至2006年，青藏铁路施工期间，全线抢救高原肺水肿千余例，成功率达100％，14万劳动大军无一例因高原病死亡。国际高原医学权威韦斯特教授认为，这是“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常年穿行于高山、草地、冰川，吴天一数不清遭遇过多少回事故。也许是命运的眷顾，如今84岁的他，虽全身曾14处骨折，却步履稳健；虽经历两次耳膜穿孔、多次白内障手术，却耳聪目明。每年，他都坚持带队到“黄果树”（黄南、果洛、玉树）等地义诊。

今年6月底，吴天一由西宁启程前往北京，参加“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透过飞机舷窗，他深情凝望着这片扎根63年的土地——

昔日的荒山，早已变了模样；戈壁滩上，胡杨林蓬勃生长；一条条江河，在高原流淌，百折不回，奔向远方……

光明日报参评第三十二届中国新闻奖系列报道参评作品“奋斗青春 无悔抉择”系列报道公示

来源： 光明网

秋花三帖

作者：钱红莉

菊

上世纪80年代末，全家移居小城芜湖。正值深秋，邻居姐姐带我去镜湖公园看菊展——我这样一个长在闭塞乡下的15岁少年，何曾想到这世上竟有如此众多品种的菊？吾乡唯有白菊、雏菊两种。

城里的菊花，花盘比脸还大，有墨菊、紫菊、黄菊，还有一种垂丝菊，花瓣细长而柔，到末了，打着卷儿拗成一团，像极一个女子忽然把头发烫卷了。菊展长达半月之久，我一没事，便去公园流连。

刚来合肥落脚那年，也是秋天。单身宿舍连窗帘也没有，夜里实在无法入眠，中秋当日抽空去街上采买。当我抱着巨大的一坨麻质窗帘回来时，天色向晚，街灯昏黄，这一段路实在漫长，许是过节的缘故，街上行人渐稀，走着走着，心情不免有一些寥落。突然遇见一对夫妇，风尘仆仆，那位妻子似乎患病，坐在路边歇息，丈夫正喂她吃食——是一个白茶瓷缸子，冒着热气。丈夫一边喂，一边慢声细语地劝说着什么——他们的身后，整齐排列着的十余盆黄菊，正在中秋的晚风中怒绽，是那种比脸还要大的重瓣黄菊。抱着窗帘的我，一边赶路，一边回头打量他们，当真是暖老温贫的市井。

过后，每当看见黄菊，总会条件反射地想起那对夫妻。这黄菊，分明成了患难之花。

有一年去云南，晕机严重，胃口尽失，呆坐桌前的我，看众人饕餮。这时，上来一碟凉拌黄菊，味蕾瞬间被菊花的药香气唤醒，一霎时来了精神，频频举箸。是那种叶片肥厚的黄菊，只略略拌了一点米醋。

许多花可食，玫瑰、木槿、栀子、茉莉等，而菊花最有格。品尝过菊的口腔，呵气如兰。

刘彻的《秋风辞》里有“兰有秀兮菊有芳”，说的正是这种“格”。人有人格，花有花格。范成大写“寂寞东篱湿露华，依前金靥照泥沙”，说的是菊的傲霜寂寞。

菊的花期长，自深秋一直至初冬不萎，坚忍又长情。每年，我都买一盆垂丝紫菊，摆在窗台当清供。再剪一枝，插在骨瓷中，似泠然有声，也是无言的陪伴。

喜欢李商隐的一句诗：“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我所能想到的，也是这样的深秋，一个着单衣的书生在深山赶路，小径旁，秋菊遍开，连天上的云都是寒冽的，唯有菊香做伴。

菊花，总是与慎独联系在一起，是精神层面的花。

木芙蓉

早些年，深秋无事时喜欢一个人沿着护城河散步。河畔遍布木芙蓉，红的花，白的花，倒映于护城河中，如梦如幻。据美学观点，芭蕉要栽在庭院，而芙蓉一定要开在水边才好，有临水照花的虚静。后来，单位搬迁至政务区，这里有一个天鹅湖，湖畔大抵也有几丛木芙蓉。然而成家、育儿，生活一地鸡毛，早已失却观花的怡情。深秋，下班骑行湖畔，偶尔抬头，只见对岸乌桕高耸，宛如深山。

秋天出差，但凡江浙等地，总能遇见木芙蓉，繁花大朵的，一开一片。秋风颇有凉意，与人萧瑟的孤单，木芙蓉却开得热烈。明朝有位不甚著名的诗人写：“小池霜冷藕花空，却有寒枝浥露红。莫恨芳容生独晚，好随黄菊傲西风。”说的正是这木芙蓉。

宋徽宗也爱这花。这个文青一生画了无数《芙蓉锦鸡图》，设色明艳，千篇一律，一无新意，颇有米烂陈仓的奢靡，少了些体温，不与人亲，我不太喜欢。若王维来画，一定迥然不同，自带静气。

一日，去小镇参观一处名人故居，徜徉于青砖黛瓦的房子间，瞻仰上百年岁的广玉兰、朴树。至某僻静处，几丛木芙蓉忽现眼前，仿佛有香气。伫立久之，看了又看——这几丛花，实在是好，好在寂寞。尤其是白花芙蓉，几欲开出牡丹的雍容，颇似宋画，绢质的，永不褪色。

辛丑年秋，与友朋结伴，自上海开车到绍兴，高速路旁，遍植木芙蓉。这种花颇有自洁功能，路旁别的植物一律灰头土脸，唯有木芙蓉如此洁净，不染尘埃。沪浙交界处有一条小河，河边也遍植木芙蓉。我独自坐在高耸的石桥上，看淙淙流水，再赏灼灼红花，心上阵阵清凉。

