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是哪个国家文章列表:

• 1、商鞅变法为何选在秦国？为何能在秦国变法成功？他又是因何而死？
• 2、商鞅变法，法西斯主义的雏形
• 3、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变法商鞅变法
• 4、春秋时期，除了秦国，还有哪些嬴姓诸侯国？
• 5、让历史告诉未来：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为何选在秦国？为何能在秦国变法成功？他又是因何而死？

（商鞅影视剧照）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使秦国从一个边陲的蛮夷之国迅速崛起，最终并列在了七雄之中，而且还为秦国统一六国，及以尔后的政策部署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姑且不论变法的实质性内容，只说商鞅为什么选在在秦国变法，为何在秦国变法能够获得成功，最后，他又是因何而死的？

（商鞅影视剧照）

一，商鞅变法为什么能在秦国获得成功

1.1，商鞅变法的历史背景

商鞅，本姓公孙，是卫贵族的后代，所以又称公孙鞅或卫鞅，后因其变法成功，被秦孝公封于商，史称商鞅。商鞅所处的时代，正值战国中期，中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诸侯国彼此为了壮大实力和抢夺地盘，而争得你死我活。所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因此这个时期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各家门徒都怀揣学问，想着在乱世之中得以施展自己的身手。而各个诸侯的君王，也都想着如何发展壮大自己的国力，兰木候珍鸟，于是一系列的变法就得到了支持。

战国中期先后出现了多次变法，比如：赵武灵王变法，魏国的西门豹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但这些变法均时间较短、规模很小，没有使这些国家走向彻底的强盛，从而一统天下。

（商鞅变法）

1.2，商鞅变法为什么在当时最为弱小的秦国得到了贯彻

商鞅既是贵族后裔，又是一名有志之士，他思想活跃，素喜刑名之学，有本事而且很想显本事，生在这样一个纷纷扰扰的纷争时代，商鞅自然是不甘落于人后，于是他来到了魏国，投靠到魏国丞相公叔痤门下做了一名门客。

商鞅经常在公叔痤面前谈论他的想法、思路、还有个人抱负，并得到了公叔痤的赏识和器重。公叔痤甚至发出了“中国一统，唯有变法彻底者当之”这样盛誉之论，足以显现出商鞅当时对公叔痤的影响是何其之大。公叔痤临死的时候，他千叮咛万嘱咐，一再的建议魏惠王 “要么重用商鞅，要么杀掉他”，可见商鞅确实是一位十分难得的盖世奇才。

（公叔痤影视剧照）

公叔痤死后，魏惠王并没有采纳老丞相的建议，既没有重用商鞅，也没有杀掉他。当然这也有一定的历史客观原因，当时魏国的国力是七国中最强大的，朝中能人众多，因此不重视商鞅也是合乎情理的。

秦国本居中国西部雍地（甘肃和陕西一带），与少数民族西戎杂居，祖上是给周朝放马的，因此在中原的地位非常之低，甚至被视为蛮夷。在秦十一代时由于秦穆公的励精图治，才使得秦国稍稍有所发展，秦孝公即位，他日思夜想，都思忖着继承穆公的遗志，光大祖宗事业，使国家繁荣强大。

一个很穷的地方，又想着徐图发展，还缺少得力的人才干将，商鞅此时来秦，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并具也！

（商鞅影视剧照）

1.3，商鞅变法为什么能够成功

商鞅和秦孝公晤面之后，说出了自己的策略，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当然这个过程颇为曲折，不可能商鞅一表自己的想法，秦孝公立马就说：“兄弟你说的对，咱就照你说的这么干”。

秦孝公一定要和大臣经过了很多次反反复复的推理论证，才能够做出最终的决定。因为把一个既成的体系推倒再重建，本身需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所谓“破而后立”的前提是这个“破”字。

（在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商鞅变法实施的较为顺利）

毋管怎么说，商鞅变法的理论得到了大部分秦国臣工的认定，随后孝公便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全权负责制定，实施变法的内容，任何人都不得干涉，包括孝公自己在内。

