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商游戏博士的家文章列表:

• 1、聚焦高质量发展｜不同赛道，同样精彩——来自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的答卷
• 2、当情商课进入校园：情感真的能被教会吗？
• 3、汇聚英才，清远高新区人才磁力场是如何形成的？
• 4、2020年，38岁女博士癌症晚期急需80万，丈夫跪求离婚：你放过我吧
• 5、孩子的智商随家长？985名校博士生妈妈，辅导女儿作业：太难了

聚焦高质量发展｜不同赛道，同样精彩——来自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的答卷

新华网天津8月17日电题：聚焦高质量发展｜不同赛道，同样精彩——来自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的答卷

记者刘元旭、邵香云、白佳丽、张建新

这个暑假，蔡杰难掩欣喜。他任副院长的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896名学生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达93%，46人升本。他指导的学生，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表现抢眼。

此次大赛是即将启幕的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重要内容之一，这届由我国政府首次主办的职业教育国际性会议，将见证举办地天津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效。

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比赛场地内，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们进行赛前准备工作（8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赵子硕摄

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这里是中国职业教育非凡十年的缩影。现代职业教育如何“强起来”？技能人才如何“香起来”？记者进行深入探访。

拆“一堵墙”，学历衔接打破“天花板”

初见时，白云峰正在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认真备赛。再联络时，他已在前不久举行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获得团体二等奖。

这并不是白云峰第一次获得重量级奖项。2021年，他在天津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斩获高职组机器视觉系统应用项目一等奖。今年，他将保送就读本科。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未来，我要当一名‘大国工匠’。”白云峰语气笃定。

白云峰（右）和队友在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备赛（7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李然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职到高职，再到本科，我国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天花板”被打破。这让毛福新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职业轨迹变成了现实。

从技校毕业后，他考入了被誉为“职教师资摇篮”的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并凭借优异表现成为这所本科高校的一名教师。这些年，毛福新不仅指导学生在各项大赛中屡屡得奖，自己也荣获天津青年五四奖章。

“近几年，职业教育被赋予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地位。我明显感觉到，‘考不上高中去读中职，考不上本科去读高职’这种根深蒂固的成见正在渐渐转变。”他感慨道。

毛福新的故事，在天津职业院校里已不再新鲜。采访中，不止一位职业院校校长提到，他们的学生毕业后在一些知名高校担任实训教师。

“通道”拓宽的背后，是天津建立起完整的“中高本硕博”职业教育培养体系。

作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天津制定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意见》《关于做大做强做优职业教育的八项举措》等政策文件30余个，在建设世界一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方面持续发力。

在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室内，老师正给学生讲解设备操作要领（8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李然摄

多项“第一”见证成效：设立全国第一所从职业教育领域孕育的应用技术大学，首创并率先实施职业教育国际知名品牌“鲁班工坊”，获得全国第一个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落地全国第一个由高职学院牵头建立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我们正在全力打造示范区‘升级版’，全面建设新时代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标杆。”天津市教育委员会职业教育处处长李力说。

一组数据最有说服力：截至2021年底，天津共有职业教育类大学2所；独立设置公办高职院校25所、民办高职院校1所，其中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高水平专业建设单位7所、国家示范校3所、国家骨干校3所；中等职业学校46所，国家示范校 14所、国家级重点校12所。天津大学最早获得职业教育博士学位授予权，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和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分别设有职业教育硕士和学士学位授权点。

在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老师和留学生就课程设置情况互相交流（8月12日摄）。新华社记者李然摄

“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让天津成为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策源高地、体系改革发展的先行高地、产教融合体制机制的创新高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实践高地和现代职业教育教科研高地。”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罗延安说。

铺“一条路”，能工巧匠成为“香饽饽”

在天津渤海化工集团长芦汉沽盐场，吕双双每天都在实验室里忙碌着，先后对22项检测技术进行了改进创新。

从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她凭借扎实的实操技能和一股子钻研劲，成为企业里的“能工巧匠”，先后获得天津市技术能手、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优秀技能人才、天津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

吕双双的成功，得益于引企入校、引校入企的产教融合。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在长芦汉沽盐场设立基地，实行校企双向培养。

“毕业就能上手，起步快人一步，这些人才已经成长为企业的中坚力量。”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济师刘印丰说。

吕双双在天津渤海化工集团长芦汉沽盐场内的实验室工作（7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李然摄

近年来，天津推进首批国家产教融合型试点城市建设，探索出校企订单班、现代学徒制等模式，搭建起产教融合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产业、行业、企业、职业、专业“五业联动”。

在天津中车唐车轨道车辆有限公司8米多高的巨大货架前，党磊认真清点着即将组装在天津地铁三号线列车和出口北美城际列车上的组件。2015年从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他，现已管理着50多人的团队，在天津落了户、买了房。

“企业用人‘不唯学历唯能力’，有本事到哪里都是‘香饽饽’。”天津中车唐车轨道车辆有限公司总经理潘隆说。

党磊在天津中车唐车轨道车辆有限公司的货架前进行检查工作（7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李然摄

打通“需求侧”与“供给侧”，既瞄准当下，更着眼未来。

聚焦“制造业立市”战略，天津职业教育精准对接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预制”急需人才。

在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一架庞巴迪CRJ-200飞机引人注目。这是学院瞄准天津航空航天产业人才需求，与企业共建的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专业群实训设备。

“学校与上百家企业长期保持密切联系，不断根据行业需求调整专业设置。”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张维津介绍，去年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术和飞机机载设备装配调试技术两个专业招生100余人，今年航空发动机制造技术专业也将招生。

人才培养始终围绕市场转。今年，天津启动优质专业群对接优势产业群试点工作，职业院校撤销专业20个，新增备案专业42个。

在罗延安看来，天津职业教育在发展中找准了坐标，将产业与人才、智力、技术等资源要素有效对接、优势互补，实现了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同频共振”。

工人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汽-大众华北基地的生产线上工作（6月15日摄）。新华社记者李然摄

对接是否精准，就业是最好的检验。

“今年全校4200多名毕业生中，目前只有不到300人还没签就业合同。”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就业办公室负责人王潇说。

在天津海河教育园区，聚集的近10所中职、高职学校中，学生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十年来稳定在98%以上，累计为社会输送技术技能人才18万人。

架“一座桥”，鲁班工坊擦亮“金名片”

从非洲到中国，韩士兰换了身份。来华前，他是埃塞俄比亚联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如今，他是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博士生。

韩士兰说，吸引他来中国深造的，是这里先进的职业教育发展理念和实践。

韩士兰在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操作机器人设备（7月29日摄）。新华社记者李然摄

请进来，走出去，天津积极向世界分享经验。

2015年，教育部与天津市政府签署协议，共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其中任务之一便是提高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创建职业教育国际化新窗口。

在这一背景下，天津原创并率先实践鲁班工坊。如今，这一我国职业教育对外交流的知名品牌，已在泰国、印度、英国、葡萄牙等19个国家落地。

全程参与泰国鲁班工坊建设的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于兰平，这样阐释鲁班工坊的内核：“鲁班工坊带给海外职业院校的不仅有先进的专业教学标准、教学装备，还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为合作国家培养当地急需的技术技能人才和能工巧匠。”

泰国留学生赵一菲，是最早一批接触鲁班工坊的学生。2016年，首个鲁班工坊在泰国建成后，正在当地一所中职院校读机电一体化专业的她，考入泰国鲁班工坊就读同一专业的高职。之后，她顺利完成课程，又进入天津城建大学深造。

“鲁班工坊给了我了解中国的机会，让我拥有了受用一生的职业技能。”赵一菲说。

2018年12月5日，葡萄牙鲁班工坊合作签约。经过3年多发展，这一由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和塞图巴尔理工学院建立的鲁班工坊已经显现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鲁班工坊的发展，促进了中外职业教育的交流互鉴，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的经验和成果，得到其他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认可。”张维津说。

围绕合作国家产业需求，天津已建成的鲁班工坊开设了工业机器人、新能源、云计算、物联网、动车组检修等49个专业，合作举办的学历教育包括中职、高职、应用本科、研究生四个层次。

埃塞俄比亚鲁班工坊，位于非盟总部所在地——亚的斯亚贝巴。今年4月，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在这里建设了埃塞俄比亚EPIP教学研究中心，开展“工程实践创新项目（EPIP）”教学模式的实践合作。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留学生在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接受培训（7月29日摄）。新华社记者李然摄

“埃塞俄比亚鲁班工坊承担重要使命，面向非洲国家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为东非国家培养高水平职教师资。”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金刚说。

鲁班工坊的人才培养标准和专业建设质量也被合作国广泛认同。目前有11个国际化专业教学标准获得合作国教育部认证，被纳入一些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1个国际化专业标准被纳入发达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体系。

从国内到海外，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以实践作答：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完）

策划：王明浩、刘健、钱彤

监制：王建华、周红军、刘元旭

执行：朱永磊、邵香云、杨丽

统筹：翟子赫、王晔彪

记者：刘元旭、邵香云、白佳丽、张建新、许健、李然

视频：许健、郝杰、张博

海报：冯娟、方金洋

编辑：冯娟、金鑫

新华社天津分社

新华网联合出品

当情商课进入校园：情感真的能被教会吗？

提起情商，大多数人并不陌生。这个与智商相对的概念最早在心理学界引发热议，如今已然进入人们的人际交往与日常生活中。不过，与智商有所不同的是，情商一度被认为可以通过后天学习有所提升。在西方教育界，基于情商训练的“社会情感学习”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话题。它还被引入全球多所学校的课堂，自2011年起，也在国内部分中小学试点推进。人际交往的技巧或许可以习得，但背后的情感真的能够被“教会”吗？