这世上，花很多很多，木芙蓉以什么来取胜呢？无香气，还粗粗大大的。然而，但凡开在水边的花，气质便截然不同，似有了灵气。

王维笔下的木芙蓉，开在深山；我们凡人的花，一直开在溪边河畔。哪一样，都是美的，值得为秋风所轻抚。

桂

壬寅年，直到中秋，一粒桂花也不曾开，大家彼此过了一个寂寞的中秋。秋分过后，桂花姗姗来迟，仿佛商量好的，一夜之间绽放。

小区南门口的一株金桂，仿佛被点燃，何等炽烈，又宛如密集的鼓点。每一个出入南门的人，都要不自觉地往树冠仰望，暗自慨叹一声，到底也说不出什么来。没有哪年的金桂，比今年的更令人感动了。终归是迟来的花，如珍似宝。

桂花怕雨，遇湿便谢，轻轻触碰，撒下一地碎金，楚楚可怜。

记忆里一直挥之不去的是在柳州柳侯祠公园遇见的那几排参天桂树，树冠庞大，花朵星辰般繁密，一如宇宙浩瀚无边。后来，去桂林，满城桂树。桂花大多正午凋落，人行树下，被花香薰得恍惚。如今回忆短暂的桂林之旅，唯余花落如雨的簌簌之声，犹如梦中。过后，我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么多的桂花。

我居住的这座城市的桂树，逐年多起来，尤其住宅区，遍植桂树。每临深秋，陷溺于桂花铺天盖地的甜香中。夜色里散步，身旁路过三三两两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好香哦……”众人仿佛被香气击中，再也无话。

桂花的香，有流动性，与人浮浮沉沉之感。花季也短，与江淮的秋季一般转瞬即逝，不免让人有一点怅惘。

当年，我是秋天搬的新家，适逢桂花大年。在门前树上采了一些花蕊，于水中漂洗，蒸三分钟，晾干，一层白糖，一层花，蜜渍起来。久之，花呈琥珀色。惜乎，当年孩子小，闹人得很，身心俱疲，也不曾顾得上吃一碗桂花酒酿。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04日1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学者的坚守与操守

【大家】

学者的坚守与操守

——忆业师王庆成先生

作者：夏春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史学理论研究》主编）

太平天国研究是一门具有世界影响的显学，至今已持续一个世纪。萧一山、郭廷以、简又文、罗尔纲等前辈筚路蓝缕，是现代学术史上该领域成就卓著的第一代学者。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学者群星璀璨，王庆成先生正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

王先生精于太平天国研究，晚年在晚清华北农村、清代典章制度等领域也颇有研究心得，推出多篇力作；除个人研究外，在学科建设及推进中西方学术交流上也多有贡献。王先生是我34年前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忝为入室大弟子，平素与王师接触机会多一些，感触更深一点。四年前，王师驾鹤西归。一个人静下来时，我常会想起王师。他的身影在我心中依然那么亲切，且更加清晰。

学人小传

王庆成（1928—2018），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市）人，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先后在中宣部、《新建设》杂志社工作；1977年年末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任近代史所副所长、所长，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秘书长、副会长。学术专长为太平天国史、晚清史。著有《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晚清华北村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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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丰富阅历展开学术人生

王师的家乡是越剧发源地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市）。1928年，他生于嵊县一个小康之家，祖父有20余亩地，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42年日寇侵犯浙东，王师随母亲躲避至深山，家中房屋被焚毁。他回忆说：“这次逃难，山农的善良，山村风光之优美，与邻人的相识，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次年，母亲在忧惧中病逝，王师时年15岁，与姐姐带着年幼的弟妹冒险长途跋涉、晓行夜宿，历时数月辗转数省，至广西桂林与弃政从商的父亲会合。王师曾多次和我说起往事，有些细节说过不止一次，可见印象之深。

1944年年初，王师在贵阳读高中。受时局刺激，加之通过读史，对班超、张骞有好印象，故在填志向一栏时选择“边疆屯垦”，有效命边疆之志。同年秋冬日军侵黔，王师又被迫避逃至湄潭、遵义，辍学半年多。次年夏，只身转赴重庆读高中，亲历日本投降后民众的狂欢场景。王师回忆说：“大批人群汇成看不见边的人海，街上的小吃店、饮料店都可随便进去吃喝。我和大家一样，都狂了疯了。”这段动荡年月的特殊经历，使王师增加了对社会、人生的体验与感悟，激发了家国情怀。

再后来，王师在南京读完高中，接着入大学，1951年夏从南京大学毕业。此时新中国刚成立一年多，百废待兴，需才孔亟。王师被分配到北京，在中宣部干训班学习，担任乙班第一组组长，学习《联共（布）党史》等。两年后分到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在中南海乙区上班，主要在于光远、王惠德领导下起草理论文稿。1958年年初，他被下放到河北定县参加乡村劳动。

《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

王庆成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片由作者提供

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居于指导地位，太平天国研究迎来重大转折，受到空前重视。王师利用业余时间做研究，撰刊多篇文章。不过，随着国家政治生活波澜起伏，本职工作尚难有所建树，业余研究更是时断时续。1959年2月，王师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任《新建设》杂志历史编辑组负责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未受大罪，但也遭到批判。所撰《石达开》书稿排出清样，适逢国内兴起批判李秀成的政治运动，出版遂被搁置。1975年被借调到文物出版社。直至1977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才算稳定下来。王师随后写了多篇正本清源、针砭历史研究中“左”的偏向的文章，与其切身经历和思考大有关联。