商鞅变法从秦孝公二年（公元前360年）一直持续到秦惠文王元年（公元前337年），期间一共二十三年，变法之后，秦国国力大增，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遵循先祖的东出之策，选择迂回之后再主动出击。先后攻城略地，占领了一大片的土地，随后迁都咸阳。自此，秦国占据了关中平原，凭崤山函谷关之险，退可自保，进可出关东以争天下，成帝王之霸业。

（商鞅影视剧照）

二，商鞅因何而死

2.1，商鞅为了推行变法，采用了严酷的政治手段，因此得罪了很多人，为自己的政治前途埋下了重重的隐雷

商鞅变法确实使秦国走上了国富民强的道路，但靠严刑酷法来保证变法成功，尤其是连坐的政策，委实十分残酷。商鞅也因此得罪了上到太子下到一般老百姓的大部分人众。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朝中的王公贵族。在秦孝公在位时，这些人不敢站出来公开反对，孝公驾崩，等到反对商鞅的秦惠文王即位时，这些人就站在了一致的立场上，疯狂地反对商鞅。

2.2，秦孝公临死前传位的举动，更是把商鞅架在火上烤，彻底逼上了绝境

据《战国策》记载：“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 秦孝公临死的时候想要把君位传给商鞅，但商鞅不敢接。站在后人的角度，我们揣测秦孝公当时的意图，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颇像演义里刘备白帝城托孤时所说的那段话：“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 这两段话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在肯定一个人，实则话语暗藏玄机，弄不好会把一个人架在火上烤。果然，商鞅遇到的是一直跟他不合拍的惠文王，而诸葛亮就幸运多了，他遇到的是演义里乐不思蜀的安乐公。

（商鞅影视剧照）

而且，极有很可能的是，秦孝公当时完全是在试探商鞅的忠心度，因为彼时的商鞅业已是大良造的位置，既得势又得力，在秦国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他若造反，是非常轻而易举的事。

不过反过来又说，孝公当时或许真的有想传位于商鞅的可能性，但是，这在世袭制传天下的那个年代，可能性显得极小。毋管怎么样，让位于商鞅的话语传到当时太子的耳朵里，换做谁都不会很爽。本身太子和商鞅就深有隔阂，孝公驾崩前又来了这么一出戏，这不明摆着膈应人吗？

（商鞅变法，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很大）

2.3，其他六国的反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为商鞅变法使得秦国迅速强盛，其他六国都非常忌惮，因此周边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他的离间行为。尤其是魏国，他逃亡去魏国的时候，魏国也因他诈使杀魏将而拒绝，最后无奈又回到秦国，想以封地十五邑之兵和朝廷抗拒，结果战败而亡，其尸体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之后示众。

中国传统的正统观念所引发出来的知恩图报，士为知己者死，虽说是悲壮的，但同样也是轰轰烈烈的。秦孝公能够赏识商鞅重用商鞅，商鞅置生死于度外而报答之，正应了那句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壮哉！公孙鞅！

（注：图片来自网络，若有侵权，请及时与本文作者联系，谢谢！）

商鞅变法，法西斯主义的雏形

“国家专心从事耕战一年，就能强大十年；专心从事耕战十年，就能强大一百年；专心从事耕战一百年，就能强大一千年；能够保持一千年都强大的国家，就能称王天下”。

“用重刑杜绝犯罪，国家就能大治；用轻刑导致犯罪，国家会混乱。所以说，加重刑于轻罪，刑法就是不用也能将事情办成，这样的国家才能强大”

—— 以上观点摘自《商君书》

商鞅出生于卫国贵族，又名卫鞅，出生时家道已衰落，先入魏国，见不得重用投奔秦国，此时的秦国封闭落后，民风不开化，被中原大国所摒弃，视为蛮夷，认为秦人粗鄙不堪、野蛮不堪，召开高层会议时从不通知秦国。直到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决心改变现状，发布招贤令搜罗各国人才，商鞅借此机会得以大展宏图。