这一现象也引起教育学者刘湘燕的注意。2015年，她在美国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此前在与华人家长的访谈中，她逐步接触到社会情感学习这一概念。这些父母普遍冀望以此提升孩子们在应试之外的其他素质，但情感教育又如何突破以“言传”为主的应试培养模式？说到底，情感不只是一种知识，沦为说教的“言传”未必比“身教”效果更好。从这个角度而言，刘湘燕觉得，教育是“做”出来的，社会情感教育更是如此。

此外，作为一种可被量化的指标，围绕社会情感能力的一连串数据结果也牵动起家长的焦虑。“班干部的社会情感能力高于非班干部”、“与老师关系更好的学生社会情感能力更强”甚至“社会情感能力对孩子人生幸福有决定性意义”等话语不时见诸媒体报道。这些都引起了刘湘燕的担忧：“诸多结论的得出究竟是为了说明什么呢？”

在为期一年的对话与实践中，刘湘燕曾与三位母亲一起，基于社会情感学习回溯各自的育儿故事，关注情感学习背后的育儿焦虑、母职妥协以及更为结构性的教育困境。这些在其最近出版的新书《让我听见你：社会情感学习的叙事探究》中有较为完整的呈现。我们借此机会采访了刘湘燕，从社会情感聊起，也谈到如今青少年的情感荒芜，以及先前新东方培训父母滋生出的焦虑，从中一窥社会情感学习在中国的十余年实践中留给我们怎样的经验与思考。

社会情感学习为何逐渐受到关注？其实，这与当今人们对个体心理状况的重视不无关系。2021年末，《校园心理老师自述：成绩、霸凌、24.6%的抑郁检出率》一文将青少年面临的一连串心理困境带入公众视野。文中援引中科院的最新统计数据，我国近四分之一的中小学生可能存在抑郁倾向。参加心理咨询的学生中，有的曾出现严重自伤、有的成为校园霸凌中的施暴者，更多孩子则希望来此得到情感支持。

类似的青少年社会情感荒芜现象并非只发生在中国，自1990年代起，它也一直困扰着美国社会，且加剧着早先存在的校园危机。酗酒、逃学、暴力甚至自杀等现象在当时的美国校园蔓延，这些都对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部分教育界人士开始思考，我们是否能够变革既有教育方式，让学生自小就意识到如何应对个人情绪，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又是什么样的。由此，社会情感学习作为一种从教育出发应对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尝试被提出。

如上文所提及，社会情感学习也与“情商”渊源颇深。上世纪9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彼得·萨洛维和约翰·梅耶将个体加工情绪信息的能力命名为“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但在当时并未引起关注。不久后，曾为《纽约时报》撰写大脑及行为科学类文章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戈尔曼将其细化为五个维度，这也是随后流于商业化的名词“情商”的概念源头。在这一基础上，1997年，美国非营利组织“学术、社会和情感学习联合会”正式提出“社会情感学习”（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SEL）的概念。

社会情感（情绪）学习结构示意图。

据该机构介绍，“社会情感学习”简言之是帮助学生掌握特定的知识与技能，以合理管理自我情绪、能够对他人境遇保持同理心，建立和维护人际关系，做出负责任的决定，进而实现个人和集体目标。此前我们提到的“用心倾听”、“学会共情”也都是社会情感下的细分项。相关积极表述使得这一概念自提出起似乎就不会招致反对意见。同时，对于传统意义上偏重核心课程而忽视学生性格发展的教育系统而言，它也以一种修正的姿态出现。因此，这一概念成为美国教育界近几年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它还搭乘20世纪末全球范围内的教育转向之风逐渐在多国落地发芽。

情感真的能被“教会”吗？多国教育界人士至今仍在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在课堂实践中，刘湘燕也曾针对“引导学生用心倾听”的教学目标设计过一堂倾听课。学生们围坐成半圆，手中拿着预先发放的白纸，老师将根据固定图形给予学生统一的指令描述，希望他们通过用心倾听领会其间传达的信息。结果，同样的指令下，几乎每个人折出的形状都是不同的。

按照指令却没能折出预设的形状，这就说明没有“用心倾听”吗？刘湘燕觉得这样的判断多少有些武断，但我们如今的许多课程似乎都是这样的逻辑。她在随后与学生们的沟通中了解到，在部分学生看来，这是因为老师给出的指令不够清晰。而学生们的解读也侧面提醒着刘湘燕去反思，或许在这样的情感教育中，学生并不一定就是那个想当然的教育对象。当老师甚至家长本身对“倾听”存在误解，时常做不到真正倾听孩子们的想法时，又如何教会他们去倾听呢？于是，她逐渐将注意力更多转向教师情感的研究。

相比于简单地提倡或批判社会情感学习，她更在意由此揭开的那些一度被忽视的教育现实，希望厘清它内在的逻辑，而这样的尝试在如今国家间筑起高墙、学术走向自说自话的时代显得格外必要。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刘湘燕的采访。

刘湘燕，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教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教师情感，女性主义与批判教育学，跨国迁移、社会性别与教育。著有《让我听见你》。

从社会情感聊起：

情感能被“教会”吗？

新京报：第一次听到社会情感学习这个概念的读者或许会好奇，“社会情感”指的是什么？它是能被“教会”的吗？

刘湘燕：这首先涉及到引入时的翻译问题，而翻译和文化又息息相关。社会情感学习的英文是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或者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如果只从中文来看，社会似乎是在修饰情感，但从英文看，社会和情感是并列的概念，共同修饰“学习”。情感学习很容易理解，但是什么是社会学习？有研究者把它翻译成社交学习，似乎看上去更为直观。但是社会情感并不仅仅局限在个体社交这个层面，还指个体如何参与到社会中。费孝通老先生也提到过Social Skills是不是可以翻译成“礼”。这些都意味着社会情感不仅是个人层面的，它还牵扯到很多社会文化层面，乃至权力关系层面。

至于社会情感是否能“教会”这个问题，其实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国内，这都是正在被探讨的。现阶段，它的实践主要分两种，一种是体系化的社会情感学习课程，包括一系列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分级教材，会逐步讲解什么是情绪，如何交友等；另一种是与其他课程或者主题相融合，比如我们熟悉的职业生涯规划课，在美国就被视为与社会情感学习中“自我意识”、“负责任的决策”相结合的尝试，另外还有比如“同理心”主题，老师带着学生们围坐在一起讲述各自的故事，这也是一种融合。

《让我听见你：社会情感学习的叙事探究》，刘湘燕著，商务出版社2022年4月。

新京报：它和我们比较熟悉的心理咨询的区别是什么？

刘湘燕：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目前社会情感学习主要是基于心理学的理论，在教育领域中被应用。但和心理咨询还是有些不同。当然，我不是心理咨询师，也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只是基于自己的经验来理解二者间的区别。心理咨询这个领域目前有些混乱，听说国内已经取消了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认证，不知道社会情感学习是否将来也会面临这一问题。

在我看来，它们的受众不同。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社会情感学习主要是在学校实施的课程，针对的是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生，而心理咨询的受众更广。它们背后的理论支持也不同。社会情感学习基于教育心理学的多元智能和情绪智能，也就是情商的理论，而心理咨询是基于另一些理论流派的。还有，它们的目标也不同，因为社会情感学习是基于学校的课程，因而有明确或者说具体的课程目标。

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维度或许是，心理咨询师可以进行社会情感教学吗？又或者社会情感学习老师可以做心理咨询师吗？我之前查阅过一些在美国使用的社会情感学习量表，在筛查和评估量表中，有一栏是“组织管理者”，其中细分了父母（监护人）、教师，其中还有个别处注明有心理学资格认证的专业人员，而有的要求只能是心理医生。这也说明了两者的区别。

新京报：如今，我们的学校中并没有一门叫作“社会情感学习”的课程，但是一直以来有德育课的传统，包括自小学阶段就设有《品德与社会》、《道德与法治》这类课程，“社会情感学习”和这些传统的课程设置有什么不同？

刘湘燕：我还没有机会深入了解目前小学阶段开设的这类课程，也不好进行比较。不过我小学也上过《思想品德》课，就是政治课。不知道今天的《品德与社会》等是否也承担着类似的功能。我认识一位老师在学校讲《道德与法治》，他正在做一个把戏剧表演和课程相结合的课题。这就是我们的社会情感学习。在美国，社会情感学习会通过活动和游戏的方式，向学生传递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我们的《品德与社会》、《道德与法治》，其实也承载着传递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功能。

但正如我们之前聊起的，教育其实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指的不仅仅是学习，它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也不同。我们怎么去理解这种不同，或许可以帮我们思考，到底可以怎么去做教育。我其实不太认同单独开设“社会情感学习”课程，它更像是贯穿在教育之中的，毕竟，我们不太需要另一种形式的德育课。

《头脑特工队》剧照。

倾听课无人倾听：

社会情感学习的多重困境

新京报：结合你的观察来看，目前社会情感学习在国内的具体实践中是以什么形式，或者说都做了哪些尝试？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吗？