白居易有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中国近代史研究原先不被看作“学问”，研究队伍寥落，新中国成立后方才发生根本性变化。王师选择太平天国研究，顺应大势，体现了通古今之变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关怀。他晚年从事晚清华北农村研究，从研究农民战争史转为研究近代农村社会，是这种研究志趣的延续和发展。

丰富的阅历对人文学者，尤其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大有助益。王师生长于浙东农村，抗战时期在大西南逃难、求学，青年时下放华北农村劳动锻炼，这些经历对他研究近代农民、农村大有帮助。王师重视考据，又长于理论、当过编辑，这是他的优势，由此形成视野开阔、重视思辨的治学风格。章开沅教授在接受访谈时曾说：“我对王庆成最佩服，他的分析很准确。一个苏双碧，一个王庆成，都是分析时局的，很多东西后来看起来都是不错的，特别是王庆成很有头脑。历史发展的趋势啊，中国发展的前景啊，大家都做了很多讨论，就是没写成文章，都是清谈。”

现在，学界对郭沫若、范文澜等史学界“马列五老”以及胡绳、刘大年、荣孟源等前辈的研究已较为深入。王师与戴逸、金冲及、章开沅、龚书铎、李文海等同属于在新中国接受唯物史观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历史学家，对繁荣发展历史研究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我们对这一群体应加强研究。

《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

太平天国研究一大家

王师在大学所学专业是社会学，1957年曾撰文参与恢复社会学问题的讨论，主张建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科。他对太平天国史感兴趣，源于大学毕业前夕在书店偶然读到罗尔纲先生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他回忆说：“这本书从此一直伴随着我，1958年下放劳动锻炼，1970年去‘五七’干校，它都是我随身携带的少数几本书之一。自此，尽管工作岗位几经变化，但读关于太平天国的书，研究太平天国的历史，始终是我的主要业余兴趣所在，我成为太平天国史战线上的一名‘散兵游勇’。”

调入近代史所是王师学术生涯的一大转折，他戏称自己从此由“散兵游勇”变成了正规军。随着改革开放大幕拉开，举国万象更新，王师也进入学术研究高峰期，几年内在《历史研究》发表七八篇重要论文，《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便是其中的名篇。该文结合洪氏著作和活动重新分析其思想轨迹，认为洪的早期思想经历了从追求功名、以道德说教手段改造世道人心到立志反清的发展过程，并对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革命运动这一流行观点提出质疑，指出：“如果相信洪秀全已经提出了这种平等思想，并且竟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基础，那我们就无法解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历史，也不能解释太平天国迄今的一百多年的历史。”1979年5月，他以此文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太平天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被罗尔纲先生喻作“向讨论会投掷了重磅炸弹”。该文以连载形式刊发于《历史研究》同年第八期、第九期，引起学界重视，其主要论点为国内教科书和相关著作所采用。1979年美国明清史学者访华团在出访报告中详细介绍该文；英国太平天国史专家柯文南教授将之全文英译发表。

《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

王庆成编著武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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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书计47万字，同样引起不小反响。该书涉及的大多是太平天国研究中留有空白或存疑的问题，包括对太平天国宗教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富有创见和思想性，且文笔优美。曾有学者谈及对王师文章的印象，认为写得很漂亮，有些段落像散文。罗尔纲先生在序言中赞许他“是个心细思精的人”，“有细微的功夫，又在理论锻炼上有一定的修养，因而他研究问题既观察入微，同时又能从微知著”。罗老还有“他细微的功夫，不下我国古代的经师”“使他超越了前人”等语，王师不敢承受，出版时予以删除。1989年罗老出版《困学丛书》，收入该序，仍采用其原稿。

太平天国败亡后，其书籍、文书被毁殆尽，所幸有些被西方传教士、外交官等带回国内，得以保存下来。民国年间，程演生、萧一山、王重民等学者在欧洲搜访并带回大批太平天国文献，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改革开放后，这项中断许久的工作得以恢复。王师在这方面用力最勤、贡献最大，他从1983年起在海外留意搜访，共计获见太平天国印书原刻本43种240册、文书百余件，多有前人所未知未见者，其中以在英国图书馆寻访到的《天父圣旨》《天兄圣旨》最为珍贵。杨秀清、萧朝贵各以天父、天兄下凡名义所传“圣旨”是太平天国的最高指示。据王师记述，当他找到这两种书打开封面见到第一页时，“不禁激动得双手剧烈震颤，翻不开第二页”。2004年，王师编注的《影印太平天国文献十二种》出版，共编辑影印八种印书、四种文书，具有很高的文物和史料价值。英国图书馆中国收藏部主任吴芳思博士在该书前言中说：在英国图书馆，敦煌文书、《永乐大典》散存卷册为中西学者所重视，而太平天国文献则被低估；如果没有王庆成教授的学术经验，其中有些文献，特别是残缺的《天父圣旨》，或许永远不为人所知。

王庆成夫妇与美国汉学家史景迁（中）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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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师对太平天国文献有独到研究，1993年出版《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一书，共7章40万言，写得很厚实，新意扑面。1998年出版《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其中“造反者文书”对30件太平天国文书逐一加以考释。此外，与罗老共同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分太平天国文献、清方记载、外人记载三部分，计10册352万字，2004年出版，是近40年陆续刊布和未刊的新资料的集大成者。