商鞅变法的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点：

一、废除旧世卿世禄制，禁止私斗，实行军功爵制。从根本上打破阶级垄断制度，谁杀敌多，谁的俸禄就多，社会地位就高，使得秦人嗜血成性，为东方各诸侯国所忌惮。

二、重农抑商。下令商人不准卖粮食，农民不准买粮食。抬高酒肉等奢侈品的价钱，加重收取这些东西的赋税，让赋税的数量高出它的成本十倍。商鞅对商业的打击可谓不遗余力。

三、连坐制， 轻罪用重刑。商鞅认为,刑罚能够产生衍生实力，实力能产生强大，强大能产生威势，威势能产生恩惠。所以，恩惠是从实力中产生的，崇尚实力能用来成就勇敢作战，作战才能产生智慧和计谋。

四、夺民、弱民。夺民——夺民所尚、夺民所善、夺民所易、夺民之财、夺民所欲；弱民——使民众弱，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五、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从思想上控制民众，只有耕作与战争。

秦国法律严苛，环环相扣，丝丝入扣，民风很快扭转，百姓一听打仗如同饿虎扑食，左拿人头，右夹俘虏，一个个变成了杀人如麻的恶魔，秦国彻底变成了战争机器，虎狼之国。但由于秦国国内不推崇儒学等经典文化的传承，秦人大都目不识丁，思想僵化，这也是秦国重要谋士都来自其他国家的原因。军国主义成就了秦国的霸业，但也使它快速灭亡。

”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

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变法商鞅变法

站在大气蓬勃的始皇陵前，俯瞰这个中国历史第一位大一统的帝王，由衷的感叹当年秦帝国的强大。秦始皇陵南依骊山，北临渭水之滨。骊山是秦岭北麓的一个支脉，东西绵延约25千米，南北宽约7千米。传说因此山山体像一匹骊色（黑色）的骏马，因而得名。骊山是在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中隆起形成的地垒，海拔1000米左右，断层错落，山峦与沟壑相间，构成了一条条南北走向的山谷，并由此发育出了一道道河流。秦始皇帝陵就位于骊山北麓由河流形成的洪积扇上。站在始皇陵前，我们不尽疑问，为什么秦能有这个实力统一中国，或许我们可以从贾谊的《过秦论》中一探究竟：“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这一切都是从秦孝公开始，秦帝国的强大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而最重要原因就是始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变法，他不像后来如北宋欧阳修等的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或明朝张居正变法以及清朝光绪时期戊戌变法最后遭到顽固派抵制而失败。他的法律影响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始秦彻底从奴隶制度升级为封建制度。虽然遭到了当时秦国顽固派的阻挠但是无论是秦孝公还是他的继任者一直坚持着商鞅的变法，以及变法给秦帝国带来的各项好处，中国社会也真正的进入了法制社会，统治者第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国。秦国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经济得到了发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春秋时期，除了秦国，还有哪些嬴姓诸侯国？

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等史料的记载，周武王姬发建立西周后，分封共七十一国，其中与周王同姓的姬姓就有四十国，兄弟之国有十五国。而《荀子·儒效》则说姬姓有五十三国。可见西周初期的分封是以姬姓为主体，而同时兼顾到异姓。到了春秋时期，姬姓诸侯国，依然是当时的主角，比如鲁国、晋国、卫国、郑国、燕国、吴国、曹国等诸侯国，都是姬姓诸侯国。当然，在春秋时期，还有一些异姓诸侯国，比如齐国君主是姜子牙的后人，宋国作为商朝王室的后人，国君为子姓、宋氏。

而就本文所要说的嬴姓诸侯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秦国。那么，问题来了，春秋时期，除了秦国，还有哪些“嬴姓诸侯国”？