刘湘燕：它在国内的实践大抵是之前提到的两种形式，如果说去总结一种范式或经验，其实在实践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更值得我们思考。首先，我感觉目的性还是太强了。在美国的推广中，很喜欢引用一个数据，就是参与过社会情感学习的孩子，在成绩方面比没有参与的孩子高出11个百分点。然后很直接地说，社会情感学习有助于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这就又落到了应试教育的逻辑里。在我们的实践中也有这个趋势。

其次，它容易流于形式。在西部省份的试点中，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情感问题引发关注。有关机构就花了很多钱做了一个社会情感学习APP，但实际上这个APP的使用率很低。这些孩子平常很少和父母打电话，更何况微信之类的应用也很普及。为什么还需要一个“社会情感学习APP”呢？如果我们能把开发APP的钱用到实处，会不会更好呢？

此外，在具体的教学设计中，也很容易陷入一种悖论。记得之前我们给孩子上过一次课，之后再也没上了。当时，我们预先设计了这节课的主题是“用心倾听”。我们让他们围坐成半圆，发给每人一张纸，让他们根据我们的指令折纸。希望通过倾听，能够领会我们传达的信息。结果同样的指令下，几乎每个人折出的形状都是不同的。孩子们觉得是因为我们给出的指令不够清晰，这样的解读并没有错。按照指令却没能折出预设的形状，这就说明没有“用心倾听”吗？

包括我在搜索国外的一些案例时也有同感。其中一个讲“倾听”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点击量很高，那位老师在视频中滔滔不绝讲了近一个小时，一直试图传达如何倾听，但从头到尾他都在讲，并没有“倾听”过。这简直太“魔怔”了。所以后来，我也逐渐转向了教师情感研究，当我们觉得任何地方都是教育发生的时刻，就不会特别在意是不是要专门教孩子什么了。

在一个点击量超过300万次的“倾听课”视频中，教师正在教授学生如何提高“倾听”能力。图源：美国长滩城市大学社交媒体账号。

新京报：南方科技大学袁长庚老师曾开设“死亡课”，帮助学生“理解死亡”，这是否也是广义上社会情感学习的一种实践尝试？生死议题作为情感教育的一部分，中小学有课堂也在尝试引入，但也有家长会担心类似的主题对于中小学生而言是否较难理解，我们又该如何界定什么年龄段的学生适合接受什么程度的社会情感教育呢？

刘湘燕：前阵子一位学生也给我看了袁老师的“死亡课”的介绍，她说从中获得了心灵的安慰，那时她的外公刚刚去世。袁老师的课在我看来是生命教育的一种尝试，而且是很特别、富有创意的尝试。我也从他的课程设计中获得不少灵感。

其实我觉得，生死是很重要的教育议题，只不过从我目前的观察来看，国内的生死教育观，传递的更多是对生命偶然性、不确定性以及脆弱性的一种回绝。最近我正在写一个关于教师恐惧感的故事，故事中的这位教师提到学校不断强化的安全教育反而给她带来一种恐惧感。安全教育为什么会令人生出恐惧感呢？这个问题听上去似乎很魔幻。但她确实说：“只要学生出现在了这个学校，我就得在他们身边。”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我们对生命是这样的在意，这种过度“在意”的背后还有从上至下，各个层面的那种结构性的“追责”压力。另外，这种“在意”本身是不是也折射出对死亡的回绝，而这种回绝会不会反向带来恐惧感呢？

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忽视自身的经验，总觉得开设一门“死亡课”才是教孩子们理解死亡的方式。其实，生死这样的问题几乎每天都在生活中发生。自然界中花草的生长凋零；动物的繁衍生息；新冠疫情每天在全世界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长沙前几天坍塌的那栋楼房背后，又有多少家庭不得不面对生离死别……这些都是生死教育的时刻。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我们的确可以界定什么年龄段的学生适合接受什么程度的社会情感教育，特别是在美国，具体的年龄段甚至都有对应的社会情感学习内容。但是，如果年龄段的划分与阐释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那我们又该怎么办？

我个人倾向于从实践社区（Community of Practice）的角度理解学习。教育者是有经验的参与者，而新加入的参与者通过实践转变为学习者，这种学习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这又回到我不建议单独开设社会情感学习课程这个立场，因为我们不是去教孩子，而是和孩子一起倾听、观察、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听见并看见彼此。这个过程就是我理解的教育。很多时候，被视而不见的其实是我们自己。但是，我也对自己所做的尝试保持一种“警惕”。我很认同福柯所说的“Everything is dangerous”(任何事物都是危险的)。我们必须保持开放，但同时也意识到我们是有局限的。这是挺难的事情。

“耶鲁大学公开课：死亡”。图源：耶鲁大学官网。

实在的分数面前，

作为教育者的反思“微不足道”？

新京报：说到情绪和情感问题，我们很难绕过“抑郁”这个话题，尤其是青少年的抑郁等心理危机近来备受关注。根据中科院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不等于抑郁症）近四分之一。为什么如今有抑郁倾向的在整个青少年群体中占比如此高？

刘湘燕：确实，这几年围绕这个现象有很多讨论。我接触的老师也会提到学生有抑郁倾向。我想先谈谈，这样一个心理学议题为何会受到教育领域的关注。起初，孩子们的抑郁、焦虑，乃至校园霸凌等现象往往以个体问题被提出来，更多是从认知和行为层面探讨怎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此后逐渐开始有学者提出是否能在从小的教育中，就让孩子们意识到什么是比较好的关系，如何去应对个人的情绪等。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社会情感学习的提出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从教育角度出发，对学生的此类问题进行预防和干预的尝试。

当然，个体的情绪状况受到重视不失为积极的回应，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警惕它可能存在过度“病理化”的倾向，进而沦为推广某些理念的“借口”。我看到过围绕社会情感学习的介绍有这样的表述，“世卫组织预测，到2030年，全球第一大疾病负担就是抑郁症……所以我们要推进社会情感学习”。这是不是在为了做某件事，而夸大了某一问题的严重性呢？包括有些社会情感能力的测量结果称，“女生的社会情感能力高于男生；班干部的社会情感能力高于非班干部”，且不论此类调查是从哪些维度测量的，单就这些结论的得出而言，究竟是为了说明什么？它背后的话语逻辑又是什么？这是我更加感兴趣的问题。

《侧耳倾听》剧照。

新京报：其实，孩子的心理状况也引起许多家长的担忧。当家长们不知道如何应对孩子的情绪危机时，就会寻求一些外部引导或支持。去年，“新东方转型培养父母”一度被推上热搜，声称帮助父母掌握“科学的育儿方法”。然而，从育儿日记、教养手册到培训父母，这些指南在引导父母关注儿童情感，培养“全人”的同时，却也成为父母焦虑的另一个来源。你如何看待这一矛盾现象？

刘湘燕：我听说新东方现在开始做家长教育了。之前我在博士期间研究美国华人移民家庭时，就注意到了“科学育儿”的问题。我当时关注了一些爸爸在国内工作赚钱，妈妈和孩子在美国生活的家庭。其中有一位妈妈移民美国之前，在国内是律师。我认识她时，她正好在美国当地一所社区大学听一门“早期儿童发展”的课程，她说这门课让她重新去思考做妈妈这件事，特别是如何做一个好妈妈。在和我分享感受时，她很自责以前在国内工作太忙，没时间陪孩子，来了美国后就做了全职妈妈。美国主流社会的这种母职意识形态要求母亲无私付出，时刻以孩子为中心，鼓励母亲从时间到情感都全部投入到整个育儿过程。其实不难发现，她听的这门课程所宣称的就是一种“科学育儿”的观念，而这种育儿方式其实是母职意识形态的体现。所以，转型全职妈妈的她在这类课程中能够收获到一种认同感。

母职并不是一个天然的概念，你生了孩子，就是妈妈？没错，这是生理层面的妈妈。但是，母职和这个妈妈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以及她每天的日常生活是不能分开的。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科学育儿”观念都基于发展心理学，是受到文化制约的。我们不能说，北上广深的妈妈就比县城的妈妈更会带孩子，带孩子的方式就更“科学”，当我们说“科学育儿”的时候，需要先想一想，“科学”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又是“不科学”的。

这些都导向你所提到的这种矛盾，以引导之名的“科学育儿”同时也在制造焦虑。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情境，简单地倡导“科学育儿”，需要想想这背后的主张到底是什么。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焦虑的妈妈——自己有很好的工作，就会自责没时间陪孩子，在家当全职妈妈，又会自责没赚钱。如果我们意识到母职和育儿观都受到社会、文化、历史、制度等因素共同影响，那我们在提出建议或是推行政策时，是不是可以多考虑一下事情的复杂性，也就会变得更慎重一些。

新京报：早上5：30起床，6：30洗漱、整理一天的活动规划，上午安排看京剧，下午分别送儿子和女儿去学绘画和舞蹈，晚上还要报名测试、带孩子学滑板……书中母亲若水的日程表几乎精确到了分钟，现实生活中，不乏有像若水一样的母亲，背后实则是女性、母亲与教育者三种角色的集合，她们的焦虑与社会对这些角色的不同期待有关吗？

刘湘燕：我认为是有关的。在我和她们一起探究的这一年中，我们都在回应不同社会角色带来的期待，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和怀疑，可能还有更多的情感体验。我更愿意把这种情感体验看作结构性的，而不是个体所有的。我不是母亲，在这个维度上，她们的感触比我更丰富。我能感受到她们作为母亲，不得不面对的“双重压力”。一方面来自正面管教课程中传递的“科学育儿”或者说美国主流社会的那种母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来自国内主流家庭叙事中，母亲要参与和谐家庭建设的期待，这也是基于儒家文化的理念。但稍微追问一下，为什么想要了解社会情感学习的是她们？为什么想要改善家庭关系的是她们？那爸爸呢？男性呢？我们还可以问更多类似的问题。