进入21世纪，太平天国研究从显学逐渐变为“冷门绝学”。王师认为：“太平天国虽经几代人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绩，但继续深入的余地仍很大。从科学研究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许多问题还可以重新研究。有志者只要在充分利用史料、扩展研究视野和加强理论思维三方面下功夫，丰富的新课题、新成果就在眼前。”

王师特别强调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他分析说：“研究历史当然要依靠史料，但无论史料多么丰富，也不可能记载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更不用说有些重要问题的史料很贫乏了。以局部性的史料研究历史，需要充分发挥思考和分析的作用，给予历史以尽可能正确的解释。反过来说，也正因为记载过去的史料是不完整的，历史学家才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驰骋于历史领域的宽阔余地。”

王师在其他研究领域也有建树。前引《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计46万字，共收辑在海外搜访所得的清代史料190余篇（件），上至顺康，下迄同光，多为此前国内学者所未知未见的孤本秘籍，分经济、宗教、行政、中外关系、军事、造反者文书、社会七类编排，考释精湛。另在《燕京学报》发表《清代学政官制之变化》等论文，均为新选题。其中，《清初巡按御史》刊《燕京学报》新11期，约4万字。75岁退休后，王师专注晚清华北农村研究，相继发表《晚清华北村落》《晚清华北村镇人口》《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等论文。

生命不息，治学不止，弦歌不绝，王师始终活得很充实、很有质量。

王师一心向学，但绝非书呆子，在组织、策划科研上也显现出自己的能力和责任心。1978年，他参与筹建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1981年任会长，有声有色地组织学术活动，主持编印40多期《太平天国研究通讯》，主编《太平天国学刊》《太平天国史译丛》，其中《学刊》共出版5辑，刊发中外学者的权威论文，成为反映该领域研究动态的重要窗口。

1986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王师兼任中国近代史学科小组组长，牵头制定该学科“七五”计划。针对主要以政治史为主线设置课题的惯性思维，王师提出新思路，认为应重视研究近代的农村、城市、边疆、思想文化等。该倡议得到众人一致赞成，“七五”计划遂根据这一思路而设计，从而极大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传统格局，为该学科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近代社会史研究等自此蔚然成风，列入规划的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四城市及冀鲁豫乡村研究等，后来均有优秀成果问世。

改革开放大潮下的中外学术交流是合作共赢之举，推动了学术发展。自1983年起，王师多次赴欧美、日本、澳洲访学，兼搜访史料。主持近代史所工作后，该所对外学术交流打开新局面，不时邀请国外著名学者前来访学、做学术讲座，如美国魏斐德、孔飞力、史景迁教授，英国柯文南教授，日本小岛晋治教授等，形成良性互动，彼此结下了很深的友谊。1986年，王师牵头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合作，主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先后推出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等十余种专著，为国内研究者了解海外一流学者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王师为丛书费了心血，亲自选定书籍，并为多种中译本撰写“前言”，阐述该书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参考借鉴意义。后来我也参加编委会，挂名译丛常务编委。

王庆成夫妇1997年在寓所与七位博士合影（前排左一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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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瑕人格清于玉”

“无瑕人格清于玉，不俗文章淡似仙”是王师获赠的一幅字，我觉得很贴切。

王师淡泊名利，襟怀坦荡。1983年，他获资助赴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访学，每月领1050美元。某次，发现校方给的支票多写一个零，金额为10500美元，当即退回。对方笑着问：给你钱，为什么不要？回国前，校方举行招待会，对王师大加赞誉，称他是“留下了极好印象的中国民间大使”。当年在近代史研究所入党时，所党委委员、黄克诚大将的夫人唐棣华对王师有很高评价，引列宁的话，说他是“真正的人”。

王师担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5年。任职之初，用近一个月时间与所内人员交谈，了解对该所长处与弱点的看法，然后形成中近期工作设想。该所过去以搞集体项目、写通史类书籍为主，如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而在写书之前和写书过程中研究不足，对书稿的讨论或争论大多是一些提法、用语问题。有人揶揄说，大都是些“树在庙前”还是“庙在树后”的争论。王师大力提倡专题研究，虽未触动原来的写书项目，但提倡要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写书，产生一些正面影响。

王师前后指导了7名博士生。关于如何指导学生，他曾借用严中平先生的话打趣说：研究生可不好带，学位论文怎么指导啊？自己研究过的问题，不用学生再去做；自己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怎能指导学生？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太平天国宗教为题，王师是这方面的权威，在太平天国研究遭遇瓶颈的情况下，王师的智慧使我得以“突围”，由此确定我随后十余年的研究方向。该论文于1992年出版，2006年扩充十余万字再版，多次获奖。王师两次写序，说了一些鼓励的话。饮水思源，没有王师指导，我不可能涉猎该研究，其中的因果、传承关系十分清晰。

我博士毕业后留所，与王师成为同事，后来又在同一间办公室，接受他耳提面命机会增多了。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负责（补）译、校外文资料。我在《历史研究》发表第一篇论文，赴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一年，承担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通纪》第六卷的写作，均与王师大力推荐有关。王师曾受邀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挂职，每月可领薪酬。他担心名实不符，对不起所领的钱，婉言谢绝，但仍关注修史进展。某次闲聊，我谈到上级一再强调清史是国家工程，须代表国家水平、成为传世之作，感到压力很大。王师笑吟吟地问：那你说怎样才算是国家水平？淡淡一句话，是在鼓励我，使我走出困窘。

师生关系有雅俗之分。在我看来，所谓“雅”，指既不失礼，又不俗套，能交心。在我印象中，王师从不讲官话，很内敛、有情怀，厌倦人事纠葛，平素绝少臧否人物，偶有论及也是点到为止。对于贪腐之风、趋炎附势之辈，颇为鄙夷不屑，偶或点评一二，在风轻云淡中凸显出血性和风骨。