一、秦国

秦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07年），是周朝地处西北地区的诸侯国。对于秦国来说，始祖秦非子是商朝名将飞廉之子恶来之后。而就商朝名将飞廉来说，其始祖则可以追溯到辅佐大禹治水的伯益。秦人先祖嬴姓部族早在殷商时期就是镇守西戎的得力助手。周孝王六年（前905年），秦非子因养马有功被周天子封为附庸国，都城在秦邑（今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东北），号曰“秦嬴”。

公元前821年，秦庄公击败西戎，被周宣王封为西陲大夫。当然，在春秋之前，秦国还不是一个正式的诸侯国。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被封为诸侯。自此，秦国正式成为周朝的诸侯国。秦穆公时期，秦国称霸西戎，这促使秦穆公位列“春秋五霸”之一，从而和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相提并论。

战国初期，经过百年的衰落期，魏国夺取了秦国河西之地。秦孝公时，任用商鞅变法，富国强兵，逐渐成为战国中后期最强大的国家。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公元前316年，秦国兼并巴国和蜀国。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掉山东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公元前207年，面对各地起义的大潮，赵高逼杀秦二世，去秦帝号，立子婴为秦王。不久之后，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这意味着秦朝正式走向灭亡。

二、徐国

徐国，夏朝至西周时期诸侯国。伯益之子若木为徐国开国君主，都城为徐城（今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和秦国一样，徐国也是一个嬴姓诸侯国。不过，相对于秦国，徐国的历史更加悠久。在夏朝、商朝、西周三代，徐国一直是强大的诸侯国之一。

周穆王时，曾派兵讨伐徐国，想要令他臣服，没有成功。徐偃王在位时，向他朝者的国家有32国（《韩非子》作36国）。从这一角度来看，鼎盛时期的徐国，能够和周王朝相抗衡。

当然，周穆王经过多次出兵，最终还是击败了徐国。因此，徐偃王于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山林隐居。于是，周穆王封他的子孙为徐子，继续执掌徐国。不过，自此之后，尤其是到了春秋时期，徐国走向了衰落。

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夏天的时候，吴国派出使臣，责令徐国和钟吾国交出领兵在外的公子掩余和烛庸。这两个诸侯国依仗有强大的楚国作后台，拒不从命，并私自放走二公子，让他们去楚国。这给了吴王出兵的借口。公元前512年冬天，吴王派孙武、伍子胥讨伐徐国和钟吾国，并成功灭亡了这两个诸侯国。徐国亡国之后，其子孙以原国名“徐”为氏，是徐姓的起源之一。

三、江国

江国为殷商至春秋时期的一个诸侯国，对于江国来说，又被称之为“鸿国”、“邛国”。据《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等史料的记载，江国的先祖，也是伯益的后人。所以，和秦国一样，江国也是一个嬴姓诸侯国。公元前1101年，江国正式建立。周朝时期，江国的都城位于今河南正阳县东南、淮水北岸1公里。这里发现有江国故城，平面长方形面积约17.5万平方米。

春秋中期的35年间，江国采取联姻、会盟的方式，先依附于楚国，以图复兴。后来又与齐、宋伐楚。在东周时，江国位于楚、齐、宋等大国之间，又常受淮河水患侵扰，一直没能发展起来。

公元前624年，楚穆王出兵伐江，晋国出兵为江国解围；次年，楚国再次出兵，江国势孤力弱，援军不继，终被楚灭。江国灭亡后，江国君主的后人以江作为姓氏，这类似于徐国灭亡后，徐国后人以徐作为姓氏。

四、黄国

黄国，春秋时期嬴姓诸侯国，黄姓发源地。黄国故城位于河南省潢川县城西北6公里隆古乡境内，遗址至今保存完好。根据《史记》与《黄国故城志》等史料的记载，黄国始祖为嬴姓伯益长子大廉，字太康，建立于公元前2148年。

鲁桓公八年（公元前704年），楚国在楚地约会诸侯，黄国和随国这两个诸侯国都没参加，结果，汉阳的随国受到讨伐，淮水的黄国由于相距较远，躲过一劫，但也遭到楚国的斥责。