此外，当这些角色在个体身上汇聚后，那种“拧巴”甚至分裂的感觉就很明显。特别是当孩子实际经历的教育和她们理解的教育之间有差异时，会面临很多挣扎和妥协。比如，从教育出发，她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只会考试”，但作为母亲，她们又担心缺乏应试技巧是否会影响孩子升入好一些的学校，毕竟普通学校的师资无法与重点学校相提并论。在实实在在的分数面前，作为教育者的反思似乎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在不同角色的博弈中，她们只能选择在有限的时间和情境中暂时做自己。

《青春变形记》剧照。

突然闯入教室的小鸟：

课堂，不应只是教师的精心安排

新京报：类似的育儿纠结时刻在你的新书《让我听见你》中还有很多呈现。此外，你在书中提到，“教育常常发生在视而不见的时刻”，而很多年轻父母或者教师，可能无意间错过了“教育”的发生，可以具体谈谈这一观点吗？

刘湘燕：是的，教育无处不在，关键是如何让那些被忽视的教育时刻变得可见。我给你分享一个具体的故事吧。记得有一次，我在一所乡村公立小学调研，旁听了一节美术课。当时教室里突然飞进来一只小鸟，学生们的反应很直接，有的立马就很兴奋，胆子大的甚至起身想要驱赶它，而有的则有些害怕，趴在桌上静静等它飞出教室，但当时大家的注意力几乎都被这只突然闯入的小鸟所吸引。我赶紧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幕，大概不到十秒钟的时间，小鸟就躲到窗帘里去了。而在这期间，美术老师表现出一种近乎克制的“镇静”，没有多说就继续上课了。我十分好奇那几秒的时间里，这位美术老师都想了些什么，这其实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教育时刻。

从学校离开后，我发了条朋友圈，但发出后就有些后悔，担心未征得这位老师的同意会不会让他觉得尴尬。我自己是不是也像那只闯入教室的小鸟，闯入了他的课堂，甚至没打招呼就把视频放到了朋友圈。但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就收到了这位老师的留言，他和我分享了自己当时的状态，说其实第一个念头是别抓伤孩子，转念也有想过设计，但又担心这些内容和课堂教学没有必然的联系，就放弃了。随后，他还特别写了一个教学笔记，题目是“小鸟飞进我的教室”。笔记中他提到，尽管那堂课的任务顺利完成了，但教育似乎不应该只是教师的一次精心安排，如果能够抓住课堂上这些难得的插曲，借着学生们的兴趣“顺势而为”，或许能带来更多的回味。后来，我把这个案例用到教学中，让学生和老师继续进行后续设计，还把设计好的课程进行了表演。某种意义上，我们也算是把那个视而不见的教育时刻变得可见了。

刘湘燕将“小鸟飞进我的教室”引入后续的教学讨论中，这是其中一位语文教师以此为主题所做的课堂设计。（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在整个大的教育领域中，这本书聚焦的是儿童的情感教育部分。然而，无论是在教育研究领域，还是在日常教育实践中，对儿童情感的关注似乎一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近年来，随着中小学生群体中抑郁检出率的升高，儿童的情绪乃至情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从历史上看，儿童的情感是从何时开始受到关注的？以及，为什么这一议题长期以来被边缘化呢？

刘湘燕：的确，在教育实践领域，长期以来我们可能一直把儿童当成需要改造的“客体”。英文“教育学”（Pedagogy）翻译过来就是“教孩子的科学”（The science of teaching children），这背后其实涉及到教育学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为理论依据这个问题。因而我们会用奖惩制度，也会有把孩子当成一张白纸的说法。很多老师可能从未怀疑过这个观点，甚至我相信他们是发自内心地认为孩子就是一张纯洁的白纸，老师画上什么颜色，孩子就会变成什么颜色，尽管在实际教学中，很多这样想的老师其实也非常认真负责。

另外，国内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赛课或者评课现场都是老师一个人在讲，根本没有学生参与，即便有，学生的出现似乎更像是一种配合。这些都侧面反映出教育领域提出的很多问题都是应然问题，在预设教育孩子应该做什么，而不是邀请孩子参与研究，参与课堂，去看看他们实际在做什么，去理解他们的世界是怎样的。实际上，我觉得目前的教育领域不仅仅是对儿童情感关注较少，对儿童整体的关注都是不够的。

至于儿童的情感是何时受到关注的，我想发展心理学家、关注儿童的人类学家以及历史研究者或许会给出更好的解释。但我在这里想特别分享的是，儿童人类学认为，我们对于儿童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文化的制约，特别是西方社会中对于儿童的解读，可能放到其他文化中就会让人感到匪夷所思，比如国外会更多关注儿童主体性问题，这也导致他们在很多围绕教育议题的讨论中都会或多或少呈现出一些政治上的偏向。此外，我能理解你说的这种边缘化现象。但这之中其实还涉及一个实际操作层面的考虑，任何邀请儿童作为参与者，而非把儿童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都不是那么容易开展的，其中有伦理道德层面的问题。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我们都至少需要经过监护人同意。特别是在美国，如果研究参与者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研究者就需要向所在机构的学术伦理委员会提交申请，审批通过后才有资格进行后续研究。

新京报：目前的教育研究和一线教师的实际关切之间会有一种距离感吗？

刘湘燕：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教育研究有不同的范式，有些是研究者个人观点的阐述，甚至不需要进入教育现场。作为一种弥合这种“距离”的尝试，质性研究方法被越来越多研究者青睐。近年来，很多中小学鼓励“研究型教师”的培养，让一线教师不止专注课堂教学，还要基于教学实践去做一些研究。但我在和许多一线教师接触后，对此都会感到有些苦恼。因为一线教师的工作量很大，他们需要应付学校各种各样的任务，检查、填表等等，还要挤出时间去看书、备课，很多老师反映自己真的是分身乏术。

但另一方面，学校好像又有“培养研究型教师”的要求。他们会邀请大学老师去学校进行“指导”。很多时候做起来又会比较流于形式，反而加重了老师的工作量。这些任务如果由一线老师和研究者共同完成，效果可能会不一样。这也是我后来偏向做教师体验式工作坊的一个原因。参与其中的老师通过回忆、讲述、表演、反思自己的教学经验，这本身就是在做研究。我希望换一种方式，能够考虑到老师的需求和困境。一线教师并不是没有理论，教学经验和智慧本身就是理论。他们只是需要时间和空间去梳理，而教育研究者可以创建一个这样的时空，和老师共同梳理。教育研究者需要在目前的学术和教育系统中，和老师们站在一起，在生活-讲述-再讲述-再生活的往复循环中，共同突破现有的教育困境。

教师工作坊现场。即兴“镜子”活动，教师们两两组合，在彼此观察中与对方保持一致，就像分处同一面镜子的两侧，不是一方持续模仿另一方，而是在互动中体验一种“共同主导”整个过程的感觉。（受访者供图）

从“教育孩子”到“培训教师”：

放弃改变时，改变就自然发生

新京报：正如你提到的，教育研究者需要和教师站在一起以应对现有的教育困境。我注意到近年来你的研究兴趣也逐渐转向了教师情感。在中国文化语境下，我们是如何看待教师情感的？从早先的“师者如父母”，到如今有观点认为教师更像是“升学服务提供者”，社会层面对教师的期待是否发生了某种变化？

刘湘燕：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向，也是因为我更加认同言传身教这种方式。《道德经》中提到“圣人行不言之教”，如果老师能够如此，就会把社会情感教育“行”出来，而学生也能从老师润物无声的“行”中学习。

西方社会倾向于将情感和理性二分，但我们的社会更偏向于一种情理社会，所以经常会说这个事情“不合情理”。这也是翟学伟老师在《人情、面子与权力再生产》中提出的概念。因此，我也倾向于把教师情感放置在我们自己的历史、政治、文化语境中，它既是情境化的，也是具身性的和表演性的，同时涉及到权力关系。比如我在和几位小学老师做研究时，就观察到，老师们会蹲下来给小孩子系鞋带，也会摸摸孩子们的脸，表达对他们的鼓励和认可。但同时，他们也会很生气，有时候变得很严厉，有时候可能还会用戒尺教育孩子，以此展示教师的威严，而这些都体现着情感的表演性。

你提到的“师者如父母”和“升学提供者”两种说法我也有同感，这些都反映出教师在社会上的定位。一方面，历史文化传承下来的权威者角色其实没有太多变化，“天地君亲师”在文化层面赋予教师以权威感。另一方面，当代社会又对老师增加了一些功利化的期待，而这种期待也时而会让老师无所适从。仔细去看“师者如父母”这个说法，它其实还反映出教师角色的拟亲化特点，但被忽略的或许还有，这一角色其实常常也在被性别化。我前阵子看到教育部一个统计，说幼儿园97%都是女老师，小学则70%是女老师。不论是这里提到的“父”，还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背后都可以看到教师角色被性别化的特点。