退休后的王师多了份从容淡定。每到岁末年初，众弟子雷打不动地与王师、师母聚会，其乐融融。平素也经常无拘束地交谈，王师的智慧使我们如沐春风。王师子女均在国外定居，所以他与师母定期赴海外与他们团聚。老两口一旦出国，照例会把住宅钥匙、房产证、工资卡、存折等一并交我保管。每次他与师母回国，我们师兄弟照例机场接送，聚会畅叙。2010年秋，年逾八旬的王师苦笑着说：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回国，以后就终老异国他乡了。他与师母走亲访友，还特意回浙江老家盘桓数日，算是告别。师生从此远隔重洋，相见无期。为庆贺王师80岁寿辰，我们曾酝酿编本文集，我为此拟好约稿名单、约稿函，并做了一些联系工作。王师知道后叫停，说国内资历比他深或资历相当的人大多没这么做，搞得动静太大，不妥。我未能说服王师，只好作罢。

2018年8月，王师病逝，享年91岁。我以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身份审定“王庆成同志生平”，百感交集，无限怅惘。王师多卷本文集的编辑出版，由我代签出版合同，目前正在推进中。我想，老爷子在天之灵倘若有知，一定会颔首微笑的。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04日0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山中的杭州史：环湖诸山，古迹存焉

但从文物考古的角度，杭州的精华，首先在于山，环湖诸山之中，有众多历史古迹存焉。本文作者从考古角度以杭州的山为切入，勾勒数千年来杭州置城的历史。

江山湖海，四大自然因素，钱塘江与西湖对杭州城市生成、发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但从文物考古的角度，杭州的精华，首先在于山，毕竟江海流动不居，而几度夕阳，青山依旧，环湖诸山之中，有众多历史古迹存焉。

一

老和山遗址，顾名思义，位于老和山脚下的今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内。遗址发现于1936年初建造杭州第一公墓时，同年5月31日由吴越史地研究会和西湖博物馆做了为时一天的清理，具体成果，不甚了了，但有个名叫施昕更的年轻人，参加发掘工作后，深受鼓舞和启发，稍后在他的家乡发现了足以改写中华文明历史的良渚文化遗址。

1953年浙江大学新校区建设，华东文物工作队会同浙江省博物馆（原西湖博物馆）和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展了较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除了大量汉六朝至宋元时期的墓葬，也出土数量不少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和石器。据参加发掘工作的牟永抗先生回忆，工作在三伏骄阳下进行，“既有马家浜文化的遗物，也有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堆积” （牟永抗《关于良渚、马家浜考古的若干回忆——纪念马家浜文化发现四十周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最早正式开展的考古工作之一，兴奋的年轻人有无穷的好奇心。

如今我们知道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以余杭瓶窑“良渚古城”为中心的良渚古国，开创了辉煌的古文明，而在20多公里以外的今杭州主城区附近，大概只在老和山附近的古荡等零星地点存在边缘性的同期聚落。

也许可以把良渚古城视为杭州的前身，1977年苏秉琦在良渚说过一段高屋建瓴的话：“我本来想说良渚是古杭州。你看这里地势比杭州高些，天目山余脉是它的天然屏障，苕溪是对外的重要通道。这里鱼肥稻香，是江南典型的鱼米之乡，杭州应该是从这里起步的，后来才逐渐向钱塘江口靠近，到西湖边就扎住了”。回顾40多年前的谈话，我由衷感佩苏公纵横捭阖的历史地理视野，在历史长河中，城市中心的发展确实是流动的。但如果缩小视野，就今日杭州主城区范围而言，那么，老和山脚下才算最早的杭州吧。

今天的西湖全景（徐超摄）

二

除去“最早的杭州”所在，老和山北麓也发现过杭州迄今为止最具规模的两汉墓地，有座西汉墓葬出土“朱乐昌”铜印，随葬品丰富，墓主人可能是个等级不低的武官（蒋赞初《杭州老和山1953年第一次的发掘》；朱伯谦《杭州古荡汉代朱乐昌墓清理简报》）。从老和山、玉泉、岳坟一带的汉六朝墓葬，并结合此前的先秦遗址，可以认定这里是杭州最早出现的中心聚落之一，有学者认为秦至西汉时期的钱唐县治“应在茅家埠（鸡笼山下）至灵隐寺，再沿灵峰山下顺东北方向由白乐桥至玉泉和浙大，然后沿浙大路南折入曙光路、西山路至西湖宾馆（即刘庄）一带范围内。这里方圆数里，地势较平，三面环山，一面水，确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好地方”（林华东《钱唐故址考辨》）。

会稽郡钱唐县，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境内推行的首批郡县，更是杭州的直接源头。秦代钱唐县治位于灵隐山一线，既有南朝钱唐县令刘真道《钱唐记》“县在灵隐山下，至今基地犹存”的文献记录，又有考古发现的佐证，也符合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今日之杭州城区曾为江海故道，邻近大江，地下水苦恶，唐代以前的江干滩涂平地不宜人居，只有高度适中的山麓台地，有山泉可饮，又不为洪水所淹，适合形成聚落，继而发展为县治级别的城市。