鲁庄公十九年（公元前675年），楚文王首次讨伐黄国。公元前675年，楚文王"伐黄，败黄师于踖陵，遂还" 。可能是黄国全力抵抗，楚军并没有一鼓作气灭亡黄国，在惨胜之后匆匆回国。而面对势力已扩张到淮河中上游的楚国，黄国采取了依靠强齐抵御强楚的策略。

鲁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黄国参加了在宋地举行的谋划伐楚的齐国、宋国、江国、黄国等四国会盟。第二年，这四个诸侯国又在山东阳谷会盟。公元前655年秋天，黄国、江国这两个嬴姓诸侯国联手伐陈。随着齐国霸主地位的形成，淮河流域的诸侯国纷纷叛楚附齐。极力北上争霸的楚国当然不甘示弱，公元前655年，楚国就将黄国的姻亲小国弦国灭掉，弦国国君逃到了黄国。6年后，也即公元前649年冬，楚国进攻黄国。半年后，也即公元前648年夏，黄国终于被楚成王消灭了。此外，黄国的后人黄歇后来在楚国为官，被封为春申君，地位仅次于楚考烈王，是战国四公子之一。

让历史告诉未来：商鞅变法

公元前408年“初租禾”，即从力役地租转化为实物地租；公元前378年“初行为市”，表明商业交换也开始活跃起来。秦的这种发展，比起关东各国要落后一步，主要原因是由于以王室宗亲贵族为主的贵族封建领主势力十分强大，他们把持国政，制定政策时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首先考虑国家的利益，“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受到楚、魏两国的侵迫，外交地位很低，不能参加中原各国之盟会，各国都以“夷狄遇之”。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国君，为改变“诸侯卑秦”的落后局面，使秦国富强起来，下令求贤变法。商鞅应召自魏入秦。商鞅在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和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变法，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废井田，开阡陌。废除奴隶制土地制度，确立封建土地制度。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允许人们开荒，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这样就破坏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从此，封建土地所有制得到了封建法律的保障，原来奴隶制度下的奴隶转变为封建制度下的农民，社会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生产积极性极大的高涨，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与此同时，也使得原来奴隶制下的国有土地转变为封建国家所有，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根本保障。这和其他六国的变法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边还要作详细的论述。

第二、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军功爵制。规定宗室贵戚中凡是没有立军功的人，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废除没有军功的旧贵族的特权，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又根据军功大小制定了尊卑爵秩的等级，把爵位分为二十级。规定“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倾，益宅九亩”，“欲为官者五十石”，军功越大，赐田宅也越多，官职也越高。军功爵的建立，打击了旧贵族封建领主的势力，培植了一大批新兴的军功地主和自耕农，广大农民成为这一制度的主要受益者。

第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规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而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工商为“末业”。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还招徕无地农民到秦国开荒。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

第四、推广县制和什伍制。商鞅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改革是“集小都乡邑聚为县”，“凡三十一县”（也有史书认为是41县或36个县）。县设县令、县丞、县尉等官吏。商鞅通过县的设置，把由奴隶主贵族摇身一变而来的贵族封建领主对领邑内的行政和司法特权收归中央。该措施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的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更重要的是切断了贵族封建领主势力“废法而服私”的权利通道，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

第五、统一度量衡。制造同一的标准量衡器，发至全国各地，标准尺约合今0.23公尺，标准升约合今0.2公斤。

第六、“明法令”。申明“刑无等级”，并公布于众。

第七、迁都咸阳，以适应向东发展的需要。

此外，还严禁私家请托，禁止游说，禁止私斗。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目的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

商鞅的变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了极其巨大的发展，军队的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封建国家，终于使秦走上日益强大的道路，为秦后来翦灭群雄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据《史记》记载，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十年之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财力方面，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关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十分之三，财富却十分之六”。在此前后，山东六国也先后进行了以废除奴隶制确立封建制为主要内容的变法，其中有些国家的变法比秦国还要早几十年。魏国的魏文侯任用李悝于公元前406年推行变法；楚国的楚悼王任用吴起于公元前380年推行变法；赵国的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07年进行变法；韩国的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于公元前351年推行变法；齐国的齐威王任用邹忌于公元前369年推行变法；燕国的燕昭王任用乐毅于公元前312年推行变法。