《放牛班的春天》剧照。

新京报：从“教育孩子”到“培训老师”，这也是你在社会情感学习相关研究上的关注转向，包括你刚刚也提到了教师工作坊，那么，组织工作坊和传统的“培训教师”有什么区别？

刘湘燕：一个很大的区别是教师从接受培训的客体，变成了参与和体验的主体。参与工作坊的老师会根据各自的经验来演出故事，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走进饰演的学生、家长等不同角色，并在换位中去他人的世界旅行。我们还会让老师细化内心的独白，在一些关键处去讲述自己当时的想法。很多时候在不断探讨中，参与者自己也会犹豫，进而反思，而改变也就悄然间发生了。

在最近一次工作坊中，我们的主题是“教师的困境”。故事围绕两个彼此有矛盾的学生展开，从追逐打闹演变成“霸凌”，最后成了两个家庭的矛盾，校方也加入其中进行调解。我记得当时老师们分配角色之后，将整个故事分成了四幕。当落到具体场景的还原时，就会生发出很多讨论，到底什么是“霸凌”？怎么知道饰演的角色在想什么？最后的故事要怎样去呈现？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老师们就需要在下次工作坊之前，与孩子、家长甚至同事重新建立关系。我们不需要推动，他们就会自己提出来研究涉及到的伦理问题。

教师工作坊现场。坐在中间的班主任正在听“双方家长”的辩论，“两个孩子”在一旁玩耍，似是早已忘记了先前的矛盾。

在我们第二次演绎时，其中扮演妈妈的老师突然说：“我不想演了，我们在这里演这些根本改变不了家长”。当时另一位老师马上说：“你还没有真的走进这个妈妈的内心世界”。这样一说又推动了故事新的走向，尽管纠结，扮演妈妈的老师还是去约了这位妈妈。她后来说，当时不想继续演的深层原因是对家长的抵触，面对高知且强势的妈妈，作为小学老师的隐秘的自尊也在受到挑战。“要改变”的想法遇到“不配合”的妈妈，生出了“无法改变”的挫败。但是，当她尝试“放下改变”去和那位妈妈接触后，才发现她并非那么强势，甚至还很有人格魅力。她说恍然想起卢安克接受采访时的一句话：“放弃改变时，改变会自然发生。”

其实，我带着研究生从工作坊中学到的，远比我们能够给予老师们的多得多。我开始反思自己对小学老师的刻板印象，社会对他们的描画方式。他们是那么有趣，有才华！我也有机会重新思考，应该怎样去做教育研究。大道理谁都明白，但只有亲身体验后，这些才会渗透到我们与他人相处中。而当我们尝试去加深对教育中个体的理解时，学生也会在潜移默化中感知到“用心倾听”是怎样的，以及什么又是“同理心”。

新京报：最后，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了两年有余，有不少孩子自小就生活在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的环境中，这会对儿童的社会情感产生影响吗？以及，家长和教师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做些什么去应对疫情生活可能对孩子造成的影响？

刘湘燕：我很理解家长的这种担心。新冠疫情元年的孩子，不管是刚出生，还是刚上学，戴口罩几乎成为生活的常态。这时候，口罩不仅仅是我们认知世界的中介，而且它本身就已经成了世界的一部分。而居家上课等等也使得面对面的社交受限，这些都是不可回避的现实。

不过，我倒不觉得家长和老师一定要做什么帮助孩子去应对，而是和孩子一起做些什么，去共同面对这样的生活。也许我们会发现孩子能教给我们的更多。这让我想起英国即兴戏剧先驱基斯·约翰斯通曾说的：“孩子不是未成熟的大人，而大人是退化了的孩子。”换个角度想，疫情也是我们重新建立彼此的关系，共同学习理解何为“不确定”，学习“即兴”的时候。当我们不再以习以为常的眼光看待所处的世界，想象力和创造力也会出现。

撰文/申璐

编辑/李永博 青青子

校对/王心

汇聚英才，清远高新区人才磁力场是如何形成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引导广大人才爱党报国、敬业奉献、服务人民。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坚持各方面人才一起抓，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

人才是第一资源，尤其在推动地区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有力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布局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和能力，加快引进高端人才。

长期以来，清远高新区一直深知“人才强区”的迫切性，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打好人才引进、培养、服务“组合拳”，为园区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入珠融湾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

今年年初，在科技部火炬中心下发的《关于通报国家高新区综合评价结果的通知》中，清远高新区开放创新和国际竞争力排名跃升至第88位，连续3年进入国家高新区百强行列，“争先进位”的成绩进一步印证了“人才强区”战略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政策特色化

党管人才 增强人才政策牵引

2005年，汤汉良从广州来到清远，准备为自己的汽车涂料制造企业做产业转移，却被清远高新区这片热土创新创业的朝气和激情所吸引，于是创立了华南863，一步步将其打造为粤东西北首家综合性民营科技园区，引进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及项目在清远落地。

在清远生活10多年，现任华南863科技创新园、华炬国家级孵化器、浩宇科技负责人的汤汉良见证了清远高新区的成长。尤其在人才建设方面，他先后参与了清远的人才驿站、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建设，包括正在谋划的人才港建设。在他看来，为了在日益激烈的人才“争夺战”中抢得先机，清远高新区已使出浑身解数。尤其是重点为优秀青年人才创业就业打造的激励举措，更能看出清远高新区求贤若渴和海纳百川之心。

清远智慧人才超市自助求职区。资料图

2020年，《清远高新区激励优秀青年人才创业就业试行办法》出台，明确每年设立5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青年人才到高新区创业就业，激励措施涵盖购房补贴、生活补助、学历教育扶持等方面，受惠范围之广、措施力度之大，在粤东西北的城市中尚属少见。仅在2021年，该《办法》就兑现了140人次共计144.35万元。

如在扩大人才政策面方面，反复修订激励优秀青年人才创业就业试行办法，惠及更多优秀创业青年；出台《清远高新区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试行）》，通过对区内生物医药产业开展资金补助，推动辖区医药行业人才引进与培育；制定《清远高新区“十四五”人才战略规划》，明确全区人才发展指引……

多项举措强化了人才政策的牵引，为人才“引育留用”提供了保障，也为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推动企业快速发展提供支撑。据悉，2021年全区兑现科技创新政策奖励资金约1587万元，惠及企业近300家。

同时，清远高新区充分发挥国家、省、市政策的叠加效应，让企业享受到更多的政策奖补，增强政策对各类人才资源的吸聚力。

一方面，全力争取国家、省、市政策红利，重点引进和培育一批善于组织科研团队、能够统筹要素配置、掌握核心技术成果的“高精尖缺”人才；严格执行省“扬帆计划”项目——清远市新型高性能材料产业人才振兴计划，以及清远市“起航计划”人才项目，为企业发展争取省、市专项资金支持，为人才发展构筑新高地。

另一方面，在市“黄金十条”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才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出台并兑现了“产业十条”“科技十六条”等系列政策；制定《人才创业项目评审实施办法》，按期拨付人才专项资金、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专利奖励等，在知识产权、人才团队、科技项目方面的奖补力度领先粤东西北地区；出台《清远高新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实施细则》，进一步推动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企业分站实体化运作。

政策的落地见效，离不开强有力的执行推动。清远高新区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完善党工委统一领导、部门协作配合、企业积极参与的人才工作新格局。区两委办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坚持管宏观、管协调、管政策、管服务；相关部门各司其职，不断提高人才工作综合服务能力，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激励和杠杆作用，引导社会、用人主体和个人共同投资人才开发，构建多元化的人才投入体系，共同形成人才工作的强大合力。

落实人才走访调研常态化。清远高新区领导干部定期带队走访辖区企业开展调研，慰问高层次人才，召开人才座谈会，切实解决企业用人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帮助人才解决住房、子女教育、生活配套等后顾之忧，确保人才安心工作，为推动清远高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和智力支撑。

服务人性化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培育人才成长土壤

如果说好的政策是吸引人才的重要条件，那么服务的质量则是决定人才去留的重要考量因素。

清远高新区深知，与珠三角地区相比，在硬环境、财力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但可以通过提供高质量的“软”服务进行弥补。

人才公寓。

清远高新区坚持“一切为了企业、为了企业一切”服务理念，全力做好企业人才服务工作，营造更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厚植人才成长的土壤，打造最懂企业、最懂人才的政府，给企业和人才发展提供最好的服务。

一方面，协调省、市人社部门下放相关职能，将服务窗口前移至园区，开设专门服务窗口，为园区企业和人才提供一站式劳动关系服务。

另一方面，高位推进省市共建和谐劳动关系综合试验区建设。以创建省市共建和谐劳动关系综合试验区为契机，成立和谐劳动关系协会，整合市、区两级人才资源相关审批与服务，打造一门式一网式综合服务。

为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清远高新区努力探索经济功能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新方法、新路径，推动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全力推进高新区劳动合同签订率、工资正常发放率、员工投保率3个100%。

事实上，清远高新区对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还有更深层次的探索——清远智慧人才超市，这是清远高新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一个“得意之举”。

2021年，清远高新区借创建省市共建和谐劳动关系综合试验区之机，依托区属国有公司创新打造了清远智慧人才超市，并同步开发推广了全省首家电子劳动合同信息化服务平台。

清远智慧人才超市为企业和人才提供人才引进、技能型人才推荐、专业培训、学历认证、职称申报、成果转化、营销推广、校企合作等“一站式”服务。同时，清远智慧人才超市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新模式，搭建共享员工服务体系，实现人才与高新区企业供求精准匹配，有效解决企业用工难题。