灵隐至岳坟一线的西湖北山就是这种好地方，除老和山遗址外，岳坟外宾馆工地（今杭州香格里拉饭店）据说也发现过史前至汉代遗物（王士伦《从出土文物看古代杭州文化》）。但从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看，在商周时期，杭州只有零星且较低级别的遗迹和遗物，论社会发展的程度，依然落后于北部的余杭区，像余杭潘桥镇小古城遗址这种规格的马桥文化（约当中原夏商时期）聚落、余杭镇近十年内发现的较大规模的战国至西汉早期墓地，在杭州城区迄今未见。

先秦时期，最靠近杭州城区的考古大发现，出现于半山一带。1990年，半山石塘村两座战国贵族墓是浙江省最大的先秦墓葬之一，尽管被盗，依然出有30多件原始瓷乐器，其中的水晶杯尤其神奇，堪称国宝。据发掘者推测，墓主人应是本地的“行政长官或军事首领”；这位长官最大的可能就是本地的县官；既然县官葬于半山，县治也应在附近（杜正贤《钱唐故址新探》）。这是什么县呢？应该是楚国灭越后在钱塘江北岸设置的无名之“县”，作为楚国故县，为秦朝承袭并取名为钱唐县。这是考古工作者基于考古新发现的合理推测，至于秦置钱唐县治为何从半山迁移到灵隐山下，那就无法进一步揣测了。

三

据刘真道《钱塘记》载“防海大塘在（钱唐）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议立此塘，以防海水”。东汉有个名叫华信的人，在钱唐县东约一里的地方修筑过防御钱塘江的海塘。

华信立海塘，作为西湖以东至钱塘江之间陆地开发进程中的里程碑，是杭州城市发展史的大事件。华信海塘必在今城区范围内，主流观点认为即今杭州中山路。一里，约今四五百米，距离甚近。如果钱唐县治在西湖以西的灵隐山或老和山，到中山路的距离绝不止此数，所以，大家相信此时的钱唐县治已从灵隐迁到了宝石山东麓。宝石山东至中山路的距离，约一里许。

学者所据主要只是“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这句话。先由唐宋时期钱唐县治位于西湖东北的事实，推断钱唐县治先从灵隐迁至宝石山东麓，再以此推定华信海塘即今中山路，再以中山路反过来坐实县治在宝石山东麓。如果缺乏考古实证，在逻辑上，是个死循环，但它符合杭州城市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事实，因为隋唐钱塘县治确实在今宝石山东麓一带，由后代的事实，反推县治必曾有从山中搬出的过程，那次搬迁活动就发生在华信立海塘前后，逻辑自洽，合情合理。

在天竺山俯瞰上天竺（法喜寺）

宝石山东麓一带，今天是一马平川，历史上则多连绵起伏的山丘，杭州少年宫（即原昭庆寺）后到今省政府大院之间有一些小山，名叫弥陀山，旧称霍山，也称武林山（附近的杭城北门武林门，由此得名）。霍山不高，但地位尊崇，号称杭城诸山之祖，东汉以后的钱唐县治即在此附近。

说来奇怪，四五百年的县治所在，竟然连一点重要的考古遗迹也无。据说，民国初，“宝石山畔有毁掘坟墓者，初为近人之墓，其下乃有宋人之墓，再下乃有晋人之墓，千百年间堆积如此”（钟毓龙《说杭州·说陆地》）。网络和民间口碑中倒有许多线索，从弥陀山至六公园附近的都锦生织锦厂、望湖宾馆一带，历年来发现过东汉水井、汉晋砖瓦和青瓷器等文物（林盈盈、林华东《再论秦汉钱唐县故址地望》），但从未有科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报告刊布，聊备一说而已，真相只能期待将来的地下发现了。

灵隐寺后山散落的宋明时期的石像生

秦汉六朝时期的杭州，谭其骧《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称为“山中小县时代”。杭州早期历史可以视为一部山地聚落的变迁史，先是由北至南，从余杭到杭州，继而自西而东，从西湖以西的深山走向湖东的低山丘陵。

将台山排衙石

环湖诸山中，将台山顶的排衙石和飞来峰山顶的莲花峰，应该是分布有唐宋摩崖石刻最高的两个地点，因为前者邻近凤凰山的杭州唐宋衙署，后者的灵竺山水从晋唐以来就是佛教圣地和热门景区。至于其他更高更偏远的山峰，例如十里琅珰、石人岭、天门山等地，对唐宋时期的文人墨客而言，路途实在艰难，则为白居易、苏东坡的足迹所未及。清代曾有一种说法，秦钱唐县治在粟山（石人岭），但那里山高路遥，在唐宋乃至近代，尚属荒僻，不宜人居，作为秦汉时期的县治是没有可能的。

四

隋唐五代时期的杭州，谭其骧称为“江干大郡时代”。江干最重要的地点，曰柳浦。柳浦位于凤凰山下的钱塘江北岸，与对岸的西陵（今萧山西兴）隔江相望，是跨越钱塘江的津渡要地。

隋开皇九年（589），隋平陈后，废郡设州，杭州之名正式在历史上出现。两年后，在柳浦之西的凤凰山东麓建成州治。这座“周围九里”的小城，即隋唐五代至北宋的子城，后来的南宋皇城。

凤凰山之名，听着普通，其实是一座高峻的石灰岩质的山峰，论宜居程度，未必胜过宝石山东麓。依山建城，主要出于战略考虑，因为占据柳浦渡及其附近的制高点，就等于扼住了两浙之间的咽喉。

白居易《余杭形胜》诗云：“余杭形胜天下无，州枕青山县枕湖”。唐代的杭州，南为江干凤凰山麓的州城（子城），北有宝石山麓的钱唐县城，浙江大学历史系陈志坚教授的著作《州枕青山县枕湖——杭州城址变迁史话》，以此句为书名，可谓醒豁。陈志坚说唐代的杭州是“州城”和“县城”两座小城并列的布局，上演一出“双城记”，直到长庆年间（821~824）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依然如此。陈志坚对南宋以前杭州城市历史的研究极其精彩，我于此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隋唐时期的杭州州城与钱塘县城