从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来说，前后经历了100多年的七国变法，经过长期、曲折和反复的斗争，地主阶级专政终于取代了奴隶主贵族的专政，客观上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是历史的进步。但从各自国家利益的角度、对每个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影响来看，我认为只有秦国的变法取得了最终的成功，其他六国的变法是失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七国变法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图存争霸”，而最终实现这个目标，扫平六合、统一华夏的只有秦国，其他六国不但没有实现称霸的目标，反而一个接着一个被秦国所灭亡了。关于秦的兴起和六国灭亡的原因，许多学者都有不同的论述，如苏洵的《六国论》等。但在我看来，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主要矛盾；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是次要矛盾。因此决定各国不同命运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内部的经济、政治、军事制度，而各国的这些制度都是在这场变法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所以说其根源还在于这场变法。那么秦和山东六国的变法，究竟有什么足以导致各自国家最终不同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区别呢？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制度。在当时那样一个农业社会中，最核心、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什么？是土地；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是土地；最能够从根本上体现社会财富分配的是什么？是土地所有权的分配。在变法前的奴隶制时期，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土地属于国君，再由国君分封给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进行管理。变法时实行土地私有，要把原来的奴隶制国有土地转变为封建地主和自耕农所有的私有土地，这就存在着一个土地所有权如何分配的问题。那么六国在变法时土地所有权是如何分配的呢？除魏国把一部分国家直接掌握的土地分给农民耕作以外，各国都采取了一个最简单、最省事也是阻力最小、最容易为奴隶主贵族所接受的方法，那就是就地转化，即原来由国君分封给哪个奴隶主贵族管理的土地，变法后就直接变成了这个奴隶主贵族私人所有的土地，奴隶主贵族摇身一变成为了贵族地主，原来在这块土地上耕作的奴隶就地转化为贵族地主的佃户。变法的大部分成果被以王室宗亲贵族为主的原奴隶主贵族所据有，广大劳动人民并没有得到多少实实在在的利益分配，生产积极性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提高。虽然一部分农民通过垦荒或其他方式取得一部分土地成为中小地主或自耕农，但不具有主导地位。因此这些国家变法后形成的是以贵族地主为主体的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学者认为，由于六国的贵族地主拥有大量土地却不负担税赋和徭役，而由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为主构成的“编户齐民”占有的土地少却负担着国家全部的税赋和徭役，最终不堪重负而纷纷破产，这是导致六国灭亡的经济根源。与此相反，秦国在变法时土地所有权分配采取了与六国完全不同的方式。他们在变法时实行军功爵制，规定所有的农户按什伍制编为“编户齐民”，每家每户的成年健康男子都要服兵役到前线作战，然后把国有土地按照士兵在前线作战的军功大小进行分配，规定“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倾，益宅九亩”。由于作战士兵绝大多数是普通农民，所以这样做的结果是绝大部分土地最终分配给了广大农民，产生了一大批自耕农和以中小地主为主体的军功地主。因此秦国变法后形成的是以自耕农和中小地主为主体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由于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高涨，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最终积累了天下“十分之六”的财富，为统一六国打下了十分坚实的经济和物质基础。