2021年3月，清远高新区百嘉科技创新园内即将投产的企业——广东赛肯户外器械有限公司因用工缺口，严重制约了公司投产发展。清远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得知情况后，立即安排清远智慧人才超市整合资源，为该公司解决用工问题。短短几天时间，“超市”就为该企业输送了483名求职者进行入职复试，达到了超预期输送人才的效果，确保企业顺利投产。

这只是清远智慧人才超市高效解决企业与人才对接服务的一个缩影。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而随着企业和人才常态化沟通的需求增加，“超市”的作用愈发重要：开展企业用人需求调查，开展园区企业薪酬调查，建立企业、社会和个人相适应的薪酬体系，加强劳动用工检查……

清远智慧人才超市。资料图

目前，清远智慧人才超市和搭建数字劳动服务平台，已成为清远高新区创建省市共建和谐劳动关系综合实验区的重要平台和核心抓手，也是清远高新区打好人才服务“组合拳”，营造良好人才发展生态、引导各类人才扎根的重要手段。

此外，清远高新区还建成“智汇高新”高端人才服务系统，搭建“高新区直聘”平台，逐步实现人才队伍的精准管理、在线服务；强化人才创新创业“清单制”“帮办制”服务，对高层次人才提供“两个清单”“四个帮办”全方位、全过程服务（即服务清单、政策清单；引进落户、创办企业、人才政策兑现、社保医疗教育等服务）；针对区内企业主要负责人和技术骨干，重点培养一支技术经纪人队伍……多管齐下提供全方位、全过程服务，切实做到“用感情留人、用事业留人、用优厚的待遇留人”。

广东聚石化学总经理杨正高对清远高新区营造的服务环境深有感触，“是清远的优质环境吸引了我们从广州转战过来。当初我们考察了好几个城市，最终选择了清远。”杨正高透露，当初公司也遇过招工瓶颈，“不过清远出台了一系列人才政策，而且高新区服务挺到位，只要我们有合理需求，有关部门都会及时回应我们、积极协调，后来我们也招到不少博士合作伙伴。”

下一步，清远高新区将围绕党建引领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一条主线”，实施主导产业和谐发展行动、协会提升和谐劳动关系行动“两大抓手”，搭建数字劳动关系公共服务平台、清远智慧人才超市、政企互通服务信息化平台“三大平台”，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劳动关系激励约束机制、劳动保障监察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制“四项机制”，打造党建引领示范、协调员培训示范、人才引育示范、人文关怀示范、营商环境优化“五大品牌”等工作，力争将清远高新区打造成为粤东西北地区和谐劳动关系的龙头标杆和全省和谐劳动关系的示范区，以此营造聚才环境，打造优秀人才流入“洼地”。

清远高新区2022科研助理岗专场招聘会。李静图 摄

平台多样化

产学研协同育人 激发双创活力

近日，清远高新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传来好消息，今年10月25日，清远高新区（省职教城）青年创新创业和产业人才引育服务基地（即清远高新区“凤翔谷”）建成揭牌。这是清远高新区探索产学研模式，常态化组织“引企入校、引校入企”校企对接合作的又一创新之举。

清远高新区“凤翔谷”以省职教城各高校为切入点，重点围绕“5 1”主导产业人才需求，以“1 N”（“1”指职教城平台总部众创空间，“N”指省职教城各高校双创服务基地）思路布局，打造“校地产教融合基地”。

该平台将通过开展创新创业大赛活动、校内建设人才孵化基地、学生到企业实习培训等方式，传达清远高新区企业的需求的同时，也让学校师生及时了解清远高新区的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支撑等情况，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打通“校政企行”多方协同育人模式，培养高素质实用型人才。

其实，探索产学研模式推进科技创新发展，清远高新区早有“试水”。

对于“引育留用”人，清运高新区坚持“不为我有，但为我用”的策略，不断与省内外高校科研团队合作对接，借外力、引“活水”、强筋骨。而校地平台共建正是这种“借力”的具体尝试，也是清远高新区打通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举措。

清远天之衡量子科技有限公司是这几年清远高新区与华南师范大学共建校地平台的成果之一。

清远天之衡量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新定说，依托华南师范大学(清远)科技创新研究院这个平台，项目团队通过技术入股成立了企业。目前，该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一家以量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专注量子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自主研发了中国首台套量子微波测量系统。

其中，华南师范大学生物光子学研究院院长、师大瑞利光电科技(清远)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陈同生，借助华南师范大学(清远)科技创新研究院这一平台，自主研发了国内首款FRET光学纳米显微镜。据悉，这台FRET显微镜现在国产化的程度已经达到90%，主要应用于细胞生物学、医学方面的研究。

“对于高校做研究的人员来说，没有一个好的平台，科研成果就很难落地见效。”陈同生说，研究院提供了场地，配备了研发人员，还提供启动研究经费。值得一提的是，研究院在制度上将学校各个部门、各种层面一一打通，对研究项目落地非常有利。

华南师范大学(清远)科技创新研究院，只是清远高新区探索校地合作共建模式的一个例子。近年来，清远高新区联姻省内外知名高校，探索校地合作共建模式，如建立中山大学清远创新药物研究中心、华工清远高新区科技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华南师范大学（清远）科技创新研究院、清远广大协同创新研究院等科研平台载体，引进大量高层次人才的同时，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科教资源，推动更多高校科技创新成果在清远高新区落地开花。

对于清远高新区善用校地合作共建的做法，国家创新研究院高级调研员贺柏胜表示认可。他认为，校地合作共建的产学研平台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

首先，这些平台可以进行技术产品研发方向的精准对接，让企业项目尽快产业化，提升企业产品的性能。通过生产效率的提升，提高良品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在复杂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提升企业的经济能力，便于形成产业链条和生态圈。其次，人才是企业发展的一个核心动力，人才引进难，留住更难，而校地合作则可通过不同的平台，有针对性地留住相应的人才。最后，这些产学研平台可以将清远高新区的产业集群作为研发的重点方向，有针对性地提供技术支撑，使高校研发人员和企业研发团队能够共同发力，在同一技术难点上实现突破，解决一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所以，“产学研平台的建设，无论是人才聚集、技术突破，还是设备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而且这种合作是多赢的。”贺柏胜说道。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

作为清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和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清远高新区肩负着打造粤北地区最具活力的双创生态圈重任，但仅凭校地合作共建的载体，并不能高质量地完成任务。为此，清远高新区积极搭建多样化科技创新平台，提升创新能力，满足各类人才创新创业资源。

比如，建成和完善聚航研究院、佳致研究院、中科量子研究院、容大生物研究院、华工生物检测安评中心等研发平台，以培育科技型企业、引育创新型人才、发展主导型产业。

建立以“区域工作站 企业分站”的“1 N”综合体人才创新模式设立清远高新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十三五”期间，全区获批博士后工作站3家，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5家，博士工作站8家，并出台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管理办法，推动企业分站实体化运作。

目前，清远高新区正加快共建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清远分中心，争取推动更多的高校人才与科技成果等在我区落地和转化。

在高性能结构材料特色产业基地，搭建高层次人才创业项目平台，先后引进中山大学化工学院陈旭东教授带头的新特材料创新团队、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崔玉峰教授带头的醇基燃料高效燃烧技术研发团队、澳洲国立大学王荣平教授团队等多个创新创业团队。

多形式、有针对性的双创平台建成使用，进一步完善了引才育才“生态链”，增强了人才的号召力。尤其是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才短缺的局面，逐渐形成人才聚集的“生态圈”，为高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

成绩可以说明一切。至2021年，清远高新区相继获批国家火炬高性能结构材料特色产业基地、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等9个国字号品牌。全区拥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3个、国家备案众创空间1个、国家级小微双创基地2个；共有高新技术企业140家，总量占全市32%。

载体品牌化

“走出去”提升影响力 打造人才储备库

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清远高新区紧紧扭住人才引育这个“牛鼻子”，推进双创事业高质量发展。这其中，不仅需要双创载体“硬件”的搭建,更需要双创服务“软件”的完善。清远高新区坚持“请进来”“走出去”两手抓，除了搭建各类平台筑巢引凤外，还积极对外“开拓”，打造双创服务品牌，提升清远高新区知名度，拓宽人才引育渠道。

如深化西安交通大学、兰州大学等西北高校开展人才招聘、组织双创赛事、建立人才驿站等合作；继续打通与西南、东北、中部等地区“双一流”高校和重点职业技术院校人才招聘、双创合作的渠道；组织省内外大学生来清实习，了解清远高新区的产业发展和用工需求，实现人才与企业精准对接……

系列“走出去”活动的开展，不但搭建了专家、企业、学校双向合作交流平台，也整合了政府、科技企业、科研机构、投融资机构等多方资源，营造良好的双创氛围，持续提升了双创知名度和影响力，吸纳一批优秀人才和优秀项目落户园区。

其中，“华炬杯”粤东西北创新创业大赛便是清远高新区发挥品牌效应，引智聚才的一个切入点。

去年12月，第七届“华炬杯”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和颁奖仪式在清远高新区华南863科技创新园举行，该比赛实现粤东西北全覆盖，期间还与国内知名高校西安交通大学等共33家高校举办专场赛，并首次跨省在广西梧州举办海归精英专场。共吸引1260多个团队和企业参赛，最终有40个项目获奖，其中14个优质项目晋级省双创赛决赛。