唐宋子城（南宋皇城）“周围九里”，规模不算小，千年以下，城墙、衙署、楼阁亭台，俱已无迹可寻，但馒头山一带尚有建筑基址埋于地下，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勘探到皇城遗址，保存尚可。子城最大的特征就是“依山筑城”，而凤凰山本是陡峭的山峰，山谷之间并无太多可供建设的平旷台地。2019年，我到皇城西侧考察圣果寺（南宋改为殿前司，岩壁间留有宋高宗“忠实”摩崖）遗址考古工地，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孙媛领队在此已发掘一年有余，令人大开眼界——今天的地面很高，触手可及“忠实”摩崖和吴越国十八罗汉造像，而吴越国时期的寺院台基已在距今地面5.72米深的地下，而隋唐时期的地面还埋在更深处呢。一千多年来，该地屡兴屡废，屡废屡兴，地面不断抬升，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了比隋唐时期至少高出6米的地面上。

宋高宗赵构楷书“忠实”摩崖（图片来自网络）

圣果寺遗址是凤凰山的一个缩影，有理由相信南宋皇城遗址的核心区，恐怕正是在隋文帝开皇九年（589）以来经过无数次的夯筑和兴废逐渐填筑、抬升起来的。凤凰山麓地表抬升的过程，就是杭州子城的发展过程。

南宋《咸淳临安志》所附《西湖图》（姜青青改绘）

今人不见唐宋子城、南宋皇城的盛况，终究令人遗憾，但南宋宫廷绘画也许可以部分满足我们的想象力。马远《踏歌图》画面中段的云雾深处，若隐若现的松林，掩映着宏伟的建筑群，云雾边缘的一堵城墙，美术史家一般认为是南宋皇城的某个场景。马麟《楼台夜月图》、马远《雕台望云图》等团扇小品，山石、楼阁、树木、空旷的天空，画家笔下的景物，可能也是南宋皇城的一角。

马远《踏歌图》

也许读者会说，南宋画家惯用“斧劈皴”技法表现的山峰，太过峻峭、奇崛、突兀，不像人们惯常想象中的江南秀丽山水。但如果我们曾经取道八蟠岭，直趋山顶，一定会感慨凤凰山的峻峭，并折服于南宋画家在写实基础之上的概括与升华的艺术表现力。

凤凰山是神奇的。浙南山区真实的大山，不如她灵动，浙北水乡雕琢的假山，不及她自然。如果说有不足之处，就是石灰岩山区，雨水多，云雾多，南渡的北方权贵不适应，把杭州说成“卑湿之地”，南宋皇子多夭折，据说与山中的潮湿环境有关。但凤凰山绝不卑矮，大凡研读南宋宫廷画并且实地攀登过凤凰山（凤山）、玉皇山（龙山）的人知道，这是一组奇崛的山脉，夏圭、马远笔下的烟雾弥漫的山水景观，不正是湖山的写照么。

五

唐代南北双城之间的腹地，即今杭州主城区，由于远离山麓，迫近钱塘江，饮水很成问题。直到唐建中年间（780~783）刺史李泌开六井，导西湖水入城后，“自是民足于水，生齿日繁”。

公元893年，割据两浙的钱镠修筑大城（罗城），将子城、钱唐县城和“主城区”包罗在内。杭州筑城的过程，是先完成两头，再连接中间，故而呈现为南北两头粗、中间略细的腰鼓状，故称“腰鼓城”。910年，钱镠在东城墙外修筑起捍海塘，从此海潮不犯城内。经过钱氏吴越国近百年的经营，这座腰鼓城终于一跃而为“东南形胜第一州”，并在南宋临安城时期臻于鼎盛。

飞来峰吴越国时期的西方三圣造像

在西湖野山中寻访摩崖题记

随着西湖以东的主城区人口日繁和高度发展，凤凰山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逐渐降低。元灭南宋后，拆毁城墙，皇城亦遭毁弃，元末重建杭州城时，竟将隋唐以来的政治中心凤凰山整体割弃于城外，沦为城市边缘。自五代吴越国以来，城区逐渐成为城市日常生活的中心，但由于“古今重叠型”城市的特性，唐宋以来的城市遗迹深埋地下，南宋临安城遗址普遍埋于距今地表2米以下的深处。在今天的主城区很难见到早期的古迹，真正的唐宋遗物，例如慈云岭、烟霞洞、石屋洞、九曜山的吴越国佛教造像，南屏山、飞来峰、排衙石的两宋摩崖题记，则深藏环湖诸山之中。且往山中行，山中才有好风景。

六

自从凤凰山被割弃于城外，吴山遂为明清杭州城内唯一的山。吴山是篇大文章，这里只说瑞石洞的奇石，常来吴山的人，注定会喜欢此地的石头。

与凤凰山、飞来峰一样，吴山也是典型的石灰岩山体，陆游《西湖春游》“灵隐前，天竺后，鬼削神剜作岩岫”，张岱《西湖梦寻》形容飞来峰“棱层剔透，嵌空玲珑，是米颠袖中一块奇石”，同样可以用来描述吴山瑞石洞。不同的是，灵竺是唐宋的热门景区，而紫阳山（吴山的一部分）瑞石洞一带，邻近南宋太庙，是为朝廷禁地，宋宁宗朝权臣韩侂胄也曾在此附近建造阅古堂等私家府邸，一般平民想必无缘欣赏这里的奇峰异石。