第二、政治制度。在奴隶制度下，国君是依靠大大小小的奴隶主来治理国家，管理国家政治事务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奴隶主在各自的封地拥有较为完整和独立的治权，也就是行政权和司法权。变法时，要打破奴隶制的政治制度，建立封建制的政治制度。这时山东六国和秦国的做法又完全不同了。秦国的做法是推广县制和什伍制，“集小都乡邑聚为县”，县设县令、县丞、县尉等官吏，官吏均由国君根据能力德行和功勋任免，对国君负责，把贵族封建领主对领邑内的行政和司法特权收归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势力，切断了贵族封建领主势力“废法而服私”的权利通道，保障了官吏队伍的廉能和高效，保障了国家的团结统一和政治稳定。同时按照军功爵制的规定，普通百姓只要立了军功，就可以按照军功的大小进入官吏队伍担任一定的官职，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和普通百姓参与国家政治打开了一扇大门，为国家官吏队伍输送了大批的新鲜血液，有利于选贤任能，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六国的做法则是换汤不换药，不触动贵族阶层的根本利益，原来的奴隶主贵族就地转化为贵族封建领主，继续在原来的领地上行使治权即行政权和司法权，而且基本沿袭了奴隶制时期子承父业、兄终弟及的家族式权力继承关系。中央政府的官吏任用也同样如此。所谓变法仅仅是加强了对这些官吏的考核赏罚，实行“循功劳，视次第”、“食有劳而禄有功”、“罢无能，废无用”的按功行赏制度。虽然这些考核赏罚制度在变法初期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国家面貌焕然一新，民心士气为之一振，但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切断贵族封建领主势力“废法而服私”的权利通道，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名存实亡，流于形式了。而且这种做法还造成了两个更为严重的后果。一是掌握地方政权的贵族封建领主拥有相对独立的治权，形成了对中央半独立的状态，国家政令不能实现完全的统一，不利于国家集中国力应对国内外各种困难和挑战，尤其是不能集中全部国力对外作战，在“图存争霸”的斗争中处于被动状态，最终被秦国所吞并。二是大贵族地主垄断政治，把持朝政。官员的选拔任用由他们决定，而且只从贵族家族当中选用，把新兴地主阶级和普通劳动人民排除在政治之外，这种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当中选人的官员选拔制度必然的结果是大量的昏官、庸官、贪官充斥官吏队伍，导致严重的政治腐败。如楚国在吴起死后直到楚国灭亡的公元前223年，158年间国家政权始终为昭、景、屈三大贵族所掌握，政治十分腐败，盗贼公行而不能禁止。这些大贵族地主一方面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蓄养了大批的门客和私人武装，同时又把持着朝政，势力很大，常常能够和国君相抗衡，每每利用新君即位的机会，为了自己的家族获取更大的政治利益而制造内乱，造成政局动荡。而秦国也常常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对这些国家发动进攻，如楚国的汉中、洞庭湖、上庸、巫郡等便是内乱时被秦国逐一攻占的。王立群先生就认为所谓的战国四公子就是这种政治腐败的典型代表，也是导致六国灭亡的重要政治原因。

第三、军事制度。六国在变法时仅仅局限于对军队的编制、训练、战术和作战指挥进行革新。而秦国则更进一步，通过军功爵制激励军队的战斗意志。秦国的士兵在战争中只要立了战功，就可以按照军功爵制的规定获得土地和官职的赏赐和奖励，他们作战是为土地而战，为自己而战，为家庭和亲人而战，因此作战十分勇敢，以一当十，所向无敌。六国的士兵作战是为国君而战，为那些盘剥压榨他们，导致他们家庭破产的大贵族而战，士气自然不高。这就是秦国军队和六国军队战斗力强弱悬殊的根源所在，就是六国“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的根本原因。

七国变法的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在这场推动历史车轮向前进，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进步大发展的变革大潮当中，并不是每一个实行变法的国家最终都必然能够取得成功，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只有那些让广大劳动人民广泛拥有并分享变法成果，得到老百姓衷心拥护的国家，才能够真正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而那些大部分变法成果被少数权贵所攫取，广大人民群众被排斥在利益分配之外，不能真正分享变法成果的国家，最终必然由于自身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而崩溃，变法的成果也必将随之灰飞烟灭，荡然无存。这样的变法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不是富裕、强大和幸福，而是灾难，彻头彻尾的灾难。

（作者：[我是老残] 来源：[] 2008）