作为专业的双创服务平台，至去年底，清远高新区连续七年组织参加“华炬杯”赛事，多年的比赛经验积累和交流分享，已形成一定的品牌效应。该赛事不仅对全区聚集和整合人才、技术、资本、市场等各种创新创业要素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其提供辅导培训、金融投资、技术转移、市场对接、成果转化等各类服务，获奖选手还可获得较高的融资金额，加速了区内中小微企业的成长壮大，激发了创业者创新潜能，为清远高新区招才引智、储备人才提供重要的渠道。

大赛还积极引导外省高校人才和成果向粤东西北地区输送，搭建一条创新的粤东西北地区招才引智通道。如这次就促进了广西梧州市轻工业研究所和清远高新区华炬孵化器共同签订粤桂创新创业大赛和华炬杯大赛联动协议，为欠发达地区经验交流和人才互动穿针引线。

近年来，清远高新区还相继组织承办了第七届全国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新材料、节能环保行业总决赛、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市场与技术对接清远行、国家高新区科技局长培训班等国家级创赛和活动，第二届全国国家高新区创新创业及电视大赛，西安交通大学创新创业大赛清远高新区专场等品牌赛事，有效激发了企业的双创热情，为人才提供多维度赋能，深化了高校、企业与清远高新区全方位的合作交流，为清远高新区挖掘人才、引进人才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强化校地合作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路径。

数 读

加快产城融合

解决人才后顾之忧

近年来，清远高新区通过改善企业环境，加快产城融合发展，优化人才生活配套设施建设，解决人才后顾之忧，以此更好的留人、用人。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筹划创办“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清远高新学校（暂定名），引进华南师范大学优质品牌教育资源，推动清远基础教育优质化发展水平。

投入9000万元加快推动百加小学新建工程建设，于2022年9月前完工并交付使用，缓解园区教育资源配套紧张的局面。目前，辖区内有龙塘一中、龙塘中心小学、横荷中心小学、银湖城小学、百加小学等多所中小学。

每年投入不少于700万元用于解决企业员工子女入学问题，还专门为紧缺适用人才提供人才公寓，拎包即可入住。

完善园区建设。累计投入园区基础设施资金约1亿元，加快完成园区主干道广清大道-创兴大道交叉口改造工程、实施百嘉科技创新园已建道路修复和黑底化工程、启动新建4条市政道路。

园区公共交通无缝对接。每年拿出130万元专项资金，优化园区公共交通线路、增加运行班次、开辟冷僻线路、筹建公交车首末站。

总策划：胡春龙

总统筹：李振兴

执行统筹：黄丽云 谭林

采写：邓薇

编辑：吕博林

校对：林家茵

编审：周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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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8岁女博士癌症晚期急需80万，丈夫跪求离婚：你放过我吧

“你放我一条生路吧！”2020年8月，郑州某宾馆内，一名男子当着满屋子的人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求妻子离婚。

这名男子名叫张海，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目前是南昌大学的副教授；

他的妻子杨楠，是他读博士时的同学，此刻正满脸怨恨地看着丈夫。

一对博士夫妻，原本是被人艳羡的神仙眷侣，此刻，为何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撕破脸皮呢？

这一切，都源于一场人生的意外。

2012年，在上海交大读博士时，害羞腼腆的杨楠，认识了高她两届的学长张海。

张海是河南安阳人，比杨楠大2岁，温文儒雅，性格随和。相似的家庭背景、相似的求学经历，以及对未来相同的规划，令他们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很快，他们从校园走进了婚姻，成了令家里人骄傲、令亲朋好友无比羡慕的一对双博士夫妻。

杨楠的性格很好，朴实可亲，婚后的张海也很温柔，家务活他抢着干，生活上对杨楠也是嘘寒问暖、从不吝啬，这让杨楠常常感慨自己嫁对了人。

2013年，张海去了日本工作，杨楠则继续攻读博士。饶是异地也没有影响小夫妻的感情，每到周末，他们都是开一天的视频，有时杨楠在做实验，张海在另一端，还能指导一二。

有了丈夫的支持，杨楠在学业上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还拿到了学校的博士二等奖学金。

期间，杨楠放假也会飞去日本团聚，或者张海回国给她个惊喜，两人一块儿回河南看双方父母，一块儿去全国各地旅游。

对于未来的生活，他们也充满了期待，他们甚至已经考虑好了毕业后在哪座城市生活，生几个孩子的问题。

可是没想到，不幸却突然降临在他们头上。

2015年夏天，杨楠即将博士毕业。在学校做科研时，杨楠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头昏目眩，她以为是毕业任务重，工作压力大所致，就没太在意。

科研完成后，杨楠便回到洛阳老家休养，可是症状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回上海后，杨楠去了华山医院，医生的一纸诊断书，宛如晴天霹雳般，砸在了杨楠的头上。

“由于自身免疫机能紊乱导致的肝硬化”这几个字意味着什么，身为博士的杨楠很清楚，免疫系统出问题，那终生都离不开药了。

如果不赶紧治疗，肝硬化就会变成肝腹水，甚至会恶化成肝癌。

杨楠不敢相信，美好的人生刚刚开始，自己就要面对这样的厄运，一想到这些，她就感到痛不欲生。

得知杨楠生病住院的消息后，张海立即买机票，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妻子面前。

那时，杨楠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张海就在旁边的躺椅上24小时陪着她。

张海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花一切代价也要治好妻子的病，为此，他四处求医问药。

2015年10月，他带杨楠去了北京302医院。在杨楠病情稳定后，张海在重庆找了份工作，而杨楠则回到了娘家养病。

杨楠没有经济来源，为了给她治病，张杨两家老人拿出了积攒多年的积蓄，并四处找亲朋借钱。

可是她的病就像个无底洞，钱不断投进去，却没有丝毫效果。尽管杨楠一直积极治疗，但她的病情还是恶化了，开始出现了便血和腹水，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只能躺在床上，这让并不富裕的两个家庭雪上加霜。

在这种境遇下，张家父母开始动摇了，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这辈子就耗在杨楠身上。

一开始，张海还会间隔给杨楠打钱，可是从2018年3月开始，张海就断了给杨楠的经济支持。

于是，给杨楠看病的重担，就落到了杨家人身上。

但杨楠的父母没有任何怨言，为了给姑娘挣些药费出来，70岁的老两口，每天5点半就出去进蒜进菜，然后拖着拖着颤颤巍巍的身体摆摊，好的话一天可以挣个五六十块。

可这点微薄的收入，对于杨楠的病只能是杯水车薪，杨楠不得已取消了2月一次的复诊，并停了一些药，只保留了最少最少剂量的药，只为不让病情快速恶化。

后来，张海在南昌一高校安顿了下来，杨楠想着这下丈夫工作稳定了，她可以去南昌了，等到她病情好点，她就可以做做家务，减轻些张海的负担。

可张海以房子是租的为由，拒绝告诉杨楠他的住址，每次杨楠去南昌，张海都安排她住小旅馆，甚至每次跟张海打电话，张海都极不耐烦。

2019年7月，杨楠再次来到南昌，在一次争吵时，张海甚至掐住了杨楠的脖子。

那次争吵的后果，就是杨楠病情加重，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了一个多月院，花去2万5千多元药费。

之后，两人之间争吵谩骂、恶语相向就成了常态，张海一张嘴就是“你去死吧”、“废物”，甚至铁了心要离婚。

而杨楠一门心思要抱紧丈夫这根救命的稻草，不惜卑微地跟身为高校副教授的丈夫乞求，给她点希望，她想活着。

但丈夫对她的乞求依然无动于衷。

杨楠为自己感到悲哀，曾经她也是那么优秀，可现在更像一只被人遗弃的小猫小狗。

由于长期经受心理上的煎熬，杨楠的肝病逐渐加重了，她也变得面色发黄，瘦骨嶙峋。

而且，她随时都有可能由于情绪激动而大出血，加上她凝血机制不大好，一旦遇到突发状况，人就可能抢救不过来。

医生告诉杨楠，她的病要想治愈，唯有做肝移植，手术费用大概80万，还不包括后期的费用。

尽管80万于他们这个家是个天文数字，但还是让杨楠看到了希望，因为她想活下去。她觉得丈夫现在是大学教授，有稳定的收入，是能够负担起这笔费用的。

杨楠不停地给张海发微信，告诉她的身体状况，可张海每次都叫她现实点，别太作了。明知这个病就是个无底洞，为什么硬要把两家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呢。

被张海数次拒绝的杨楠，依旧每天跟张海发信息，但每次两人都闹得不愉快，最后张海拉黑了杨楠。

2020年7月，在微信被拉黑、电话联系不上张海后，杨楠向江西广播电视台求助寻人。

在两省媒体的帮助下，杨楠和父亲从洛阳来到南昌，当着记者的面子再次拨打张海的手机，不是不在服务区就是无人接听。

无奈，杨楠一行人只得来到张海工作的学校，院领导说张海回老家了。通过院领导帮忙，记者终于联系上了张海。

得知记者的来意后，张海说杨楠这个病，越到晚期越花钱，普通百姓家是看不起的。

他还说，他一堂堂副教授，40岁了什么都没有，也照顾不了父母，还要趁着暑假，到工地上搬砖挣钱还债，他过得也很憋屈。

如果记者方便、杨楠愿意的话，可以约定时间到他安阳老家见面。

尽管满是疲惫，但杨楠还是如约赶到了安阳，可是张海并没有按约定在家里等着，家里只有父母和姐姐。

见到杨楠，张海的姐姐和父亲都很激动，提到张海的婚姻，张父就开始道苦水。

他说眼看他们就要享到孩子的福了，可杨楠这一病，把他们家底全掏空了不说，还让他们的家事，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面对老人的抱怨，杨楠一句话也没反驳。她知道，就如张父所说，她和张海之间的事，只有他俩自己才能解决。