宋元鼎革后，此地逐渐开放，周密《癸辛杂识》说他从青衣洞的阅古泉，走到瑞石洞，看过月波池、飞来石，天色向晚，据说山中有虎，就不敢继续向前走了。莫非宋元之交的吴山，果真荒凉如此？元代诗人萨都剌《游吴山紫阳庵》诗：“天风吹我登鳌峰，大山小山石玲珑。赤霞日烘紫玛瑙，白露夜滴青芙蓉。飘绡云起穿石屋，石上凉风吹紫竹。挂冠何日赋《归来》，煮茗篝灯洞中宿”。瑞石洞奇石已是官员、文人士大夫的赏玩对象，并已有“紫玛瑙”“青芙蓉”等承袭至今的命名。

乾隆皇帝南巡，常来瑞石洞，并为“飞来石”题诗礼赞。我对瑞石洞的喜爱，不在灵隐飞来峰之下，因为这里的每一块奇石，翠壁、寿星、鳌峰、垂云、紫玛瑙、清芙蓉等等，均有贴切、典雅的命名，并在石头恰当的部位，镌刻上字体、大小、疏密、排布合宜的题名。题名与奇石，浑然一体，犹如《登徒子好色赋》形容佳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是那种传说中的分寸感恰好的完美。

我极赞赏奇石和题名所共同创造的审美范式。但瑞石洞的奇石题名，并无落款，年代不详，杭州文史工作者多据萨都剌《游吴山紫阳庵》诗把这组石刻系于元代。但萨都剌的题诗与石刻的年代并非一回事：或许在萨都剌以前，这些石头已具美名；口耳相传的美名，并不一定非要题刻在石头上不可，犹如吴山十二生肖石，每块石头都有老杭州耳熟能详的名字，但至今也未将它们镌刻其上。

无法判断年代的文物，就谈不上研究，更无法写文章，我每次到瑞石洞，都心存歉意。明万历三十一年（1583）浙江布政使范涞撰《紫阳庵碑记》，记录瑞石洞附近紫阳庵及奇石的形态和空间关系甚详，在西湖历代记文中，描述景物很少有如此明确而具体的。范涞对瑞石洞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了然于心。后来我在丁丙《武林坊巷志》中读到一条材料，才恍然大悟，范涞非但做过这篇文章，而且他就是奇石题名的作者，据清人姚靖《西湖志》：“万历三十一年，布政司史继宸、范涞建秀石堂、远览堂。……其山多胜迹，有采芝岩、载药圃、涤凡池、寻真路、成道树、松关、补衣石、青芙蓉、归云洞、天籁谷、三台石、紫阳亭、……瑞石洞、飞来石、龙窟、鳌峰、翡翠岩、垂云峰、月波池、蟾蜍石、蹲狮石、丹药灶、翠壁、迎真桥洞、朝元路、透天关诸胜。范公（范涞）悉为镌识，复撰《紫阳仙迹记》，绘其图景，并勒石空翠亭中，并诸名人诗石在焉。”（丁丙《武林坊巷志·丰下坊三·紫阳庵》）。这批奇石经其品题，名实之间的关系，就此固定下来，我们至今可以按图索骥，将名叫垂云峰、寿星石、橐驼峰的石头，逐一确指。奇石的定名，极形象；题名的书法，极宁静，体现了古人造景的匠心，赋予大自然以不朽的人文审美价值。

我不厌其烦地描述吴山奇石，是因为环湖诸山在我国园林史上的特殊意义。宋徽宗在汴京建造的艮岳，模拟凤凰山；宋高宗退居临安城内的德寿宫，其园林则模拟灵隐飞来峰和冷泉溪。凤凰山、吴山、飞来峰，是宋代最重要的皇家园林师法造化的范本，恐怕也是奠定当时园林“叠山理水”审美范式的灵感源泉之一。

凤凰山的月岩

月崖

凤凰山圣果寺附近的月岩，中秋夜，圆月从奇石上空掠过，是南宋皇城内脍炙人口的赏月地点。明万历年间杭州才人高濂的《四时幽赏录·胜果寺月岩望月》是篇好文章：

胜（圣）果寺左，山有石壁削立，中穿一窦，圆若镜然。中秋月满，与隙相射，自窦中望之，光如合壁。秋时，当与诗朋酒友，赓和清赏，更听万壑江声，满空海色，自得一种世外玩月意味。左为故宋御教场，亲军护卫之所，大内要地，今作荒凉僻境矣！何如镜隙，阴晴常满，万古不亏，区区兴废，尽入此石目中，人世搬弄，窃为冷眼偷笑。

凤凰山，月岩，左瞰西湖，右览钱江，奇石嶙峋，江潮起落，万壑松涛，中秋之夜，与三二诗朋酒友，赓和清赏，南宋的大内要地，今日之荒凉僻境。无限风光，不尽唏嘘。

环湖诸山，是士大夫向往的地方，也是杭城普通民众归去的方向。明万历《杭州府志》卷十九《风俗》谓杭州南北二山是“百万居民坟墓之所在”。坟墓为考古工作者所关注，却并不为人喜闻乐见，故而点到为止，但环湖诸山与杭州市民生活和情感的紧密连接，是可以想见的事实。

环湖诸山对于杭州古代城市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多重的历史、人文、艺术审美的价值。我说，杭州的精华在山，不亦宜乎！

《在田野看见宋朝》（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

（本文收录于浙江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在田野看见宋朝》，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作者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