在张海姐姐的劝说下，张海答应了再约时间，在郑州见面。

2020年8月1日，杨楠终于见到了张海。姗姗来迟的他没有先回答记者的问题，而是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很意外的举动。

他一把搂住了杨楠，面对丈夫突如其来的关心，杨楠有些无所适从和抗拒。大家以为这事情有了好的结局。

哪里知道，就在拥抱过后，张海却说，我们早就没有感情了，这样拖着对谁都不好，难道你不希望我好吗？

望着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丈夫，杨楠想不通，她摇摇头说道：“我们曾经那么相爱，我没那么歹毒想拖累你，我只是想活着，虽然不能活得像你这么五彩斑斓。”

听杨楠这么说，张海也忍不住眼眶湿润起来，他提出，离婚后杨楠去安阳老家住，他以生命担保，一定会照顾她。

对这个方案，杨楠和杨父都拒绝。现在他们还没离婚，张海对她都不管不顾的，甚至还对她进行人身攻击，而且张海母亲也有病，到时候谁照顾谁都说不清。

听到这里，张海打断了杨楠的话，他说自从领证后，他一共给过杨楠20万。

可杨楠却说，这20万用于治病方面只有4万6，其他都是两人的生活开支。期间，她不得不放下自尊，一次次找张海要钱买药，又一次次地倍受打击。

对杨楠的说法，张海并没有异议，他承认从2018年3月起，他就有了离婚的念头。

因为杨楠生病后性子变得敏感多疑，只有在要钱的时候才想起来他这个老公，其余时候我行我素，听不进劝，死倔死倔。

尤其是他们回老家过年时，杨楠在大年初一，因为生活琐事和婆婆闹得很不愉快，让张家人心生了嫌隙，年都没过好。

张海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杨楠的任性冲动，让他离婚的念头越来越坚定。

也正是从那天起，张海就从杨楠的生活中消失了。

而杨楠之所以一定要找到张海，除了说清楚一些事情外，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父母其实是她的养父母。

为了给她治病，患子宫内膜癌的母亲停止了治疗，把钱省下来给她，父亲想尽一切办法为她筹钱治病。

得知自己是抱养的孩子，杨楠震惊到几乎崩溃，为这对善良的老人对她的不离不弃，也为她那不知在何方的丈夫张海。

杨楠决定，要找到张海，要回她的合法权益。

在心理专家的帮助下，杨楠平复了心情，既然彼此已成了怨偶，强扭着也没有任何意义，那就体面地分开吧。

杨楠告诉张海，她愿意离婚成全他，希望他能找一个健康的女孩结婚生子，但由于自己没有经济来源，这些年看病花的52万都是父母四处筹集的，还有她信用卡的12万，她希望张海能够把这方面的问题给解决掉。

张海认为他最多只能承受30万元，并愿意在离婚之前，每个月拿出2000元，来保证杨楠的基本治疗。

为了以示诚意，他当场转给杨楠500元。

可是没想到，第二天，张海就反悔了，他说昨天是一时冲动，他现在收入扣除租房、养老人以及还债以后，只剩下1000块钱。

他甚至和父亲来到洛阳杨楠家的小区，举着牌子说接妻子回家，逢人便问杨楠家住在哪儿，说是杨楠父母不让她回去。

见张海如此厚颜无耻，为了逼杨楠离婚自导自演了这一出，杨楠忍无可忍，她在洛阳妇联的帮助下，决定走司法手段。

这一个月两省三地的奔波，让杨楠的身体越发地消瘦。因为张海的出尔反尔，杨楠觉得自己无法面对为她倾其所有的父母，她选择了自暴自弃，不吃不喝，打算放逐自己。

现在两年过去了，杨楠依旧没有做成换肝手术，她和张海也离了婚，法院判决张海每个月支付杨楠2000元药费，直至30万还清。

杨楠的故事告诉我们：再美好的爱情，最终也是要回归到柴米油盐的，这跟你的身份地位无关，在疾病面前，它同样会不堪一击。

就像张海杨楠，即便读到博士，在不幸面前，还是一样会选择逃避。

有人说张海为何不能倾家荡产救治妻子，借80万对于一个博士应该不是很难，这样即便没有好结果，也是问心无愧。

也有人说杨楠的病已经拖垮了两家，张海及时抽身止损，在父母和重病的妻子之间，选择了孝敬父母是对的。

还有人说杨楠太自私，有着博士的智商，却没有博士的情商，虽然有病找不到工作，但很多事情是可以在家里做的，也不致于让丈夫瞧不起她。

如果杨楠自己坚强点，努力点，也不会让视她为己出的养父母这么辛苦。

可是，我们终究只是局外人，不知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张海有错吗？他人到中年，有着事业、经济、孩子、父母的几重压力，人性让他做出最大权益的选择。

杨楠有错吗？她只是想要活下去，才紧紧地抱紧丈夫这根救命的稻草。

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张海和杨楠的故事让人嘘叹不已。

真心希望这个世上，能少一对怨侣，多一点温情。

参考资料：

《百姓调解之患病女博士寻夫记》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

《幸福配方之名校女博士千里寻夫：我想活下去》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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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鸢儿

编辑：池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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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智商随家长？985名校博士生妈妈，辅导女儿作业：太难了

我相信每一个家长都会遇到一个共同的烦恼问题，那就是辅导孩子写作业。

每一个家长都希望孩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但是当自己真正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自己又有心无力。辅导孩子写作业真是一个大难题，家长不是教师很难找到对的方式进行教学。

也许有的家长就在想，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学历不够呢？学历高的人孩子肯定能遗传优良基因，在学习方面一点就通，哪怕学习不好，也有一个学历高的家长在身边陪伴。学习也不是难题，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博士妈妈辅导女儿写作业被逼哭

大众以前的观念是，只要爸爸妈妈有一位是学历高的人，辅导孩子方面肯定拿手，但是近几天就有一个热搜引起了大众的眼球。也正是因为这个热搜打破了大众的观点，谁说高学历的父母就能辅导孩子写作业。

这则热搜的内容是985毕业的名校女博士女儿写作业被逼哭，直言我不想当她妈了。拍视频的人是这位女儿的爸爸，爸爸表示自己是一名专科生，妈妈是985博士生。

不过评论区的网友思考角度比较新奇，他们的重点不是在智商遗传方面，而是直言。专科生要赚多少钱才能娶到985博士女？女儿的智商都随爹没办法，就想问一问专科生怎么才能娶到985博士。

可以看得出来，大众普遍认为这名专科生的爸爸是一位多才多亿的男子。要赚很多钱，才能娶到这么高学历的妻子。

当然也有网友道出心声，一边相信让穷人家考上名校来改变命运，一边又相信智商是靠父母遗传。是啊，似乎现在的家长把原因都归结在孩子身上，如果自己没有高学历，就希望孩子上名校改变命运，如果自己拥有好的学历就希望孩子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超越自己。

看完这个视频，笔者的第一想法就是，为什么是爸爸在拍视频，而妈妈在辅导作业。爸爸似乎是在责怪985博士毕业的妈妈没有能力，可是想一想，抚养女儿长大成人不应该是一个家庭的责任吗？怎么能单独落在母亲的身上。不能因为母亲拥有高学历，所以孩子的教育问题全部抛给母亲一个人。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长双方都有责任去引导孩子学习而并不是由一方去承担。而且很明显，辅导孩子写作业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爸爸并不想参与这个繁琐的过程中，只注重孩子的结果，我想这也是一个爸爸的失责。

其次就是可以发现，辅导孩子写作业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少家长对辅导孩子写作业这个问题都有非常头疼的烦恼。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教师的工作压力有多大。教师一个人要肩负起班级上数十名学生的教学任务，可想而知教师一天要面临多少压力。

社会多数人对教师这个职业存在不少偏见和误解，教师是一份轻松，多金，假期多的职业，但实际上并不是通过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这个问题就可以看得出来。教师的工作量很大，而且压力也很大，肩负起教书育人的使命，在校还要保护孩子的人身安全，调解家长之间的沟通和矛盾。给孩子辅导一次作业，你就明白教师的压力有多大了。

我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大众能对教师这个职业少一些误解，多一些包容和理解，同时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把归因仔细分析一下，到底是出在孩子本身是啥，还是出在自己没能耐心教育方面。希望各位家长也不要回避孩子教育这个问题，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家长和老师都有责任，家校合一才能让教育发挥到极致。

也希望父母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不要只靠着对方。孩子是两个人爱情的结晶，孩子辅导作业方面是有两个人共同完成的，不要因为一方学历高或有教学的经验，而不管孩子的学习。对于孩子来说，家庭氛围也极其重要，一个家庭没有良好的氛围。也会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阴影，也不能因为孩子不爱学习或不会学习就孩子面说不喜欢你或者不想要你这种话。

看似一句简单的话时，则会给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很大的创伤。毕竟孩子是自己的，孩子健康大于一切。不要摧毁孩子的信念，家庭教育极其重要。

今日话题你怎么看待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这件事呢？你认为孩子的智商和遗传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